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古代的中国，科技水平落后，政治失能，救济能力根本无法应付庞大的灾害，结果是有灾就有荒。灾荒加重，不仅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更加促使灾荒频繁，形成恶性循环。人民无力抵抗，只得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甚至发生“父子相食，行人断绝”的惨事。
同时，灾荒对于历史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一场天灾降临，它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饥民们无法果腹，从而导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最后引起朝代的更迭。所以，赈灾是历朝政府重视的大事，即使在那些兵戈四起的王朝末期亦如此。但是，赈灾效果如何呢？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汉献帝兴平元年，这一年军阀混战，地震蝗灾不断，旱灾从四月一直延续到七月，三秦大地赤野千里。汉献帝刘协避开正殿办公，想用这种方法祈求降雨，同时派遣官员清理在押的囚犯，宽宥赦免犯了轻罪的犯人。而这个时候，谷一斛价格涨到了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价格二十万钱，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受如此高昂的粮价，开始出现了人们互相残食的悲剧，白骨累累，民不聊生。
献帝让侍御史候汶拿出太仓里的大米和豆子，为饥民做糜粥来充饥，但是经过几天还是看不到饿死民众的减少，献帝开始怀疑有人在分发赈灾粮食中故意克扣。于是，亲自在御座前测试米豆到底能够做成多少米粥，最后才得出其中确实有不实之处。便派遣侍中刘艾出宫责备有关主管的官员，于是尚书令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到宫门谢罪，一起向皇帝奏言，要把候汶抓起来，严厉审查其所作所为。刘协听完后，不仅没有收押候汶，还专门下诏书：“实在不忍心把候汶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可以仗打五十。”百姓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他对于克扣百姓救命粮的候汶仅仅处以仗击，其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轻重至此！
古代救荒措施中，除了减免徭役，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等，还对因为灾荒而造反的饥民进行除盗和宽刑。而统治者也会自我约束，修养德行进行进行祈禳。天灾本来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外在表现。但是中国古代，因为崇尚“天然感应”的思想，把天灾看成对人事的昭示，如果政治清明时，百姓安居，则会降临祥瑞，如果政治污浊，天则降灾异以谴责。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中国有名的古代经典《易经》上就曾经有：“天垂象，见吉凶。”这等于把灾异事件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天有异象是对人事的警示，是天意对国家政治得失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思想真正变为大成，是在汉朝。当时通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的整理和升华后，形成了系统化的天然感应学说。
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上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大意是，灾害是上天的谴责，灾害的本源来自于国家的过错，国家的过错刚萌芽，上天便出异象来警告，警告后，不知改变，那么就以惊骇警告，惊骇都不知改正，就要降临灾殃惩罚。
董仲舒这种灾异天谴的观念，将责任推给君臣失德，因此采取修德方式免灾，也就变成整个封建王朝的惯用规矩。虽然现在看来，缺少科学，行为甚至滑稽，但是一定程度制约了君主独裁和擅行。
其措施大致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避正殿”，后来也被称之为“避正寝”，有时候简称为“避移”“避寝”。“素服避正殿”的雏形最早出自商汤，《吕氏春秋》上记载：“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这种带有强烈殉道精神的祈祷，成为后世君主效仿的楷模。从汉朝这一仪轨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朝，各朝都有“避正殿”的做法。其中所谓“素服”就是君主和大臣都要着白衣，乘白车、白马，全身丧服，表达悲伤、自责之情。而“避正殿”是指君主不在正殿朝会，而是要“坐东西堂”。正殿本来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地方，离开正殿表示不处理政事。“避正殿”中还包括五天内不再处理政事，表示对自己错误施政的反省。现在有些官员违法被查举，惩罚中有停职反省之类的措施，亦似乎与此大同小异。另外，在“避正殿”期间，尽量停止干戈，不生战事。
另一种，是君主下诏自责。譬如，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山阳、东平地震，章帝下诏自责：“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法不中，可不忧与！”这种自责，即使现在读来，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除了皇帝自责，下属臣僚也要自责。尤其是三公。他们是皇帝手下重要高级官员，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对于灾荒的出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发生灾害，三公就是失职，便要主动向皇帝上书，承认自己的不称职，并且请求皇帝给予治罪、辞职或者退休。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官员引咎辞职制度，这些固然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不相干，但是结果却很相似。官员负起责任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都必须重视的事情，不然，民心尽失，百姓求告无门将严重伤害执政根基。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是改元，也就是更换年号以达到禳灾的目的。不过，这种改元率意而为，不仅不能帮助救灾，还添了诸多麻烦。
中国历代都有自然灾害，灾害种类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灾害的频次也越来越高，尽管历代朝廷都采取了防灾救灾措施，可是一直未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两宋一共统治三百多年，元朝统治九十七年，但元代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却远远高于两宋。
到了明代，国祚两百七十六年，灾害竟然达到了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明朝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八十三万余人。据《嘉靖实录》中记载，一场地震，导致“二千里人烟几绝”的惨状。
同时，灾荒对于历史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一场天灾降临，它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饥民们无法果腹，从而导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最后引起朝代的更迭。所以，赈灾是历朝政府重视的大事，即使在那些兵戈四起的王朝末期亦如此。但是，赈灾效果如何呢？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汉献帝兴平元年，这一年军阀混战，地震蝗灾不断，旱灾从四月一直延续到七月，三秦大地赤野千里。汉献帝刘协避开正殿办公，想用这种方法祈求降雨，同时派遣官员清理在押的囚犯，宽宥赦免犯了轻罪的犯人。而这个时候，谷一斛价格涨到了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价格二十万钱，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受如此高昂的粮价，开始出现了人们互相残食的悲剧，白骨累累，民不聊生。
献帝让侍御史候汶拿出太仓里的大米和豆子，为饥民做糜粥来充饥，但是经过几天还是看不到饿死民众的减少，献帝开始怀疑有人在分发赈灾粮食中故意克扣。于是，亲自在御座前测试米豆到底能够做成多少米粥，最后才得出其中确实有不实之处。便派遣侍中刘艾出宫责备有关主管的官员，于是尚书令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到宫门谢罪，一起向皇帝奏言，要把候汶抓起来，严厉审查其所作所为。刘协听完后，不仅没有收押候汶，还专门下诏书：“实在不忍心把候汶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可以仗打五十。”百姓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他对于克扣百姓救命粮的候汶仅仅处以仗击，其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轻重至此！
古代救荒措施中，除了减免徭役，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等，还对因为灾荒而造反的饥民进行除盗和宽刑。而统治者也会自我约束，修养德行进行进行祈禳。天灾本来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外在表现。但是中国古代，因为崇尚“天然感应”的思想，把天灾看成对人事的昭示，如果政治清明时，百姓安居，则会降临祥瑞，如果政治污浊，天则降灾异以谴责。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中国有名的古代经典《易经》上就曾经有：“天垂象，见吉凶。”这等于把灾异事件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天有异象是对人事的警示，是天意对国家政治得失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思想真正变为大成，是在汉朝。当时通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的整理和升华后，形成了系统化的天然感应学说。
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上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大意是，灾害是上天的谴责，灾害的本源来自于国家的过错，国家的过错刚萌芽，上天便出异象来警告，警告后，不知改变，那么就以惊骇警告，惊骇都不知改正，就要降临灾殃惩罚。
董仲舒这种灾异天谴的观念，将责任推给君臣失德，因此采取修德方式免灾，也就变成整个封建王朝的惯用规矩。虽然现在看来，缺少科学，行为甚至滑稽，但是一定程度制约了君主独裁和擅行。
其措施大致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避正殿”，后来也被称之为“避正寝”，有时候简称为“避移”“避寝”。“素服避正殿”的雏形最早出自商汤，《吕氏春秋》上记载：“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这种带有强烈殉道精神的祈祷，成为后世君主效仿的楷模。从汉朝这一仪轨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朝，各朝都有“避正殿”的做法。其中所谓“素服”就是君主和大臣都要着白衣，乘白车、白马，全身丧服，表达悲伤、自责之情。而“避正殿”是指君主不在正殿朝会，而是要“坐东西堂”。正殿本来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地方，离开正殿表示不处理政事。“避正殿”中还包括五天内不再处理政事，表示对自己错误施政的反省。现在有些官员违法被查举，惩罚中有停职反省之类的措施，亦似乎与此大同小异。另外，在“避正殿”期间，尽量停止干戈，不生战事。
另一种，是君主下诏自责。譬如，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山阳、东平地震，章帝下诏自责：“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法不中，可不忧与！”这种自责，即使现在读来，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除了皇帝自责，下属臣僚也要自责。尤其是三公。他们是皇帝手下重要高级官员，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对于灾荒的出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发生灾害，三公就是失职，便要主动向皇帝上书，承认自己的不称职，并且请求皇帝给予治罪、辞职或者退休。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官员引咎辞职制度，这些固然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不相干，但是结果却很相似。官员负起责任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都必须重视的事情，不然，民心尽失，百姓求告无门将严重伤害执政根基。
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如何赈灾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是改元，也就是更换年号以达到禳灾的目的。不过，这种改元率意而为，不仅不能帮助救灾，还添了诸多麻烦。
中国历代都有自然灾害，灾害种类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灾害的频次也越来越高，尽管历代朝廷都采取了防灾救灾措施，可是一直未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两宋一共统治三百多年，元朝统治九十七年，但元代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却远远高于两宋。
到了明代，国祚两百七十六年，灾害竟然达到了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明朝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八十三万余人。据《嘉靖实录》中记载，一场地震，导致“二千里人烟几绝”的惨状。
[ 此帖被喵起来可凶了。在2017-08-23 14:1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