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民国陆军上将从未上过战场却被称之“军神”？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一点资讯·非常历史，原题：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三个半军事家是谁？
蒋百里（1882-1938年），原名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岳父，民国陆军上将，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家学渊源，早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深厚。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深深刺通了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时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影响，饥渴地阅读新书。1900年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翌年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此前在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光绪卅一年（1905）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三人都成为非凡人物。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月刊《浙江潮》，影响甚大，鲁迅、章太炎等人亦为其撰稿。蒋氏自己所写的《发刊词》、《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文，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氏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因在此期间蒋氏结识了戊戌后亡命东瀛的梁氏，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满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氏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被公派至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属连长。1910年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但在同龄人中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1911年武昌起义后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学生中有未来名将白崇禧、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斯时便已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913年6月18日，在保定军校，凌晨5点，天刚灰亮，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竟掏出手熗，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了一熗。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并于其祖国彻底决裂。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及政界之绝望。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氏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同年蒋百里兼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6年袁氏称帝，蒋氏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氏死后，又陪蔡氏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保定军校教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氏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氏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将之一。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也许正是受其影响。
次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了，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氏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氏作序——此事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文艺精神奋发，同胡适组织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氏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氏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一同坐牢。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支持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蒋百里曾劝说唐氏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便很早就预知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来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他)。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于1937年编著的《国防论》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书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成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日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白崇禧等多人。在这部让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老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有人说，蒋百里“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蒋百里的主要军事战略观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他还犀利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他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但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同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称之“军神”。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梁启超、胡适、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同道，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王氏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却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黄任之的挽联则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蒋百里（1882-1938年），原名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岳父，民国陆军上将，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家学渊源，早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深厚。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深深刺通了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时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影响，饥渴地阅读新书。1900年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翌年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此前在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光绪卅一年（1905）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三人都成为非凡人物。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月刊《浙江潮》，影响甚大，鲁迅、章太炎等人亦为其撰稿。蒋氏自己所写的《发刊词》、《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文，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氏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因在此期间蒋氏结识了戊戌后亡命东瀛的梁氏，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满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氏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被公派至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属连长。1910年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但在同龄人中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1911年武昌起义后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学生中有未来名将白崇禧、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斯时便已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913年6月18日，在保定军校，凌晨5点，天刚灰亮，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竟掏出手熗，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了一熗。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并于其祖国彻底决裂。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及政界之绝望。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氏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同年蒋百里兼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6年袁氏称帝，蒋氏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氏死后，又陪蔡氏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保定军校教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氏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氏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将之一。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也许正是受其影响。
次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了，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氏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氏作序——此事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文艺精神奋发，同胡适组织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氏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氏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一同坐牢。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支持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蒋百里曾劝说唐氏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便很早就预知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来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他)。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于1937年编著的《国防论》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书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成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日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白崇禧等多人。在这部让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老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有人说，蒋百里“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蒋百里的主要军事战略观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他还犀利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他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但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同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称之“军神”。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梁启超、胡适、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同道，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王氏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却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黄任之的挽联则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