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没我们想的那么孱弱 用公费医疗抗瘟疫
宋朝政府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其中包括为民间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当疫病流行之时，也有一套效率颇高的应对手段，值得借鉴。
《和剂局方》书影。北宋官办的惠民和剂局是专门制作中成药的机1 /1张
宋朝三百余年间，发生大规模疫病近四十次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但同样出现了多种不和谐的杂音，疫病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说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和民间救治、预防疫病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经济发展带动的人口聚集和快速流动，为疫病由滋生到暴发，由一地突发到向各地传播埋下了隐患。据统计，在宋朝三百余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近四十次，其中发生于首都的疫病有二十多次，占了一半以上。
拿南宋首都临安来说，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中心。据《梦粱录》记载，这座城市“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城内人口繁多，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市不断外扩，连过去城外少有人烟之地都很快发展起来，是为“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
然而，过于集中的人口恰恰为疫病流行创造了条件。据《梦溪笔谈》记载，还在北宋的公元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超过一半的死亡率令人叹息。公元1131年浙江大疫，“流尸无算”。1142年和1146年临安几乎是接连暴发疫情。1151年，浙江温州因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到了1156年，临安再次“大疫”。
随着国家道路的修整和建设，交通条件改善了，促使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疾病传播和流行的可能性，一旦遭遇灾荒和战乱，则更加剧了疫病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据《宋史》记载，公元1164年，“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且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导致疫病暴发，一旦疫病流行开来，不只流动人口深受其害，同时波及当地原住民，致使人口大量死亡。
疫病对于百姓之家来说，威胁的是亲人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说，则关系着稳定大局。疫病一旦暴发并且呈现出不可抑制的状态，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破坏。面对疫病，虽然民间和个人有着强烈的控制和祛除需求，但力量实在是过于微薄。抗击疫病，主要还得依靠能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的政府进行防控。 疫病流行时，翰林医官院是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宋朝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其中，为民间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二，一为翰林医官院，二为惠民和剂局。至于御药院，它的主要职能是服务皇帝和少数皇亲国戚，与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太医局则侧重于推动国家医学教育以及医生考核，虽然也能提供医疗服务，但比较有限，其行政职能远大于医疗救护职能。 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绝对的事业编制，医生数量多，医疗设备先进。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82年，组织机构调整，改为翰林医官局。平时它也主要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但在民间发生疫病的情况下，特别是情形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就成了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医官院的驻泊医官制度，即医官轮流前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公元1113年“翰林医官院见今医官至祗侯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令立校试之法，随所试中高下分遣，诸路州军有大小远近之殊……” 后来这个制度逐步推广，扩大到地方的各个州郡。比如，公元1165年，两浙疫病流行，朝廷命“行在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其药令户部于和剂局应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面对疫情，此种举措的迅速推出极大地降低了疫病的危害。此外，医官们驻扎在各地的安排，有利于传播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政府为染病的民众免费提供医药，乡绅富商大力协助
为尽快将疫情消除，宋朝廷还为感染疫病的民众免费提供医药。 据《宋史》记载，公元1054年“京师大疫”，仁宗皇帝当即令太医配置药方，并从自己的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犀牛角，其中一只是极为名贵的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认为这种宝贝不可多得，万一给老百姓用光了以后很难再找到，希望能够留下来供皇帝专用。仁宗却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强调百姓最为贵重，相比之下这些所谓的宝贝又算得了什么，当即“碎之”，掺入药中救济百姓。仁宗还命太医选拔高明的医护人员赶赴病区，根据病人病情配发相应的药品，以防止“贫民为庸医所误”。有人如此评论仁宗，称“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实在不知道“百事不会”这个判断得自何处，但一个急百姓所急、把百姓放在心上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好皇帝。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宁宗在位的时候，临安“军民多有疾病之人”，皇帝也下诏“令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分下三衙，并临安府各处就本处医人巡门表散”。此间一来可见皇帝对疫情的重视，二来更见对百姓的重视。 除了皇帝，地方官在面对疫情时也会果断发放医药品。比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吴渊派遣医官到各地巡诊，同时免费派发药品，为时近半年之久。常州知州叶衡面对“疫大作”的严峻局面，“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在许昌当官时，因为疾病流行，自掏腰包去买药，然后分发给百姓服用。苏轼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除了医药品，还给百姓提供大米等食物救济品。
一些地方的乡绅和富人群体在疫情肆虐的时候也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主动捐钱捐物，协助政府抗击疫病，恢复社会秩序，有的甚至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离病人居住所用。比如《宋史》记载的富豪们“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不只盖好了临时住所，还提供了较为齐备的生活日用品。有些人“为粥以食饿者”，向百姓提供食物，甚至“朝暮给食”，有些甚至“倾家之储……所活不可胜计”。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政权似乎软弱无力，皇帝大多平庸无能，纵然文化发达却难凭优美的宋词掩盖那些屈辱的条约。可是，如果细细回顾，仅就抗击疫病这种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大的“外敌”来说，宋朝廷的确做到了稳住阵脚，举国动员，高效应对，为百姓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救治服务，维持了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朝还真的不像我们头脑中想象得那般孱弱。
《和剂局方》书影。北宋官办的惠民和剂局是专门制作中成药的机1 /1张
宋朝三百余年间，发生大规模疫病近四十次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当快的发展，但同样出现了多种不和谐的杂音，疫病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说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和民间救治、预防疫病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由于经济发展带动的人口聚集和快速流动，为疫病由滋生到暴发，由一地突发到向各地传播埋下了隐患。据统计，在宋朝三百余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近四十次，其中发生于首都的疫病有二十多次，占了一半以上。
拿南宋首都临安来说，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中心。据《梦粱录》记载，这座城市“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城内人口繁多，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市不断外扩，连过去城外少有人烟之地都很快发展起来，是为“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
然而，过于集中的人口恰恰为疫病流行创造了条件。据《梦溪笔谈》记载，还在北宋的公元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超过一半的死亡率令人叹息。公元1131年浙江大疫，“流尸无算”。1142年和1146年临安几乎是接连暴发疫情。1151年，浙江温州因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到了1156年，临安再次“大疫”。
随着国家道路的修整和建设，交通条件改善了，促使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疾病传播和流行的可能性，一旦遭遇灾荒和战乱，则更加剧了疫病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据《宋史》记载，公元1164年，“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且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导致疫病暴发，一旦疫病流行开来，不只流动人口深受其害，同时波及当地原住民，致使人口大量死亡。
疫病对于百姓之家来说，威胁的是亲人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说，则关系着稳定大局。疫病一旦暴发并且呈现出不可抑制的状态，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破坏。面对疫病，虽然民间和个人有着强烈的控制和祛除需求，但力量实在是过于微薄。抗击疫病，主要还得依靠能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的政府进行防控。 疫病流行时，翰林医官院是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宋朝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其中，为民间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二，一为翰林医官院，二为惠民和剂局。至于御药院，它的主要职能是服务皇帝和少数皇亲国戚，与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太医局则侧重于推动国家医学教育以及医生考核，虽然也能提供医疗服务，但比较有限，其行政职能远大于医疗救护职能。 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绝对的事业编制，医生数量多，医疗设备先进。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82年，组织机构调整，改为翰林医官局。平时它也主要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但在民间发生疫病的情况下，特别是情形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就成了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医官院的驻泊医官制度，即医官轮流前往地方参与医疗服务的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公元1113年“翰林医官院见今医官至祗侯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诸路驻泊额止百余员。令立校试之法，随所试中高下分遣，诸路州军有大小远近之殊……” 后来这个制度逐步推广，扩大到地方的各个州郡。比如，公元1165年，两浙疫病流行，朝廷命“行在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其药令户部于和剂局应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面对疫情，此种举措的迅速推出极大地降低了疫病的危害。此外，医官们驻扎在各地的安排，有利于传播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政府为染病的民众免费提供医药，乡绅富商大力协助
为尽快将疫情消除，宋朝廷还为感染疫病的民众免费提供医药。 据《宋史》记载，公元1054年“京师大疫”，仁宗皇帝当即令太医配置药方，并从自己的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犀牛角，其中一只是极为名贵的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认为这种宝贝不可多得，万一给老百姓用光了以后很难再找到，希望能够留下来供皇帝专用。仁宗却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强调百姓最为贵重，相比之下这些所谓的宝贝又算得了什么，当即“碎之”，掺入药中救济百姓。仁宗还命太医选拔高明的医护人员赶赴病区，根据病人病情配发相应的药品，以防止“贫民为庸医所误”。有人如此评论仁宗，称“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实在不知道“百事不会”这个判断得自何处，但一个急百姓所急、把百姓放在心上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好皇帝。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宁宗在位的时候，临安“军民多有疾病之人”，皇帝也下诏“令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分下三衙，并临安府各处就本处医人巡门表散”。此间一来可见皇帝对疫情的重视，二来更见对百姓的重视。 除了皇帝，地方官在面对疫情时也会果断发放医药品。比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吴渊派遣医官到各地巡诊，同时免费派发药品，为时近半年之久。常州知州叶衡面对“疫大作”的严峻局面，“单骑命医药自随，遍问疾苦，活者甚众”。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在许昌当官时，因为疾病流行，自掏腰包去买药，然后分发给百姓服用。苏轼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除了医药品，还给百姓提供大米等食物救济品。
一些地方的乡绅和富人群体在疫情肆虐的时候也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主动捐钱捐物，协助政府抗击疫病，恢复社会秩序，有的甚至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离病人居住所用。比如《宋史》记载的富豪们“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不只盖好了临时住所，还提供了较为齐备的生活日用品。有些人“为粥以食饿者”，向百姓提供食物，甚至“朝暮给食”，有些甚至“倾家之储……所活不可胜计”。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政权似乎软弱无力，皇帝大多平庸无能，纵然文化发达却难凭优美的宋词掩盖那些屈辱的条约。可是，如果细细回顾，仅就抗击疫病这种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大的“外敌”来说，宋朝廷的确做到了稳住阵脚，举国动员，高效应对，为百姓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救治服务，维持了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朝还真的不像我们头脑中想象得那般孱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