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譬如一提山东人，人们大抵会浮现出“山东大汉”的形象。那么大众心中对于“山东大汉”孔武有力、粗犷刚烈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呢？
01
变幻的脸谱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剧的绝技“变脸”一样，一个地方的地域脸谱，往往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里这一吴侬软语盛产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间以尚武著称，所谓吴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西晋时期，在朝廷眼里仍旧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这与今天俚俗所说“一车徐州人便可以打遍苏州无敌手”简直就是判若两地了。
山东的情况亦是如此。与如今“山东大汉”的朴实忠厚、诚实守信形象相比，秦汉时期的齐国人则就有些“多变诈”了。变有变化、权变、随机应变之意，“诈”有欺骗、假装、狡猾、诡谲的意思。《说文解字》：“变，更也”，“诈，欺也”。“齐人多变诈”意即当时的山东人惯于权变诡诈。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汉之际的名将韩信就认为“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百年之后的班固在《汉书》则首创“地理志”的体裁，专门用以记载当时的山川郡县、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以后正史所沿用，成为人们了解古代风俗民情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而在《汉书》里，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就是“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齐地人为人行事大多言行不一，狡诈无情，这与“齐人多变诈”实质是一回事，也着实令今人大跌眼镜。
《海上牧豕》，清，吴友如，描绘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少年家贫，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孙弘于公元前124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时人汲黯认为其言行不一的作风为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
《汉书》还记载了一个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的故事，此人于公元前124 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他与汲黯（河南濮阳人）经常一起向汉武帝奏事，事前两人私下协商统一意见口径，但到了朝堂上却发生了变化，公孙弘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理，只说些汉武帝喜欢听的话，而不顾以前与汲黯等人协商好的意见，所以，汲黯气急之下当场责问公孙弘说：“山东人惯于欺诈而不讲情义（齐人多诈而无情），开始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意见，现在都变卦了，实在是不讲忠信。”看来公孙弘言行不一的作风在汲黯眼里就代表了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一直到了唐代编撰的《隋书》里，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说明直到隋唐时期世人对山东人的观感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眼中的山东人总算不再以“多变诈”著称，这可能与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换有一定关系。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明代后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经写过一本《广志绎》，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故而《广志绎》此书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同时代的《徐霞客游记》强。
这本《广志绎》说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又说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但从书中对各省评头论足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在说到青州府（今山东潍坊一带）的时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习乱”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大约有那么一点尚武之分，不过也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苏州人褚人获（字稼轩）也写过一本《坚瓠集》，所谓“着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对各省人的绰号，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称呼江西人是“腊鸡”，原因是元时江西人常以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成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则叫“盐豆”，以盐豆下饭，自然是讽刺过于节俭（吝啬）。《坚瓠集》也没有放过山东人，大号曰“胯（侉）子”。这个词本指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苏、皖北部还很常见；结果在明代变成了山东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山东大汉”的存在。
02
小说里的好汉
说起来，在宋代之前，无论哪里的“大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向来是汉代人对本朝之称，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铭》所写的“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用来指人的“大汉”要晚至南宋年间才出现，初见于岳珂（岳飞的孙子）的《桯史》，也就是“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但这个词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要到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流行之时了。
无论是《广志绎》抑或《坚瓠集》，其书流传都不广。起码比起明清时期兴起的白话小说，只能算是小众读物。对于讲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来说，此类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谓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间，诸多白话小说在问世后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譬如褚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就远比其《坚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说唐演义全传》则是比《隋唐演义》稍晚出现的隋唐小说，在同类小说中，此书最受民间欢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瓦岗在河南省的滑县，但这些英雄们造反发端是在山东济南，而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许多都是山东人。
秦琼门神图。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
山东秦琼（叔宝）是他们之中的代表。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原是隋将张须陀部将，张须陀败死，归附瓦岗，后投唐，骁勇善战以功封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然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他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甚至在《说唐》里只被列为第十六条好汉的秦琼，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在民间有数不清的《响马传》鼓词小说和戏曲剧目，如《秦琼打登州》《秦琼还家》等，都是不见于经传的故事，却经久不衰。而京剧《秦琼卖马》也是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代表作。
《说唐演义全传》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对于民间的影响更大。《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山东宋江起义为历史基础和故事原型，后又经过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学的传播、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最终由文人整理加工创作而成，历时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故地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其中许多著名英雄是山东人。从籍贯上看，水浒一百〇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于今鲁西的梁山、郓城、聊城等地。现代教育家张天麟（山东济南人）就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水浒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花荣、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联系在一起
这些梁山好汉，给人最直观的印象首先在于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水浒传》虽然写了一百多位好汉，但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只有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们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汉群像整体特征的“上上人物”（金圣叹语），也最符合民众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说对这些好汉一出场就做了这样的描写：“（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林冲）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随着《水浒传》（以及《说唐》）在整个汉文化圈的广泛流行，此类给人深刻印象的描绘，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二字联系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现代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山东省安丘市万戈庄人）对此曾经直言不讳：“山东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余年来，寄迹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处听人评论，山东人胆量大而好打架。追究这种声名造成的原因，显然有一部分是由侠义小说和响马传一类闲书的误解。”
03
现实与想象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纲，贾柳店三十六友结拜，瓦岗寨聚义等民间传说，素为山东民众所崇拜向往。同时，《水浒传》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将所遇不平之事诉诸武力的做法，也对整个山东好武之风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民俗警语伴随着这部小说共同流传。
与此同时，就像吴金鼎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山东大汉”这一刻板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实为证”。近代的山东特别是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带在明清两朝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竟有半数为武状元。明清两朝为了管理、护卫流经山东的大运河这根朝廷的输血大动脉，在运河沿岸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官兵。比如清代设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另有满洲人驻防德州，总数亦不下2万。众多的兵丁在巡堤护坝之余，习武练兵应是经常的功课，久而久之，当地青壮百姓亦从驻防兵丁学习一点功夫，可以说，卫所的存在对当地尚武之风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清代的《山东通志》里就记载了东平州与东昌府这两个《水浒传》中出现的地方，一个“尚气任侠，不能自饰”；另一个则是“其俗刚武尚气力……人尚劲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说“临清州民俗劲悍，多盗”。而山东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也就不足为奇了。吴金鼎也只能为之解释，“然而山东人也并非是好勇斗狠的暴徒、悠肆凶横的蛮夫。他们待人诚恳、热情，只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才伸出老拳与之交涉，路见不平方拔刀相助……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来，山东人的这种名气越来越大。这从上海的传统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山东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体力工人之类“卖拳头朋友”，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连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东人“好武”的秉性。
绘画，描绘义和团运动初期两名法国军官被义和团成员杀死的情景，这场运动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农民首先发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
甚至当代的东邻日本人的观感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久留岛龙夫写过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幻想小说《苏军在日本登陆》，其中就有苏军在山东半岛登陆被挫败的情节，作者还不忘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了一句，“山东的兵过去和现在都是强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里也提及，“（山东）多数的人都有光洁的皮肤，体格健壮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风范”，“山东人与其说是头脑型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以顽健的体格见长”。毫无疑问这正是典型的大众心目中“山东大汉”的形象。
只不过，这个仿佛毋庸置疑的大众认知，其实偏与今日的事实相悖。论身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1991年）》里，当时19-22岁的山东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仅有171.69厘米，既比不过北京（174.75厘米）与天津（172.51厘米）这两个北方直辖市的学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学生（172.78厘米）更矮，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论起体格，今天的山东人也不出众，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编制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里，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4年的统计，体质（国民体质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东人（只排第八），而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样来自长三角地区（2010年江苏，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区，山东人的国民体质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这与“五大三粗，身壮如牛”的形象差别，几乎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造成现实与想象之间强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经济原因。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关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影响到百姓的营养摄入、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等诸多可直接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状况的因素。事实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时市中心的静安区居民的日摄入蛋白质量为89克，比郊区南汇县（63克）要多出1/3。在城乡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下，北京、上海市民作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级行政区而在身高、体质水平上领先就不足为奇了。
01
变幻的脸谱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剧的绝技“变脸”一样，一个地方的地域脸谱，往往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里这一吴侬软语盛产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间以尚武著称，所谓吴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西晋时期，在朝廷眼里仍旧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这与今天俚俗所说“一车徐州人便可以打遍苏州无敌手”简直就是判若两地了。
山东的情况亦是如此。与如今“山东大汉”的朴实忠厚、诚实守信形象相比，秦汉时期的齐国人则就有些“多变诈”了。变有变化、权变、随机应变之意，“诈”有欺骗、假装、狡猾、诡谲的意思。《说文解字》：“变，更也”，“诈，欺也”。“齐人多变诈”意即当时的山东人惯于权变诡诈。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汉之际的名将韩信就认为“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百年之后的班固在《汉书》则首创“地理志”的体裁，专门用以记载当时的山川郡县、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以后正史所沿用，成为人们了解古代风俗民情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而在《汉书》里，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就是“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齐地人为人行事大多言行不一，狡诈无情，这与“齐人多变诈”实质是一回事，也着实令今人大跌眼镜。
《海上牧豕》，清，吴友如，描绘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少年家贫，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孙弘于公元前124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时人汲黯认为其言行不一的作风为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
《汉书》还记载了一个公孙弘（西汉菑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的故事，此人于公元前124 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他与汲黯（河南濮阳人）经常一起向汉武帝奏事，事前两人私下协商统一意见口径，但到了朝堂上却发生了变化，公孙弘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理，只说些汉武帝喜欢听的话，而不顾以前与汲黯等人协商好的意见，所以，汲黯气急之下当场责问公孙弘说：“山东人惯于欺诈而不讲情义（齐人多诈而无情），开始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意见，现在都变卦了，实在是不讲忠信。”看来公孙弘言行不一的作风在汲黯眼里就代表了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一直到了唐代编撰的《隋书》里，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说明直到隋唐时期世人对山东人的观感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眼中的山东人总算不再以“多变诈”著称，这可能与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换有一定关系。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明代后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经写过一本《广志绎》，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故而《广志绎》此书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同时代的《徐霞客游记》强。
这本《广志绎》说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又说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但从书中对各省评头论足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在说到青州府（今山东潍坊一带）的时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习乱”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大约有那么一点尚武之分，不过也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苏州人褚人获（字稼轩）也写过一本《坚瓠集》，所谓“着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对各省人的绰号，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称呼江西人是“腊鸡”，原因是元时江西人常以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成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则叫“盐豆”，以盐豆下饭，自然是讽刺过于节俭（吝啬）。《坚瓠集》也没有放过山东人，大号曰“胯（侉）子”。这个词本指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苏、皖北部还很常见；结果在明代变成了山东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山东大汉”的存在。
02
小说里的好汉
说起来，在宋代之前，无论哪里的“大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向来是汉代人对本朝之称，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铭》所写的“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用来指人的“大汉”要晚至南宋年间才出现，初见于岳珂（岳飞的孙子）的《桯史》，也就是“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但这个词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要到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流行之时了。
无论是《广志绎》抑或《坚瓠集》，其书流传都不广。起码比起明清时期兴起的白话小说，只能算是小众读物。对于讲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来说，此类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谓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间，诸多白话小说在问世后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譬如褚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就远比其《坚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说唐演义全传》则是比《隋唐演义》稍晚出现的隋唐小说，在同类小说中，此书最受民间欢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瓦岗在河南省的滑县，但这些英雄们造反发端是在山东济南，而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许多都是山东人。
秦琼门神图。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
山东秦琼（叔宝）是他们之中的代表。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原是隋将张须陀部将，张须陀败死，归附瓦岗，后投唐，骁勇善战以功封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然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他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甚至在《说唐》里只被列为第十六条好汉的秦琼，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在民间有数不清的《响马传》鼓词小说和戏曲剧目，如《秦琼打登州》《秦琼还家》等，都是不见于经传的故事，却经久不衰。而京剧《秦琼卖马》也是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代表作。
《说唐演义全传》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对于民间的影响更大。《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山东宋江起义为历史基础和故事原型，后又经过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学的传播、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最终由文人整理加工创作而成，历时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故地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其中许多著名英雄是山东人。从籍贯上看，水浒一百〇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于今鲁西的梁山、郓城、聊城等地。现代教育家张天麟（山东济南人）就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水浒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花荣、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联系在一起
这些梁山好汉，给人最直观的印象首先在于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水浒传》虽然写了一百多位好汉，但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只有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们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汉群像整体特征的“上上人物”（金圣叹语），也最符合民众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说对这些好汉一出场就做了这样的描写：“（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林冲）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随着《水浒传》（以及《说唐》）在整个汉文化圈的广泛流行，此类给人深刻印象的描绘，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二字联系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现代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山东省安丘市万戈庄人）对此曾经直言不讳：“山东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余年来，寄迹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处听人评论，山东人胆量大而好打架。追究这种声名造成的原因，显然有一部分是由侠义小说和响马传一类闲书的误解。”
03
现实与想象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纲，贾柳店三十六友结拜，瓦岗寨聚义等民间传说，素为山东民众所崇拜向往。同时，《水浒传》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将所遇不平之事诉诸武力的做法，也对整个山东好武之风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民俗警语伴随着这部小说共同流传。
与此同时，就像吴金鼎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山东大汉”这一刻板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实为证”。近代的山东特别是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带在明清两朝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竟有半数为武状元。明清两朝为了管理、护卫流经山东的大运河这根朝廷的输血大动脉，在运河沿岸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官兵。比如清代设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另有满洲人驻防德州，总数亦不下2万。众多的兵丁在巡堤护坝之余，习武练兵应是经常的功课，久而久之，当地青壮百姓亦从驻防兵丁学习一点功夫，可以说，卫所的存在对当地尚武之风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清代的《山东通志》里就记载了东平州与东昌府这两个《水浒传》中出现的地方，一个“尚气任侠，不能自饰”；另一个则是“其俗刚武尚气力……人尚劲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说“临清州民俗劲悍，多盗”。而山东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也就不足为奇了。吴金鼎也只能为之解释，“然而山东人也并非是好勇斗狠的暴徒、悠肆凶横的蛮夫。他们待人诚恳、热情，只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才伸出老拳与之交涉，路见不平方拔刀相助……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来，山东人的这种名气越来越大。这从上海的传统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山东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体力工人之类“卖拳头朋友”，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连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东人“好武”的秉性。
绘画，描绘义和团运动初期两名法国军官被义和团成员杀死的情景，这场运动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农民首先发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
甚至当代的东邻日本人的观感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久留岛龙夫写过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幻想小说《苏军在日本登陆》，其中就有苏军在山东半岛登陆被挫败的情节，作者还不忘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了一句，“山东的兵过去和现在都是强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里也提及，“（山东）多数的人都有光洁的皮肤，体格健壮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风范”，“山东人与其说是头脑型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以顽健的体格见长”。毫无疑问这正是典型的大众心目中“山东大汉”的形象。
只不过，这个仿佛毋庸置疑的大众认知，其实偏与今日的事实相悖。论身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1991年）》里，当时19-22岁的山东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仅有171.69厘米，既比不过北京（174.75厘米）与天津（172.51厘米）这两个北方直辖市的学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学生（172.78厘米）更矮，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论起体格，今天的山东人也不出众，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编制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里，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4年的统计，体质（国民体质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东人（只排第八），而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样来自长三角地区（2010年江苏，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区，山东人的国民体质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这与“五大三粗，身壮如牛”的形象差别，几乎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造成现实与想象之间强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经济原因。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关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影响到百姓的营养摄入、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等诸多可直接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状况的因素。事实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时市中心的静安区居民的日摄入蛋白质量为89克，比郊区南汇县（63克）要多出1/3。在城乡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下，北京、上海市民作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级行政区而在身高、体质水平上领先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