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作者：王凌皓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时期的太学是周天子“承师问道”的场所，具有政教合一、学在官府的特点。汉代太学在继承西周太学办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符合中国封建社会蓬勃发展需要的重大调整，使得汉代太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发展的龙头样板。
两汉太学的初创和兴盛
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它的建立，使国家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太学是适应“文景之治”之后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为了巩固统治，汉武帝实行“推恩法”，规定各诸侯王分土不治民，国家大小官吏皆由朝廷直接任命，但当时人才匮乏，人才来源问题亟待破解。如此一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强烈国家观念，能够忠实履行职责的官吏就显得十分必要。
汉代太学的创办，得力于两位治《春秋》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拟订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在当年贯彻实施。自此，汉代太学正式建立。西汉太学在长安，东汉太学在洛阳。
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昭帝时，太学的人数增至100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汉平帝时，王莽执政，采取有力举措扩建太学，仅为太学修建校舍就达“万区”。
东汉时期，光武帝与明帝注意整顿吏治，社会比较安定，太学得到了正常发展。建武五年（公元62年），刘秀在洛阳重建太学，形成太学“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盛况。至明帝时，又建成了明堂、辟雍、灵台，即“三雍”，明帝亲临行礼，以示尊师重道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明帝本人崇儒好学，他精通《春秋》和《尚书》，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临太学讲经论道，以身示范，褒扬儒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他讲学时的盛况：“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再次“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北方匈奴族就是此时派遣子弟来京师太学留学的。过去史学家们谈及永平年间的教育，常常誉之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汉章帝以后，东汉政治陷入黑暗时代，太学教育跌入低谷。据说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汉质帝时，梁太后临朝，为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以巩固其政权，她极力推崇儒学，广招太学生，太学生多至3万人，此种盛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严于择师：太学博士的遴选、职责与擢升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他们不仅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每一经设一名博士，西汉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至元帝时增加到15人；平帝时，王莽增五经为六经，每经设博士5人，共置博士30名。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不仅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汉书·成帝纪》对遴选博士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提出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渊博学识，也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才能，还要有“尊道德”、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东汉的“保举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对博士年龄进行了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比如东汉戴凭为奇葩早发之才，精通《京氏易》，年仅16岁就被征为太学博士。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可谓群英荟萃，如孔安国、戴凭、夏侯胜、夏侯建、欧阳歙、韦贤、匡衡、董仲舒、公孙弘、贾谊、翟方进、卢植、许慎、韩婴、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皆是当时博通古今、通体达用、道德高尚的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教育教学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既是对太学“严于择师”传统的高度概括，也是东汉及后世太学“严于择师”的理论依据。虽然汉代博士选举也曾出现过“不实”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严于择师”始终是主流。
汉代太学通过组织重大的选拔考试，引导学生潜心经典，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汉代太学的学生，西汉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较为复杂，可以由太常补送、郡国荐举，也可以经过考试选拔，还可由“父任”而升入太学，但主要来源有二个：一是由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挑选条件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郡国道邑等地方举送，其条件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出入不悖”。汉代太学招生，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18岁入学的规定，但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太学生则费用自理。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的太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比如倪宽、匡衡、翟方进、公沙穆等，都是靠自己或家人做佣工来支付学习费用的，倪宽靠学习之余为同学烧饭自给；翟方进家贫无资，母亲跟随他到了长安，靠织布、做鞋挣钱供他上学。无论是正式生，还是非正式生，均享受免除赋税、免徭役的待遇。
汉代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学成而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授徒讲学而为师，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在汉代，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子弟可以不凭借太学的资格入仕外，一般官员及平民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入读太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汉代统治者设立太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官吏素质，巩固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管理措施。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官补官与晋级的规定，将太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与仕途挂钩，太学会定期举行考试，随时选拔优秀人才。
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太学的考试有两大作用：一是通过考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官吏队伍；二是督促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补救教师少、学生多带来的教育管理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汉武帝开创太学时，规定太学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东汉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方法有：射策、策试和口试，这些考试方法一直推行到西汉末年。汉代太学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对隋唐科举制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汉代太学通过组织重大的选拔考试，吸引学生潜心经典，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比如布衣丞相匡衡、翟方进，御史大夫倪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名数学家崔瑗，杰出科学家张衡，“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经学大师郑玄等。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不仅引导校内学生专心攻读，而且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教乐学、尊师重道之风。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教材，进行经学教育，国家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较为严格的审定。太学只允许传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被拒之门外。太学十几位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大师，他们所传授的专经，就是太学设置的专业学科。
汉代对教材实行统一管理，颁行统一教材，确定研究经学的标准。西汉宣帝时，曾经专门召集太学博士和名儒在石渠阁论经；东汉章帝时，又专门召集太学博士和名儒学者在白虎观开会，讨论五经达数月之久，章帝亲自奉陪。会后，班固奉命将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各家见解编撰成《白虎通》。《白虎通》不同于个人的学术著作，是钦定的会议决议，具有法典的作用。灵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标准，蔡邕等人奉命评定今文五经及《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文字，约20万字，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写好，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这就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熹平石经刊刻之后影响极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大班上课。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内外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太学博士多为社会名流，他们对儒经有专门的研究，他们说经，具有很强的讲学性质，这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学在初创阶段就具备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体现了太学教育与教师学术研究的一致性。二是高足弟子相传。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始初时几个博士教几十、几百个学生，后来太学发展，太学博士最多时也只有30人，学生却多至几千人，高峰时达3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太学教育采取弟子相传，即高材生、老学生教新学生的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之不足。董仲舒和马融在太学讲学时，皆采用弟子相传的教学方式。三是集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有时在学校内部进行，有时由统治者提倡，在某个名胜之地，或在朝廷中进行。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多次召集公卿、博士和名流讨论经义，公开辩论学术得失，甚至在朝会上建立了按“讲通经义”来排座次的礼仪。问难论辩，是汉代太学对经学博士讲经的基本要求。汉代有的君主还亲临太学，令博士们相互质疑问难，对善论辩者“特加赏赐”。汉朝统治者提倡相互论辩、质疑问难，从其主观意旨来看，主要是为了统一思想。如何使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学服从统一的政治原则，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是较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这种状况不利于统一思想。对此，汉代统治者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儒家内部的学术分歧，而是依靠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太学中任教的儒学大师之间的相互驳难，用求同存异的方式加以解决，具有良好的效果。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造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材生，对于改革当下的大学教育仍有启发意义。
作者：王凌皓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时期的太学是周天子“承师问道”的场所，具有政教合一、学在官府的特点。汉代太学在继承西周太学办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符合中国封建社会蓬勃发展需要的重大调整，使得汉代太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发展的龙头样板。
两汉太学的初创和兴盛
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它的建立，使国家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太学是适应“文景之治”之后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为了巩固统治，汉武帝实行“推恩法”，规定各诸侯王分土不治民，国家大小官吏皆由朝廷直接任命，但当时人才匮乏，人才来源问题亟待破解。如此一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强烈国家观念，能够忠实履行职责的官吏就显得十分必要。
汉代太学的创办，得力于两位治《春秋》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拟订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在当年贯彻实施。自此，汉代太学正式建立。西汉太学在长安，东汉太学在洛阳。
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昭帝时，太学的人数增至100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汉平帝时，王莽执政，采取有力举措扩建太学，仅为太学修建校舍就达“万区”。
东汉时期，光武帝与明帝注意整顿吏治，社会比较安定，太学得到了正常发展。建武五年（公元62年），刘秀在洛阳重建太学，形成太学“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盛况。至明帝时，又建成了明堂、辟雍、灵台，即“三雍”，明帝亲临行礼，以示尊师重道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明帝本人崇儒好学，他精通《春秋》和《尚书》，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临太学讲经论道，以身示范，褒扬儒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他讲学时的盛况：“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再次“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北方匈奴族就是此时派遣子弟来京师太学留学的。过去史学家们谈及永平年间的教育，常常誉之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汉章帝以后，东汉政治陷入黑暗时代，太学教育跌入低谷。据说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汉质帝时，梁太后临朝，为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以巩固其政权，她极力推崇儒学，广招太学生，太学生多至3万人，此种盛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严于择师：太学博士的遴选、职责与擢升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他们不仅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每一经设一名博士，西汉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至元帝时增加到15人；平帝时，王莽增五经为六经，每经设博士5人，共置博士30名。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不仅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汉书·成帝纪》对遴选博士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提出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渊博学识，也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才能，还要有“尊道德”、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东汉的“保举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对博士年龄进行了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比如东汉戴凭为奇葩早发之才，精通《京氏易》，年仅16岁就被征为太学博士。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可谓群英荟萃，如孔安国、戴凭、夏侯胜、夏侯建、欧阳歙、韦贤、匡衡、董仲舒、公孙弘、贾谊、翟方进、卢植、许慎、韩婴、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皆是当时博通古今、通体达用、道德高尚的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教育教学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代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既是对太学“严于择师”传统的高度概括，也是东汉及后世太学“严于择师”的理论依据。虽然汉代博士选举也曾出现过“不实”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严于择师”始终是主流。
汉代太学通过组织重大的选拔考试，引导学生潜心经典，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汉代太学的学生，西汉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较为复杂，可以由太常补送、郡国荐举，也可以经过考试选拔，还可由“父任”而升入太学，但主要来源有二个：一是由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挑选条件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郡国道邑等地方举送，其条件是“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出入不悖”。汉代太学招生，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18岁入学的规定，但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太学生则费用自理。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的太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比如倪宽、匡衡、翟方进、公沙穆等，都是靠自己或家人做佣工来支付学习费用的，倪宽靠学习之余为同学烧饭自给；翟方进家贫无资，母亲跟随他到了长安，靠织布、做鞋挣钱供他上学。无论是正式生，还是非正式生，均享受免除赋税、免徭役的待遇。
汉代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学成而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授徒讲学而为师，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在汉代，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子弟可以不凭借太学的资格入仕外，一般官员及平民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入读太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汉代统治者设立太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官吏素质，巩固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管理措施。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官补官与晋级的规定，将太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与仕途挂钩，太学会定期举行考试，随时选拔优秀人才。
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太学的考试有两大作用：一是通过考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官吏队伍；二是督促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补救教师少、学生多带来的教育管理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汉武帝开创太学时，规定太学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东汉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方法有：射策、策试和口试，这些考试方法一直推行到西汉末年。汉代太学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对隋唐科举制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汉代太学通过组织重大的选拔考试，吸引学生潜心经典，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比如布衣丞相匡衡、翟方进，御史大夫倪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名数学家崔瑗，杰出科学家张衡，“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经学大师郑玄等。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不仅引导校内学生专心攻读，而且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教乐学、尊师重道之风。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教材，进行经学教育，国家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较为严格的审定。太学只允许传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被拒之门外。太学十几位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大师，他们所传授的专经，就是太学设置的专业学科。
汉代对教材实行统一管理，颁行统一教材，确定研究经学的标准。西汉宣帝时，曾经专门召集太学博士和名儒在石渠阁论经；东汉章帝时，又专门召集太学博士和名儒学者在白虎观开会，讨论五经达数月之久，章帝亲自奉陪。会后，班固奉命将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各家见解编撰成《白虎通》。《白虎通》不同于个人的学术著作，是钦定的会议决议，具有法典的作用。灵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标准，蔡邕等人奉命评定今文五经及《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文字，约20万字，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写好，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这就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熹平石经刊刻之后影响极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大班上课。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内外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太学博士多为社会名流，他们对儒经有专门的研究，他们说经，具有很强的讲学性质，这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学在初创阶段就具备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体现了太学教育与教师学术研究的一致性。二是高足弟子相传。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始初时几个博士教几十、几百个学生，后来太学发展，太学博士最多时也只有30人，学生却多至几千人，高峰时达3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太学教育采取弟子相传，即高材生、老学生教新学生的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之不足。董仲舒和马融在太学讲学时，皆采用弟子相传的教学方式。三是集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有时在学校内部进行，有时由统治者提倡，在某个名胜之地，或在朝廷中进行。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多次召集公卿、博士和名流讨论经义，公开辩论学术得失，甚至在朝会上建立了按“讲通经义”来排座次的礼仪。问难论辩，是汉代太学对经学博士讲经的基本要求。汉代有的君主还亲临太学，令博士们相互质疑问难，对善论辩者“特加赏赐”。汉朝统治者提倡相互论辩、质疑问难，从其主观意旨来看，主要是为了统一思想。如何使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学服从统一的政治原则，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是较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这种状况不利于统一思想。对此，汉代统治者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儒家内部的学术分歧，而是依靠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太学中任教的儒学大师之间的相互驳难，用求同存异的方式加以解决，具有良好的效果。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造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材生，对于改革当下的大学教育仍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