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的斗争，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今天，这种观念已经受到很多质疑。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哲学观念在历史学中的演绎，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前些年，剑桥有位叫Tim Blanning的教授写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还是文化冲突?》，简要介绍了几十年来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历程，即社会史和经济决定论的没落，以及文化史的兴起。当然，现在历史学中讲的文化，指的主要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高级文化产品，而是更为弥散的、接近于意义和表象世界的笼统概念。
但是，文化解释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观念的排斥，我认为阶级应该是考察任何重大历史问题时必须的角度，不过这里的阶级，并不必然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的、以经济标准和劳动分工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举个文化史的例子。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崇尚简朴的着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对旧制度时代贵族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叛，可以说，革命的审美观念里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现象提醒我们，阶级不止是个经济概念，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看似很超然的美学和时尚，有时候是阶级权力的一种表现。大革命时代的时尚，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在日常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反映。(我个人之所以希望更多来自底层的学人投身人文研究，一个原因也在于揭示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底层应该在文化世界中有自己的表达。)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观念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不能将它过分地泛化，即使在上述例子中，阶级观念也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它只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考量因素。过分强调阶级，可能会忽视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些关键问题，阶级的问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比如说，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呢?为什么会有雅各宾恐怖?
其实，大多数的革命者(恐怖期间的罹难者同样是热情的革命者)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很难说是什么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更像是手足相残。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更愿意认为是个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比如人们很容易将通常出于善意的异己者斥为反革命，将他们妖魔化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而这种政治气候，与旧制度时代的政治绝对主义一脉相承：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和一种信仰。因此有人说，恐怖心态不是开始于1793年，而是开始1789年或更早，有人说：
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之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鲁埃(Malouet)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 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Foulon)和贝尔蒂埃(Bertier)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确实很可能无法克服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但是，革命者最初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甚至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因此法国大革命之中不能产生“合法的反对派”的观念，而这正是恐怖体制产生的思想根源。
前些年，剑桥有位叫Tim Blanning的教授写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还是文化冲突?》，简要介绍了几十年来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历程，即社会史和经济决定论的没落，以及文化史的兴起。当然，现在历史学中讲的文化，指的主要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高级文化产品，而是更为弥散的、接近于意义和表象世界的笼统概念。
但是，文化解释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观念的排斥，我认为阶级应该是考察任何重大历史问题时必须的角度，不过这里的阶级，并不必然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的、以经济标准和劳动分工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举个文化史的例子。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崇尚简朴的着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对旧制度时代贵族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叛，可以说，革命的审美观念里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现象提醒我们，阶级不止是个经济概念，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看似很超然的美学和时尚，有时候是阶级权力的一种表现。大革命时代的时尚，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在日常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反映。(我个人之所以希望更多来自底层的学人投身人文研究，一个原因也在于揭示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底层应该在文化世界中有自己的表达。)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观念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不能将它过分地泛化，即使在上述例子中，阶级观念也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它只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考量因素。过分强调阶级，可能会忽视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些关键问题，阶级的问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比如说，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呢?为什么会有雅各宾恐怖?
其实，大多数的革命者(恐怖期间的罹难者同样是热情的革命者)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很难说是什么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更像是手足相残。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更愿意认为是个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比如人们很容易将通常出于善意的异己者斥为反革命，将他们妖魔化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而这种政治气候，与旧制度时代的政治绝对主义一脉相承：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和一种信仰。因此有人说，恐怖心态不是开始于1793年，而是开始1789年或更早，有人说：
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之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鲁埃(Malouet)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 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Foulon)和贝尔蒂埃(Bertier)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确实很可能无法克服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但是，革命者最初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甚至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因此法国大革命之中不能产生“合法的反对派”的观念，而这正是恐怖体制产生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