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爱情】周有光和张允和———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2017年1 月 14 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辞世。前一天是他的 112 岁生日。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是“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2002 年去世。
在 2013 年 1 月号中曾刊登了对老先生的采访。现重新刊出，以志纪念。文中提到的周晓平，是周有光先生唯一的儿子，著名气象学家，2015 年去世。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每天，周有光先生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一间 9 平方米的书房里。
里面摆着一张小沙发、一个大书架和一张旧书桌。Lens 记者到的时候，老先生正在沙发上睡觉。儿子周晓平给他带来了一些从网上打印的资料，他看得太兴奋，多睡了一会儿。 他如今睡觉都是侧着身弯着，或者半靠在枕头上，因为腰没法伸直，整个人是个“问号”。
周有光坐在书桌前,向我们展示如何使用他的文字处理机，他在纸上敲出“中国”两个字。妻子张允和曾向周有光学习打字。她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
房间里随处可见夫人张允和的照片。那位世人口中“最后的闺秀”、“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小姐，在周有光看来，之所以被人们喜爱，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是“五四”前的闺秀、“五四”后的新女性中一个平凡典型：乐观、纯真而多情。
书房内，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着妻子张允和的遗像、旧日的照片以及老两口的合影。后面是一些现代汉语、繁体中文、英文、俄文、日文等多种语言的书籍和资料。周有光至今仍坚持阅读中外最新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的信息。
80 多年前，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吴淞江边散步。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周有光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铺在石头上让张允和坐，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怀好意”地翻到恋人相见的那一页，轻轻握住她的手。在深秋清凉的江边，她的手竟然出汗了，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人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如今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随身带着白手帕的习惯，不时地擦拭额头。
他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二哥（从文）和张家三姐（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周有光一时想不起自己与张允和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往事。他甚至没有追求过张允和，两人就那样自然如水地在一起了，又无争无侮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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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夫妇
周有光与妻子其实是两样性格。他爱喝咖啡、牛奶和奶茶，她爱喝红茶（祁红和滇红各半）、老母鸡汤。他理智，她感性。 他写理论文章，她写散文、随笔。他搞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听西方音乐，她则喜欢唱昆曲、写旧体诗。
但周有光和张允和都有着难得的乐观与幽默感，这让他们在苦难面前得以自持，并始终维持着内心的尊严。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60 年代末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周有光只是说，体力劳动也很好，之前的抑郁症和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身体的劳顿并没有令他的头脑也变得萎顿，长久而扎实的训练让他保持着思维的敏锐，凭着手中几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周有光搞起了比较文字学研究。
1957 年张允和出演《金不换》。当时，没有人原意演小丑，允和却很喜欢。故事是劝诫赌博的，这是其中掷骰子算命的场景，允和演得惟妙惟肖。
周有光当时不知道，不久之前，身在北京一间大杂院里的妻子面对的是一群闯进门的红卫兵。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要张允和“交代问题”，给她 5 分钟的时间考虑。在接下来的 5 分钟里，张允和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里却想着他们一个是白脸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猛张飞，接着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几次小丑的场面，转念又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又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又或许双方都是小丑。
5 分钟的时间到了，“赵子龙”高喝一声，该交代问题了——她想，“如果再给我 5 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老两口都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
两年前，周有光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朝闻道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用典简直是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幽默与豁达，是老而弥深了。
在和 记者的交谈中，周有光多次提到教养与自我引导，认为那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精神和性情，“教育能改变人的人生观，扩大你的视野，面对困难就能泰然处之。”
与很多传统教养深厚的学者不同，周有光并不十分执着于笔墨纸砚的旧式手写方式，而更注重写作的效率，他很愿意学习使用新的工具。
张允和 86 岁时，他还教她使用文字处理机。他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最新的一个被他用布小心包裹着，就放在身旁。机器是夏普公司送的，为了感谢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当年为键盘符码的设置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汉语拼音已是学习汉字的基础。当年，为了这 26 个字母的组合，周有光等学者研究了三年。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用性、与世界的沟通性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建构一套在世界上可以通用的字母语言，这种字母又要与古老的汉字对接。
他既非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支持将语言圈禁在精英文化的花园里。“如果有那么多文盲，这个国家怎么行?”对待现代汉语的态度，也折射了周有光思考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式。
他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他感到这个词带着一种顽固不化的心态。“国民党时期最喜欢用‘国学’的说法，连汉字都叫‘国字’。”经历过晚清以降那些国将不国的年代，他懂得这“国将不国之学”的由来。
周有光的书房亮着灯，房门掩着，他几乎不出门了。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按响书桌上的一个电铃叫人，铃声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00 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生活重精神，西方生活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擅长分析，对不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洋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中国人从“中体西用”开始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至今仍是如此。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再次风行，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在周有光看来，这也是一种中国人惯有的自欺罢了，“文化的流动哪里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呢?文化的发展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
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自己的“双层文化”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现代文化，一个是各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是同时在这双层文化中生活的，每个国家的透明性都更强了。”
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
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周有光说。
这顽石补天历来是周有光的得意本领。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时候，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没法补，他就用橡皮胶布贴补，还穿着补好的裤子给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大笑。聂绀弩见了周有光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桌子上堆放着周晓平带来的打印资料。“我没事情干，看书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多。”老先生说，“不仅看外国书，也看古代的书，以前能背，现在背不了，就常翻出来看。”记者递过杂志，抱歉说“字太小时”，老先生笑眯眯地说，“我有放大镜。”
出于这种踏实而毫无浮华的性格，在被问起两次与爱因斯坦聊天的经历时，周有光只是憨厚地说，他们的聊天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专业知识没有什么交集。
反而是对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他回忆的兴趣更大一些。那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沈从文曾送他个“周百科”的美称，就是有感于他这种“知识狂”的性格。后来，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出于他普及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愿望。他晚年的文章也往往以“百科”的风格写就：简明易懂的语言，框架式的结构，清晰明确的观点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
令周有光感到遗憾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已近 30 年，只卖了不到 20 万部，而日文版刚出就在日本卖出 70 多万部。中国人的求知欲，让这位百岁老人至今谈起，仍几度扼腕。
“五四的时候就提出的‘科学’和‘民主’，至今也远未实现啊！”
“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现在的 XXX 也做不到啊！”
讲这些话时，老人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激动神情。
“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周晓平看着父亲对 Lens 记者说。
当问及老人对这一生的感触，他将自己的经验归结为自学，将自己和睦而充实的婚姻归结为教养。他一百多年的人生，除了历史强加的动荡之外，平淡而丰盛，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有活力的自持。
就像张允和所说：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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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在 16 岁时就认识了周有光。那时她在乐宜女中读书，在学校里很出风头。她看不惯学校里那些外表光鲜的公子、小姐，以及他们的自命不凡和装腔作势。后来，她说自己那时太高调了，也很可笑，热情地鼓励别人像新青年一样迎接生命路途上的困苦，但自己却和别人一样懒散。
当时，周有光的妹妹与张允和是乐宜女中的同学，两家也时有往来，两人自然就相识了。周有光将他们的恋爱称作是“流水式”的：“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张允和的这幅照片就拍摄于他们的恋爱时期。回忆他们的恋爱季节，允和曾在《今日花开又一年》中讲起一段关于一个“偷听的和尚”的有趣故事：“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周有光解释说，大概是允和的鼻梁比较高。
刚开始交往时，周有光谨慎细心，这是他的风格，也正好合乎张允和的脾胃。她后来说，自己可能很早就意识到周有光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他为人耐心，有绅士风度，值得张允和尊重，也有种莫名的能力来节制她激烈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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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张允和与大姐张元和的合影颇多，两人相差两岁，年轻时也更谈得来。这幅照片里，张允和戴的围巾是拆了一件毛衣做的。
周晓平对我们回忆起张元和时，充满感情：“我的大姨是最漂亮、最雍容大方的！她讲话的那个态度啊……她是大姐，有大姐的风度，在弟妹面前要威重。……看她的结婚照时我就想，要娶就娶她那样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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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三连襟在上海合影（左起：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时为 1946 年。
周有光回忆说，“他们（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又说：“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1966 年，顾传玠去世，不久后张元和就去了美国。
相较于顾传玠，周有光与沈从文更为熟识。“沈从文自称是一个乡下人。他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湘西那时是很封闭的地方，他的家庭是一种土老二的地主家庭，已经没落了。但他当时看许多新的书，特别是翻译的小说，受了影响，就开始写（小说）。他不懂外文，就是土老二跑出来写小说。他的小说和法国小说有点像，受了翻译腔的影响。他很了不起，没有受过新教育，但有新的思想。”
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又因为他与胡适关系好（沈从文曾被胡适聘到大学教书。“一个连小学都没读过的人去当大学教授，这是非常新的。”周有光说），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如今，沈从文的著作依然摆在周有光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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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姐妹”早期的合影。从右到左，分别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女以及她们声名卓著的丈夫的故事，见证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文人的命运。
“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周有光说。张武龄跟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都结成朋友，自己出钱办学校，不接受外界的捐款。
“武龄尊重生命，所以他鼓励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仆人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生命中有所作为。通过他，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有目标的，但不必使用蛮力来达到它。就像夫妻一样，孩子们认为人性比抽象的原则更加高贵；他们也了解到，人性也不可能与自己所持的原则相违背或起冲突。通情、达理、有志、同情，是父亲给他们的遗产。”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一书中写道。
周有光尤其赞赏老丈人开明的处世态度。他的学校里，许多教员都是共产党人，包括张闻天。“共产党在苏州的活动基地就是在那学校里。他不是不知道，但他不管，他说，‘我请一个老师，是用他的才，政治思想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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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回苏州小住，允和的五弟张寰和抓拍到了这张两人吃冰淇淋的照片。
张寰和是沈从文口中的“小五哥”，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颇受小五哥的优待。周晓平先生告诉我们：“爸爸妈妈的许多照片都是我这位五舅舅拍的，他是很棒的摄影师。”
常有人问起周有光的长寿之道，老人家只是说“不生气”。周晓平先生告诉我们，老两口其实吃得蛮随意，可乐也喝，红烧肉、披萨也吃，没太多忌口。
一次家里来客人，老两口添了两个菜，买了一只鸡。
上面墙上挂着的是欧阳中石送给周家的字，但后来不知道被什么人拿走了。还有一次，一个老先生想从书架上顺走一枚图章，被保姆发现才留了下来。
1998 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对于这张照片，老两口有一联题字：“人得多情人不老周有光九十有三”，“多情到老情更好张允和八十有九”。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作，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张允和去世七年后，周有光写下这段话。
2002 年 8 月 14 日，张允和心脏病发去世，周有光跟到楼下，目送救护车载着妻子的遗体离开。“我们结婚 70 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
在之后的几年里，周有光先后编辑出版了张允和的《昆曲日记》、《浪花集》和《曲终人不散》。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去世后，周晓平将她的房间保持为原样，直到周有光下令让动，才丢弃了一些书。除此之外，房屋的摆设和那些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中几无区别，甚至连窗帘都仍是张允和喜欢的图案。
编者感言：很感动于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脉脉温情，这才是理想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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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周有光先生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一间 9 平方米的书房里。
里面摆着一张小沙发、一个大书架和一张旧书桌。Lens 记者到的时候，老先生正在沙发上睡觉。儿子周晓平给他带来了一些从网上打印的资料，他看得太兴奋，多睡了一会儿。 他如今睡觉都是侧着身弯着，或者半靠在枕头上，因为腰没法伸直，整个人是个“问号”。
周有光坐在书桌前,向我们展示如何使用他的文字处理机，他在纸上敲出“中国”两个字。妻子张允和曾向周有光学习打字。她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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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前，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吴淞江边散步。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周有光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铺在石头上让张允和坐，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怀好意”地翻到恋人相见的那一页，轻轻握住她的手。在深秋清凉的江边，她的手竟然出汗了，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人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如今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随身带着白手帕的习惯，不时地擦拭额头。
他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二哥（从文）和张家三姐（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周有光一时想不起自己与张允和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往事。他甚至没有追求过张允和，两人就那样自然如水地在一起了，又无争无侮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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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有光和张允和都有着难得的乐观与幽默感，这让他们在苦难面前得以自持，并始终维持着内心的尊严。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60 年代末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周有光只是说，体力劳动也很好，之前的抑郁症和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身体的劳顿并没有令他的头脑也变得萎顿，长久而扎实的训练让他保持着思维的敏锐，凭着手中几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周有光搞起了比较文字学研究。
1957 年张允和出演《金不换》。当时，没有人原意演小丑，允和却很喜欢。故事是劝诫赌博的，这是其中掷骰子算命的场景，允和演得惟妙惟肖。
周有光当时不知道，不久之前，身在北京一间大杂院里的妻子面对的是一群闯进门的红卫兵。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要张允和“交代问题”，给她 5 分钟的时间考虑。在接下来的 5 分钟里，张允和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里却想着他们一个是白脸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猛张飞，接着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几次小丑的场面，转念又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又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又或许双方都是小丑。
5 分钟的时间到了，“赵子龙”高喝一声，该交代问题了——她想，“如果再给我 5 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老两口都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
两年前，周有光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朝闻道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用典简直是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幽默与豁达，是老而弥深了。
在和 记者的交谈中，周有光多次提到教养与自我引导，认为那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精神和性情，“教育能改变人的人生观，扩大你的视野，面对困难就能泰然处之。”
与很多传统教养深厚的学者不同，周有光并不十分执着于笔墨纸砚的旧式手写方式，而更注重写作的效率，他很愿意学习使用新的工具。
张允和 86 岁时，他还教她使用文字处理机。他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最新的一个被他用布小心包裹着，就放在身旁。机器是夏普公司送的，为了感谢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当年为键盘符码的设置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汉语拼音已是学习汉字的基础。当年，为了这 26 个字母的组合，周有光等学者研究了三年。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用性、与世界的沟通性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建构一套在世界上可以通用的字母语言，这种字母又要与古老的汉字对接。
他既非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支持将语言圈禁在精英文化的花园里。“如果有那么多文盲，这个国家怎么行?”对待现代汉语的态度，也折射了周有光思考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式。
他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他感到这个词带着一种顽固不化的心态。“国民党时期最喜欢用‘国学’的说法，连汉字都叫‘国字’。”经历过晚清以降那些国将不国的年代，他懂得这“国将不国之学”的由来。
周有光的书房亮着灯，房门掩着，他几乎不出门了。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按响书桌上的一个电铃叫人，铃声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00 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生活重精神，西方生活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擅长分析，对不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洋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中国人从“中体西用”开始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至今仍是如此。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再次风行，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在周有光看来，这也是一种中国人惯有的自欺罢了，“文化的流动哪里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呢?文化的发展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
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自己的“双层文化”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现代文化，一个是各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是同时在这双层文化中生活的，每个国家的透明性都更强了。”
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
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周有光说。
这顽石补天历来是周有光的得意本领。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的时候，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没法补，他就用橡皮胶布贴补，还穿着补好的裤子给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大笑。聂绀弩见了周有光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桌子上堆放着周晓平带来的打印资料。“我没事情干，看书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多。”老先生说，“不仅看外国书，也看古代的书，以前能背，现在背不了，就常翻出来看。”记者递过杂志，抱歉说“字太小时”，老先生笑眯眯地说，“我有放大镜。”
出于这种踏实而毫无浮华的性格，在被问起两次与爱因斯坦聊天的经历时，周有光只是憨厚地说，他们的聊天没有什么特点，因为专业知识没有什么交集。
反而是对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他回忆的兴趣更大一些。那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沈从文曾送他个“周百科”的美称，就是有感于他这种“知识狂”的性格。后来，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出于他普及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愿望。他晚年的文章也往往以“百科”的风格写就：简明易懂的语言，框架式的结构，清晰明确的观点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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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时候就提出的‘科学’和‘民主’，至今也远未实现啊！”
“孔夫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现在的 XXX 也做不到啊！”
讲这些话时，老人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激动神情。
“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周晓平看着父亲对 Lens 记者说。
当问及老人对这一生的感触，他将自己的经验归结为自学，将自己和睦而充实的婚姻归结为教养。他一百多年的人生，除了历史强加的动荡之外，平淡而丰盛，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有活力的自持。
就像张允和所说：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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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在 16 岁时就认识了周有光。那时她在乐宜女中读书，在学校里很出风头。她看不惯学校里那些外表光鲜的公子、小姐，以及他们的自命不凡和装腔作势。后来，她说自己那时太高调了，也很可笑，热情地鼓励别人像新青年一样迎接生命路途上的困苦，但自己却和别人一样懒散。
当时，周有光的妹妹与张允和是乐宜女中的同学，两家也时有往来，两人自然就相识了。周有光将他们的恋爱称作是“流水式”的：“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张允和的这幅照片就拍摄于他们的恋爱时期。回忆他们的恋爱季节，允和曾在《今日花开又一年》中讲起一段关于一个“偷听的和尚”的有趣故事：“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周有光解释说，大概是允和的鼻梁比较高。
刚开始交往时，周有光谨慎细心，这是他的风格，也正好合乎张允和的脾胃。她后来说，自己可能很早就意识到周有光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他为人耐心，有绅士风度，值得张允和尊重，也有种莫名的能力来节制她激烈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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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下来的照片中，张允和与大姐张元和的合影颇多，两人相差两岁，年轻时也更谈得来。这幅照片里，张允和戴的围巾是拆了一件毛衣做的。
周晓平对我们回忆起张元和时，充满感情：“我的大姨是最漂亮、最雍容大方的！她讲话的那个态度啊……她是大姐，有大姐的风度，在弟妹面前要威重。……看她的结婚照时我就想，要娶就娶她那样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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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三连襟在上海合影（左起：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时为 1946 年。
周有光回忆说，“他们（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又说：“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1966 年，顾传玠去世，不久后张元和就去了美国。
相较于顾传玠，周有光与沈从文更为熟识。“沈从文自称是一个乡下人。他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湘西那时是很封闭的地方，他的家庭是一种土老二的地主家庭，已经没落了。但他当时看许多新的书，特别是翻译的小说，受了影响，就开始写（小说）。他不懂外文，就是土老二跑出来写小说。他的小说和法国小说有点像，受了翻译腔的影响。他很了不起，没有受过新教育，但有新的思想。”
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又因为他与胡适关系好（沈从文曾被胡适聘到大学教书。“一个连小学都没读过的人去当大学教授，这是非常新的。”周有光说），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如今，沈从文的著作依然摆在周有光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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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姐妹”早期的合影。从右到左，分别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女以及她们声名卓著的丈夫的故事，见证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文人的命运。
“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周有光说。张武龄跟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都结成朋友，自己出钱办学校，不接受外界的捐款。
“武龄尊重生命，所以他鼓励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仆人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生命中有所作为。通过他，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有目标的，但不必使用蛮力来达到它。就像夫妻一样，孩子们认为人性比抽象的原则更加高贵；他们也了解到，人性也不可能与自己所持的原则相违背或起冲突。通情、达理、有志、同情，是父亲给他们的遗产。”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一书中写道。
周有光尤其赞赏老丈人开明的处世态度。他的学校里，许多教员都是共产党人，包括张闻天。“共产党在苏州的活动基地就是在那学校里。他不是不知道，但他不管，他说，‘我请一个老师，是用他的才，政治思想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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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回苏州小住，允和的五弟张寰和抓拍到了这张两人吃冰淇淋的照片。
张寰和是沈从文口中的“小五哥”，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颇受小五哥的优待。周晓平先生告诉我们：“爸爸妈妈的许多照片都是我这位五舅舅拍的，他是很棒的摄影师。”
常有人问起周有光的长寿之道，老人家只是说“不生气”。周晓平先生告诉我们，老两口其实吃得蛮随意，可乐也喝，红烧肉、披萨也吃，没太多忌口。
一次家里来客人，老两口添了两个菜，买了一只鸡。
上面墙上挂着的是欧阳中石送给周家的字，但后来不知道被什么人拿走了。还有一次，一个老先生想从书架上顺走一枚图章，被保姆发现才留了下来。
1998 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对于这张照片，老两口有一联题字：“人得多情人不老周有光九十有三”，“多情到老情更好张允和八十有九”。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作，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张允和去世七年后，周有光写下这段话。
2002 年 8 月 14 日，张允和心脏病发去世，周有光跟到楼下，目送救护车载着妻子的遗体离开。“我们结婚 70 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
在之后的几年里，周有光先后编辑出版了张允和的《昆曲日记》、《浪花集》和《曲终人不散》。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去世后，周晓平将她的房间保持为原样，直到周有光下令让动，才丢弃了一些书。除此之外，房屋的摆设和那些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中几无区别，甚至连窗帘都仍是张允和喜欢的图案。
编者感言：很感动于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脉脉温情，这才是理想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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