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唐代文学家裴铏在一首《题文翁石室》中，表达了对文翁石室兴学化蜀的赞许。 两千多年前，安徽省舒城县人文翁任蜀郡守，他在成都创办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学宫，实施“有教无类”的办学政策。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于是，蜀中风气逆转，“好文相讥”旧习转变为“儒雅之风作”，并且人才辈出，得到了《汉书》“巴蜀文章冠天下”的美誉。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长、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之一，也是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汉代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其中之一就是被班固列为“汉代循吏第一人”的蜀郡守文翁。如今，漫步在成都石室中学、彭州关口文翁祠，还能找到后人纪念礼祀文翁的遗迹。谈及这位四川历史名人，彭邦本教授有一句精准的点评：“公学始祖兴教化，汉代循吏第一人。” 相对于酷吏而言，循吏是政绩突出、政声斐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尤其是那些为官一方，通过其治理使得地方上秩序井然、颇有政绩的郡国守相。 惜墨如金的班固，在《汉书·循吏列传》中首列《文翁传》，同时将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西汉著名循吏的传记列位其后。《文翁传》记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了文翁的生平和入蜀之后的功绩。 按照汉代语境，循吏是指“奉职循理”或“奉法循理”的官吏，也就是那些“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的官员。在班固看来，循吏都是些德才兼备、尤其仁义德行突出的官员，而酷吏则不然，“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两者相较，班固推崇循吏的态度非常鲜明。 根据班固《文翁传》的记述，文翁为官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使蜀地“大化”，政绩政声闻名天下。班固对其推崇备至，于是将其首列为《循吏传》第一人。 班固在《循吏传》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汉初奉黄老之道，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这个“河南守吴公”是河南郡太守贾谊的伯乐，号称“治平为天下第一”，足见其政绩名望之高。《循吏传》仍然以文翁为首，足见班固对文翁兴学化蜀功绩的推崇。 文翁出生在庐江郡舒城县（今安徽省舒城县）。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小时候十分好学，但是家境贫寒，只能靠砍柴为生。尽管是平民子弟出身，文翁一直藏有一飞冲天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最终是在“有蛮夷风”的蜀地得以实现。 曾到京城长安读书，文翁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又有声望的人才，皇帝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赴任之前，他对巴蜀充满想象，觉得这里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蜀郡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有人提出质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文明举世瞩目，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之一脉相承，蜀地怎么会有蛮夷风呢？彭邦本教授解读，秦举巴蜀，使得古蜀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有一定的根据，而文翁用诱进之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风俗。 受益于察举制，文翁在蜀地任郡守之后，也运用了儒家思想中的举贤才措施。他首先从蜀中郡县政府机构选拔一批素质高的吏员到京城进修，与孔子旗帜鲜明地主张为政应当选拔、举用人才的思想不谋而合。 《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为了培养社会治理人才，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十来名优秀学员，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突击训练，然后送往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提高他们的执政水平。 为了培养这些官吏，文翁努力压缩蜀郡财政开支，用节省的经费购买蜀地特产，让学员带去京城。两千年前的蜀地特产，无非是一些铁刀、巢丝、织绸、煮盐、金银器、漆器等产品。文翁“带货”，一是传播蜀地物产，二是借此赏赐给学员们转赠博士，作为他们的培训学习经费。 几年以后，这些送往京城进修学习的“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可见文翁不仅重用这批人才，而且依次通过察举途径推荐到中央朝廷，且不乏后来官至郡守、刺史等封疆大吏者。例如张叔，不仅继承了文翁的衣钵，在《春秋》学术上卓有建树。 在成都人的心目中，“四七九”是不少学子心之神往的名校，其中，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室中学（成都四中），可以追溯到蜀郡守文翁建成的石室学宫。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就有官办学校，《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有面向国人的“乡校”。然而，周代实行国、野分治制度，国中的学校只收国人。随着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周代“学在官府”的传统也被打破，孔子等先贤开始在民间办学。 孔子招生固然伟大，但他还是停留在“个体办学”的层面。文翁创新性地继承、发展了孔子之道，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地方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 西汉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1年），文翁深感蜀地偏远仍有蛮夷之风，便“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在成都南门修起石室学宫，招募从长安学成归来的学者任教，还从社会上选拔品学兼优的学子入学。 先秦时期，原本只有贵族才能上学受教，而文翁创立的石室学宫打破了教育壁垒，从成都以外的“下县”招生，让编户齐民都有入学的机会，为了让学生安心求学，还为他们免除了徭役。这说明文翁招收的学生里有大量的平民子弟，真正实现了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 文翁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皆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这样的出行方式在民间“一石激起千层浪”，老百姓看到了读书的甜头，纷纷希望有机会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 在彭邦本教授看来，文翁开办石室学宫的目的，是为地方政府培养管理人才，为一个开放的政体注入活力。“哪怕你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子弟，只要你德才兼备，就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 提起文翁的功绩，著名学者流沙河评述道：“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说起文翁，大家对他创办地方官学、兴学化蜀、移风易俗的功绩如数家珍，殊不知，蜀郡守文翁十分关心经济基础，他还是一名优秀水利专家。《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 在彭邦本教授看来，文翁化蜀的另一重要政绩是大力发展蜀地经济。他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沱江）流域，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水文化传统，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孝文帝（编者注：应为景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文翁治水，继承弘扬了都江堰水利体系的生态工程模式，其渠首工程的关键部位在今彭州市关口，关口以下则是全程无坝引水的树谱状水利渠系，使得湔江流域等地方大片土地变成了高产农田。这种全程无坝引水的渠系，没有改变江河及其水流的自然形态、状态，因而没有造成生态破坏，相反，由于无坝引水渠系把水进一步引向缺水少水之地，这就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改良、优化了生态，促进了天府之国的形成。 彭邦本教授对文翁治水的功绩赞不绝口，天府之国的形成并非偶然，得益于文翁“以水为师”的治水方针。这种历两千多年仍然生生不息的生态工程模式，和渗透于整个水利工程体系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邃哲理，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在当今看来依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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