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长江航运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他在重庆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对川江航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纺织工业的张謇。”（《青年一代》1982年第一期《状元改行》）
一、卢作孚其人
卢作孚（1893—1952），又名卢魁先，别名卢思，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家庭。幼年家境贫穷，于是发奋读书，尽管成绩优异，却终因无钱不能继续学习，由于再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完全依靠顽强毅力自学数学和英语等专业知识，终于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民生实业公司”，是中国长江水道航运业的先驱者，被誉为“中国船王”。
卢作孚
卢作孚成长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年代，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青年时期倡导教育救国，自学成才，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从1914年到1922年，卢作孚不断地往返于重庆、上海两地，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人自己掌握内河航运权利的重要性，同时对长江内河航运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他前往华北、东北、东部地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决定进行“实业救国”，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以合川、重庆、宜昌、上海为结点收回国家内河航运主权，发展中国内河航运业。抗战期间，他坐镇宜昌，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业的火种，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二、创办“民生实业公司”
卢作孚认为实业救国，首在交通，交通之要，在于铁路。然而铁路耗时长，收效慢，前期投资过于巨大，根据四川重庆两地实际情况，发展航运才能较为迅速。卢作孚回到家乡合川，召集乡绅召开了一次关于航运公司的筹备工作会议，大家一致决议创办一个航运业的实业公司，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民生之意，在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造福乡里，服务人群，造福国家，强调实业。由于成立之初成员股东大多为当地乡绅亲朋，资金并不丰厚，“股东以合川人最多，其投资大半为了朋友关系，而非为了事业关系，并非有了认识，而是为了尝试”。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民生公司成立大会”，确立其宗旨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卢作孚对于民生公司寄予的厚望，他将自己关于实业救国的理想寄托于“一条小船”。1926年5月，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从上海出发，历经激流险滩的磨难，安全抵达合川码头。这艘船被命名为“民生”。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轮船从重庆安全抵达合川，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
民生公司初期所面临的局面极为不利。当时重庆到湖北宜昌这条航线上已经有大量的船运公司，中国本土船运公司有川路轮船公司、联华轮船公司、吉庆轮船公司、扬子轮船公司等大量的客货两运的轮船公司，同时大量帝国主义主导的轮船公司在长江中下游的航线上横行霸道，《卢作孚自述》一书记载：
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看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因为内陆一时的不宁，中国旗轮船日减，外国旗轮船日增，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16页）
卢作孚考察之后，认为民生公司需要有自己的经营特色与方法，以嘉陵江为主要航线，首先打通合川至重庆的航线，暂时避开与有外资投资的大轮船公司长江中下游的竞争。当时，大部分轮船公司货运分用，主要运用于货用，卢作孚发现轮船客运的需求，针对客运，利用水道季节性落差，分别投放客货运输职能的两用轮船，这一策略收到明显成效，大获成功。《卢作孚自述》称：“当着轮船开始航行以后，客票收入相当旺盛，股东缴股亦因而相当活跃，股额五万，二三月内，完全收足，于是决计加募股额五万，加订吃水更浅的小轮一只，以期先健全重庆合川线，使每日有船往返。”从此，“民生”号轮船正式航行于重庆—合川航线（渝合线），客货联运，客运为主，经过初期的一系列精心的运作，民生公司初具规模。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民生公司在渝合航线上稳定航行之后，卢作孚开始扩大航线范围，不再局限于重庆、合川一线，他将目标放在了涪陵。涪陵位于重庆下游125公里，乌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是川东南地区重要的水运站点，也是长江航运线上的要道。此时，涪陵并没有轮船公司以此作为据点开辟航道，作为重要的客运集散地，交通极不方便。卢作孚认为重庆到涪陵一线有较大潜力，便开始让“民生”号在此试航行。1926年11月底，“民生”号成功航行于重庆、涪陵一线，打通了渝涪航线。航线的拓展，使航运辐射范围变得更广，民生公司盈利日丰，其影响日益扩大，公司规模也逐渐变大，大家纷纷投资民生公司，资金丰厚。1927年，民生公司办事处在重庆水巷子汇源店设置，民生公司的中心由合川到重庆。在此之后，民生公司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川江航线，以嘉陵江乌江为支线，不断拓展航道，购买轮船，扩大公司规模。1929年10月，卢作孚从顺庆县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一艘较大的铁甲轮船“顺庆号”，更名为“民顺号”，至此，民生公司拥有3艘轮船，稳定地航行在合川—重庆—涪陵一线，民生公司已经成为川江航线上实力雄厚的船运公司。
1929年，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民生公司藉此获得了其他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卢作孚拥有3艘轮船之后，认为可以再次扩大航线，他认为川江航线下游外国轮船公司势力过于强劲，民生公司此时的实力不宜与其交锋，便提出向川江航线上游开拓，便是重庆至泸州、叙府（今宜宾）一线，应该将第三艘轮船即“民顺号”运用于重庆—宜宾一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庆到宜宾的航线全长372公里，是川南地区通过水运出川的重要航道，“民顺号”坚实的铁甲正适合在这样的航线上运行。同时，民生公司把刚刚购买来的“民望号”轮船也投放到这条航线上，丰水期与枯水期客货两用。由于良好的性能与民生公司优质的服务，很快在这条航线上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这条航线主要的航运公司，同类公司无法与其竞争。民生公司经营得道，采用“化零为整”的策略。卢作孚为了把“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同民生公司发起人设计了一套以民生公司为核心，合并其他华轮公司，统一川江航道的方案，其目的是“集中财力人力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卢作孚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民生公司通过合并其他华商轮船公司，很快占据三条航线，成为川江航线的专营公司。
三、川江航运和“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通过“化零为整”策略，成功整合川江航运上大部分华商轮船公司，民生公司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成为川江航线上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民生公司对于川江航运公司的整合，其获得的优势不仅在于经济效益，更大的作用在于结束了各华商船运公司之间的互相倾轧，消除了华商之间的内耗，增强了长江航运上华商的运输能力。民生公司已经有实力走出川江航线，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此时，掌握长江中下游航道的主要是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逐渐感受到民生公司的威胁，于是采用集体降价和发放福利的方式，打压民生公司，企图抢占民生公司的客源与货源。
民生公司并未因此而消沉，卢作孚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限制外国航运公司，加强了川江航务的管理，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另一方面民生公司降低票价，同时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国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真切地做到他办航运公司的初心——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外国航运公司逐渐失去大批的客源，无利可图，慢慢退出川江航运。1933年，民生公司进一步整合了重庆至湖北宜昌的航运力量，掌握重庆—宜昌航线，民生公司的航运范围因为宜昌而扩展至上海。
民生公司以重庆为中心，以重庆—合川航线为起点，先后扩展重庆—涪陵、重庆—宜宾、重庆-宜昌等重要航线。从宜宾到宜昌，主要是长江中游的川江航线，同时辐射嘉陵江、乌江等流域。民生公司将长江沿线水陆交通要道通过航运连接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大大提高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能力，与东部地区联系加强，人员联系和货物联系更加便宜，川江内河航运将原本落后的地区串联起来，宜昌等地迅速发展，重庆作为川江航运的中心点，也依靠航运迅速发展起来；政治层面，加快西南地区的近代化，逐步与东部开放地区接轨，与外界联系加强，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传播更加方便，川渝地区风气更加开化。
短短10余年间，民生公司迅速发展，拥有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主要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民生公司成为川江航线上第一大航运公司。民生公司不光为中国航运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从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东部地区物资大转移，民生公司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1938年湖北宜昌大转移，民生公司派出所有船只抢运人员和物资，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了中国的工业火种。
综上所述，卢作孚“实业救国”的路线于川江航运而言可以说是成功的，他殚精竭虑，创办并发展壮大民生公司，对推动长江航运尤其是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对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卢作孚的挚友晏阳初曾有很精当的评价：“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1期」
一、卢作孚其人
卢作孚（1893—1952），又名卢魁先，别名卢思，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家庭。幼年家境贫穷，于是发奋读书，尽管成绩优异，却终因无钱不能继续学习，由于再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完全依靠顽强毅力自学数学和英语等专业知识，终于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创办“民生实业公司”，是中国长江水道航运业的先驱者，被誉为“中国船王”。
卢作孚
卢作孚成长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年代，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青年时期倡导教育救国，自学成才，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从1914年到1922年，卢作孚不断地往返于重庆、上海两地，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人自己掌握内河航运权利的重要性，同时对长江内河航运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他前往华北、东北、东部地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决定进行“实业救国”，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以合川、重庆、宜昌、上海为结点收回国家内河航运主权，发展中国内河航运业。抗战期间，他坐镇宜昌，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业的火种，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二、创办“民生实业公司”
卢作孚认为实业救国，首在交通，交通之要，在于铁路。然而铁路耗时长，收效慢，前期投资过于巨大，根据四川重庆两地实际情况，发展航运才能较为迅速。卢作孚回到家乡合川，召集乡绅召开了一次关于航运公司的筹备工作会议，大家一致决议创办一个航运业的实业公司，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民生之意，在于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造福乡里，服务人群，造福国家，强调实业。由于成立之初成员股东大多为当地乡绅亲朋，资金并不丰厚，“股东以合川人最多，其投资大半为了朋友关系，而非为了事业关系，并非有了认识，而是为了尝试”。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民生公司成立大会”，确立其宗旨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卢作孚对于民生公司寄予的厚望，他将自己关于实业救国的理想寄托于“一条小船”。1926年5月，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轮船从上海出发，历经激流险滩的磨难，安全抵达合川码头。这艘船被命名为“民生”。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轮船从重庆安全抵达合川，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
民生公司初期所面临的局面极为不利。当时重庆到湖北宜昌这条航线上已经有大量的船运公司，中国本土船运公司有川路轮船公司、联华轮船公司、吉庆轮船公司、扬子轮船公司等大量的客货两运的轮船公司，同时大量帝国主义主导的轮船公司在长江中下游的航线上横行霸道，《卢作孚自述》一书记载：
十几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看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因为内陆一时的不宁，中国旗轮船日减，外国旗轮船日增，中国人所有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16页）
卢作孚考察之后，认为民生公司需要有自己的经营特色与方法，以嘉陵江为主要航线，首先打通合川至重庆的航线，暂时避开与有外资投资的大轮船公司长江中下游的竞争。当时，大部分轮船公司货运分用，主要运用于货用，卢作孚发现轮船客运的需求，针对客运，利用水道季节性落差，分别投放客货运输职能的两用轮船，这一策略收到明显成效，大获成功。《卢作孚自述》称：“当着轮船开始航行以后，客票收入相当旺盛，股东缴股亦因而相当活跃，股额五万，二三月内，完全收足，于是决计加募股额五万，加订吃水更浅的小轮一只，以期先健全重庆合川线，使每日有船往返。”从此，“民生”号轮船正式航行于重庆—合川航线（渝合线），客货联运，客运为主，经过初期的一系列精心的运作，民生公司初具规模。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民生公司在渝合航线上稳定航行之后，卢作孚开始扩大航线范围，不再局限于重庆、合川一线，他将目标放在了涪陵。涪陵位于重庆下游125公里，乌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是川东南地区重要的水运站点，也是长江航运线上的要道。此时，涪陵并没有轮船公司以此作为据点开辟航道，作为重要的客运集散地，交通极不方便。卢作孚认为重庆到涪陵一线有较大潜力，便开始让“民生”号在此试航行。1926年11月底，“民生”号成功航行于重庆、涪陵一线，打通了渝涪航线。航线的拓展，使航运辐射范围变得更广，民生公司盈利日丰，其影响日益扩大，公司规模也逐渐变大，大家纷纷投资民生公司，资金丰厚。1927年，民生公司办事处在重庆水巷子汇源店设置，民生公司的中心由合川到重庆。在此之后，民生公司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川江航线，以嘉陵江乌江为支线，不断拓展航道，购买轮船，扩大公司规模。1929年10月，卢作孚从顺庆县商人谭谦禄手中买下一艘较大的铁甲轮船“顺庆号”，更名为“民顺号”，至此，民生公司拥有3艘轮船，稳定地航行在合川—重庆—涪陵一线，民生公司已经成为川江航线上实力雄厚的船运公司。
1929年，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民生公司藉此获得了其他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卢作孚拥有3艘轮船之后，认为可以再次扩大航线，他认为川江航线下游外国轮船公司势力过于强劲，民生公司此时的实力不宜与其交锋，便提出向川江航线上游开拓，便是重庆至泸州、叙府（今宜宾）一线，应该将第三艘轮船即“民顺号”运用于重庆—宜宾一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庆到宜宾的航线全长372公里，是川南地区通过水运出川的重要航道，“民顺号”坚实的铁甲正适合在这样的航线上运行。同时，民生公司把刚刚购买来的“民望号”轮船也投放到这条航线上，丰水期与枯水期客货两用。由于良好的性能与民生公司优质的服务，很快在这条航线上站稳脚跟，并逐渐成为这条航线主要的航运公司，同类公司无法与其竞争。民生公司经营得道，采用“化零为整”的策略。卢作孚为了把“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同民生公司发起人设计了一套以民生公司为核心，合并其他华轮公司，统一川江航道的方案，其目的是“集中财力人力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卢作孚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民生公司通过合并其他华商轮船公司，很快占据三条航线，成为川江航线的专营公司。
三、川江航运和“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通过“化零为整”策略，成功整合川江航运上大部分华商轮船公司，民生公司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成为川江航线上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民生公司对于川江航运公司的整合，其获得的优势不仅在于经济效益，更大的作用在于结束了各华商船运公司之间的互相倾轧，消除了华商之间的内耗，增强了长江航运上华商的运输能力。民生公司已经有实力走出川江航线，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此时，掌握长江中下游航道的主要是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逐渐感受到民生公司的威胁，于是采用集体降价和发放福利的方式，打压民生公司，企图抢占民生公司的客源与货源。
民生公司并未因此而消沉，卢作孚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限制外国航运公司，加强了川江航务的管理，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另一方面民生公司降低票价，同时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国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真切地做到他办航运公司的初心——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外国航运公司逐渐失去大批的客源，无利可图，慢慢退出川江航运。1933年，民生公司进一步整合了重庆至湖北宜昌的航运力量，掌握重庆—宜昌航线，民生公司的航运范围因为宜昌而扩展至上海。
民生公司以重庆为中心，以重庆—合川航线为起点，先后扩展重庆—涪陵、重庆—宜宾、重庆-宜昌等重要航线。从宜宾到宜昌，主要是长江中游的川江航线，同时辐射嘉陵江、乌江等流域。民生公司将长江沿线水陆交通要道通过航运连接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大大提高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能力，与东部地区联系加强，人员联系和货物联系更加便宜，川江内河航运将原本落后的地区串联起来，宜昌等地迅速发展，重庆作为川江航运的中心点，也依靠航运迅速发展起来；政治层面，加快西南地区的近代化，逐步与东部开放地区接轨，与外界联系加强，西方政治文化思想传播更加方便，川渝地区风气更加开化。
短短10余年间，民生公司迅速发展，拥有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主要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民生公司成为川江航线上第一大航运公司。民生公司不光为中国航运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从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东部地区物资大转移，民生公司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1938年湖北宜昌大转移，民生公司派出所有船只抢运人员和物资，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了中国的工业火种。
综上所述，卢作孚“实业救国”的路线于川江航运而言可以说是成功的，他殚精竭虑，创办并发展壮大民生公司，对推动长江航运尤其是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对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卢作孚的挚友晏阳初曾有很精当的评价：“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