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大义觉迷
《贞观政要》是一部反映唐太宗执政理念的历史文献，其中《贪鄙》一章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表现了他从儒家思想中提取的财政理念。以下是原文：
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叫权万纪的官员，上奏唐太宗说宣、饶二州山里有银坑，可以大力开采，每年可以有数百万贯钱的收益。唐太宗看了奏本，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发了脾气，你权万纪既不能给朕推荐人才，又不能举报不法事件，尽给朕谈钱钱钱，low不low啊？朕像是缺钱的人吗？这是将朕当成卖官鬻爵的东汉桓、灵二帝啊？你还是回家带娃去吧！
这件事还见于《新唐书·权万纪传》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基础上有所简略。如果孤立地看这段文字，给人感觉唐太宗求贤若渴，不贪财好利，对那些试图用经济利益来诱导他的官员加以摈弃。然而，我们如果从其他角度来观察这件事，会读出一些有趣的信息。
首先说说上书人权万纪，这个人下场比较惨，最后是死在唐太宗第五子齐王祐的手里。此人在两唐书中均有传，《新唐书》记载较为详细，《旧唐书》中记载虽然简略，但也有个别可以互补之处。权万纪，祖籍天水，后家族迁居京兆万年。父亲权琢玠是隋朝匡州刺史。权万纪本人由潮州刺史被提拔为治书侍御史，初任该职务的时间应该是在贞观三年或者更早。这个职务属于御史台副官，从五品。御史台正官是御史大夫，但治书侍御史却是实权官僚。唐太宗前期的御史大夫有杜淹（武德九年-贞观二年）、温彦博（贞观二年-四年）、萧瑀（贞观四年）、张亮（贞观五年）、韦挺（贞观六年-贞观十年），更换比较频繁。而这一时期权万纪基本上都在治书侍御史的位置上，《旧唐书》说他弹劾过温彦博，《贞观政要》和《魏郑公谏录》提到他“斥退张亮”，看来权万纪至少弹劾过两位上司。此外房玄龄、王珪等重量级的大臣也都被弹劾过，是官场上典型的“刺头”。
以劝谏著称的魏征自然也逃不过权万纪的刀笔。《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提及有人状告“阿党亲戚”，八成就是权万纪的杰作。作为唐朝第一大喷子的魏征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找了个机会反弹权万纪与同僚李仁发（《魏郑公谏录》写作季仁敬），说他们俩人只会乱告黑状，“多行无礼以取强正之名”，此事在贞观五年。而就在这一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权万纪弹劾大理丞张蕴古包庇犯人李好德。唐太宗盛怒之下，直接下令将张蕴古处决，但事后却又后悔，认为按律不当斩，于是在十二月二日丁亥“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也就是对死刑案件进行反复审核后才能执行。从职责来说权万纪似乎也没什么大错，但毕竟他得罪人太多了，没多久“奸状渐露”（用词比较难听了），唐太宗将其转为散骑常侍散官，先挂起，再外放为连州治中（唐高宗时期改称治中为司马）。据说当时朝中官员听说权万纪要滚蛋了，一片欢欣雀跃，弹冠相庆。
权万纪就自此离开中央了么？不不不，这位作死小能手还是深得太宗皇帝之心的。没过多久，他就官复原职，继续当他的治书侍御史。贞观七年正月十日戊子，唐太宗下诏：“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这条诏令列了一份隋朝乱臣贼子的名单，将他们的子孙后代打入另册，永不录用。早在贞观四年，权万纪就提议将宇文智及的儿子逐出千牛卫，得到太宗的许可，这条诏令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大版，搞不好名单也是权万纪参与拟订的。
权万纪建议开采宣、饶二州银坑之事，《贞观政要》放在贞观十年，应该是他再次入朝担任治书侍御史时。但事件发生时间，似乎都有可讨论之处。根据《新唐书》记述权万纪后来的履历，“由御史中丞（太宗朝称治书侍御史）进尚书左丞，出为西韩州刺史。徙吴王长史（太宗朝称别驾）。”西韩州这个行政区，于贞观八年撤销，权万纪很可能是最后一任刺史，他提议开采银坑事又在担任西韩州刺史之前，就不大可能在贞观十年，而应该在贞观八年之前。
唐太宗时期的宣州辖境在今安徽定远、来安、和县和江苏六合、江浦以西，河南光山、新县，湖北武湖水以东的江北、淮南地区；饶州辖境在今江西省鄱江、信江两流域（婺源、玉山两县除外）。这两个州过去没有发现较大的银坑，所以相关情报应该是两州刺史从民间新收集整理后上奏朝廷。至于朝廷如何处置，似乎并不在治书侍御史的职权范围之内，应该是民部（即户部）管辖事务。治书侍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过失，权万纪弹劾各路高官便是依此履职的。而他之后升任的尚书左丞，负责管辖吏民礼三部，则可以涉及关于采矿事务。因此笔者疑心，权万纪是在担任尚书左丞的官职后，恰逢地方上报的关于宣、饶二州银坑的开采情况，于是他将相关材料整理后，向唐太宗做了进一步汇报工作。
权万纪的原始奏章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贞观政要》中的记录只是择其概要的简述，文中“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的表述大有问题，已经完全超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数百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铜来衡量，百万贯钱相当于铜625万斤，数百万贯则超过此数。而天宝年间一年的铸钱总量是32万7千贯，耗铜约209万斤，这已经是唐朝铸钱的峰值。如果唐太宗时期宣、饶二州白银年开采总量达到625万斤，也就是四千多吨，即使放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小数字，2004年中国矿山银产量不过两千吨。如果数据属实，唐朝政府不会无视如此巨大的财富。宣、饶二州银坑的实际开采量是多少呢？虽然是二州并举，但实际上后来开采重点是饶州银山的矿银。根据《元和郡县志》卷28记载，鄱阳郡（即饶州）乐平县东一百四十里银山的产银量为每年十万余两，可谓唐朝第一大银矿，宣饶二州其他的银坑产量恐怕只能增加点零头而已。十万余两也就是一万斤不到的量，折成银钱则为百万钱，与“数百万贯”相差数千倍。《新唐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这段内容写成“岁取数百万”，没了“贯”字反而更符合实际情况。《贞观政要》的立意在于宣传唐太宗，内容和选材多有偏颇，经过历代辗转传抄，也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到底原始奏章有没有“贯”或者“缗”字，成了千古之谜了。如果有“贯”，那就是权万纪本人没有数字概念，肆意夸大其词，严重点说可以算欺君之罪，似乎也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但如果没有“贯”，那就是后世传抄失误，以讹传讹。后出的史料抄录这件事，大多写成“百万贯”或者“百万缗”，似乎很少有人对此产生疑议。唐太宗的回应中也没有指斥数字不实的问题，只是一味强调自己并非贪财好利之君，到底是看穿了权万纪夸大其词的实质，还是真的对无所谓，那就不得而知了。权万纪二次入朝已经当上了尚书左丞，后来又被外放为西韩州刺史，与他这次上书是否存在关联，或许还需要新资料出现才能解释。
当然，即使是一年百万银钱的开采量，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唐太宗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甚至是这笔财富的千倍也毫不动心，还担心自己变成桓灵之辈，可谓性情中人。按照常规的分析，中国唐朝实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开元通宝铜钱是国家法定的货币，私铸金银币理论上是不犯法的，大宗商品交易则必须有绢帛参与支付。但唐朝境内部分地区和领域存在银币的流通空间，比如内附的胡人缴纳的税金便是银币，再就是岭南地区日常交易也用银。在此之外，那就是唐太宗初年尚未征服的高昌国也用银钱。高昌国和胡商们所使用的银钱主要是波斯德拉克马银币，而岭南地区所使用的应该是不规则的散碎银两。百万银钱也就是千贯钱，唐朝初年一枚银钱可以兑换32枚开元通宝，这些银钱大概价值不到四万贯，比起数十万贯铜钱的年铸造量还是差得很远，自然不足以取代铜钱的本币地位。如果唐太宗拿到的是百万钱的年产量数据，看不上这笔钱还是可以理解的。贞观十四年，唐朝灭掉了高昌国，开元通宝铜币开始大量输入高昌故地，高昌也逐渐从银币本位地区变成和内地一样的铜币本位地区。
权万纪上书的本意，可能是希望朝廷能够全面接管宣、饶二州的银矿，而不仅仅是听任当地大户开采后上交银税。但唐太宗对于银税也毫无兴趣，更不用说让官方直接管理银坑，除了是为了树立个人不贪财的形象之外，也为了秉承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贞观十一年，太宗还一度把宣州封给尉迟恭作为世袭刺史的自留地。饶州如何处置，没有比较准确的史料记载，但这一时期两地银坑都是任由民间开采，官府并不干预。到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饶州乐安县民邓远上书给当时的饶州刺史窦俨（豆卢玄俨），建议朝廷在银山设置场监，规范管理民间采银，只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银。这位豆卢玄俨是豆卢宽（隋文帝外甥）的侄孙，算是世家。在这件事直到上元二年（675年）才落实，监场便命名为“邓公场”，距离贞观十年已经过去了40年。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销日渐增大，对于饶州银山的银税自然不会放过。1999年，西安曾经出土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饶州银铤五十两，距离邓公场开设又过去了20年。宣州银坑的开采情况史料记载更少，在西安曾经出土和征集到天宝十载宣城郡和市银与天宝十三载宣城丁课银。唐朝编制的“天下诸郡常贡”列表中，宣城郡（宣州）的正式“常贡”并无白银，但这不妨碍当地产银以其他名义进入中央。饶州银山的银矿到了宋朝基本上挖光，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饶州知州范仲淹上奏朝廷，取消了银山采矿场，终结了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勘探队在当地发现了大量的铜铅锌多金属矿田，这便是九百余年的后话了。
《贞观政要》是一部反映唐太宗执政理念的历史文献，其中《贪鄙》一章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表现了他从儒家思想中提取的财政理念。以下是原文：
引用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乏，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賸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勅放令万纪还第。
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叫权万纪的官员，上奏唐太宗说宣、饶二州山里有银坑，可以大力开采，每年可以有数百万贯钱的收益。唐太宗看了奏本，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发了脾气，你权万纪既不能给朕推荐人才，又不能举报不法事件，尽给朕谈钱钱钱，low不low啊？朕像是缺钱的人吗？这是将朕当成卖官鬻爵的东汉桓、灵二帝啊？你还是回家带娃去吧！
这件事还见于《新唐书·权万纪传》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基础上有所简略。如果孤立地看这段文字，给人感觉唐太宗求贤若渴，不贪财好利，对那些试图用经济利益来诱导他的官员加以摈弃。然而，我们如果从其他角度来观察这件事，会读出一些有趣的信息。
首先说说上书人权万纪，这个人下场比较惨，最后是死在唐太宗第五子齐王祐的手里。此人在两唐书中均有传，《新唐书》记载较为详细，《旧唐书》中记载虽然简略，但也有个别可以互补之处。权万纪，祖籍天水，后家族迁居京兆万年。父亲权琢玠是隋朝匡州刺史。权万纪本人由潮州刺史被提拔为治书侍御史，初任该职务的时间应该是在贞观三年或者更早。这个职务属于御史台副官，从五品。御史台正官是御史大夫，但治书侍御史却是实权官僚。唐太宗前期的御史大夫有杜淹（武德九年-贞观二年）、温彦博（贞观二年-四年）、萧瑀（贞观四年）、张亮（贞观五年）、韦挺（贞观六年-贞观十年），更换比较频繁。而这一时期权万纪基本上都在治书侍御史的位置上，《旧唐书》说他弹劾过温彦博，《贞观政要》和《魏郑公谏录》提到他“斥退张亮”，看来权万纪至少弹劾过两位上司。此外房玄龄、王珪等重量级的大臣也都被弹劾过，是官场上典型的“刺头”。
以劝谏著称的魏征自然也逃不过权万纪的刀笔。《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提及有人状告“阿党亲戚”，八成就是权万纪的杰作。作为唐朝第一大喷子的魏征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找了个机会反弹权万纪与同僚李仁发（《魏郑公谏录》写作季仁敬），说他们俩人只会乱告黑状，“多行无礼以取强正之名”，此事在贞观五年。而就在这一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权万纪弹劾大理丞张蕴古包庇犯人李好德。唐太宗盛怒之下，直接下令将张蕴古处决，但事后却又后悔，认为按律不当斩，于是在十二月二日丁亥“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也就是对死刑案件进行反复审核后才能执行。从职责来说权万纪似乎也没什么大错，但毕竟他得罪人太多了，没多久“奸状渐露”（用词比较难听了），唐太宗将其转为散骑常侍散官，先挂起，再外放为连州治中（唐高宗时期改称治中为司马）。据说当时朝中官员听说权万纪要滚蛋了，一片欢欣雀跃，弹冠相庆。
权万纪就自此离开中央了么？不不不，这位作死小能手还是深得太宗皇帝之心的。没过多久，他就官复原职，继续当他的治书侍御史。贞观七年正月十日戊子，唐太宗下诏：“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礼、杨览、唐奉义、牛方裕、元敏、薛良、马举、元武达、李孝本、李孝质、张恺、许弘仁、令狐行达、席德方、李覆等，大业季年，咸居列职，或恩结一代，任重一时；乃包藏凶慝，罔思忠义，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阎、赵，衅深枭獍。虽事是前代，岁月已久，而天下之恶，古今同弃，宜置重典，以励臣节。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这条诏令列了一份隋朝乱臣贼子的名单，将他们的子孙后代打入另册，永不录用。早在贞观四年，权万纪就提议将宇文智及的儿子逐出千牛卫，得到太宗的许可，这条诏令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大版，搞不好名单也是权万纪参与拟订的。
权万纪建议开采宣、饶二州银坑之事，《贞观政要》放在贞观十年，应该是他再次入朝担任治书侍御史时。但事件发生时间，似乎都有可讨论之处。根据《新唐书》记述权万纪后来的履历，“由御史中丞（太宗朝称治书侍御史）进尚书左丞，出为西韩州刺史。徙吴王长史（太宗朝称别驾）。”西韩州这个行政区，于贞观八年撤销，权万纪很可能是最后一任刺史，他提议开采银坑事又在担任西韩州刺史之前，就不大可能在贞观十年，而应该在贞观八年之前。
唐太宗时期的宣州辖境在今安徽定远、来安、和县和江苏六合、江浦以西，河南光山、新县，湖北武湖水以东的江北、淮南地区；饶州辖境在今江西省鄱江、信江两流域（婺源、玉山两县除外）。这两个州过去没有发现较大的银坑，所以相关情报应该是两州刺史从民间新收集整理后上奏朝廷。至于朝廷如何处置，似乎并不在治书侍御史的职权范围之内，应该是民部（即户部）管辖事务。治书侍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过失，权万纪弹劾各路高官便是依此履职的。而他之后升任的尚书左丞，负责管辖吏民礼三部，则可以涉及关于采矿事务。因此笔者疑心，权万纪是在担任尚书左丞的官职后，恰逢地方上报的关于宣、饶二州银坑的开采情况，于是他将相关材料整理后，向唐太宗做了进一步汇报工作。
权万纪的原始奏章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贞观政要》中的记录只是择其概要的简述，文中“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的表述大有问题，已经完全超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数百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铜来衡量，百万贯钱相当于铜625万斤，数百万贯则超过此数。而天宝年间一年的铸钱总量是32万7千贯，耗铜约209万斤，这已经是唐朝铸钱的峰值。如果唐太宗时期宣、饶二州白银年开采总量达到625万斤，也就是四千多吨，即使放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小数字，2004年中国矿山银产量不过两千吨。如果数据属实，唐朝政府不会无视如此巨大的财富。宣、饶二州银坑的实际开采量是多少呢？虽然是二州并举，但实际上后来开采重点是饶州银山的矿银。根据《元和郡县志》卷28记载，鄱阳郡（即饶州）乐平县东一百四十里银山的产银量为每年十万余两，可谓唐朝第一大银矿，宣饶二州其他的银坑产量恐怕只能增加点零头而已。十万余两也就是一万斤不到的量，折成银钱则为百万钱，与“数百万贯”相差数千倍。《新唐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这段内容写成“岁取数百万”，没了“贯”字反而更符合实际情况。《贞观政要》的立意在于宣传唐太宗，内容和选材多有偏颇，经过历代辗转传抄，也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到底原始奏章有没有“贯”或者“缗”字，成了千古之谜了。如果有“贯”，那就是权万纪本人没有数字概念，肆意夸大其词，严重点说可以算欺君之罪，似乎也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但如果没有“贯”，那就是后世传抄失误，以讹传讹。后出的史料抄录这件事，大多写成“百万贯”或者“百万缗”，似乎很少有人对此产生疑议。唐太宗的回应中也没有指斥数字不实的问题，只是一味强调自己并非贪财好利之君，到底是看穿了权万纪夸大其词的实质，还是真的对无所谓，那就不得而知了。权万纪二次入朝已经当上了尚书左丞，后来又被外放为西韩州刺史，与他这次上书是否存在关联，或许还需要新资料出现才能解释。
当然，即使是一年百万银钱的开采量，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唐太宗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甚至是这笔财富的千倍也毫不动心，还担心自己变成桓灵之辈，可谓性情中人。按照常规的分析，中国唐朝实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开元通宝铜钱是国家法定的货币，私铸金银币理论上是不犯法的，大宗商品交易则必须有绢帛参与支付。但唐朝境内部分地区和领域存在银币的流通空间，比如内附的胡人缴纳的税金便是银币，再就是岭南地区日常交易也用银。在此之外，那就是唐太宗初年尚未征服的高昌国也用银钱。高昌国和胡商们所使用的银钱主要是波斯德拉克马银币，而岭南地区所使用的应该是不规则的散碎银两。百万银钱也就是千贯钱，唐朝初年一枚银钱可以兑换32枚开元通宝，这些银钱大概价值不到四万贯，比起数十万贯铜钱的年铸造量还是差得很远，自然不足以取代铜钱的本币地位。如果唐太宗拿到的是百万钱的年产量数据，看不上这笔钱还是可以理解的。贞观十四年，唐朝灭掉了高昌国，开元通宝铜币开始大量输入高昌故地，高昌也逐渐从银币本位地区变成和内地一样的铜币本位地区。
权万纪上书的本意，可能是希望朝廷能够全面接管宣、饶二州的银矿，而不仅仅是听任当地大户开采后上交银税。但唐太宗对于银税也毫无兴趣，更不用说让官方直接管理银坑，除了是为了树立个人不贪财的形象之外，也为了秉承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贞观十一年，太宗还一度把宣州封给尉迟恭作为世袭刺史的自留地。饶州如何处置，没有比较准确的史料记载，但这一时期两地银坑都是任由民间开采，官府并不干预。到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饶州乐安县民邓远上书给当时的饶州刺史窦俨（豆卢玄俨），建议朝廷在银山设置场监，规范管理民间采银，只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银。这位豆卢玄俨是豆卢宽（隋文帝外甥）的侄孙，算是世家。在这件事直到上元二年（675年）才落实，监场便命名为“邓公场”，距离贞观十年已经过去了40年。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销日渐增大，对于饶州银山的银税自然不会放过。1999年，西安曾经出土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饶州银铤五十两，距离邓公场开设又过去了20年。宣州银坑的开采情况史料记载更少，在西安曾经出土和征集到天宝十载宣城郡和市银与天宝十三载宣城丁课银。唐朝编制的“天下诸郡常贡”列表中，宣城郡（宣州）的正式“常贡”并无白银，但这不妨碍当地产银以其他名义进入中央。饶州银山的银矿到了宋朝基本上挖光，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饶州知州范仲淹上奏朝廷，取消了银山采矿场，终结了这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勘探队在当地发现了大量的铜铅锌多金属矿田，这便是九百余年的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