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资本论》里惟一中国人
王茂荫故居位于歙县城南义成村，建于清代中叶。主屋三楹，厅名“高仁堂”，匾额为李鸿章手书。右侧住房三间楼屋，大门置于左廊，中厅后有倒厅，前后都有天井院。隔扇、门窗改装成京派风格，花格较大而嵌以有色玻璃。中厅楼板下贴装万字纹竹编花席。王茂荫祖居在歙县杞梓里村，住宅因太平军与清兵激战频仍，毁于兵燹，遂于告老后在义成村买下朱姓旧房，挈家迁居于此。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清嘉庆三年(1798年)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根据家里的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并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清咸丰朝实施过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他认为，发行钞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钞币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清嘉庆三年(1798年)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根据家里的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并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清咸丰朝实施过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他认为，发行钞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钞币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