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军事历史爱好者，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就是自宋以后，中国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正所谓“好铁不捻钉、好男不当兵”。很多朋友也都将宋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军事羸弱归咎于军人地位的下降，但其实这只是表象之一。唐宋之后，中国军队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是基层军官的劣质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唐宋以来，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扩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渐加深，军队的基层组织情况却越来越糟糕。这背后隐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职业化，以及监督缺失所导致的腐败化问题，还与基层社会的资源动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关。两汉之时，中央政府为了动员更多基层社会的资源，以察举、赀选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黎明钊 《辐辏与秩序》），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倾向。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终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隋朝之后，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却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士族、豪族这一直接联系，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 具体在军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如中央的神策军、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如柳宗元曾奏：“(中原藩镇)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全唐文·卷754》)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与唐廷划清界限。（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问题研究》） 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属于国家，却又往往因为监察困难而导致军队的腐败化，唐末神策军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军的腐败化均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与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级指挥官常常与豪族相挂钩，但在职业军制度出现以后，指挥官与豪族出现了脱钩。这一点从制度上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却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平民出身的军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宋代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私学多由地方大族创办，许多也是为宗族服务的宗族学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本来，若是这些大族子弟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军官的文化素养尚能保证，但这里却牵涉了另一个问题——即文武分途的问题。 文武分途其实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秦汉以后，长期维持一统，而偌大的疆域所发生的各类事项最终需要经过筛选汇集至中央，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务处理效率。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组织的部门化（这些部门与三公九卿的职能是对应的）。（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唐代立朝之时，进一步继承魏晋时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体方面，虽在阶官上有文阶、武阶之分，但却没有严格的转换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则任将、在朝则处理政务，“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体在职务上尚未划分出文官与武官两途的最佳证明。但职务分化不明确，却阻碍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与军事系统中效率的提高。 现代生产理论强调分工，是因为分工确实能够提高效率，文官专职政事、武官专职军事，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较之前代与后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这是因为唐宋之际，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过大（即州的数量过多），导致政务过于繁杂。在这种压力下，三省六部制开始向政务处理效率更高的中书门下制转型。其结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趋势的发展。直到宋仁宗统治时期，负责处置西夏军事事务的范仲淹以拒换武阶为起点，文武官僚的职业正式出现分化，极少再彼此转换。（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赵冬梅《文武之间》） 不仅如此，在宋代之时，官僚与军人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隔，即军人隶属军籍，而官僚归属于官僚体系。文臣对于武臣有时居高临下，但包括文武官员在内的整个官僚群体，对于军人群体却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歧视。当时范仲淹等在西北发现的将才狄青，便是因为隶属于军籍，而非是官僚系统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挤，难以在枢密院立足。明代的军户制度显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大量人才更愿意经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迁转系统中流转，而对于投军一事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军事指挥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与天赋，如各类阵型的变换便需要有一定的计算与思考，根据地形及敌我情况进行相对有效的布置，在由多个基础阵型组合而成的复合型阵型上尤其如此，指挥官甚至还得懂数学才能够安排好阵型的变换。（见国家人文历史《为什么军事指挥官必须得会数学？古代也一样！》） 这样一来，矛盾也就此出现了。众多受过教育的、才能相对优异的人才通过科举选士进入官僚体系，并且排斥军人集体；军人集体也无法良好地对军队进行指挥，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时尚且能够很好地应对，但在集团战中却不免陷入困难，这一点在明代的大小战役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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