清初最大的"汉奸" 与他相比吴三桂只是小角色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自此开始了清王朝的几百年的统治。论及这事，众人都会讲，没有吴三桂这个大汉奸，满族人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就入关？在当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族仅限于汉族来说，吴三桂确实是汉奸无疑。投敌卖国之举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唾弃。然而当时吴三桂并不是最大的汉奸，最大的汉奸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范文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汉奸”的履历：
范文程，字宪斗，1597年（明万历25年）出生，死于1666年（清康熙5年），现在辽宁沈阳人。曾经侍奉满清开国四代君主—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福临，清圣祖康熙玄烨。四代老臣，资质不可谓不深，所以又有文臣之首之称。范文程是汉人，也是大文豪范仲淹先生之后。清史稿记载“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
范纯仁是谁？范仲淹的次子。现存鞍山的《范府谱书支派第十八世至二十六世》和《范府谱书支派》，也曾明确记述了范氏由来、辽东派系的迁居过程以及家谱的修订经过等等。也就是说，范文程是中原汉也就是说，范文程是中原汉族之名人后代，居然帮助后金之满人得了天下。所以他为当时多数汉人所不齿，被斥为卖国贼，无法面对范文正先生的在天之灵。后人也对范文程多有责难。更有人直称其为“汉奸”，将其同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等人相提并论。因而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
《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传》：“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这是说在当时他和他兄弟二人是一起去拜见的太祖，并且表明要为太祖效力。不过，一开始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即使你有很大的才华，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毕竟你是外族。所以他们只能做个马前卒。
到了皇太极时代，他们的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清史稿:“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在这个时候他的完成了在清廷内部的逆袭，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亲信。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总结了努尔哈赤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的思想，并提出了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紧张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主张。要完成这个任务，皇太极急需一批熟知汉族文化传统的人来替他出谋划策。关于这一点，在清宫戏里面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提及。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皇太极对汉族文化的尊重，毕竟统治之下的大都是汉人，不了解他们，怎么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统治呢？范文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得到了破格的重用，他从小的学习和战略性的眼光让他扶摇直上。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立了内阁的雏形—文馆，范文程也是文馆的骨干。由于他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法极合皇太极的心意。所以不久他就成为了皇太极的亲信谋臣。因此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的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的决策。
《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他们每一次谈话就得几个小时(每昼夜是一百刻)，甚至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又再次召入谈话。这足以说明皇太极对他的意见的重视程度。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皇太极与范文程的君臣关系。有一次，范文程陪皇太极吃饭，有一道佳肴，甚为稀罕。范文程是孝子，他想到父亲还没有吃过，便迟迟未下筷。皇太极与他相处久了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立即派人将这一佳肴给他父亲送去。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范文程受到这么大的宠信，当然也得想如何才能尽忠报主。他在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以及招揽人才、满洲兴学、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这样说，没有范文程，便没有后来满清二百七十多年的中原天下。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元勋，功绩斐然。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再做多也是汉人，所以不能要求太多。所以他一生处事处处小心都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对外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对内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一生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在朝廷之中游刃有余，多次化险为夷，最终让自己的在清廷坚如磐石。这一点，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有相当的记载。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叠的惨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他在政治斗争中始终处于超然地位，当当是十分的不易。
皇太极死后，各个有力争夺皇位的人都在相互倾轧，斗争相当尖锐。但范文程却如一信守着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作为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不是想要自清就可以如愿的，就算这样也招来了摄政王多尔兖的诸多猜忌。比如，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兖即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为借口，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限制和削弱了范文程的权力。对这事，他只能是默默地接受。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兖大权在握，就命令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谙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化自己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就对外称病而闭门不出。果然，多尔兖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康熙皇帝玄烨“亲为文”，赐葬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为他立碑来纪念他为清府所做的贡献。后来，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的匾额，挂在范氏祠堂。评价如此之高，可见一斑。
撇开民族主义来说，范文程的才能堪比范蠡。但是在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面前，这种卖国的行为绝对不容提倡。现在满汉一家共同发展，我们似乎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这样的话，我们也许稍微理解他罢。
范文程，字宪斗，1597年（明万历25年）出生，死于1666年（清康熙5年），现在辽宁沈阳人。曾经侍奉满清开国四代君主—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福临，清圣祖康熙玄烨。四代老臣，资质不可谓不深，所以又有文臣之首之称。范文程是汉人，也是大文豪范仲淹先生之后。清史稿记载“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
范纯仁是谁？范仲淹的次子。现存鞍山的《范府谱书支派第十八世至二十六世》和《范府谱书支派》，也曾明确记述了范氏由来、辽东派系的迁居过程以及家谱的修订经过等等。也就是说，范文程是中原汉也就是说，范文程是中原汉族之名人后代，居然帮助后金之满人得了天下。所以他为当时多数汉人所不齿，被斥为卖国贼，无法面对范文正先生的在天之灵。后人也对范文程多有责难。更有人直称其为“汉奸”，将其同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等人相提并论。因而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
《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传》：“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这是说在当时他和他兄弟二人是一起去拜见的太祖，并且表明要为太祖效力。不过，一开始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即使你有很大的才华，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毕竟你是外族。所以他们只能做个马前卒。
到了皇太极时代，他们的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清史稿:“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在这个时候他的完成了在清廷内部的逆袭，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亲信。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总结了努尔哈赤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的思想，并提出了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紧张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主张。要完成这个任务，皇太极急需一批熟知汉族文化传统的人来替他出谋划策。关于这一点，在清宫戏里面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提及。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皇太极对汉族文化的尊重，毕竟统治之下的大都是汉人，不了解他们，怎么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统治呢？范文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得到了破格的重用，他从小的学习和战略性的眼光让他扶摇直上。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立了内阁的雏形—文馆，范文程也是文馆的骨干。由于他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法极合皇太极的心意。所以不久他就成为了皇太极的亲信谋臣。因此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的归降、进攻朝鲜抚定蒙古、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的决策。
《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他们每一次谈话就得几个小时(每昼夜是一百刻)，甚至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又再次召入谈话。这足以说明皇太极对他的意见的重视程度。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皇太极与范文程的君臣关系。有一次，范文程陪皇太极吃饭，有一道佳肴，甚为稀罕。范文程是孝子，他想到父亲还没有吃过，便迟迟未下筷。皇太极与他相处久了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立即派人将这一佳肴给他父亲送去。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范文程受到这么大的宠信，当然也得想如何才能尽忠报主。他在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以及招揽人才、满洲兴学、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这样说，没有范文程，便没有后来满清二百七十多年的中原天下。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元勋，功绩斐然。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再做多也是汉人，所以不能要求太多。所以他一生处事处处小心都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对外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对内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一生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在朝廷之中游刃有余，多次化险为夷，最终让自己的在清廷坚如磐石。这一点，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有相当的记载。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叠的惨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他在政治斗争中始终处于超然地位，当当是十分的不易。
皇太极死后，各个有力争夺皇位的人都在相互倾轧，斗争相当尖锐。但范文程却如一信守着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作为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不是想要自清就可以如愿的，就算这样也招来了摄政王多尔兖的诸多猜忌。比如，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兖即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为借口，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限制和削弱了范文程的权力。对这事，他只能是默默地接受。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兖大权在握，就命令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谙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化自己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就对外称病而闭门不出。果然，多尔兖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康熙皇帝玄烨“亲为文”，赐葬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为他立碑来纪念他为清府所做的贡献。后来，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的匾额，挂在范氏祠堂。评价如此之高，可见一斑。
撇开民族主义来说，范文程的才能堪比范蠡。但是在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面前，这种卖国的行为绝对不容提倡。现在满汉一家共同发展，我们似乎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这样的话，我们也许稍微理解他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