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向 中晚唐的“宫市制度”——“卖炭翁”背后的大唐王朝
作者 森林鹿
[b]国是变革必然要以抢劫农夫老翁的柴炭为代价吗？[/b]
唐诗《卖炭翁》，白居易大大的代表作之一，稳居中小学教科书必考背诵篇目多少年，熟得不能再熟，所以这里就不贴全诗了，随便聊一些课本里没说的东西。
[b]一、文艺作品的“卖惨”与更有“唐朝风”的原型事件[/b]
白大神笔下的卖炭翁，是一个艺术作品里的虚构人物，其基本特性是勤劳、贫穷、老实、命运凄惨。他穿着单薄破衣在寒冬深山里砍柴烧出一车炭，进长安城去卖，却被宫使强买而去，全诗结束于“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当时卖炭翁如何呼天抢地或默默擦泪，黄衣使者白衫儿如何趾高气昂，围观群众是抱不平还是敢怒不敢言，老翁及其家人要怎样捱过严冬，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
但是不管怎么想像，基本没人认为受害者会当场反抗，因为前句里已经有“宫使驱将惜不得”的表述，老人家认命了。这样更能引发读者同情，卖炭翁是白居易成功塑造出来的一位“完美受害者”。
历史上的原型人物，比卖炭翁要复杂得多，不过其实更有所谓“正能量”。
事件记载在韩愈《顺宗实录》及旧唐书张建封传等文献当中，主旨和白居易诗一样，都是大火力攻击“宫市制度”。大致经过是这样：
[b]有个农夫用驴驮着一捆柴去卖，遇上宦官下宫市副本强买，给农夫“绢数尺”作为柴价（绢帛等丝织品在唐朝是法定货币，但这里给得明显太少了）。这不算完，还勒令农夫包邮并承担过路费、进宫证办理费等等。
农夫哇一声就哭了，把那几尺绢还给宦官，说柴我白送你了行不，你行行好放我和驴走路吧，宦官表示没驴我怎么把柴弄进宫去啊你这不明明骂我是畜牲吗辱骂公务员不配合工作就是对天子不敬对大唐不忠你这个叛逆……
“狗腿子仗势欺压良民”的常见模式进行至此，后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反转“小贩打城管”。本来唐朝汉子也普遍耿直暴脾气，农夫吼：“我有父母妻子，全仗着驴运卖柴这小生意过活，今天白送你柴都不行，一定要抢我家驴，生产工具都没了，一家人只好活活饿死。晚死不如早死，死前削你丫一顿出气拉垫背的……”
一动上手，因为宦官集团搞宫市早就引起民愤，估计围观群众有不少助拳的，当事宦很吃了点亏。等到闻讯赶来的治安管理员拉开架，把“互殴”双方带到派出所，事情已经闹得非常大，迅速形成舆情热点。
最后处理结果，“万岁圣明啊~~~”，对公开抢劫商贩的宦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降级降待遇观察留用；“赐农夫绢十匹”，约合5000钱，按初唐市价能买4吨柴了[注1]，作为国家赔偿吧。但是“宫市制度”坚决不改，“谏宫御史表疏论列，（皇帝唐德宗）皆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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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牵驴卖柴被劫”这个宫市典型案例，见于多处文献，我们不难看出这案子和《卖炭翁》这一文艺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白大大应该是在这个原型事件的基础上，又参考了别案，作了艺术加工。
普通农夫变成“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哀苦老人，一捆柴变成价值更高、更难制造的一车炭，驴子也变成象征意味更浓的“老黄牛”，最后完全不写“受害者反抗——案件公开处理”的环节，结尾定格在冰雪泥地里系在牛头上的鲜艳红绫，暗示无奈结局，也使读者的愤懑不平情绪持续郁结。
乐天大神的创作手法是高明的。他这也不算“篡改历史”，毕竟从史实来说，农夫反抗并得到补偿才是个例，绝大多数被抢劫的商贩，都默默忍了。
登峰造极时，两市上只要买家说一声“我这是宫市”，卖家就放手给货，甚至不敢问一句“你哪儿来的”，更不劳烦讨价还价。宫使经常“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物”，外带强迫卖家包邮包税。
皇色恐怖之下，长安东西市出现奇景：各商家都把值钱好货深藏，门面上只摆些粗杂破烂，不求吸引顾客打响名气，只求被抢的时候少点损失。
他们可能还搞了“消息树”一类的传讯系统，只要有人发现鬼子又进村，呃，“宫里又来人啦”，一传十十传百，连烧饼铺奶茶店（咦）都关门下铺板。谁家有象样的男仆女婢、车马牛驴，也都轰到拐角小巷里躲起来，等宦官们走了才敢露面继续营业。[注2]
[b]二、所以还搞“宫市”干嘛？直接上街去抢不就得了？[/b]
唐朝皇帝（理论上）也是要脸的嘛~~~~
说说宫市。
这个玩意并不是指“专门供应皇宫物资的市场”，而是指“皇宫里派人去市场上买货带回宫里用”的行为，翻译成“为皇室代购”可能现代人更好理解点。研究一般认为“宫市”从唐玄宗年间发源，安史之乱后，在代宗（李隆基的孙子）、德宗两朝达到顶峰、民怨沸腾，顺宗之后被强力打击，收敛多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玄宗以前，宫里不去市场上买东西，皇帝后妃太监宫女们的吃喝穿戴生活日用品从哪里来？
朋友，听说过只能高干才能尊享的“特供品”吗？（电视购物导购脸.jpg）
历朝历代的皇室家族都是超级大地主，直辖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并且有专门机构来组织生产、管理运输储藏分配。在唐朝，是司农寺等部门负责指挥官奴婢打粮种菜、做衣养马，物资入库以后，由“殿中省”支供皇帝一家子享用。
此外，全国各地每年交租庸调等粮税，还要进贡本地特产。这些物资按时从出产地运到京城，验收入库，户部等财政部门按计划供应皇室百官，也基本不和市场、商贩发生关系。
如果以上两种来源，仍然不能满足皇室需求，主管部门才会到市场上买货补足差额。在唐初，这种情况占比不太多，而且由官府公务员按规定操办，不象中晚唐那样是皇帝叫身边人去市场明抢。
还以木柴为例，司农寺下辖的“钩盾署”在京城附近各州雇有七千工匠，每年砍柴交纳木橦56万根，每年再购买16万根，此外还有无固定数量的“苑内蒿根柴”，亦由官奴婢负责采伐。所以在初唐，薪柴一项，官府自产自供占比达78%以上，买柴占比不到22%。皇宫官府的生产-消费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对京城百姓生活直接影响不大。[注3]
然而“死制度”无法适应“活社会”。太平日久，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耕地就那么多，很快不够分了，户籍系统迅速崩坏。后宫吃闲饭的和官僚机构都在膨胀，到玄宗年间，据说两京各宫苑包括皇子皇孙住所在内，有编制的宫女太监已近五万人，其中享受高官待遇的太监就有四千多。[注4]“皇庄”之类的国营生产队又必然会存在效率低下、经手人侵吞自肥等问题，产出物资的缺口越来越大。
怎么解决呢？玄宗是个爱面子的皇帝，不好意思太祸害京城百姓，他主要向两方面伸手：
一是外地州县和皇亲国戚们“自愿贡献”，往他老人家的私库里塞钱塞货；二是集权，把经济控制权从官府公务员手里抢过来，换成听话的自己人掌握、灵活调度，在公私两方面都努力敛财。
能立竿见影的措施是第一条，但第二条对唐帝国的影响更深远。
玄宗之前，财政主要由正规部门（尚书省户部四曹）管理，官员们依成例办事，皇帝能直接插手的空间有限；玄宗为了适应经济形势，也为了自己享乐，开始大量设置临时机构临时官员“XX使”，可理解为“XXX委员会”“XXX领导小组办公室”“XXX工作组”等，并用这些机构人员逐步架空原有部门，掌握实权。
还说柴炭，原主要供给部门司农寺，一年不到4万吨木柴的供应量，已经远不够皇宫官府使用。于是玄宗就设了个“木炭使”，由杨国忠兼任，不管你是弄钱去买柴还是勒令外地大员送柴进京，反正不能让朕和你贵妃妹子冻着饿着……
安史之乱前，各地“进贡”以及给XX使们交花头税，承担了很大部分的宫廷经费，可这有个必要条件——天下不能乱，交通不能断。战争一打起来啊……别说打仗了，想想每年春节期间咱们的快递啊外卖啊……（┬_┬）
等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藩镇割据又来了。统一表象下，全国政治、军事、经济都支离破碎，关中之外，肯长期老老实实向朝廷交钱粮的只有江淮那一带几道。所以“外地进贡”也不够稳定可靠了，皇帝着急用东西，只好豁出去脸皮，派狗腿子上街明抢啦。
[b]三、文官、太监和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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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市”的兴起和收敛，始终伴随着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激烈争斗。再讲深点，是官僚与皇帝争权。
在掌握了后世话语权的文官笔下，一开始宫中物到市场上购买，“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公平买卖当场结款。后来变成太监采办，就开始压价强买，又变本加厉成了明抢，“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再后来，太监都懒得亲自下场了，出面抢劫的是……临时工。
这些临时工被称为“白望”，通鉴注释说这些人“在市中左右望，（看中了啥）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他们没有编制，没有身份证件，大概也没有固定工资，是主管宫市的太监们雇来的无业游民，约有几十上百人，专靠帮抢分点残羹剩饭维生。可见太监们的工作方法也在改进，自己手上不沾腥，连被严肃批评教育察看的风险都规避了呵呵。
在文官看来，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水准天然大于太监，“白望”则是比太监更下作的天生贱民，“宫市”的骂名完全来自于太监和临时工。所以大臣进谏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多是劝皇帝别再用太监主管“宫市”，身为老国舅和首都市长的吴凑更自告奋勇，“凡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代购这个任务就交给舅公我吧~~~
皇帝唐德宗：“呵呵，风好大你说啥？”
从亲身经历出发，德宗更信任身边太监，对自我感觉良好的外臣却深怀戒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宫市议题，成了两大利益集团的公开角斗场。代表文官下场开喷的，除了我们熟悉的白居易、韩愈这些大V，连当时的皇太子李诵都差一点捋袖子抢键盘。
最后太子是被心腹王叔文劝住的，理由就是“你喷宫市，等于公开站队文官集团，你爹会怀疑你收买人心想篡位，宦官集团更会想法搞掉你。万事都能等你接了位再说吧。”
（后来李诵上位，果然公开废除了“宫市制度”，但效果如何，下面再说。）
我们现代人已经不象古代修史者一样，相信文官比太监有“天然正义光环”，相信只要把宫市交由官员采办，就能做到公平买卖童叟无欺。毕竟造成恶政的根本原因，是买卖双方地位权势不对等，这一点上官员和太监并没有本质差别。
再说个事例：贞元三年秋，难得遇上个丰收年景，多地粮食价贱（大米一百五十钱一斗、小米八十钱一斗）。官府按惯例“和籴”，即由主管部门以“保护价”收购粮食囤备，避免“谷贱伤农”。
这年十二月初一，皇帝德宗下基层慰问，进入村民赵光奇的家里，掀开……咳，当面问赵光奇：“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赵光奇：“不怎么样。”
皇帝：“……今年大丰收啊，怎么你还不高兴？”
赵光奇：“官府政策净是骗人的。前些年说税制改革，老百姓交了‘两税’之后没别的负担了，现在杂七杂八收的钱、派的劳役比税还狠！然后又说要保护性购粮，其实等于强抢，俺们一个钱都没见着！还有呐，收粮的时候说派车来地头拉粮食，俺们不用管运，现在又成了叫我们出车马自己送到京西行营去，长途跑几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都愁苦成这样了，哪能高兴得起来？俺们也知道政策好，可落实不到百姓身上啊！您老人家是英明圣主，就怕不知道下情，都让底下办事的贪官给蒙蔽了啊……”
估计当时陪同皇帝视察的中基层官员脸都绿了，也不知道这前期工作是怎么做的嗯……这事的结果是“上命复其家”，皇帝免了赵光奇一家今年的赋税劳役。相关人员和政策的追责无载。
“和籴”一般是由文官公务员主管的市场购买行为，也一样坑害百姓。不过在文官集团看来，这当然是个别贪官污吏所为，甚至是太监们勾结控制主事官员的结果，继续喷宦官专权就行了。有一种情况是文官最头疼的，就是“皇帝亲自出面抢钱”。
[b]四、每年一百万贯私房钱就想包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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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三年九月的一天，唐德宗李适扯着宰相李泌哭诉：“往年外地州道进贡的东西，合算下来能值钱五十万缗（同“贯”，即一千文铜钱），今年却仅得三十万缗。我知道我一当皇帝的不该说这话，可朕真要穷死了哇嘤嘤嘤嘤……“
李泌扶额：“陛下你脸皮够厚的……这样吧，臣我负责以后每年往宫里送一百万缗钱，但是陛下不能再受外地州道进贡，更不能再叫人去各部门各地要东西（宣索）。有什么必须品，也得出正式公文，折算抵应得税，防止奸吏从中取利盘剥，行不行？”
皇帝立刻点头同意。答应得太痛快了，人精李泌心中起疑，可也没啥办法。半年以后，贞元四年二月，从淮南运来的钱帛二十万抵达，李泌叫人全送进内库，顺便打听一下：“皇帝是不是真的没再管别处要东西啊？”
回答是：“怎么可能呢？早又‘宣索’过好几次啦，不过另外又下令承办人保密，不许让宰相知道罢了。”
一口老血喷出来的李泌，思前想后，最后啥也没说。
《资治通鉴》里，这段记载后面，司马光大骂德宗一顿，顺便也骂李泌这个宰相不合格，不好好教育皇帝崇俭戒奢，反而给他那么多钱花。其实李泌的本意，一个皇帝每年花个一二百万，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不算多大事。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控制权还给政府部门，走正规程序拿钱（哪怕多拿点），让底下办事人员有规章制度可循、财政体系能正常运转。
他不怕皇帝要钱，他怕皇帝“乱”要钱。德宗叫身边人去搞一百万，层层伸手，最终落到民间百姓头上的负担可能三百万、五百万都不止。
唐德宗这人对“钱”有心理阴影，是个穷怕了的皇帝。他生于天宝元年，少年经历“安史之乱”，挂着“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衔头上过前线立过战功，刚继位的时候也颇有励精图治气象。然而当了四年皇帝以后，因为“给五千士兵发奖金太少”，京城爆发泾原兵变，皇室逃亡，被困危城。
当时天下藩镇林立，各地节度使轮着造反。德宗最窘迫的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呢？他派遣侦察兵去敌营，侦察兵哭诉隆冬苦寒，求皇帝赐件厚实衣服才好出城，德宗居然找不出一件冬衣，最后是拿过身边亲王的腰带，抠出上面镶嵌的金饰，叫人去卖了换件衣服给侦察兵。
因为受刺激太深，等事变平息，德宗回长安以后成了攒钱狂魔，“属意聚敛”，一定要手里抓着好多好多钱才能安心。
他抓钱的主要方式是假手宦官，示意外地大员主动“进奉”，而这些进奉财物要么加派在百姓头上，要么从应该上交国家的正税里截留，严重干扰财政系统运转。另外还有一种“宣索”，就是直接派人去官府部门或者外地州县，指明“皇帝要某某财物多少数量，你们送进内库”，这种随意性更大，危害也深。
相比之下，派太监直接去抢商贩的“宫市”，捞的钱应该不占大头。但是因为这恶政直接面对底层百姓，激起的民愤远大于“进奉”和“宣索”，很快成为文官集团的集中攻击点。
按一般人的想法，既然宫市的收入不算太多，反对声音又这么强，那不如顺应民情废掉算了。可是皇帝的脑回路怎么会跟一般人一样呢？
他所信任的宦官集团更不愿意轻易放弃“宫市”这样油水很足的美差，理由也是现成的：朝令夕改才是施政大忌，天子的威信更重要。那些意外事件都是个例，是局部的小毛病小问题，不足以撼动大计。
再咬咬耳朵，把外臣对于宫市的攻击，上纲上线为忠君问题和路线斗争，也很容易。不过这属于心腹密谈，不好公开说的。公开场合，皇帝和宦官们用的是另一个理由：宫市对于京城的市场、就业影响太大，不能废除。
[b]五、这头猪终于养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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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宫市）？”[/quote]
这个宫市存在的理由，历来被文官集团视为“瞎扯的”，即使它来自于当时的财政部长报告，也不可信，修史者顺手一笔把财长苏弁打成“宦官党”就行了。然而鉴于“宫市”的概念在当时混沌不清，各方都在根据各自利益引申歪曲，这话不能说是完全没道理。
站在文官集团的立场来看，“宫市”=“宦官明抢”，废掉宫市，只有宦官和他们手下的临时工会利益受损（那不是活该吗），对百姓和国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后世治史者也大多持此立场。
对面一方，唐德宗和他回护的宦官集团，则把“宫市”=“供应皇宫物资的市场体系”，不但包括了卖货商家，还包括制造、运输、仓储物流等各环节从业者，所以才能夸大数字说有“数千、万家”依赖宫市就业。
皇宫不采购了，对长安城居民的生计影响会有那么大吗？由于资料不足，没法作数目字考证，大致看来，当时长安是一个聚居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些人口不可能以农业耕作生活，城市劳动力只能依靠工商业、服务业来吸纳就业。“八项规定一出，高档餐饮萧条”的情形，古今同理，只是没法确定这种影响范围会有多大，太监们反复强调的“百姓赖宫市以养”有几成可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对从“供送配给制”向“自由市场采买”转变的过程，都不陌生。从粮票布票副食票，粮店副食店排大队，到街角暗搓搓的自由市场、大棚市场、超市水果店上门配送……
社会稳定一段时期以后，生产力提高，专业分工细化、专项出产效率提升、商品丰富、市场交易活跃，综合算下来，“拿钱买货”的成本越来越低，应用越来越广，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跟统治者是俭朴还是奢侈关系不大。
所以“采购（和市）”必然越来越多，不管让太监办还是官员办，事情都得办。文官们想恢复开国之初那种宫府自给自足，几乎不扰民的供应状态，那是不太可能的。
正因为宫廷（皇帝）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圣天子感觉缺钱用的时候，才会“开拓思路创新机制”，不局限于传统的“找农民收粮抓丁”模式，而把捞金黑手伸向了此前一直被忽视的商户。
在天朝这个早熟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社会共识，历代统治阶层也大多习惯以农业税为国家第一财政支柱。在安史之乱前，唐朝也是如此，“均田制”+“租庸调制”构成了主要经济体系，中央政府以土地和人力定租税，负责下征收计划和分配。各地方政府只是奉命行政、收租送钱、申请经费下发，本身基本没啥经济权力。
安史之乱后，国家分裂割据严重，很多藩镇找各种理由截留本地应该运往中央的财税，搞得皇帝蹲在长安天天哭穷，中央和地方为了钱一年不知要掐多少架。
这里要吹一波我唐君臣的务实态度，他们很快认识到要恢复贞观、开元那种美好的时代不可能了，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变革。
以第五琦、刘晏为代表的理财高手，在两代皇帝的统治时期内，整出了很有用的经济对策，使得唐朝又成功续命百余年。这对策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中央和地方“分税”，即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咳，两税法的“两”并不是指中央和地方，一般认为是指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此处勿杠。无奈脸.jpg）
京城朝廷既然不可能要求各地方藩镇把租子按时全额上交，那咱挑明了吧，定制度分钱。每年你这块地方该给帝都交多少钱，你就送多少，剩下的你藩镇和藩镇下辖各州自己留着，中央有监督权。相应地，你们自己地界里该修桥补路赈济灾民啥的，也不用向中央伸手要了，自己掏钱吧。
农业税，因为本身的业态特点，大部分要由各地方政府去征收，所以两税法的主要针对范围就是农业税。此外，中央朝廷又开发了一大部分“直属中央”的、不太需要地方经手的税种，这些就以商业税为主了。
“国税”当中，最主要的是“食盐特许经营税”。最夸张的时期（唐代宗大历末年），食盐专卖收入占到当年中央朝廷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种“中央与地方分税种、分固定比例的钱、分事务权责”的新模式，断断续续延用千余年，直到现代的国税地税制度，可见其影响有多深远。
顺便说一句，唐朝当时这场改革虽然没遇到太大阻力，主持其事的几位理财高手生前身后都下场挺惨，第五琦至今还顶着个“奸臣”名头呢。
从朝廷的立场来说，农民的羊毛没法薅足，又机智地抓过来商人薅，于是又成功撑了好久。换一边立场来看，对商界来说，那是养肥开宰了，终于。
不宰行不行？行啊，不交钱就等着各地节度使的骄兵悍将打过来吧~~~唐朝皇帝跑路技能很熟练的，你农民或者商贩确定也能躲过战火兵灾？“勉强活着”和“估计得死”之间，自己选个吧。
终唐德宗一世，他在宫市问题上始终坚持已见，护着宦官和文官集团争权争利。好不容易熬到他死，太子李诵立刻宣布“罢宫市、五坊小儿（与宫市类似的一种抢劫行为）”，一般认为这是“宫市制度”的终结。
然而细看史料，之后文宗时期又出现了“宫市内官”“宫市使典”等属官名称，似乎可证皇帝派身边人去搞宫市的现象死灰复燃，只是没有那么嚣张的气焰了。四十年后的唐武宗会昌六年，朝廷还在下敕，说“闻十六宅置宫市以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可见这个制度的阴魂不散。
估计李诵那次“罢宫市”，是把当时民愤最大的一批经手太监踢开了，以及一段时间内把必需的采买工作交给了公务员系统，所以可以说取消了“由宦官采办的宫市”。至于入市采办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可能禁绝的。
一直到唐亡宋兴，赵家皇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禁中贸易）以京朝官、内侍参掌之，以防侵扰”，但也防不住，依然弊病丛生。“宫市”的恶名吓不退后来者，历代统治集团都管不住那只直接伸向百姓钱包的黑手，区别只在轻重程度不同。
最后总结一下吧：
[b]
——卖炭翁的炭（实际是农夫的柴和驴）被谁抢了？[/b]
表面上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太监和他们的临时工帮凶，但一部分血汗钱入了皇帝唐德宗的私库，皇帝要负主要责任。
[b]——唐德宗为什么要公开抢劫穷苦百姓？[/b]
一为敛财，二为维系宦官集团对他个人的忠诚，这是人身安全保障（他认为）。
[b]——他一个当皇帝的，要那么多钱干嘛？[/b]
除了个人心理问题以外，他面临着极困难的形势，主要是得打击藩镇维护统一，而这需要出兵打仗，需要巨额军费支用，需要人财物“集权”。经过百余年经济发展和安史之乱的深重打击，初唐时建立的那套财政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形势，必须变革。玄宗时的使职流行，德宗的“两税法”，都是适时而变的措施，让唐朝得以又续命百余年。
[b]——国是变革必然要以抢劫农夫老翁的柴炭为代价吗？[/b]
。。。。。。╮（￣﹏￣）╭
注1：柴价问题，唐德宗时期无资料。《通典》卷一百六十七有一条唐初贞观年间的记载，当时“司农木橦”卖七十文钱一根，民间市场上相同的木柴只卖四十钱。唐式：柴方三尺五寸为一橦，龚胜生《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一文推算一根木橦约0.1立方米，每立方米重0.4吨。为计算简便，取价五十钱一橦，则1立方米木柴为500钱，5000钱可买10方木柴，重4吨。
注2：奴仆车马走避宫市的原文见《唐会要卷八六》
注3：见《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
注4：原文见《旧唐书卷一八四》：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硃紫者千余人。
[b]国是变革必然要以抢劫农夫老翁的柴炭为代价吗？[/b]
唐诗《卖炭翁》，白居易大大的代表作之一，稳居中小学教科书必考背诵篇目多少年，熟得不能再熟，所以这里就不贴全诗了，随便聊一些课本里没说的东西。
[b]一、文艺作品的“卖惨”与更有“唐朝风”的原型事件[/b]
白大神笔下的卖炭翁，是一个艺术作品里的虚构人物，其基本特性是勤劳、贫穷、老实、命运凄惨。他穿着单薄破衣在寒冬深山里砍柴烧出一车炭，进长安城去卖，却被宫使强买而去，全诗结束于“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当时卖炭翁如何呼天抢地或默默擦泪，黄衣使者白衫儿如何趾高气昂，围观群众是抱不平还是敢怒不敢言，老翁及其家人要怎样捱过严冬，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
但是不管怎么想像，基本没人认为受害者会当场反抗，因为前句里已经有“宫使驱将惜不得”的表述，老人家认命了。这样更能引发读者同情，卖炭翁是白居易成功塑造出来的一位“完美受害者”。
历史上的原型人物，比卖炭翁要复杂得多，不过其实更有所谓“正能量”。
事件记载在韩愈《顺宗实录》及旧唐书张建封传等文献当中，主旨和白居易诗一样，都是大火力攻击“宫市制度”。大致经过是这样：
[b]有个农夫用驴驮着一捆柴去卖，遇上宦官下宫市副本强买，给农夫“绢数尺”作为柴价（绢帛等丝织品在唐朝是法定货币，但这里给得明显太少了）。这不算完，还勒令农夫包邮并承担过路费、进宫证办理费等等。
农夫哇一声就哭了，把那几尺绢还给宦官，说柴我白送你了行不，你行行好放我和驴走路吧，宦官表示没驴我怎么把柴弄进宫去啊你这不明明骂我是畜牲吗辱骂公务员不配合工作就是对天子不敬对大唐不忠你这个叛逆……
“狗腿子仗势欺压良民”的常见模式进行至此，后面就是喜闻乐见的反转“小贩打城管”。本来唐朝汉子也普遍耿直暴脾气，农夫吼：“我有父母妻子，全仗着驴运卖柴这小生意过活，今天白送你柴都不行，一定要抢我家驴，生产工具都没了，一家人只好活活饿死。晚死不如早死，死前削你丫一顿出气拉垫背的……”
一动上手，因为宦官集团搞宫市早就引起民愤，估计围观群众有不少助拳的，当事宦很吃了点亏。等到闻讯赶来的治安管理员拉开架，把“互殴”双方带到派出所，事情已经闹得非常大，迅速形成舆情热点。
最后处理结果，“万岁圣明啊~~~”，对公开抢劫商贩的宦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降级降待遇观察留用；“赐农夫绢十匹”，约合5000钱，按初唐市价能买4吨柴了[注1]，作为国家赔偿吧。但是“宫市制度”坚决不改，“谏宫御史表疏论列，（皇帝唐德宗）皆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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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牵驴卖柴被劫”这个宫市典型案例，见于多处文献，我们不难看出这案子和《卖炭翁》这一文艺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白大大应该是在这个原型事件的基础上，又参考了别案，作了艺术加工。
普通农夫变成“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哀苦老人，一捆柴变成价值更高、更难制造的一车炭，驴子也变成象征意味更浓的“老黄牛”，最后完全不写“受害者反抗——案件公开处理”的环节，结尾定格在冰雪泥地里系在牛头上的鲜艳红绫，暗示无奈结局，也使读者的愤懑不平情绪持续郁结。
乐天大神的创作手法是高明的。他这也不算“篡改历史”，毕竟从史实来说，农夫反抗并得到补偿才是个例，绝大多数被抢劫的商贩，都默默忍了。
登峰造极时，两市上只要买家说一声“我这是宫市”，卖家就放手给货，甚至不敢问一句“你哪儿来的”，更不劳烦讨价还价。宫使经常“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物”，外带强迫卖家包邮包税。
皇色恐怖之下，长安东西市出现奇景：各商家都把值钱好货深藏，门面上只摆些粗杂破烂，不求吸引顾客打响名气，只求被抢的时候少点损失。
他们可能还搞了“消息树”一类的传讯系统，只要有人发现鬼子又进村，呃，“宫里又来人啦”，一传十十传百，连烧饼铺奶茶店（咦）都关门下铺板。谁家有象样的男仆女婢、车马牛驴，也都轰到拐角小巷里躲起来，等宦官们走了才敢露面继续营业。[注2]
[b]二、所以还搞“宫市”干嘛？直接上街去抢不就得了？[/b]
唐朝皇帝（理论上）也是要脸的嘛~~~~
说说宫市。
这个玩意并不是指“专门供应皇宫物资的市场”，而是指“皇宫里派人去市场上买货带回宫里用”的行为，翻译成“为皇室代购”可能现代人更好理解点。研究一般认为“宫市”从唐玄宗年间发源，安史之乱后，在代宗（李隆基的孙子）、德宗两朝达到顶峰、民怨沸腾，顺宗之后被强力打击，收敛多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玄宗以前，宫里不去市场上买东西，皇帝后妃太监宫女们的吃喝穿戴生活日用品从哪里来？
朋友，听说过只能高干才能尊享的“特供品”吗？（电视购物导购脸.jpg）
历朝历代的皇室家族都是超级大地主，直辖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并且有专门机构来组织生产、管理运输储藏分配。在唐朝，是司农寺等部门负责指挥官奴婢打粮种菜、做衣养马，物资入库以后，由“殿中省”支供皇帝一家子享用。
此外，全国各地每年交租庸调等粮税，还要进贡本地特产。这些物资按时从出产地运到京城，验收入库，户部等财政部门按计划供应皇室百官，也基本不和市场、商贩发生关系。
如果以上两种来源，仍然不能满足皇室需求，主管部门才会到市场上买货补足差额。在唐初，这种情况占比不太多，而且由官府公务员按规定操办，不象中晚唐那样是皇帝叫身边人去市场明抢。
还以木柴为例，司农寺下辖的“钩盾署”在京城附近各州雇有七千工匠，每年砍柴交纳木橦56万根，每年再购买16万根，此外还有无固定数量的“苑内蒿根柴”，亦由官奴婢负责采伐。所以在初唐，薪柴一项，官府自产自供占比达78%以上，买柴占比不到22%。皇宫官府的生产-消费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对京城百姓生活直接影响不大。[注3]
然而“死制度”无法适应“活社会”。太平日久，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耕地就那么多，很快不够分了，户籍系统迅速崩坏。后宫吃闲饭的和官僚机构都在膨胀，到玄宗年间，据说两京各宫苑包括皇子皇孙住所在内，有编制的宫女太监已近五万人，其中享受高官待遇的太监就有四千多。[注4]“皇庄”之类的国营生产队又必然会存在效率低下、经手人侵吞自肥等问题，产出物资的缺口越来越大。
怎么解决呢？玄宗是个爱面子的皇帝，不好意思太祸害京城百姓，他主要向两方面伸手：
一是外地州县和皇亲国戚们“自愿贡献”，往他老人家的私库里塞钱塞货；二是集权，把经济控制权从官府公务员手里抢过来，换成听话的自己人掌握、灵活调度，在公私两方面都努力敛财。
能立竿见影的措施是第一条，但第二条对唐帝国的影响更深远。
玄宗之前，财政主要由正规部门（尚书省户部四曹）管理，官员们依成例办事，皇帝能直接插手的空间有限；玄宗为了适应经济形势，也为了自己享乐，开始大量设置临时机构临时官员“XX使”，可理解为“XXX委员会”“XXX领导小组办公室”“XXX工作组”等，并用这些机构人员逐步架空原有部门，掌握实权。
还说柴炭，原主要供给部门司农寺，一年不到4万吨木柴的供应量，已经远不够皇宫官府使用。于是玄宗就设了个“木炭使”，由杨国忠兼任，不管你是弄钱去买柴还是勒令外地大员送柴进京，反正不能让朕和你贵妃妹子冻着饿着……
安史之乱前，各地“进贡”以及给XX使们交花头税，承担了很大部分的宫廷经费，可这有个必要条件——天下不能乱，交通不能断。战争一打起来啊……别说打仗了，想想每年春节期间咱们的快递啊外卖啊……（┬_┬）
等安史之乱基本平定，藩镇割据又来了。统一表象下，全国政治、军事、经济都支离破碎，关中之外，肯长期老老实实向朝廷交钱粮的只有江淮那一带几道。所以“外地进贡”也不够稳定可靠了，皇帝着急用东西，只好豁出去脸皮，派狗腿子上街明抢啦。
[b]三、文官、太监和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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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市”的兴起和收敛，始终伴随着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激烈争斗。再讲深点，是官僚与皇帝争权。
在掌握了后世话语权的文官笔下，一开始宫中物到市场上购买，“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公平买卖当场结款。后来变成太监采办，就开始压价强买，又变本加厉成了明抢，“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再后来，太监都懒得亲自下场了，出面抢劫的是……临时工。
这些临时工被称为“白望”，通鉴注释说这些人“在市中左右望，（看中了啥）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他们没有编制，没有身份证件，大概也没有固定工资，是主管宫市的太监们雇来的无业游民，约有几十上百人，专靠帮抢分点残羹剩饭维生。可见太监们的工作方法也在改进，自己手上不沾腥，连被严肃批评教育察看的风险都规避了呵呵。
在文官看来，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水准天然大于太监，“白望”则是比太监更下作的天生贱民，“宫市”的骂名完全来自于太监和临时工。所以大臣进谏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多是劝皇帝别再用太监主管“宫市”，身为老国舅和首都市长的吴凑更自告奋勇，“凡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代购这个任务就交给舅公我吧~~~
皇帝唐德宗：“呵呵，风好大你说啥？”
从亲身经历出发，德宗更信任身边太监，对自我感觉良好的外臣却深怀戒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宫市议题，成了两大利益集团的公开角斗场。代表文官下场开喷的，除了我们熟悉的白居易、韩愈这些大V，连当时的皇太子李诵都差一点捋袖子抢键盘。
最后太子是被心腹王叔文劝住的，理由就是“你喷宫市，等于公开站队文官集团，你爹会怀疑你收买人心想篡位，宦官集团更会想法搞掉你。万事都能等你接了位再说吧。”
（后来李诵上位，果然公开废除了“宫市制度”，但效果如何，下面再说。）
我们现代人已经不象古代修史者一样，相信文官比太监有“天然正义光环”，相信只要把宫市交由官员采办，就能做到公平买卖童叟无欺。毕竟造成恶政的根本原因，是买卖双方地位权势不对等，这一点上官员和太监并没有本质差别。
再说个事例：贞元三年秋，难得遇上个丰收年景，多地粮食价贱（大米一百五十钱一斗、小米八十钱一斗）。官府按惯例“和籴”，即由主管部门以“保护价”收购粮食囤备，避免“谷贱伤农”。
这年十二月初一，皇帝德宗下基层慰问，进入村民赵光奇的家里，掀开……咳，当面问赵光奇：“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赵光奇：“不怎么样。”
皇帝：“……今年大丰收啊，怎么你还不高兴？”
赵光奇：“官府政策净是骗人的。前些年说税制改革，老百姓交了‘两税’之后没别的负担了，现在杂七杂八收的钱、派的劳役比税还狠！然后又说要保护性购粮，其实等于强抢，俺们一个钱都没见着！还有呐，收粮的时候说派车来地头拉粮食，俺们不用管运，现在又成了叫我们出车马自己送到京西行营去，长途跑几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都愁苦成这样了，哪能高兴得起来？俺们也知道政策好，可落实不到百姓身上啊！您老人家是英明圣主，就怕不知道下情，都让底下办事的贪官给蒙蔽了啊……”
估计当时陪同皇帝视察的中基层官员脸都绿了，也不知道这前期工作是怎么做的嗯……这事的结果是“上命复其家”，皇帝免了赵光奇一家今年的赋税劳役。相关人员和政策的追责无载。
“和籴”一般是由文官公务员主管的市场购买行为，也一样坑害百姓。不过在文官集团看来，这当然是个别贪官污吏所为，甚至是太监们勾结控制主事官员的结果，继续喷宦官专权就行了。有一种情况是文官最头疼的，就是“皇帝亲自出面抢钱”。
[b]四、每年一百万贯私房钱就想包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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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三年九月的一天，唐德宗李适扯着宰相李泌哭诉：“往年外地州道进贡的东西，合算下来能值钱五十万缗（同“贯”，即一千文铜钱），今年却仅得三十万缗。我知道我一当皇帝的不该说这话，可朕真要穷死了哇嘤嘤嘤嘤……“
李泌扶额：“陛下你脸皮够厚的……这样吧，臣我负责以后每年往宫里送一百万缗钱，但是陛下不能再受外地州道进贡，更不能再叫人去各部门各地要东西（宣索）。有什么必须品，也得出正式公文，折算抵应得税，防止奸吏从中取利盘剥，行不行？”
皇帝立刻点头同意。答应得太痛快了，人精李泌心中起疑，可也没啥办法。半年以后，贞元四年二月，从淮南运来的钱帛二十万抵达，李泌叫人全送进内库，顺便打听一下：“皇帝是不是真的没再管别处要东西啊？”
回答是：“怎么可能呢？早又‘宣索’过好几次啦，不过另外又下令承办人保密，不许让宰相知道罢了。”
一口老血喷出来的李泌，思前想后，最后啥也没说。
《资治通鉴》里，这段记载后面，司马光大骂德宗一顿，顺便也骂李泌这个宰相不合格，不好好教育皇帝崇俭戒奢，反而给他那么多钱花。其实李泌的本意，一个皇帝每年花个一二百万，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看不算多大事。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控制权还给政府部门，走正规程序拿钱（哪怕多拿点），让底下办事人员有规章制度可循、财政体系能正常运转。
他不怕皇帝要钱，他怕皇帝“乱”要钱。德宗叫身边人去搞一百万，层层伸手，最终落到民间百姓头上的负担可能三百万、五百万都不止。
唐德宗这人对“钱”有心理阴影，是个穷怕了的皇帝。他生于天宝元年，少年经历“安史之乱”，挂着“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衔头上过前线立过战功，刚继位的时候也颇有励精图治气象。然而当了四年皇帝以后，因为“给五千士兵发奖金太少”，京城爆发泾原兵变，皇室逃亡，被困危城。
当时天下藩镇林立，各地节度使轮着造反。德宗最窘迫的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呢？他派遣侦察兵去敌营，侦察兵哭诉隆冬苦寒，求皇帝赐件厚实衣服才好出城，德宗居然找不出一件冬衣，最后是拿过身边亲王的腰带，抠出上面镶嵌的金饰，叫人去卖了换件衣服给侦察兵。
因为受刺激太深，等事变平息，德宗回长安以后成了攒钱狂魔，“属意聚敛”，一定要手里抓着好多好多钱才能安心。
他抓钱的主要方式是假手宦官，示意外地大员主动“进奉”，而这些进奉财物要么加派在百姓头上，要么从应该上交国家的正税里截留，严重干扰财政系统运转。另外还有一种“宣索”，就是直接派人去官府部门或者外地州县，指明“皇帝要某某财物多少数量，你们送进内库”，这种随意性更大，危害也深。
相比之下，派太监直接去抢商贩的“宫市”，捞的钱应该不占大头。但是因为这恶政直接面对底层百姓，激起的民愤远大于“进奉”和“宣索”，很快成为文官集团的集中攻击点。
按一般人的想法，既然宫市的收入不算太多，反对声音又这么强，那不如顺应民情废掉算了。可是皇帝的脑回路怎么会跟一般人一样呢？
他所信任的宦官集团更不愿意轻易放弃“宫市”这样油水很足的美差，理由也是现成的：朝令夕改才是施政大忌，天子的威信更重要。那些意外事件都是个例，是局部的小毛病小问题，不足以撼动大计。
再咬咬耳朵，把外臣对于宫市的攻击，上纲上线为忠君问题和路线斗争，也很容易。不过这属于心腹密谈，不好公开说的。公开场合，皇帝和宦官们用的是另一个理由：宫市对于京城的市场、就业影响太大，不能废除。
[b]五、这头猪终于养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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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宫市）？”[/quote]
这个宫市存在的理由，历来被文官集团视为“瞎扯的”，即使它来自于当时的财政部长报告，也不可信，修史者顺手一笔把财长苏弁打成“宦官党”就行了。然而鉴于“宫市”的概念在当时混沌不清，各方都在根据各自利益引申歪曲，这话不能说是完全没道理。
站在文官集团的立场来看，“宫市”=“宦官明抢”，废掉宫市，只有宦官和他们手下的临时工会利益受损（那不是活该吗），对百姓和国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后世治史者也大多持此立场。
对面一方，唐德宗和他回护的宦官集团，则把“宫市”=“供应皇宫物资的市场体系”，不但包括了卖货商家，还包括制造、运输、仓储物流等各环节从业者，所以才能夸大数字说有“数千、万家”依赖宫市就业。
皇宫不采购了，对长安城居民的生计影响会有那么大吗？由于资料不足，没法作数目字考证，大致看来，当时长安是一个聚居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些人口不可能以农业耕作生活，城市劳动力只能依靠工商业、服务业来吸纳就业。“八项规定一出，高档餐饮萧条”的情形，古今同理，只是没法确定这种影响范围会有多大，太监们反复强调的“百姓赖宫市以养”有几成可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对从“供送配给制”向“自由市场采买”转变的过程，都不陌生。从粮票布票副食票，粮店副食店排大队，到街角暗搓搓的自由市场、大棚市场、超市水果店上门配送……
社会稳定一段时期以后，生产力提高，专业分工细化、专项出产效率提升、商品丰富、市场交易活跃，综合算下来，“拿钱买货”的成本越来越低，应用越来越广，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跟统治者是俭朴还是奢侈关系不大。
所以“采购（和市）”必然越来越多，不管让太监办还是官员办，事情都得办。文官们想恢复开国之初那种宫府自给自足，几乎不扰民的供应状态，那是不太可能的。
正因为宫廷（皇帝）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圣天子感觉缺钱用的时候，才会“开拓思路创新机制”，不局限于传统的“找农民收粮抓丁”模式，而把捞金黑手伸向了此前一直被忽视的商户。
在天朝这个早熟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社会共识，历代统治阶层也大多习惯以农业税为国家第一财政支柱。在安史之乱前，唐朝也是如此，“均田制”+“租庸调制”构成了主要经济体系，中央政府以土地和人力定租税，负责下征收计划和分配。各地方政府只是奉命行政、收租送钱、申请经费下发，本身基本没啥经济权力。
安史之乱后，国家分裂割据严重，很多藩镇找各种理由截留本地应该运往中央的财税，搞得皇帝蹲在长安天天哭穷，中央和地方为了钱一年不知要掐多少架。
这里要吹一波我唐君臣的务实态度，他们很快认识到要恢复贞观、开元那种美好的时代不可能了，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变革。
以第五琦、刘晏为代表的理财高手，在两代皇帝的统治时期内，整出了很有用的经济对策，使得唐朝又成功续命百余年。这对策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中央和地方“分税”，即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
（咳，两税法的“两”并不是指中央和地方，一般认为是指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此处勿杠。无奈脸.jpg）
京城朝廷既然不可能要求各地方藩镇把租子按时全额上交，那咱挑明了吧，定制度分钱。每年你这块地方该给帝都交多少钱，你就送多少，剩下的你藩镇和藩镇下辖各州自己留着，中央有监督权。相应地，你们自己地界里该修桥补路赈济灾民啥的，也不用向中央伸手要了，自己掏钱吧。
农业税，因为本身的业态特点，大部分要由各地方政府去征收，所以两税法的主要针对范围就是农业税。此外，中央朝廷又开发了一大部分“直属中央”的、不太需要地方经手的税种，这些就以商业税为主了。
“国税”当中，最主要的是“食盐特许经营税”。最夸张的时期（唐代宗大历末年），食盐专卖收入占到当年中央朝廷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种“中央与地方分税种、分固定比例的钱、分事务权责”的新模式，断断续续延用千余年，直到现代的国税地税制度，可见其影响有多深远。
顺便说一句，唐朝当时这场改革虽然没遇到太大阻力，主持其事的几位理财高手生前身后都下场挺惨，第五琦至今还顶着个“奸臣”名头呢。
从朝廷的立场来说，农民的羊毛没法薅足，又机智地抓过来商人薅，于是又成功撑了好久。换一边立场来看，对商界来说，那是养肥开宰了，终于。
不宰行不行？行啊，不交钱就等着各地节度使的骄兵悍将打过来吧~~~唐朝皇帝跑路技能很熟练的，你农民或者商贩确定也能躲过战火兵灾？“勉强活着”和“估计得死”之间，自己选个吧。
终唐德宗一世，他在宫市问题上始终坚持已见，护着宦官和文官集团争权争利。好不容易熬到他死，太子李诵立刻宣布“罢宫市、五坊小儿（与宫市类似的一种抢劫行为）”，一般认为这是“宫市制度”的终结。
然而细看史料，之后文宗时期又出现了“宫市内官”“宫市使典”等属官名称，似乎可证皇帝派身边人去搞宫市的现象死灰复燃，只是没有那么嚣张的气焰了。四十年后的唐武宗会昌六年，朝廷还在下敕，说“闻十六宅置宫市以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可见这个制度的阴魂不散。
估计李诵那次“罢宫市”，是把当时民愤最大的一批经手太监踢开了，以及一段时间内把必需的采买工作交给了公务员系统，所以可以说取消了“由宦官采办的宫市”。至于入市采办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可能禁绝的。
一直到唐亡宋兴，赵家皇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禁中贸易）以京朝官、内侍参掌之，以防侵扰”，但也防不住，依然弊病丛生。“宫市”的恶名吓不退后来者，历代统治集团都管不住那只直接伸向百姓钱包的黑手，区别只在轻重程度不同。
最后总结一下吧：
[b]
——卖炭翁的炭（实际是农夫的柴和驴）被谁抢了？[/b]
表面上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太监和他们的临时工帮凶，但一部分血汗钱入了皇帝唐德宗的私库，皇帝要负主要责任。
[b]——唐德宗为什么要公开抢劫穷苦百姓？[/b]
一为敛财，二为维系宦官集团对他个人的忠诚，这是人身安全保障（他认为）。
[b]——他一个当皇帝的，要那么多钱干嘛？[/b]
除了个人心理问题以外，他面临着极困难的形势，主要是得打击藩镇维护统一，而这需要出兵打仗，需要巨额军费支用，需要人财物“集权”。经过百余年经济发展和安史之乱的深重打击，初唐时建立的那套财政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形势，必须变革。玄宗时的使职流行，德宗的“两税法”，都是适时而变的措施，让唐朝得以又续命百余年。
[b]——国是变革必然要以抢劫农夫老翁的柴炭为代价吗？[/b]
。。。。。。╮（￣﹏￣）╭
注1：柴价问题，唐德宗时期无资料。《通典》卷一百六十七有一条唐初贞观年间的记载，当时“司农木橦”卖七十文钱一根，民间市场上相同的木柴只卖四十钱。唐式：柴方三尺五寸为一橦，龚胜生《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一文推算一根木橦约0.1立方米，每立方米重0.4吨。为计算简便，取价五十钱一橦，则1立方米木柴为500钱，5000钱可买10方木柴，重4吨。
注2：奴仆车马走避宫市的原文见《唐会要卷八六》
注3：见《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
注4：原文见《旧唐书卷一八四》：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硃紫者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