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民国时期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_写作素材

民国时期的原配与小三的故事八多了，看的人都不相信爱情了。那么民国的名人里有没有从一而终的好男人呢？有的，而且还不少呢，本文就为你们开八。在这里没有三角恋的感情纠葛，只有生死相随的忠贞不渝。

终身不再娶的林森

林森，福建闽侯县人，国民党元老。曾参与辛亥革命、反袁护法，由于清廉朴素谦逊不争，1932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逝世。
　　林森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
　　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一生洁身自好，鳏居独处的生活方式。25岁时父母包办、比他大几岁的妻子突然病死之后，就独往独来，及至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他没有财产，没有子女，唯一的养子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以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纳罕，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之所以如此，据说与他早年的感情经历有关。有人说，林森在家乡读书时，曾经由父母做主，与一位姓郑的女子结婚。二人感情很好，但婚后三年，郑氏因病去世，林先生遂发誓不再结婚。也有人说，林森有一个知书达理、性格娴雅的表妹，二人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感情很深。但由于父母的包办，致使有情人难成眷属。后来，这位表妹因抗婚而去世，终于酿成一场爱情悲剧。这就是林森终身不娶的主要原因。
　　因为林森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所以社会上议论纷纷，一些离奇的传闻也应运而生。林森喜欢收藏。据说在他的收藏中，居然有一具女性骷髅。对于这具骷髅，他珍爱异常，视若生命。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林主席既然不近女色，为什么要收藏女人骷髅？针对这个疑问，有人解释说这具骷髅是他表妹的遗骸。
　　对于这些离奇的故事，国民党元老黄季陆在林森诞辰100周年时，曾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他说：“林先生生前有一件传闻，颇为人乐道，说他终身不娶，持独身主义，是由于少年时代的一段恋爱悲剧。他所钟爱的一位如花似玉、才学并茂的女郎不幸早死，未获百年偕老之愿。在对日抗战之前，林先生曾至广西桂林巡视，其时广西、香港各报，竞相登载林先生有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夜则必置于卧室之内，不许人移置。有人谓此一箱内存有重要国家机密文件，故乃如此重视。有人又说箱内所放者并非机密文档，而是一具女子的骷髅，每当更深人静，林先生必抚摸至再，而后入睡。这当然是出于一种传说和新闻记者的渲染报道，是无法加以证实的。也许是在当时社会里，有权有势的人之中，生活浪漫，妻妾成群，纵情享受，无视纯洁高尚的两性情爱生活的人太多，而对于林先生持独身主义，终身不娶的美德特别予以神化，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写到这里，黄季陆又介绍说，当年胡适在文章里讲了一个小故事，可以为“林先生终身不续娶的至情，作一注脚”。胡适文章是1934年写的，发表于《独立评论》，标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文章说，在去庐山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凳，上面刻着 “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大字。有人看了觉得好笑，便大言不惭地说：“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看，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但是胡适认为这正是林先生的聪明过人之处。他指出：“你有姨太太，你尽管去坐，决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
　　从上述传闻以及黄季陆、胡适对这些传闻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时代，林森先生尊重女性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妻死守节的谭延闿

谭延闿，湖南株洲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榕卿，是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两家本为世交。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方榕卿在南昌结婚，9月，谭延闿携新婚妻子从长沙前往广州与父母一起居住。方夫人温柔贤德，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使谭延闿得以奋力功名。28岁时，谭延闿就被推荐为湖南省谐议局议长，31岁时就当上了湖南省都督。人民国后，谭延闿嘱咐妻子，侍奉母亲李老夫人，颐养沪滨，教育孩子专心读书。谭延闿与方夫人共生育子女6人，由于谭延闿跻身政坛，无暇照顾子女，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方夫人身上。她与丈夫聚少离多，但是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不管是丈夫高居政坛，还是被逐下野，她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一边。他们相处得最多的时间是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失败以后，谭延闿在上海家中。1916年，谭母病重，谭延闿刚刚获得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方夫人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长沙的谭延闿，自己衣不解带地昼夜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极尽做儿媳的孝心，但是，婆婆还是因病重不治而亡，她只好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
　　1918年6月，谭延阁的妻子身染重病，此时，谭延闿正做着第三次督湘的准备，正在湘南集结力量，准备驱逐湖南督军张继尧，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方夫人要家人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丈夫。不久，方夫人在上海病逝，家人直到这年冬天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方夫人临终之前，曾托人转告谭延闿，希望他不要再娶第二个夫人，好好地养育他们的子女。谭延闿在零陵军中悲痛欲绝，发誓终生不再续娶。为了表示对方夫人的深切怀念，一向注重美食的谭延闿竟在军中吃了100天的蔬菜。1920年，谭延闿因受赵恒惕的逼迫，第三次督湘失败，离湘之前，他得知夫人灵枢正由人护送从上海经水路回湘安葬，请求赵恒惕允许他暂缓几日离湘，以便料理完夫人的丧事，但未得到赵恒惕的同意。当谭延周乘坐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方氏灵枢的轮船相遇时，谭的秘书吕芬筹害怕谭延闿触景伤情，只自己借故前往祭奠了一番，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谭延闿。谭延闿后来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悲从中来。因此，谭延闿在每年的3月3日，即他与方夫人的结婚纪念日，都要作一首诗来纪念她。
　　谭延闿被逐出湖南后，赋闲上海，他检讨自己三次督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前途。在孙中山危难之际，谭延闿率领湘军，全力扶持，在石龙、石滩前线，与叛军陈炯明展开血战，使孙大为感激，孙中山对谭延闿信任有加，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等要职。谭延闿妻子死时，他只有40岁，但他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续娶继室。当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进退两难，既怕辜负了孙中山的好意，又不愿意违背不再续弦的誓言。谭延闿左思右想，心生一计，他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就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拜她作干娘，接着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既然成了兄妹，婚姻之事自然就无从提起了。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是他们的介绍人。

模范夫妻——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１９７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１９２３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１９５６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１９２５年，他们在广东结婚。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丰神俊朗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
　　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１９２７年３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３月２１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此后，邓颖超再没有怀上过孩子。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医院值班人员，说８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押‘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匆匆前往，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９点５７分，监视器上画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不被理解的爱情——汪精卫与陈璧君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笔名精卫。广东广州人，生于广东三水，祖籍浙江绍兴。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任评议部长，《民报》主笔之一，一度主编《民报》。孙中山病逝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辞职。此后多次组织反蒋斗争。1932年，与蒋合流，任行政院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
　　1907年，16岁的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她早就对这个频繁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深为仰慕，及至在人群中远远看到台上慷慨陈辞的英俊小生，陈璧君更加难以自持。
　　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尽管她甚至仍未理解“革命”二字的真切涵义；为了爱情，她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为了爱情，她不惜铤而走险，以生命为代价，踏上不归路。
　　对于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没有答应，他用了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老话语逻辑来搪塞陈璧君。拒绝陈璧君之后，他就离开槟城，继续流亡革命。
   　陈璧君却并未死心。一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女子，轻而易举地背叛了父母多年的期许，背叛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甚至改变了早年的理想，普天之下，或许只有爱情与革命，能拥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重塑一个人，影响她的一生。而在陈璧君面前，爱情与革命这两股力量，已经狭路相逢。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在1909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成了他的妻子，尽管只是假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年，汪精卫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对于来自党内的争执以及党外的嘲讽，他愤慨而无能为力，这个一向以条理和理智说服公众的年轻人，却决定选择吴樾们曾经走过的路——暗杀。在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绝笔信中，他写道：“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他希望以刺杀行动震动中国，以自己的一死唤醒民众，促成团结。
　　陈璧君当仁不让地跻身七人暗杀团，她甚至计划学习柔道，以便暗杀时能派上用场，最终，她学了剑术。当有人说她有英国护照，一旦出事英国人也会保护她时，她便撕碎了护照。她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汪精卫表达她的决心——她与他生死与共的决心，显然超过了革命的决心。
　　1910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陈璧君假扮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策划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再次直言不讳，“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流产，埋藏在甘水桥下的炸弹莫名失踪。七人商议决定分头行动，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在北京静观其变，陈璧君则与喻培伦一起去日本重新购买炸药和器材。不料，陈璧君离开没多久，就得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
　　陈璧君对同行的喻培伦乱发了一通脾气，回到北京，希望设法营救汪精卫。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她相继换回了汪精卫对她遥寄思念的诗作《秋夜》以及一曲《金缕曲》，还留给她五字血书，劝她“勿留京贾祸”，她还得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汪精卫含泪吞咽下她的书信。陈璧君意识到，向汪精卫继续示爱的机会，或许到了。
　　她在随后的信中告诉汪精卫：“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违背了对汪精卫的誓言，执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根据孙中山要求同盟会会员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离开北京。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然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早已发生转变，在饶他一命的肃亲王善耆的礼遇与规劝之下，汪精卫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出狱后，他很快成为京津一带同盟会的领袖，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放弃武装起义，主张和谈。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这次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他所作出的种种汉奸行径。
　　一个多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与陈璧君重逢，并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到他广州的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
　　陈璧君与汪精卫婚后，一度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仍在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然而，他们都不知道，“云帆”究竟能行多远，能够为“意”成就，也同样会为“意”所累，被生死患难论证过的深情，很难真能敌得过两个人日复一日的厮守。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在陈璧君的协助下，汪精卫一次次伺机反扑，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将汪精卫与陈璧君引向不归路。他们都曾盘桓在权力的神坛上，却不过是民国政坛上无根的浮萍，所凭的只是自己的才华和冲劲，以及早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仅凭这些浮名而进退。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熗。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调查最终发现，行刺者孙凤鸣是曾经的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熗连连长，因政府消极抗日，决心铤而走险。然而，陈璧君还是感到不安，已经开始迷恋权力的陈璧君，劝说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出国，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熗。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尽管蒋汪两人看似和谐地分坐着国家的前两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应联袂辞职：“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据说蒋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坐镇一方的陈璧君脾气愈加暴躁，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陈璧君到了更年期，这些都是正常的。有时汪精卫与来客深谈，刚过约定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大发出逐客令：“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有话改天再谈。”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饮酒正酣，谈兴犹浓，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在众人面前，他对“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即便被她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连日本人对这位更年期的汪夫人也很发怵。
　　1944年，汪精卫熗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６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后，蒋介石并没有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１９５２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１９１２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６８岁的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天足缘

廖仲恺，原名恩煦，字仲恺。广东惠州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主持执行部外务科工作；当选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民报》主笔之一。1911年广东光复后应召担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12年改部为司，任司长，复改任总参议。1913年宋教仁被刺，潜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险遭捕杀。旋回广东参与讨袁活动，失败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财政部部长，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主持财政。1917年参与护法运动。1919年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积极宣传孙文学说，鼓吹"继续革命"。1921年协助孙中山北伐。1922年陈炯明叛变，被囚禁，旋被营救脱险。9月奉孙中山命秘密赴日本与苏俄特使越飞会谈，磋商中苏合作。1924年6月任广东省省长。1925年8月20日夜被暗杀。
　　何香凝和廖仲恺素不相识，天涯海角，毫无关系，更没有经过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结合基本上是旧式的婚姻。香港富商之女，匹配旅美华侨之子，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先通过媒妁之言而订婚，然后迎娶，一切都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进行。但是，在这对以旧式婚姻结合的夫妇中，却存在一些新的因素——他们二人的结合，是所谓“天足缘”。
　　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加上他又是客家人，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可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妇女几乎都裹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里，更难找不缠足的大家闺秀。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正为女儿脚大难找婆家而忧心忡忡的何家，恰碰上廖仲恺要遵照父亲的遗嘱选择配偶，何香凝的“天足”正符合要求，可谓天作之合。
　　他们二人都处身于19世纪末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代。何香凝对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凶残和祖国的孱弱，通过亲友的讲述逐渐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廖仲恺的童年，是在美国排华风潮甚为严重的环境里度过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备受欺凌、不时遭到排华风潮的祸害，以及许多华工华侨遭受迫害的惨事，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这一切，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前途的关心，从而为他后来投身于反清革命和发展为革命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维新思想，也对他们二人产生了共同影响。19世纪末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以“学外国”为中心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人人都在追求新学。廖仲恺在勤奋攻读英语等功课的同时，又阅读富国强兵的新学书籍。何香凝少年时就富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她爱好读书，厌弃家庭中不主张女孩子读书的封建旧习俗，冲破重重阻力，争取读书识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
　　他们二人结合后，使“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的何香凝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当她怀着一颗似忧似喜的心情走进这个陌生的新家时，最初有些惴惴不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她逐渐认识到这个行将和自己终身相依的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诚挚忠厚的青年，有着耿直而深沉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钻研起学问来有时会废寝忘食，而且又肯积极帮助自己学习。所以，何香凝很快就抛掉新婚之初曾因廖仲恺身材不高而颇感不乐的情绪，转为非常欣慰。她热爱他、尊敬他、体贴他，把繁重的家务劳动都担在自己肩上，用全部精力专心照料丈夫生活，让好学的廖仲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夫妇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又都喜爱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堪称一对美满的伴侣。何香凝深深感到这是莫大的幸福，满怀喜悦地庆幸这难得的命运安排。
　　当时，他们由于“家道中落，财产非丰”，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而廖仲恺叔父又不肯资助，只好把兄嫂家屋顶晒台上的破屋修整一下搬到里面去作为“新房”了。这间房子矮小简陋，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但它高处独居，完全不受楼下侄儿侄女们嬉笑打闹的干扰。何香凝和廖仲恺白天在这里研读诗文、谈论时事，夜晚一起观赏清净明澈的月色。
　　一次，时逢中秋佳节，皎洁月色给他们斗室洒下一片清辉。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他俩自得其乐，为了纪念这种既可读书又便赏月的幽静惬意的读书环境，特地把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取的是“人月双清”的意思。
　　夫妇俩在“双清楼”上，共同居住了四五年之久，直到1903年去日本求学。
1905年同盟会成立，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接着，她又和黎仲实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会。1909年初，当廖仲恺又一次奉命潜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何香凝题诗相送：“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武昌起义以后，广东成立了军政府，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司长。这位专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广东为活动舞台，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活动。而何香凝则成为廖仲恺的贤内助，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建设新生共和政权工作中。廖仲恺也为争取广东财政状况稳定与好转，为巩固和建设广东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弃家逃亡日本，同孙中山在日本会合。廖仲恺夫妇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和斗争。19l4年5月，他们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廖仲恺被选任为财政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挑起了中华革命党的理财重担，为筹款讨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夫妇随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斗志，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宣传工作，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的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之后，本部设立了党务、总务，财政三部，廖仲恺被指定担任财政部长，他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多次在福建部署讨桂军事行动，敦促陈炯明部兴师返粤讨桂，并为之筹募军饷。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职)，挑起了为中华民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东金融的重担。他积极为粤军出师筹措军饷，从而保证了北伐的顺利出师，被人赞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
　　1922年夏天，廖仲恺在遭陈炯明囚禁并遭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写出了《留诀内子》七言诗两首与何香凝诀别，一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二云：“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何香凝得知廖仲恺遭囚禁的消息后，抱病冒着暴雨，亲历险境，当面质问、痛斥陈炯明，迫使陈炯明释放了廖仲恺。
　　廖仲恺与何香凝都是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廖仲恺曾两次被派赴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取得很大成功。他们还全力辅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拓国共合作的道路。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重托，一度任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挑起筹办军校的重担。黄埔军校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党代表，为建设与培养一支国民革命的新型军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获得了“黄埔的慈母”、“党军的慈母”的赞誉。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后任党、政、军等十余个部门的要职，何香凝则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并兼管广东省妇女运动。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继续坚持孙中山生前制定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极端仇视。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熗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熗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熗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熗，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人暗杀，终年48岁。
　　廖仲恺的逝世，使何香凝悲痛万分，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江浙大资本家的支持下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经济封锁。三个月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迫于财政与军政上的压力也决意清共，何香凝为继承孙中山与廖仲恺的遗志坚决反对。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反对，发动七一五政变清共。此后，何香凝回广州专心打理仲恺农工学校的事务，并于1928年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又先后旅居伦敦、巴黎，过着读书、作画的清苦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回到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1948年1月，她和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朱学范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何香凝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加入新中国。
　　1972年何香凝逝世，遵照何香凝的生前遗愿，何香凝的灵柩安抵南京，在紫金山下的廖仲恺先生墓地举行了合葬仪式。现了她与廖仲恺先生“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

一片冰心在玉壶——吴文藻与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3年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日本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于1951年返回中国。1999年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丈夫吴文藻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1923年8月18日，冰心与同学一道乘邮轮去美国。第一天，邮轮的新鲜劲已经过了，冰心突然想起一件同学吴搂梅所托之事来。“她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后来，我们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冰心听了吴文藻的进言，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极其不平静。当时，她就深刻地记住了“吴文藻”这个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带“文”的男生，对文艺并没有多大兴趣。吴文藻这次留学美国，是要去攻读社会学，而不是文学。
　　一直以来，顺风顺水、品貌双全的冰心，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冰心就以“静如止水，穆若秋风”而惹人驻足。两个星期的邮轮生活也不例外，冰心到学校不久就收到很多同船朋友的来信。信的内容基本一致，男同学除了表示认识她非常荣幸，都希望与她多交往。可见冰心一定是个性格亲和有自己魅力的女子。
　　但这个时候，唯独有一个人没给她写信，这个人就是吴文藻。他只礼貌性地写了张明信片给冰心。冰心面对着一大堆热情的信件和一张简短的明信片，当即觉得吴文藻这个人真特别。
　　而少女冰心也有多少女孩一样的好奇心，她偏偏觉得这个只字片语的男人更有个性，所以，当时给她写信的人她都用明信片回复，偏偏只有写明信片的吴文藻，她写了一封信回给他。
　　接到冰心的信，吴文藻有些意外，但是异国他乡有信读真是亲切。然后他给冰心买了几本文学书寄到了波士顿冰心的求学处，作为对冰心第一封信的回应。也算是以书传情，冰心欣然接受了。
　　之后，吴文藻给自己买书的时候，就会有针对性地给冰心买几本。而且，他每次都会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出来，并在给冰心的信中，提醒她应该注意这些有标注的地方。而这些用红笔标出来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写爱情的句子。所以，吴文藻实际上是通过寄书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冰心别样的爱。于是，两个看似性格不同的人，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心动和惊喜。彼此爱慕与相思之情，在书信中跃然纸上。
　　1925年，梁实秋和一帮中国的留学生决定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戏剧《琵琶记》，并邀请冰心出演一个角色。冰心在激动之余，最想和吴文藻一起分享这个消息，所以随信寄了张演出入场券。
　　这时，他们已经书信往来了一年多，吴文藻欣赏冰心的清雅，冰心喜欢他的博学，但是谁也没有明确捅破这进一步的关系。冰心出于女儿家的羞涩与矜持，是不能主动挑明。吴文藻则担心自己的清贫不能带给对方幸福的未来。所以，接到冰心这样的信函，吴文藻先是迟疑了一番，最后决定以学业忙为由，推辞了。
　　终于到了《琵琶记》在波士顿公演的日子。尽管吴文藻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前来观看，但冰心还是希望有奇迹发生。果然，在剧后的第二天，到冰心的休息处——她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冰心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吴文藻。吴文藻没有让她失望，虽然不能给冰心可能最丰裕的生活，但他也不能欺骗自己心里的渴望。他虽然犹豫，但是依然来了，这也等于给了冰心无言的承诺。
　　话说吴文藻向冰心求婚，得到的答复是须从父母命。于是，吴文藻提笔写了一封有趣的求婚书，称“谢先生、谢太太启”。信中先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论述爱的哲学意义，稍露对冰心的爱慕之意。接着笔锋一转，就大谈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意义，总结和下定义若干，洋洋洒洒，俨然学术论文一篇，一副书呆子气。就是这么一封乏味的求婚书，居然打动了未来岳父、岳母，他们一致认为此男人傻的可爱，靠谱！
　　并不是所有爱情都要有浪漫与曲折。我欣赏冰心和吴文藻那小桥流水、岁月静好的爱情。能与自己爱和爱自己的人在一起，是何等的幸运！
　　她用一个清晨做饭或浇花，他用一个下午看书或画画，落雪时一起烫一壶酒对饮，他们用一生的时间相依守候，甚至，在那些醉人的黄昏，不说话也可以表达温暖。这才是我所向往的井然有序祥和长宁的爱情！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这位世纪老人的名言，也是她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冰心和吴文藻婚后的生活从容且美满，他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0多年的光阴。
　　直到1985年9月，吴文藻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带着他对冰心的眷与恋病逝了，享年84岁，他们牵了一辈子的手，从此再也不能一起走。
　　吴文藻虽然离开了。却仿佛从未走远留在冰心心房的最深处，带着这样的思念与坚强，冰心独自生活了十五年。
　　1999年2月28日享年九十九岁的世纪老人冰心去世，,应冰心的遗愿，她与先生吴文藻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眠，死同穴，生生世世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动容而完美的爱情了。

好丈夫何应钦

何应钦，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贵州省兴义人。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部长。1934年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6年6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何应钦夫人王文湘，系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属大家闺秀。1917年，他与何应钦结为伉俪。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操持家政，侍奉何应钦，成为何日后荣辱坎坷的忠实伴侣。
　　王文湘虽为富家小姐出身，但没有娇奢之气，禀性平实俭朴，为人性格温和，生活俭朴，很能吃苦。1920年，何应钦在昆明被刺，差一点儿没命。养病期间，王文湘夜以继日地守护在床前，亲自端水喂药，照料得十分精心。
　　王既为何主持家政，又能帮助他从事社会活动。何应钦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更常与宋美龄在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姊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替丈夫辩解、开脱。王文湘六十大寿时，多才多艺的宋美龄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蒋介石于画幅左上写下“满座芳馨文湘夫人周甲荣庆蒋中正敬题”，赠给王文湘。这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能得“第一夫人”作画、蒋介石题词贺寿，亦是一种殊荣。
　　她还很注意为何应钦广结人缘。何应钦从来不在身边培植私人关系网，有贵州同乡或朋友熟人介绍的人来求职时，他有不便回绝的，都是王文湘出面“得罪人”。因此，何应钦在贵州籍军官中口碑很好，王文湘的声名就差得多，都说她仗势压人。
　　70年代中后期，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未免囊中羞涩。王文湘曾托人暗中变卖一些饰物，以应需要，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拮据。
　　有这样的一位夫人，何应钦能不疼爱珍惜？因此他对老婆的感情十分忠贞。因王文湘不能生育，曾有人劝他纳妾，生儿育女，续接何家的香火，王文湘亦首肯，但反被何应钦怒斥。
　　几十年过去了，夫妻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将丽珠看作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何应钦夫妇享尽了天伦之乐。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老妻的离去，使得何应钦非常悲伤。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夫妻两人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那天上午，他把女儿叫到书房，就像朋友一样，向女儿娓娓讲述了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说着说着，何应钦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也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
　　据何应钦的副官说，何应钦给自己定了二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回家多晚，都要和夫人聊会儿天；二，每天至少要和夫人一起吃一顿饭，要么是早餐，要么是晚餐。到了台湾，夫人患病后，他又增加了两条：每年陪夫人出国求医治病；定期和夫人离开台北外出度假。
　　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何应钦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陈寅恪的“四等爱情”

陈寅恪，江西九江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十三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二十余年潜心学问，能读十四种文字，会说五国外语，能听懂八种语言，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在清华园，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在情感上，他虽年近不惑，却未婚娶，也没爱情经历。他甚至不讲究衣着，夏秋季穿蓝布长衫，冬春季一身灰长袍、青布马褂，腋下夹着蓝布书包。在水木清华西装革履的教授中，他特立独行，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陈寅恪情感上的“晚熟”，急煞父母。家人开始好言催促，最后父亲陈三立厉声警告他：你若再不娶妻，我将马上代为聘定。陈寅恪看父亲着急上火的样子，才感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宽限时日。只是婚嫁之事，哪急得来呢。
　　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唐景嵩是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不久，三十八岁的陈寅恪与三十岁的唐筼，缔结了偕老之约。
　　在上海喜结连理后，陈寅恪因清华开学在即，乘船离沪返校，唐筼因要安葬母亲，留在上海，不能同行。中秋月圆，茫茫的渤海上，陈寅恪第一次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和新婚即别的苦涩。他不曾想，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艰辛和磨难。
　　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老把油灯打翻的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解除他的后顾之忧。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筼就自制烤面包架。抗战后期，陈寅恪神经衰弱症加剧，又因用眼过度，视力日益衰退，导致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陈寅恪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的。有一年，助手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是她，毅然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然后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大女儿出生时，她患心膜炎并发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没好好休养，又终日操劳，她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刻意营造一座充满情趣的“52号寓所”——他们最初的爱巢。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结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赋诗赠她：“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说，一笑妆成伴白头。”这一对患难夫妻，情深义重，相扶相携，人生路坎坷，他们走得艰难却幸福。
　　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一直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丈夫心忧身残，女儿们劳燕分飞，唐筼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笔。他被批判，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踩上一脚”，个中的精神痛苦、心灵愤懑，她感同身受、锥骨刺心。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搀扶着、鼓励着他。日渐灰冷的人生旅途中，她以非同寻常的乐观，抹开丈夫难展的愁眉，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陈寅恪发牢骚：“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
　　每逢丈夫生日，她都奉上诗作，慰藉他日渐灰暗的心。“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旧景难忘逢此日，为君祝寿进新醅”，诗中从没愁情怅意，只一味地云淡风轻。她寻找各种机会将生的快乐和美好呈现给丈夫，像冰天雪地里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他这风雨黄昏中孤独的寒梅。有了唐筼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支持，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短短的人生，有无尽的磨难。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洗漱时滑倒，摔断右腿股骨，住院七个月后，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床榻。“文革”开始后，护士辞工，银行存款又被冻结，每月仅有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唐筼拖着恹恹病体，竭力护理。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寂寞销魂人”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而唐筼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
　　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绝望、悲苦、感伤，怜唐筼之不易，叹命运之不公，给她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告诉她，纵然身赴九泉，定会在黄泉路上安心等待为他泣血眼枯的亲人——他的爱妻唐筼。
　　1969年10月7日，有着“花岗岩脑袋”的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默默地料理完他的后事，悄悄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生死相随，生命相依，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五四运动时，陈寅恪尚无情感经历，有人问他的爱情观，他侃侃而谈：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守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照此说法，他和唐筼只能算四等爱情，但这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为共和牺牲生命与爱情的林觉民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与17岁的陈意映成婚，住进了福州闹市区的杨桥巷17号。二人的居所是一座二层小楼，叫双栖楼，楼前种植蕉梅。婚后夫妻感情和谐，“初婚三四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此时的林觉民是一位追求新思想新学说的进步青年。三年前，他跟随父亲进入陈宝琛兴办的全闽大学堂学习，随后与同学们在福州城北办了一所私立小学，专门招收家境清寒的子弟入学，向他们传授西方学说。他还在城南创设了一个阅报所，把《苏报》、《警世钟》、《汉书》、《天讨》等革命进步书刊摆进去，希望能把更多沉睡的人唤醒。陈意映出身官员之家，深明大义，又通文墨，曾著《红楼梦》人物诗一卷。林觉民留学日本后，曾在一篇记录两人缱绻的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中说:“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
　　在自己家中，林觉民也办起一所“家庭妇女学校”，陈意映不但自己参加，还动员堂嫂、堂小姑等一起入学。林觉民除了教她们十余人国学，还大讲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与束缚，并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制度与男女平等的情况。受其影响，他的姑嫂接连放了小脚，进入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
　　1907年，林觉民告别陈意映，东渡日本自费留学。第一年，专攻日语，第二年转入庆应大学学习文科，专攻哲学，兼习英、德两国语言。不久，林觉民加入了同盟会。
　　赴日留学之后，林觉民每年放暑假都回来探亲。1911年春天，他突然返家，陈意映颇感惊喜，而他父亲却很惊诧。林觉民告诉家人：学校放樱花假了，他陪日本同学游览江浙风光，然后顺便回家。
　　林觉民在杨桥巷家中住了十来天，他先是到桥南社福建同盟会部，找总干事林斯琛等人通报准备起义，并联络福州、连江等地的爱国志士，布置当地做好响应准备。除此之外，林觉民还经常出入西禅寺，召集一些人在这里秘密制造了大批炸药。他还想出一个法子：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让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此时，陈意映有了八个月的身孕，行走已十分笨拙，于是，这项工作就由革命党人方声洞的妹妹方君碧承担。
　　1911年4月9日，林觉民告别了陈意映，带着20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
　　4月11日，林觉民到达香港。此时，参加起义的人员陆续从各地赶来。林觉民一趟趟地在香港与广州之间来来往往，负责把这批人护送进广州。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主持起义工作，因为出了内奸，25日，清政府增兵广州，加紧搜捕，部分秘密机关也遭破坏。黄兴只得临时决定于27日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定的十路改为四路。
　　4月25日，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对同行的同志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待同屋两人入睡后，林觉民挑灯写下两封诀别书，他给父亲林孝颖的（《禀父书》写得很简单，“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另一封诀别书，则写给妻子陈意映。次日，他拿着书信嘱托友人说，我死，幸为转达。
　　林文、林觉民、林尹民等100余人在黄兴的带领下攻打广州总督署。当他们冲入总督署内时，却发现两广总督张鸣歧等清大吏早已撤退一空。撤出衙署时，林文看见开来的巡防营，以为是预先约定前来响应的，上去打招呼，结果被击毙。其后，100多名起义军与清军双方展开巷战。林尹民被飞弹击中头部，仆地牺牲。据后来的《民立报》连载的《革党林觉民小史》载，“巷战既久，飞矢洞腰，（觉民）翻然身扑于地，纵声一呼，忍痛跃起，复杀多人，又被数创，鲜血暴注，遍体淋漓，力竭始见擒。”
　　当时的广东官吏一般都懂英语，林觉民被审讯时，便用英语作答。他血脉贲张，嗓门嘶哑，激烈的手势将身上的镣铐震得当啷啷地响。，主审的清将李准被林觉民的豪迈气概和慷慨陈词所动，下令去掉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伺候。林觉民揉了揉僵硬的手腕，坦然坐下，挥毫疾书。刚刚写满一张纸，李准立即趋前取走，转身捧给张鸣歧阅读。林觉民欲吐痰时，他亲捧痰盂过去。
　　见此情形，张鸣歧俯身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说，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说，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
　　林觉民被押回狱中，从此滴水不肯入口。数日之后，他被押上刑场。就义之际，林觉民面不改色，泰然自若。他死后被葬于广州黄花岗荒丘，和其他七十一烈士长眠于此。
　　林觉民在广州被杀时，陈意映的父亲陈元凯恰好正在广州任职，为避免清政府满门抄斩，他托人连夜到福州报信，让陈意映火速逃离。住在这幢老屋里的林家七房兄弟，急匆匆将祖屋卖掉后逃离。陈意映腆着大肚子，带着一家大小七口人仓皇搬到光禄坊早题巷一幢偏僻的小房子中租住。在这里，她收到了革命党人辗转送来的一个小包裹。陈意映一打开来看，正是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上写下的两封遗书。她打开了写在方巾上的《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
　　看到书信，陈意映立刻想到死，林觉民的父母双双跪在她面前，恳请陈意映念在家中尚有一岁幼儿，而她腹内还有一个小生命，一定要活下去。5月19日，林觉民死去不足一个月，悲伤过度的陈意映早产，生下遗腹子林仲新。林家还把林觉民哥哥的一个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意映。但是，陈意映一直没有走出失去丈夫的悲伤，再加上生活变得艰难，林仲新刚刚两岁的时候，陈意映就追随林觉民于地下，郁郁而终。

钱钟书与杨绛：可遇不可求的旷世情缘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杨绛，191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钱钟书和杨绛也许真的上辈子就是夫妻，否则两人郎才女貌，在相遇之前却从未谈过恋爱，而一碰上就一见钟情并携手终身呢？
　　钱钟书后来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这是一段民国文坛罕见的绝世情缘。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5年，作为当今文坛最长寿的老人之一，杨绛迎来104岁生日。

李大钊与赵纫兰:海归才俊与传统村妇的爱情佳话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89年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在他出世前，父亲就去世了，出生不到16个月母亲也去世。因为他“既无兄弟，又鲜姐妹”，只得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
　　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在他10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了婚。夫人赵纫兰，是个乡下妇女，缠着小脚，目不识丁，而且比他大 6岁。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丈夫，不管家境多么困难，她总是赞助、支持丈夫的活动。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患难与共。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不久，祖父去世，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在理想难以实现，又面临失学的威胁时，李大钊依靠夫人的支持，“辛苦艰难，典当挪借”，于1907年夏天赴天津求学。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才华初露。他对自己的妻子还是一如既往，相亲相爱。1918年1月，他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常常有很多男女知名人士，到家中拜访。每当客人光临，李大制总要把自己的妻子请出来，同客人见面，还帮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拉平衣襟。
　　那时的李大钊，刚刚30岁出头，风华正茂，而妻子年近四旬，红颜衰老。但他对妻子的体贴，却未减半分。回到家中，他不是帮妻子做饭，就是照料孩子，忙个不停。他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李大钊的品德学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极大，就连同他持有敌对政见的人，也不得不称赞他：“为人又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适其人也。”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到昌黎五峰山暂避一个时期。他的夫人很为他担忧，请人捎信到五峰山说，她想去托人设法取消通缉令。李大钊立刻写信劝阻她，并勉励她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
　　1927年4月6日，正好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到附近儿童娱乐场上散步去了，李大钊坐在黑色的桌旁写字，长女星华在外屋看报。突然，一群特务闯进屋来，逮捕了李大钊，他的夫人与两个女儿也一同被捕。
　　在法庭上，赵纫兰与李大钊见面，李大钊只说：“这是我的妻子，她什么也不懂，一切与我的家人没关系。”她见他饱受折磨的样子，痛哭得差点晕倒。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杀害。当年他才38岁，他们结婚满28年。当天晚上，赵纫兰与孩子被释放回家。当她得知他被处以绞刑，她哭昏了过去，恨不得也随他去了。只是清醒后，她知道自己不能就此去了，丈夫尚未下葬，几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她，她决定带着孩子返乡。
　　赵纫兰返乡后，生活无着，子女失学，极为困苦。1928年春，她致信周作人求助，原信至今尚存：“作人先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敝人居乡将年，心想去京，因经济之限制，只得作罢。故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敢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署：“葆华母、李赵纫兰拜。”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星华和炎华于1931年夏回北京复学。1932年夏，全家生活又陷入绝境，星华求周作人代售父亲的藏书。蒋梦麟得知后，建议大家集资将书买下赠给北大图书馆，一可以此纪念守常（李大钊字守常），一可多为李夫人集些钱。周作人、胡适等北大故友纷纷解囊。
　　李大钊灵柩停放妙光阁浙寺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儿女，来到北平，请求北京大学代为安葬。北大校长蒋梦麟慨然应允，对李大钊举行公葬，自愿参加发起公葬的北大教授共13人，他们是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当时，国民党正在江西疯狂“剿共”，北平城里也在到处捕杀共产党人。他们敢于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发起公葬，风义胆识令人感叹。
　　完成这件心内最重要的事情，她的体力也耗尽了。35天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天之后，她被安葬在丈夫的旁边。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彭真等与烈士亲属及各界人士500余人参加了落成典礼。李大钊和赵纫兰双墓并列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

七十年白头偕老——张允和与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有光先生也是文化界最健康长寿的老人之一，老人家今年已110岁，仍笔耕不辍。其夫人张允和为著名的“张氏四姐妹”中的“二姐”。
　　1925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初识，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是张允和在“乐益女中”的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经常往来。但是，认识以后有几年时间他们并没有单独的接触。
　　1928年，张允和19岁，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周有光正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周有光到公学去找张允和，张允和经常东躲西藏不肯见，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甜蜜而温馨。
　　张允和在1988年写过一篇纯美的文字，叫《温柔的防浪石堤》，写的是1928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的黄昏，“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虽然他们的距离约有一尺，但这算不算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呢？他们走在石堤上，凭海临风，有风吹动，有云飘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小书，是英文版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书里夹着个小书签，是两个恋人相见的那一幕，大意是“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海涛拍打着石堤，江水滔滔东去，两个人静听着彼此的心跳。她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右手抓着她的左手，他想换一只手，他想跟她面对面，但是她却把脸扭向了更左边。“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
　　张允和二年级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而周有光已经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一次，周有光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接到信之后，张允和感觉“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在同学的鼓励下，他们从此开始通信。而通信也总要找一件恰当的事情，没有秘密，谁都可以看，就是当事人需要煞费苦心。暑假张允和回杭州，二人见面时感到了淡淡的羞涩。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借读，真正开始了与周有光的恋爱季节。1932年春，在杭州六和塔下，恋爱中的周有光第一次为张允和拍照，碧树掩映，绿草葱茸，张允和的映山红色旗袍显得格外醒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花前月下，良辰美景，才子佳人，情意绵绵，“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
　　有一次，在他们游杭州灵隐寺的上山途中，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后面，恋人走他也走，恋人停他也停，恋人的声音小了，他的距离也就近了，恋人坐在只能容两个人坐的树根上休息，他也侧身坐了下来。后来，老和尚终于忍不住凑过来指着高鼻子的张允和低声问道：“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有光笑着告诉他：“三年了。”老和尚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难怪中国话讲这么好！”
　　1932年，张允和从杭州回到上海光华大学毕业，1933年，两个相识相知相恋8年的青年人决定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他们要邀请尽可能多的朋友，于是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印了200张喜帖。最先送的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大姑奶奶，大姑奶奶看了喜帖上的日子，吩咐拿了皇历来查，结果出了麻烦，这日子恰好是阴历的月末，是个“尽头日子”。喜帖只好作废重印，这回选的是远离尽头日子的星期六，大姑奶奶也点了头，200张喜帖很快发了出去，可这回选中的却是真正的尽头日子——阳历4月30日。但他们相信旧的走到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又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算命先生看，算命先生一口咬定：“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他们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他们特意把桌椅布置成马蹄型，因为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二百多位来宾带着最真诚的祝福与他们共度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四妹张充和演唱昆曲“佳期”，未来的大姐夫顾传玠吹笛伴奏。
　　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是100位，算上新郎新娘，两元一客的西餐，总共102客。
　　张允和天生性急，说话做事节奏都快，张家10个姊妹兄弟，她第一个披上了婚纱。结婚前，周有光在给张允和的信中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10张纸的信，意思却只有一个：“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从那时起，他们就要共赴风雨，一起创造幸福。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下放到宁夏平罗，张允和在北京带着孙女庆庆惨淡度日。周有光得了青光眼病，张允和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坚持给丈夫寄药，寄了两年零四个月。
　　转眼之间，俊美的新婚夫妇已经变成了一对幸福的老寿星。2002年1月13日，周有光过了96岁生日，7月25日，张允和过了93岁生日，他们的合计年龄已经超过了190岁。结婚60周年是钻石婚，70年是白金婚。如果把恋爱也算进去，他们在一起已经相依相伴了70多个年头——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
　　到2003年4月30日，就该是他们结婚70周年纪念日了。可是，张允和没有等到这一天。2002年8月14日晚上，她由于心脏病发作安然睡去，不再醒来。

[人文通史] 八一八，民国时期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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