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使臣眼中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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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随俄国不断向东扩展，中俄边界逐渐接近，俄国人开始在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现并探索中国。1618年，来自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佩特林一行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到达中国都城北京，这是俄国人首次亲眼目睹传说中的中国。此后，在17-18世纪，为谋求对华贸易利益和解决边界争端，俄国政府频繁遣使来华，接踵而至的俄国来华使团成员记录下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这里说说他们眼中的紫禁城和朝廷。
紫禁城是皇帝的居所，也是中华帝国的统治中枢。俄国使臣在这里见证了专制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与帝王的更迭。在清政府的有意安排下，他们还亲历朝拜大典，感受了“天朝威仪”。
来华使臣对紫禁城的总体印象是高大雄伟，城墙“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墙一样高”，紫禁城内守卫森严，并且“无论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处都画着蛇”（在使臣记述中，多次将中国帝王的象征物“龙”误称为“蛇”）。
他们称紫禁城为“磁铁城”，因为他们认为城墙是“用磁铁矿石建成”的。“在这座大中国白城里有一座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这里为石板路，要走半天……大明皇帝居住地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
接见使臣的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饰有狮、龙及其它禽兽。大殿里没有像西方宫殿那样的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殿内竖立十二根圆柱。屋顶天花板饰有金漆彩绘图案，地面“按鞑靼习惯”铺着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皇帝宝座“坐北朝东”（此处应是朝南），高高在上，宝座左右两方是镀金的栏杆……
俄国使臣称紫禁城的主人为“博格德汗”。“汗”是俄国皇帝对东方国家君主的称呼。斯帕法里觐见时，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地方，他看到康熙皇帝中等身材，面色微黑，脸上有许多麻点，蓄黑色小胡子。皇帝的御座是木制的，“雕着各种图画和蛇”。他发现只有皇族才可以穿戴黄色，皇帝的兄弟和亲属的帽子上有别人不敢使用的金色标志，他们穿的衣服也是绣金的，胸前背后镶圆形金片。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斯帕法里，康熙皇帝“虽年仅二十三岁，遇事已能择善而从”。
伊台斯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成为一位干纲独断的统治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他眼中的康熙“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伊台斯认为康熙皇帝虽然不喜欢汉人，却能“巧妙地统治着自己的臣民”。
而当伊兹玛伊洛夫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在使臣面前表现得温和大度，与使臣讲话时语重心长，见到使臣衣服单薄，还赐给他一件自己的貂皮袄。言谈中使臣得知，康熙喜欢天文学和数学，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萨瓦来华时，端坐在御座上的已经是雍正皇帝。他看到雍正“架着腿坐在御座的貂皮坐褥上，仪态极其庄重，犹如一幅画”。但耶稣会士帕列宁神父对雍正皇帝的执政颇有微词，他告诉使臣，雍正皇帝即位四年来，“搜刮的国库资财比康熙皇帝七十年聚敛的还要多”，他与所有兄弟不和，并在北京广设密探，搞得人心惶惶。耶稣会士向国库交纳一万两银子才得以保全他们在北京的教堂。雍正皇帝禁教政策十分严厉，传教士在华处境艰难，其评判之词难免带有感情色彩。
清朝皇帝之下是文武大臣。大臣们的朝服按照品级在胸前和背后绣着狮子、老虎、蟒或仙鹤。在康熙皇帝为使臣设置的宴席上，伊台斯看到，文武百官有二百多人，均按其官衔高低依次入席，“照波斯的方式盘腿而坐”, 大家“垂目端坐”，听不到一点儿声音。萨瓦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也看到同样场景，他觉得很是惊奇，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却都一言不发，相互之间也不交谈。
在紫禁城里，使臣们目睹了中国传统的君臣之礼，巴伊科夫、斯帕法里等使臣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皇帝上朝，除重大节日，平时每月三次，大臣王公要向皇帝大礼参拜。使臣在天亮前一小时就被带领前往紫禁城。沿途到处是骑马、坐轿进城的官员，打着纸灯笼，灯笼上面用汉字写着他们的官衔。到达写有皇帝名号的石碑后，官员们都要下马、下轿。觐见之前，大臣们按官阶大小在大殿外广场上席地而坐。皇帝临朝时，鼓乐齐鸣。之后，有人站在石阶上大声喊叫：“全体肃立!”官员们就按照官阶高低在唱礼官的引导下依次上前行三跪九叩之礼。斯帕法里看到大家两手撑地，慢慢把头扣到地面，又慢慢地从地上抬起头来，他觉得“好像俄国妇女跪拜一样”。
俄使经历这样的场面是很自然的。在早期中俄外交交往中，双方屡屡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其焦点问题之一，就是行跪拜礼。清朝惯例，来华外国使臣需向皇帝及象征皇帝的庙宇、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俄国使臣则坚持按照欧洲礼仪，在君主面前脱帽行鞠躬礼。为令俄国使臣行贡使之礼，清政府有意安排其在朝拜之日觐见皇帝，斯帕法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清朝官员的朝拜大礼，并被要求照例行礼，但他并未严格按照礼仪规定，叩首很快，头也没有到地。当清廷官员通过耶稣会士要求他叩头到地，并且不要那么快时，他回答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
由于来华使团成员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肩负使命、出使经过各不相同，他们对北京城的感受自然有不同侧重。佩特林和巴伊科夫笔下的北京物产丰富，富庶繁荣；斯帕法里笔下的北京城防坚固，戒备森严，其所居驿馆如同监牢；伊台斯、勃兰德的笔下是美丽繁华的京城，无可挑剔的美食；萨瓦的笔下是寺庙众多的京城、异常兴盛的佛事……不仅如此，即使同一事物，不同人的记述也有所不同，如对北京城规模和城市面貌的记述。正是这些不同体现了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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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随俄国不断向东扩展，中俄边界逐渐接近，俄国人开始在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现并探索中国。1618年，来自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佩特林一行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到达中国都城北京，这是俄国人首次亲眼目睹传说中的中国。此后，在17-18世纪，为谋求对华贸易利益和解决边界争端，俄国政府频繁遣使来华，接踵而至的俄国来华使团成员记录下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这里说说他们眼中的紫禁城和朝廷。
紫禁城是皇帝的居所，也是中华帝国的统治中枢。俄国使臣在这里见证了专制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与帝王的更迭。在清政府的有意安排下，他们还亲历朝拜大典，感受了“天朝威仪”。
来华使臣对紫禁城的总体印象是高大雄伟，城墙“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宫墙一样高”，紫禁城内守卫森严，并且“无论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处都画着蛇”（在使臣记述中，多次将中国帝王的象征物“龙”误称为“蛇”）。
他们称紫禁城为“磁铁城”，因为他们认为城墙是“用磁铁矿石建成”的。“在这座大中国白城里有一座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据说，从大中国白城城墙到这里为石板路，要走半天……大明皇帝居住地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
接见使臣的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饰有狮、龙及其它禽兽。大殿里没有像西方宫殿那样的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殿内竖立十二根圆柱。屋顶天花板饰有金漆彩绘图案，地面“按鞑靼习惯”铺着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皇帝宝座“坐北朝东”（此处应是朝南），高高在上，宝座左右两方是镀金的栏杆……
俄国使臣称紫禁城的主人为“博格德汗”。“汗”是俄国皇帝对东方国家君主的称呼。斯帕法里觐见时，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地方，他看到康熙皇帝中等身材，面色微黑，脸上有许多麻点，蓄黑色小胡子。皇帝的御座是木制的，“雕着各种图画和蛇”。他发现只有皇族才可以穿戴黄色，皇帝的兄弟和亲属的帽子上有别人不敢使用的金色标志，他们穿的衣服也是绣金的，胸前背后镶圆形金片。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斯帕法里，康熙皇帝“虽年仅二十三岁，遇事已能择善而从”。
伊台斯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成为一位干纲独断的统治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他眼中的康熙“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伊台斯认为康熙皇帝虽然不喜欢汉人，却能“巧妙地统治着自己的臣民”。
而当伊兹玛伊洛夫来京时,康熙皇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在使臣面前表现得温和大度，与使臣讲话时语重心长，见到使臣衣服单薄，还赐给他一件自己的貂皮袄。言谈中使臣得知，康熙喜欢天文学和数学，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萨瓦来华时，端坐在御座上的已经是雍正皇帝。他看到雍正“架着腿坐在御座的貂皮坐褥上，仪态极其庄重，犹如一幅画”。但耶稣会士帕列宁神父对雍正皇帝的执政颇有微词，他告诉使臣，雍正皇帝即位四年来，“搜刮的国库资财比康熙皇帝七十年聚敛的还要多”，他与所有兄弟不和，并在北京广设密探，搞得人心惶惶。耶稣会士向国库交纳一万两银子才得以保全他们在北京的教堂。雍正皇帝禁教政策十分严厉，传教士在华处境艰难，其评判之词难免带有感情色彩。
清朝皇帝之下是文武大臣。大臣们的朝服按照品级在胸前和背后绣着狮子、老虎、蟒或仙鹤。在康熙皇帝为使臣设置的宴席上，伊台斯看到，文武百官有二百多人，均按其官衔高低依次入席，“照波斯的方式盘腿而坐”, 大家“垂目端坐”，听不到一点儿声音。萨瓦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也看到同样场景，他觉得很是惊奇，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却都一言不发，相互之间也不交谈。
在紫禁城里，使臣们目睹了中国传统的君臣之礼，巴伊科夫、斯帕法里等使臣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皇帝上朝，除重大节日，平时每月三次，大臣王公要向皇帝大礼参拜。使臣在天亮前一小时就被带领前往紫禁城。沿途到处是骑马、坐轿进城的官员，打着纸灯笼，灯笼上面用汉字写着他们的官衔。到达写有皇帝名号的石碑后，官员们都要下马、下轿。觐见之前，大臣们按官阶大小在大殿外广场上席地而坐。皇帝临朝时，鼓乐齐鸣。之后，有人站在石阶上大声喊叫：“全体肃立!”官员们就按照官阶高低在唱礼官的引导下依次上前行三跪九叩之礼。斯帕法里看到大家两手撑地，慢慢把头扣到地面，又慢慢地从地上抬起头来，他觉得“好像俄国妇女跪拜一样”。
俄使经历这样的场面是很自然的。在早期中俄外交交往中，双方屡屡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其焦点问题之一，就是行跪拜礼。清朝惯例，来华外国使臣需向皇帝及象征皇帝的庙宇、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俄国使臣则坚持按照欧洲礼仪，在君主面前脱帽行鞠躬礼。为令俄国使臣行贡使之礼，清政府有意安排其在朝拜之日觐见皇帝，斯帕法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目睹了清朝官员的朝拜大礼，并被要求照例行礼，但他并未严格按照礼仪规定，叩首很快，头也没有到地。当清廷官员通过耶稣会士要求他叩头到地，并且不要那么快时，他回答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
由于来华使团成员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肩负使命、出使经过各不相同，他们对北京城的感受自然有不同侧重。佩特林和巴伊科夫笔下的北京物产丰富，富庶繁荣；斯帕法里笔下的北京城防坚固，戒备森严，其所居驿馆如同监牢；伊台斯、勃兰德的笔下是美丽繁华的京城，无可挑剔的美食；萨瓦的笔下是寺庙众多的京城、异常兴盛的佛事……不仅如此，即使同一事物，不同人的记述也有所不同，如对北京城规模和城市面貌的记述。正是这些不同体现了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