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精英获利民众牺牲
[align=center][img]http://i8.hexunimg.cn/2016-04-11/183234079.jpg[/img][/align][align=center][size=2]图片说明：武昌起义[/size][/align]
作者：岳庆平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
核心提示：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1905年广西桂林的一个官方集会。主席台横额上有“立宪万岁”四个大字。
辛亥革命爆发至今正好百年，百年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说越来越多，但评价见仁见智。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已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今天，从大历史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公正评价和宏观审视，并以此认真而深入地剖析当时的改革与革命，不仅非常必要重要，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评价争论辨析
辛亥革命是政权更替的革命，历史上凡是涉及政权更替，往往更容易见仁见智，有时还十分敏感。近些年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公开贬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辛亥革命是“改朝换代”，是“假革命”。“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也有人提出“革命是告别不了的”，只要革命的因素存在，就会产生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想告别革命，从事铁路建设，但他告别不了，所以二次、三次革命，最后“革命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尽管有很大局限，也有负面因素和失败之处，但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定要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而且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及以后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熗杆子里面出政权”。“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和“伟大领袖”。林伯渠同志回忆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杨尚昆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尽管清末新政确实催生了辛亥革命，但我们绝不能狭隘地吸取改革催生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不敢大胆改革，因为从理论上或当时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看，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关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有的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革命，它比辛亥革命流血还多。也有人指出，改革不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至革命。历史上某些革命往往爆发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革命运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前者会替代革命，往往与农民阶层相联系，后者会催生革命，往往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相联系。满足中产阶层知识分子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其力量与激进主义，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所以对付他们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政府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主张改革者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总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而“正统革命者”和“顽固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论，前者希望以小改革作为根本改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的任何改革。既得利益者在本能上更愿维持现状，更愿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
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中国和土耳其，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以及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
清末新政之所以催生了辛亥革命，主要因为它是被动改革，戊戌维新其实也是被动改革。可以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北京的失陷直接引发了清末新政。慈禧太后1901年在离京西逃的路上，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将实行“新政”的上谕。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改革重点是官制、军制、教育、经济、法律等。
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主张建立君权至上的日本和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开展立宪运动，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崇尚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陈天华认为，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最佳选择。由于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改革与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所以当时便出现了雷颐先生所称的改革与革命紧张地赛跑的局面。也有人提出，1840年以后的清朝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最终使可以成为革命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革命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立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限，这与立宪派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有很大差距。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我们说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但也不能过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说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章开沅先生指出，晚清的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看来，做得非常认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记与报告要比现在一些官员出国考察的成果高明。回顾历史，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偶然与必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熗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人提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的废除使知识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不必再听命于朝廷，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关系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宏观审视
章开沅先生提出，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章开沅先生还寄语青年学子：“前面的两个一百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而未来的一百年是我们的事情。当然，主要是你们青年人的事情。”“未来的一百年，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唐德刚先生提出，清末由帝国转为民国的社会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宏观审视辛亥革命，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上述三个“一百年”、三个“往何处去”和通过“历史三峡”等重大战略问题。我曾经提出，当前许多重大战略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改革胆识、社会责任、全球眼光、战略信心、政治智慧、创新思维、深刻洞察力和“理论渗透观察”加以解决的。例如，为什么上世纪中国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三次伟大革命迅速带来了政权变化或经济繁荣，而随后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却步履艰难缓慢？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出现了急功近利、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虚作假、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对于这类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不仅要从经济或政治的表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社会、文化或国民性的深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从科学或技术的低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哲学或信仰的高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运用和体现我们策略上的小眼光小思考小聪明小目标，还要运用和体现我们战略上的大视野大思路大理想；不仅需要机不可失和时不再来的紧迫意识，还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作者：岳庆平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
核心提示：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1905年广西桂林的一个官方集会。主席台横额上有“立宪万岁”四个大字。
辛亥革命爆发至今正好百年，百年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说越来越多，但评价见仁见智。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已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今天，从大历史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公正评价和宏观审视，并以此认真而深入地剖析当时的改革与革命，不仅非常必要重要，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评价争论辨析
辛亥革命是政权更替的革命，历史上凡是涉及政权更替，往往更容易见仁见智，有时还十分敏感。近些年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公开贬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辛亥革命是“改朝换代”，是“假革命”。“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也有人提出“革命是告别不了的”，只要革命的因素存在，就会产生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想告别革命，从事铁路建设，但他告别不了，所以二次、三次革命，最后“革命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尽管有很大局限，也有负面因素和失败之处，但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一定要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而且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及以后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熗杆子里面出政权”。“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和“伟大领袖”。林伯渠同志回忆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杨尚昆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尽管清末新政确实催生了辛亥革命，但我们绝不能狭隘地吸取改革催生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不敢大胆改革，因为从理论上或当时其它国家的历史上看，改革未必催生革命，改革可以成为革命的替代物。
关于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有的改革本身就是革命，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革命，它比辛亥革命流血还多。也有人指出，改革不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至革命。历史上某些革命往往爆发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革命运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前者会替代革命，往往与农民阶层相联系，后者会催生革命，往往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相联系。满足中产阶层知识分子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其力量与激进主义，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所以对付他们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政府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主张改革者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总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而“正统革命者”和“顽固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论，前者希望以小改革作为根本改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的任何改革。既得利益者在本能上更愿维持现状，更愿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
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中国和土耳其，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以及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
清末新政之所以催生了辛亥革命，主要因为它是被动改革，戊戌维新其实也是被动改革。可以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北京的失陷直接引发了清末新政。慈禧太后1901年在离京西逃的路上，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将实行“新政”的上谕。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改革重点是官制、军制、教育、经济、法律等。
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主张建立君权至上的日本和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开展立宪运动，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崇尚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陈天华认为，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最佳选择。由于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改革与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所以当时便出现了雷颐先生所称的改革与革命紧张地赛跑的局面。也有人提出，1840年以后的清朝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最终使可以成为革命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革命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立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限，这与立宪派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有很大差距。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我们说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但也不能过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说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章开沅先生指出，晚清的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看来，做得非常认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记与报告要比现在一些官员出国考察的成果高明。回顾历史，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偶然与必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熗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人提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的废除使知识精英流落到社会，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他们不必再听命于朝廷，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正是这种疏离关系与其他因素凑合在一起，爆发了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宏观审视
章开沅先生提出，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和未来的一百年。章开沅先生还寄语青年学子：“前面的两个一百年都是前人做的事业，而未来的一百年是我们的事情。当然，主要是你们青年人的事情。”“未来的一百年，世界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唐德刚先生提出，清末由帝国转为民国的社会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宏观审视辛亥革命，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上述三个“一百年”、三个“往何处去”和通过“历史三峡”等重大战略问题。我曾经提出，当前许多重大战略问题是属于深层次、高难度、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是需要改革胆识、社会责任、全球眼光、战略信心、政治智慧、创新思维、深刻洞察力和“理论渗透观察”加以解决的。例如，为什么上世纪中国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三次伟大革命迅速带来了政权变化或经济繁荣，而随后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却步履艰难缓慢？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出现了急功近利、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虚作假、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对于这类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不仅要从经济或政治的表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社会、文化或国民性的深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从科学或技术的低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还要从哲学或信仰的高层去思考、研究和解决；不仅要运用和体现我们策略上的小眼光小思考小聪明小目标，还要运用和体现我们战略上的大视野大思路大理想；不仅需要机不可失和时不再来的紧迫意识，还需要长期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