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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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b]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b]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b]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b]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刺激着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20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b]梁漱溟认定东方文化不仅会在中国复兴，更会走向世界[/b]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英雄所见相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当时主流看法有两种：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而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
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b]他的努力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宝贵的“真”[/b]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
[b]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b]
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梁漱溟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再看梁漱溟理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所有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当然他自己一样也苦。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需要休息。”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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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b]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b]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b]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b]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刺激着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20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b]梁漱溟认定东方文化不仅会在中国复兴，更会走向世界[/b]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英雄所见相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当时主流看法有两种：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而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
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b]他的努力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宝贵的“真”[/b]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
[b]梁漱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b]
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梁漱溟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再看梁漱溟理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所有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当然他自己一样也苦。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需要休息。”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