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明朝史上重大宫廷事件_写作素材

盘点明朝史上重大宫廷事件

【红丸案】

　　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泰昌帝惧怕死亡，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亡。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两丸服下，本已元气大伤的皇上元气提出，成为脱症。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关键词：郑贵妃李选侍司礼监崔文升上元内阁首辅内阁方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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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

　　明万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论。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极受冷遇；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朝臣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万历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这就是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争论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联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曾发生郑贵妃的内侍与奸人勾结诅咒皇太子的事件，梃击案牵连到郑贵妃在所难免。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由“张差所为，必有主使”改变为“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此外，万历皇帝又召见群臣，表示怀念皇太子的保护人皇太后，以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他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以解脱郑贵妃。此案结局，张差磔死，马三道、李守才发远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然而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在泰昌、天启年间更为剧烈地展开，“红丸案”、“移宫案”接踵发生。
　　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是否有牵连，至今未有定论，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关键词：郑贵妃福王大内东华门慈庆宫太子宫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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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天启皇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朱由校御乾清宫登极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关键词：李选侍乾清宫魏忠贤杨涟刘一燝文华殿太子宫王安哕鸾宫内阁奉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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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归顺朱元璋，成为朱元璋手下能干的文官，先后担任通判、知县等地方官。明洪武三年（1370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从洪武六年至十三年（1373－1380年），他任中书省左丞相，权倾一时。
　　胡惟庸执掌中书省后很受朱元璋的信任，权势日盛，渐专权跋扈，不知忌讳，生杀黜陟之大事有的也不经上奏便自行决定。内外官署报告的各项事务凡是不利于自己的就截留下来不让皇帝知道。钻营官场之人以及不得意的武将纷纷投于他的门下，奉献金帛财物，为他奔走。
　　这种情况引起了朱元璋的猜疑，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发生了胡惟庸案。
　　据《明史》等官方史料记载，洪武六年，胡惟庸因其子出游时在街市上奔驰坠车而死便杀死了车夫。朱元璋知道此事后，盛怒之下命胡抵偿车夫之死。胡惟庸恐惧，加之早有异心，便与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图谋反叛。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因不向皇帝报告占城（在今越南）使者来朝等事，朱元璋对胡惟庸、汪广洋等人严厉斥责。几番事件经调查之后，胡惟庸等人终至获罪下狱。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中书省吏商暠等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密谋造反，于是胡惟庸、陈宁、涂节等被处死。
　　胡惟庸死后，其营党谋逆之案并没有终结。其后数十年间，朱元璋多次以胡惟庸党案为题大开杀戒，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因被家奴告发与胡惟庸往来而遭赐死，家属70余人被杀。吉安侯陆仲亨等列侯多人也在此案中被处决。为胡惟庸党案株连而至处死者总数竟达3万余人。
　　朱元璋给胡党所定的罪名中以结党谋反大罪最为严重，这也是朱元璋广泛诛连、大开杀戒的有力支持，然而其所牵连的案件却疑点颇多，如朱元璋称胡惟庸勾结日本，企图利用日人的力量谋杀自己，这一说法从今天史学研究成果来看可能性很小。又如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勾结胡惟庸为罪名杀死了年高76岁的韩国公李善长。后朝臣王国用上书为李鸣冤，认为李善长已经位极人臣，即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如此，因而李善长是不可能与胡党勾结的。朱元璋看到这封奏疏后并没有因此对王国用进行惩处，这说明他事实上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胡惟庸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吴晗先生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认为其属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胡惟庸党案的根本原因在于胡惟庸专擅行政大权的行为侵害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朱元璋处死胡惟庸以及其后对开国诸臣的广泛株连都是其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以此为契机，朱元璋诏罢中书省和丞相等官，秦汉以来行之千年的宰相制度就此被废除。皇帝直接统辖六部，严密控制行政权力，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集权，在制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套制度也被后世统治者所仿效，成为其后数百年间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关键词：朱元璋中书省大夫陈宁汪广洋李善长陆仲亨说法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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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寘鐇叛乱】

　　朱寘鐇（？—1511年），明初庆靖王曾孙，弘治五年（1492年）袭封安化王，封地位于安化（今甘肃庆阳县）。朱寘鐇性格狂妄放诞，在一些相士和巫师的挑唆下，他产生了觊觎皇位之念。宁夏的武臣周昂、何锦、丁广等，卫学的生员孙景文等，都经常出入朱寘鐇的住所与其进行勾结。明武宗正德前期，宦官刘瑾专权，当时国家财政紧张，正德三年（1508年）十月，刘瑾罢各边年例银，以此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手段。此举导致边储日匮，士兵生活没有着落。为解决这一危机，刘瑾奏请派御史到各地清理屯田。正德五年（1510年），皇帝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清查宁夏的屯田。周东在清查屯田时以50亩作为一顷来计算，并按亩征收银两来贿赂刘瑾，而且对将士实行残酷的刑罚，导致众将士的愤怒和不满。与此同时，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又多次对将士的妻子加以凌辱，将士们为此恨之入骨。朱寘鐇得知众将士的愤怒与不平后，让孙景文请将士们喝酒并以言语相激，致使武臣大量归顺朱寘鐇。同时，还派人勾结平虏城的戍守将领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张钦等人，准备发动叛乱。
　　恰逢此时边境有警情，宁夏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城防御边境，造成内地兵力空虚。正德五年四月五日，朱寘鐇在府第设宴邀请当地官员，安惟学、周东没有赴宴。宴会之时，何锦、周昂率兵入内，杀死在场官员，并派兵将安惟学、周东等杀死在公署，叛乱开始。同时，传檄四方，以讨伐刘瑾为名来笼络人心。叛军焚烧官府，释放囚犯，并撤掉了黄河西岸的渡船以防止有人渡河。另外，朱寘鐇还派人去招降在外的杨英和仇钺，杨英起初假降，后被朱寘鐇发觉，将杨英击败。仇钺因家小在城内朱寘鐇控制之下，入城投降。此后称病不出，所属将士编入朱寘鐇的军队。
　　陕西总兵官曹雄得知叛乱消息后，四处调兵遣将准备与朱寘鐇会战。城中的仇钺设法与杨英等联系，自己暗地召集军士作为内应。由于仇钺系被迫投降并放弃了自己的军队，何锦等人对他较为信任，常常向他请教计策。面对东岸大兵压境的形势，仇钺出谋哄骗何锦、丁广等，让他们率兵防守黄河西岸，朱寘鐇城内的实力相应变得较为空虚，只有周昂守城。此后，当朱寘鐇派人召唤仇钺时，仇钺往往托病不到，于是朱寘鐇派周昂去看望其病情，仇钺趁此机会杀死周昂，并率亲兵直达朱寘鐇府第，杀死孙景文等人，擒获朱寘鐇，引兵入城，叛乱宣告平定。叛乱由开始到结束仅仅持续了18天，随后其余叛乱人等先后被擒。次年二月丙申，朱寘鐇被赐死。
　　朱寘鐇的叛乱无论从实力还是结果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叛乱仅坚持18天即告失败，既反映了明代宗藩势力不断弱化的现实，也反映了宗藩叛乱不得民心的无奈。不过，朱寘鐇叛乱促使了刘瑾的倒台，朱寘鐇被捉后，率军平叛的杨一清与太监张永联合，将朱寘鐇的檄文献给皇帝并上奏刘瑾不法之事，于是刘瑾下狱并在此后被杀。
关键词：刘瑾年例银巡抚黄河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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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开国】

　　明皇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皇帝。他从一个农村放牛娃、庙宇里的小沙弥一跃而成为定鼎天下并建立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经历十分传奇。
　　一、早年艰辛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祖籍金陵句容（今江苏南京市句容县）朱家巷，祖辈迫于生计从句容渡江北走。元至正三年（1343年）濠州大旱，次年饥荒加瘟疫，17天之内，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侄子、母亲四位亲人相继病逝，年仅十几岁的朱元璋一人送葬，无衣殓棺木，草草掩埋。孑然一身的朱元璋来到于觉寺出家。不到两个月，旱蝗灾害迫使寺庙遣散众僧，朱元璋只有托钵流浪，倍尝痛苦和磨难。至正七年（1347年）底，乡讯平安，朱元璋返回于觉寺。至正十二年（1352年），濠州遍地兵燹，于觉寺焚于战火，朱元璋再失栖身之所，走投无路，投奔了当时的义军领袖郭子兴。
　　之后，朱元璋经连年战事的历练，逐渐成长。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统帅24人南侵定远，作出了独立发展的尝试。他下定远，克滁州，取和州，力量得到迅猛的发展，甚至可以和郭子兴相颉颃。于是他便为郭子兴所不容，并且被剥夺了带兵权，手下才干也全被调走。胸怀抱负的朱元璋小心谨慎地侍奉郭子兴，防备他对自己下手。而在郭子兴遭遇敌方强攻硬取的危急时刻，朱元璋又能做到捐弃前嫌，竭力解难抉危打开局面。郭子兴遂逐渐信任和重用朱元璋，朱最终接替了郭子兴的事业。
　　二、招贤纳士
　　由于元朝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歧视汉人、汉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因此在元朝行将灭亡之时，大量落拓书生背叛朝廷，作贼作寇。朱元璋自起义以来与身边的这样一批文人书生紧密联系，如文人毛骐，当侵定远之时，毛骐帮助朱元璋攻下第一个县城，并为朱元璋筹划兵事。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的李善长也投赴朱元璋，成为朱元璋最早的心腹和谋臣。二冯首陈“大计”，告诉朱元璋要“拔金陵，立根本，倡仁义，收人心，以平定天下”。胡惟庸、郭景祥、李梦庚、阮弘道、侯元善、樊景昭等也先后归附朱元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漳渡江克太平，耆儒陶安、李习等迎降。陶安是入幕的第一个举人。同时被征聘的还有宋思颜、潘庭坚、王恺及名士汪广洋。次年攻克应天，儒士夏煜、杨宪、孙炎、孔克仁、栾凤、陈养吾等十几人被征入幕府。在大军攻取镇江时，朱元璋寻访并用隆重的礼仪诚聘元江南行台侍御史秦从龙。至应天后，秦从龙又把“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陈遇举荐给朱元璋。经过徽州，朱元漳召见儒士唐仲实、姚琏，并亲自登门造访著名学者朱升。朱升遂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相告。过兰溪，召见精通天文的月庭和尚，使其蓄发取妻。攻克金华，朱元璋也极力拉拢地方文人，他把著名文人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等召来，在中书分省“会食”，并令每天二人轮流进讲经史，敷陈治道。朱元璋手下最有名的名士要属声闻遐迩、名震江南的刘基。朱元璋任命刘基为军师，参与机谋。刘基初见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刘基的献策使在争夺天下的关键时刻却一直处于浑噩和模糊状态下的朱元璋感到茅塞顿开，渐入佳境。朱元璋听取和贯彻了刘基的策略和谋划，对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武定祸乱
　　朱元璋当初投奔义军原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已，达到了一定的势力后则想进一步有所作为。
　　在与张士诚、陈友谅相持时，朱元璋采取的是不嗜杀人、广布信义、厉行节俭、与部下同心共济、以“仁义”求天下归心的政策。朱认为士诚恃富而器量狭小，友谅恃强而志骄，如先攻击陈友谅，张士诚会求自保而不施援，如先攻击张士诚，好事的陈友谅却会空国而来进攻，自己难免腹背受敌。经过周密的分析，朱元璋选择了先击溃陈友谅、后除张士诚的策略，结果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北定中原时，朱元璋考虑到几股蒙古化了的汉族地主武装有相当的实力，不能让他们“并力一隅”，拼死抗击，而应各个击破，次第取之。于是先攻山东，次取河洛，并出其不意地北取大都，再转而西征。随着元朝都城的陷落，元朝政治上的号召力大受影响，张思道、李思齐不战而克。对付力抗不屈的扩廓帖木儿，朱也不骤然与之角力，而是在攻下大都后先从政治上瓦解他，而后在军事上战胜他。经过多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结束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关键词：朱元璋传奇李善长也先汪广洋朱升张士诚陈友谅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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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治国】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全面地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首先，改革国家机构。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制度君主不够专制，中央不够集权，结果导致元朝的灭亡，不是理想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

　　行政机构方面，洪武九年（1376年）下令废除元朝创置的号称“外政府”、事权太重的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使地方机构职权专一，既加强了统治效能，又互相制肘，便于朝廷操纵。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政府也归并为府、县两级，便于中央控制。在中央行政机构上，朱认为丞相虽对皇帝起着助手作用，但却限制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胡惟庸案发，下令罢除丞相，撤销中书省，以六部作为中央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弃，丞相职权由皇帝兼使。为了了解下情，监督臣民，朱还特设通政使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凡四方陈情建言，均实封奏闻。

　　朱元璋对中央的军事和监察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洪武十三年，撤销大都督府，改置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属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典兵籍，掌军政，兵部掌军官铨选和军令。这样既可防备权奸擅调兵力，又使军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里。军权的集中使政权的集中有了更牢靠的保证。朱元璋还封藩诸子，分镇全国，封藩内的都司守镇兵须同时具备御宝文书和亲王令旨方可调动，他们起着为皇帝监视地方卫所军队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都察院，并扩大职权，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又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御史互相纠举，彼此牵制。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实为皇帝的鹰犬。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控制，朱元璋还于洪武十五年设立了一个直接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

　　经过改革和整顿，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的机构互相独立又彼此钳制，最后都直接归属皇帝指挥，全国的最高决策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封建独裁者。

　　第二，制订《大明律》。明朝统治者以唐律为楷模制订了《大明律》。朱元璋还汇集用严刑惩处官民犯罪的案例，手订《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颁行全国。明律将全国的最高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使之成为最高的行政长官和审判官，并大大加重了对有直接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人的镇压，这一措施成为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锐利武器。朱元璋还设立廷杖制度，在朝廷上对大臣施行体罚，有的大臣在廷杖之时当即毙命。由朱元璋亲自指挥的锦衣卫还可直接参加司法审判，比一般司法机关拥有更大的权力。

　　第三，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元末战乱，全国的土地和户口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人口清查和土地丈量，编订黄册和鱼鳞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全国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等，不许随意流动。同时又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全国各府县的要害之处遍设巡检司，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走出百里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方可通过关津。明政府还多次实行海禁，禁止军民私下诸蕃互市，甚至禁民入海捕鱼。明初刑罚的野蛮残酷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在笞、杖、徒、流、死（绞、斩）五刑之外，又新创了比流刑更重的充军刑以及刷洗、秤竿、抽肠、剥皮、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新奇的非刑，并把最残酷的凌迟刑正式列为明律的常用手段。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则动用优势的兵力进行围剿。

　　第四，强化对官吏的控制和对部分豪强地主的打击。对全国的文武官吏，朱元璋用赏赐大量土地财富、给予优厚的爵禄和优免差役、减免刑罚等特权尽量加以笼络。同时，朱元璋又先后颁布了许多敕令文告和条规章程，防止诸王和各级官吏越礼非分，违法乱纪。明朝官制之严紧，等级之森严，职权之清楚，律令之详密，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朱元璋对官吏的控制也大大超过历代的帝王。但朱元璋仍不放心，还对臣僚大搞特务活动。他指派自己的许多心腹做检校，并出动锦衣卫的大批人员，有时甚至亲自出马，秘密侦伺臣民的言行举动。各地的大小衙门和官吏，就连最受朱元璋信任的开国元勋、行为最谨慎的大臣都不能幸免。

　　鉴于元末吏治腐败激起农民大规模起义的严重教训，朱元璋决心严厉整肃吏治。官吏一旦触犯律禁立即依法处刑，并在全国范围内对赃官奸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如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即逮捕处死七八万人。在严惩贪官酷吏的同时，朱元璋也大力表彰清官循吏，奖惩并用，收到了奖廉惩奸的效果。

　　战功显赫的武将和老谋深算的文臣功高震主，威胁皇权。朱元璋为了使朱家子孙稳坐江山，决计翦除元勋宿将。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杀了五万多人，摧毁了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以谋反的罪名族诛蓝玉，并连坐族诛一万五千多人。两案之外，其他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义子亲甥朱文忠等也分别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此外，朱元璋还大搞文化专制，借助国家政权加强对思想领域的统治。为了控制思想舆论，朱元璋一方面用功名利禄引诱人们死读经书，另一方面又用严酷的文忌文网和屠刀刑狱来对付异端思想，迫害不肯就范的士子。这种文化专制禁锢思想，扼杀人们的聪明才智，导致了科学文化的衰落。

　　朱元璋立国后的种种做法可谓威猛治国，稳定了政治局势，调整了生产关系，人民负担减轻，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促成了“洪武之治”的实现。但其全面地加强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统治的做法，使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束缚比前更紧。在朱元璋治国的基础上，明朝政权延续了近二百八十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统治年代最长的封建王朝。
关键词：朱元璋中书省指挥指挥使司按察使六部五军都督府军都卫所亲王提督锦衣卫模制廷杖户口互市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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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新政】

　　明朝第二任皇帝朱允炆继承皇位时年仅2l岁。建文帝继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逐渐暴露出许多弊病，如封建专制的政治空气严酷；藩王权重，尾大不掉等。因此建文帝对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革新。改革的内容概括为几个方面：

(一)尊重文教

　　明太祖朱元璋没上过学，他以武力夺得天下，开创之初一直重武轻文。虽在他后期守成时己有所扭转，但对文士始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猜忌。如洪武三年（1370年）始诏行科举，六年（1373年）下诏停止，十五年（1382年）才予以恢复。《大明律》就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明初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是三品官。文臣在洪武时不仅品级比武臣低，而且动辄得咎，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杀掉。

　　建文帝即位后礼遇文士，提高其品级，力图改变重武轻文的倾向。他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除了大开科举之外，还下诏荐举优通文学之士，并一起授官。这实际上是对科举的一种补充。建文帝身边聚集了如方孝孺等不少知名的文士。在朱元璋雪刀霜剑之后，建文朝无异于阳春煦日，士大夫们颇有心花怒放之感。他们的地位提高了，说话也大胆了，不必再像洪武年间那样动辄得咎。正因如此，建文帝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衷心支持，这正是大批文臣甘心为建文帝殉难的重要原因。建文帝对士人态度的变化影响了一代士风，对其他各个领域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宽刑省狱

　　历史上，新即任的皇帝总会对前一任皇帝的政策有所调整，明代亦不例外。对明代的后世皇帝来说，太祖朱元璋的话就是祖训，要有所改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方孝孺撰写《深虑论》，认为适时的改变也算是遵守“祖法”，这为帮助建文帝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祖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建文帝感到明律较前代往往加重，在他当皇太孙的时候就曾向朱元璋建议，请求更定过严的律例七十三条。当他继位后，下诏“行宽政，赦有罪”，平冤狱，赦免洪武年间因有罪而被黥面充军的军士。一些在洪武年间被治罪流放的官员，在建文朝又重新得到任用，他们有的属于当初用法过苛，有的属于故意网罗罪名。建文帝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矫正和平反。在建文帝宽刑省狱的思想指导下，建文年间囚犯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人们感到犹如从严冬进入了阳春。健康的政治气氛得到营造，这也是建文帝在后世口碑甚佳的重要原因。

(三)更定官制，合并州县

　　建文帝采纳方孝孺等主张，许多官名、品级仿《周礼》更定，官员秩级和行政设置也作了许多变更。如将殿阁大学士去掉“大”字，通政使司改为通政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六科给事中都改名为左、右拾遗，带有复古的色彩。将六部尚书从正二品提升为正一品，以提高其事权及地位。尚书之下增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在侍郎之上，除掉六部下属诸司的名号之前的“清吏”二字。建文帝更大的举动是将都察院改为御史府。洪武初置御史台，掌纠劾，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为都察院，与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都察院在打杀臣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朱元璋加强专制皇权的得力工具。建文帝将之改名，是宽刑省狱和注重教化的反映。

　　建文帝还合并了许多州县，裁减了大批冗官冗员。在他在位的短短四年间，撤销县39个、州9个，另撤销巡检司73个、河泊所49个、递运所41个，仅府、州、县学的训导即被裁减104个。各布政司只保留布政使，而撤去左、右布政使之职。按照皇明祖训，各个地主藩王的身份虽然很高，但他们都无权自行任命王府官员，且都必须由朝廷委任。因而，洪武年间王府官员的身份都很低，要么是藩王的家庭教师，要么形同仆人。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建文帝除增设王府官员以外，并规定，王府的官员对藩王称名而不称臣，见礼如宾师。这实际上是建文帝强干弱枝、压抑宗藩的一项措施。

　　建文帝还对宫殿名也进行了诸多变更。例如建文二年（1400年），因承天门发生火灾，建文帝诏求直言，按照方孝孺的建议，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路门。此外，还对洪武时的礼制做了许多更定，将新礼制颁行天下。

　　建文帝改革官制的基本倾向是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但除了裁减冗官冗员有些实际意义以外，其他的大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四)轻赋敛和行井田

　　洪武年间，江浙田赋重，尤以苏松为最。江南经济正常发展受阻碍，当地老百姓不堪其苦，逃亡逋欠。针对这种弊端，建文帝于继位元年正月下诏减轻人民的负担，纠正原来不准苏松人为官户部的规定。年底还颁诏全国让老百姓都少交一半租赋。

　　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建文帝推行井田制。西周时是否认真实行了井田制，后人多有争论。后世王朝不时有人试图实行，但都以失败告终。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他把恢复井田制看成是儒家的崇高理想，是推行儒家仁义的基础，是他改革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建文帝内容广泛的新政，有得有失，失大于得，因而丢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义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其积极之处在于：其一，改变了洪武时重武轻文的倾向，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和品级。其二，宽刑省狱，平反冤案，极大地改变了洪武时极端严酷的政治空气。其三，减轻农民田赋，颇得民心。取消江浙人不得任户部官之歧视，显然是进步之举。

　　从建文新政“失”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新政有浓重的复古色彩，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例如恢复井田制，理想不可谓不美妙诱人，但脱离实际，实践中行不通。其二，为改而改，像一些官名、殿名、门名的改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徒增纷扰。其三，建文帝在位四年间，各种各样的革新措施频频出台，操之过急，故很多重要措施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得到认真落实。其四，分不出轻重缓急，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建文时期的大局来看，最主要的威胁是藩王之害。建文帝仁柔有余，刚毅不足。他未废藩王之制，还封自己尚年幼的三个弟弟为藩王。诸藩王中力量最大、威胁最大的是燕王，但建文帝却首先削除了五个力量很小的藩王，打草惊蛇，且对燕王防范措施不力。当燕王起兵后，又策略失误，最后导致丢了皇位，改革也尽付东流。
关键词：朱元璋六部尚书大夫黥面大学士詹事府侍讲博士三法司承天门谨身殿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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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人文通史] 盘点明朝史上重大宫廷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