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已经行将崩溃，如今这般遍地狼烟的局面颇似秦朝末年的景象。只不过那次的火虽是由陈胜这个素人点起来，并且由同样素人出身的刘邦收了场，但整个过程中，六国残余的影响力还是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项羽家族，那原本就是楚国功勋卓越的军事贵族。
这次各方的带头大哥，却真真切切的是一帮没有任何祖荫的下层，无论谁得了天下，都将创造历史。
尽管元末这场天下大乱，被笼统概括为“红巾军起义”，但并不是所有举事者，都属于这个看起来有些迷信的体系。除了那些头裹红巾，喊着“弥勒佛下生”口号的举事者以外，能够在此乱世割据一方的还有：控制着淮东、苏南、浙北的张士诚；拿下浙东沿海的方国珍；主政福建的陈友定；坐镇广州的何珍，以及世袭梁王之爵，永镇云南的元朝贵族把匝剌瓦尔密。
这当中，把匝剌瓦尔密、陈友定、何真三人，从开始拥兵自保，到朱元璋在南京宣布建立新朝，所秉持的态度都是效忠大元，仅仅是因为天下已乱，不得不形成事实的割据状态。把匝刺瓦尔密与陈友定，甚至在最后一刻自杀为元朝殉节。只有何真见大势已去，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书后归降。
三股为元朝尽忠到最后一刻的地方势力，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所控制地盘都是帝国南方的边缘，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大战，代表南方的其实都是长江流域板块。无论云贵、两广还是福建，都属于被边缘化的旁观者。
从这个角度说，即便三人想参与天下的争夺，也是没有机会的。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表示效忠元朝，以此震慑那些竞争者才是上策。至于说新朝重新统一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后，到底要不要选择效忠新朝，那更多就是看每个人对“气节”二字是怎么理解的了。
再来说说方国珍的情况。方国珍是浙江台州人，世代以贩盐为生。浙江的地形是北边平原、南边山地。浙北以杭州为中心的平原区，有运河与长江及大运河相连，在地域上属于江南的一部分，被视为鱼米之乡；浙南以台州、温州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山地，则属于海洋文化区，百姓的生计更多依赖海路。
位于杭州湾东南端的宁波，则是两个地理单元的交汇点。
方国珍是台州人，要是光从自己家乡的潜力来看，至多也就是割据一方，并不会比刚才那三个人更出名。不过虽然地盘不大，又山多地少的，但方国珍在元末乱局中却还是属于一股能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方国珍的地盘紧邻江南，向北扩张的话，就有机会拿下这个天下粮仓；二是元朝的粮食依靠海运，方国珍本来就是通过海路贩私盐，所以举事之后，在海上聚众数千，专门打劫驶往大都的粮船。这就迫使元朝政府，不得不重视方国珍的存在了。
在多次征讨未果后，元朝索性就招安了方国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江浙元帅府任职的刘伯温，是坚决反对招安方国珍的。在他看来方国珍是浙东民乱的首恶，必须诛杀才能震慑其他人。也正因为方国珍被招安，刘伯温方一怒之下辞官归乡，最后选择了效忠朱元璋。
乱世之中，成大事者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齐。在很多人看来，人和主要是善于笼络人才。至于手段，你可以学曹操也可以学刘备，并没有一定之规。然而事实上，想获得顶级人才青睐，最重要的并不是手段而是“野心”。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如果一个乱世豪杰的野心不够大，即便一开始拿到一副好牌，最终也会错失良机。在这个问题上摔过跟头的人实在太多，最典型的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了。
项羽的志向只有两个：推翻暴秦，衣锦还乡。至于政治上的规划，只是让天下回到战国时代，自己去做那个让其他诸侯慑服的“西楚霸王”。当他站在咸阳宫室的废墟上，说出“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并把建议他定都关中的人给活煮了时，失败就已然注定。
方国珍的志向比项羽还要小上许多。
江南主要是由两块平原所组成，一块是介于长江与杭州湾之间，北部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平原。今天隶属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隶属浙江的湖州、嘉兴，以及整个上海都坐落于这块平原之上；一块是杭州湾以南，以绍兴、宁波为主要城市的宁绍平原。
杭州则是两大平原的交汇点。原本杭州、绍兴、宁波这些城市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不过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修筑的运河，早早的将它们的命运与长江连接起来。杭州湾南北的平原地带，才有机的融合成为了“江南”的概念。
位置上看，即属于江南概念，又背山靠海的宁波，是江南与浙东沿海的连接点。方国珍在做大之后，除了拿下了台州、温州，还向北抢占了宁波，并将这个江南最东南角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就让他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
事实上，方国珍造反的时间比刘福通他们还要早上两年。如果他有大志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做更多，尤其是抢占江南。然而方国珍的最高理想其实只是割据浙东。
明史记载，在方国珍做大之后，有一个钻研纵横之术的谋士，叫张子善的游说他，认为可以凭借水上优势溯长江而上，拿下整个江南。然后再以江南为基地，沿海岸线北上拿下从江苏、山东，到辽宁的整个沿海地区。无论这一战略有多少可行性，它显然都是一个志在天下的谋划。这条方国珍熟悉的海路，甚至可以帮助他直接将兵锋指向大都。
对于这个图谋天下的方案，方国珍的回答只有六个字：“吾始志不及此”。我一开始的志向就不是谋夺天下。如此格局，类似刘伯温这种已经决心“良禽择木而栖”的人才，又怎么可能选择这样的主公呢？
虽然没有大志，占的地盘也不大，但方国珍却是朱元璋统一路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股力量的存在，朱元璋能不能拿下天下还未可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方国珍牵制住了朱元璋最主要的对手张士诚。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的核心城市是苏州与杭州。在元末乱世中，这两座城市都是张士诚的地盘。不光如此，连两淮盐厂也都在张士诚的地盘中。大元的钱粮之地都在张士诚手中，可以说朱元璋后来击败张士诚时，这天下就已经大概率姓朱了。
把都城定在苏州的张士诚也不是江南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张士诚是淮东盐城人。虽然靠海，但盐城以及整个江苏的海岸线，都因为滩涂的存在没什么海洋潜力。不过这些滩涂倒是给了淮东沿海产盐的潜力，以至于元朝的财政大半都得依靠淮东的盐税。
跟方国珍一样，张士诚也是盐贩出身。区别只在于，方国珍是通过海船往浙东沿海贩私盐；身在产地的张士诚则是替官家在江淮一带撑船运盐，顺带贩卖私盐。
乱世中粮食显得更加珍贵，可以说谁要是控制了江南，就算不想据此图谋天下，那割据一方做个诸侯也比别人过得富足。朱元璋在淮西，张士诚在淮东，两股势力与江南都是一江之隔，受此诱惑，二人做大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渡江南下。
率先成为一方霸主和渡江南下的都是张士诚。
公元1353年春，见天下已乱，张士诚带着两个弟弟率领盐厂的盐丁举事，五月攻下淮东重镇高邮，次年正月在高邮称王，立国号大周。同时还拿下了泰州、扬州等淮东重镇。张士诚举事时，朱元璋才投奔郭子兴没几天，刚凭着军功领了七百兵。
不过事实证明，熗打出头鸟，人还是不能太高调。
遍地狼烟的情况下，元廷除了调动各地方军队镇压各地的民变以外，最为关注的是运河沿线的情况。在海上粮道被方国珍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原本在南粮北调问题上退居二线的大运河，成为了元朝无法忽视的生命线。
位于江苏、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的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元朝来说，徐州还是大运河在淮北的重要节点。刘福通在黄河工地上率先举事后，最先响应的就是徐州一带的赵均用、芝麻李、彭大等人。这三个打着红巾军旗号的首领，很快就夺取了徐州这座重要城市（公元1351年秋）。
公元1352年8月，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俘杀芝麻李。赵均用、彭大率残部渡过淮河，进入郭子兴所占据的濠州城，与淮西红巾军抱团取暖。
如果说徐州是大运河在淮北的中心，那么张士诚所控制高邮，就是大运河在淮南的中心了。相比之下，郭子兴等人所占据的濠州城，由于不在运河线上反倒没那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公元1354年九月，脱脱在招降张士诚未果后，广召天下兵马沿运河南下。十一月至高邮，将张士诚围困于城中，并分兵夺回被张士诚部所占据的淮东诸城。
脱脱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元朝开国以来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号称百万。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西藏、朝鲜都派兵前来增援，史书记载“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按照脱脱的计划，这次发兵并不只是为了灭张士诚，而是准备攻灭高邮之后，再一路向西扫平濠州等地的红巾军。
为了完成这次总攻，元顺帝下诏要求中央、地方各级官员，乃至亲王贵族全部听从脱脱的命令。然而人性就是这样，元顺帝一开始无疑是信任脱脱的，只是把全部身家系于一人之身的做法，难免会心里打鼓。那些嫉妒脱脱独大的朝臣，也会在后方说他坏话。
张士诚在高邮城的殊死抵抗，让脱脱的政敌得以用“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的理由弹劾他。
就这样，正在高邮城下督军攻城的脱脱，被担心他尾大不掉的元顺帝，一纸诏书换掉。此时的大元帝国本已处在风雨飘摇状态，靠着脱脱的个人威望，以及元顺帝的信任，方回光返照式的拼凑了这支大军。临阵换帅，使得跟随脱脱出征的各方力量彻底失去了信心。百万大军很快便做鸟兽散，更有不知道再依附谁的军队，直接加入了红巾军。
自此以后，大都城再没有力量组织正规军平叛。所能依靠的，都是那些效忠于元朝的官员自己组织的武装。
元朝的百万大军一散，张士诚的围算是解了。不光解了围，还凭此一役满血复活，声威大振。不过倒也没开心多久，第二年淮东就闹了饥荒。说起来并不意外，上百万军队在淮东打了几个月，农时不耽误才怪。就算是没有天灾，闹饥荒也是大概率。
老百姓起来造反多是因为饿的，江南作为渔米之乡，老百姓吃得比较饱，每逢乱世民变都比较少。当然，这份富庶也使之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淮东闹饥荒后，张士诚当即派弟弟张士德由南通渡江攻入长江南岸的常熟。第二年（公元1355年），张士诚拿下苏州，并将都城由高邮迁至苏州。
朱元璋的动作也不慢，就在张士诚拿下苏州的同时，原本在淮西发展的朱元璋也拿下了长江南岸的南京。尽管张士诚不属于红巾军体系，不过考虑到大家都高举着反元大旗，朱元璋认为双方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为此还写了封信前去示好，希望能够结成盟友。
然而张士诚并不是朱元璋的同道中人，更准确说是对颠覆元朝天下并不感兴趣。值此乱世，能割据一方才是他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士诚并没有接受朱元璋的示好，双方以太湖为界，在江南地区反复摩擦。
客观说，如果对垒的只是朱元璋的张士诚，张士诚是打不过朱元璋的。对于后者的实力，方国珍就看得比较清楚。公元1358年，一路向南攻入浙南的朱元璋拿下了金华，与方国珍的地盘接壤。在接到朱元璋送来的劝降信后，方国珍对手下人说道“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
长江在南京之北，才开始由南北向转向东西向，这就让南京城处在了长江的东岸。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方国珍口的“江左”指的就是以南京为根基之地的朱元璋了。一心谋求割据的方国珍觉得自己打不过号令严明的朱元璋，而且觉得北面的张士诚，南面的陈友定，都对自己虎视眈眈，如果自己跟朱元璋拼个你死我活，将很有可能被这两股势力乘虚而入。
基于这种心理，方国珍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信后，当即表示愿意归顺，把自己占据的宁波、台州、温州三地献上。只不过朱元璋也是知道，这种归顺只是表面。你要真的现在去拿他的地盘，那是必须得动刀兵的。抓住方国珍害怕与自己火并的心理，包括名义上愿意归顺的说法，去震慑张士诚才是真的。
方国珍忌惮张士诚，张士诚也同样担心方国珍会抄他的后路。这种事情，方国珍还真做过。方国珍在对元朝最大的威胁，是海上贩盐出身的他，一直在打劫元朝的海上粮船。刘伯温的判断是对的，方国珍并不是真心归顺朝廷。招了叛，叛了招的，反复折腾了三次，每次招安后朝廷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做官，他就马上反叛。
最后元朝政府也看出来了，方国珍就是想守着老家的一亩三分地。你只要不动他，就能够相安无事。索性就给了他个“漕运万户”的职位，让他来负责海上运粮，包括把运粮的官船都交给他。你不是想搞独立王国吗？那行，你只要能按时把江南的粮食给我运到大都来，我就随便你在浙东怎么折腾。
顺便说一句，招安方国珍的确起了不好的影响。本来元朝政府见浙东民乱四起，海上粮道不稳，一直在用官职招募民间力量剿匪，也的确有不少想求功名的人响应。结果方国珍这套“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流程走下来，不光摇身一变成了官，而且叛一次升一次的。这样的话，浙东老百姓也不在相信朝廷的话，都纷纷加入方国珍的队伍。
方国珍虽然掌控了元朝的海上粮道和海船，但粮食却是在江南。张士诚一渡江，这个粮仓可就不保了。见张士诚在江南做大，元朝就又升了方国珍的官，要求他率军进攻张士诚，帮着夺回江南。方国珍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朝廷愿意纵容自己，是因为自己能帮着运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江南的粮食运不出来，自己这个“皇海盗”也当不成。
有鉴于此，方国珍接到命令后还真的率领自己的水军北上，进入长江口，在今天的江苏昆山登陆，与张士诚的部队连着打了七仗，都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在攻下杭州之后，反手就被元朝的政府军夺了回去。败回苏州后，又在常熟前线被朱元璋部擒获。
此时的张士诚可以说是三面受敌，不光被官军正面堵截、被半官半贼的方国珍操后路，还被铁心造反的朱元璋侧击。想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只能造反跟一方结盟。
最终张士诚选择的是归顺元朝。这在当时无疑是个正确的造择，即可以解两面之围，又可以让江南那些原本安定，不愿意跟着造反的富户/百姓接受自己。而元朝政府自然也乐得招安张士诚，让他去对付朱元璋所代表的红巾军。
为此，除了朱元璋所控制的太湖以西部分以外，从徐州到杭州/绍兴，整个江苏、浙北都被元朝正式认定为张士诚的地盘。两淮有盐、江南有粮，帝国运转所需的钱粮都出自两地。说张士诚是元末乱世中，最富有的诸侯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张士诚归顺了元朝，方国珍这边也就撤回了宁波。在二人同时接受元朝封赏的这段时间里，张士诚负责提供粮食，方国珍负责运输。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不过张士诚也知道，一身事二主的方国珍没什么信用。如果有一天自己去跟朱元璋拼得你死我活，难保会再来一次昆山登陆战。
信仰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信仰。元朝末年的遍地狼烟中，要说格局和野心，头裹红巾、喊着“弥勒佛下生”口号的红巾军表面看是最大的。无论“弥勒佛下生”还是“明王出世”的口号，打的都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旗号，都把元朝彻底描述为黑暗世界的代言人。
这样的初始设定，使得出身于红巾军系统的起义首领们，很难与元廷共存。要是哪个首领想学方国珍和张士诚，那他就得先向那些信徒们解释，自己怎么就“弃明投暗”了。
刘福通建立的“韩宋”政权，并不是红巾军唯一的共主。在二人挑动黄河天下反后，各地打着弥勒信仰、红巾军旗号举事的人很多，有些选择了自行其事，有些选择了背靠大树好乘凉。除了“韩宋”这棵大树以外，还有湖北人徐寿辉建立的“天完”政权。
“天完”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你仔细看是不是在“大元”的头上加了个盖，有力压大元一头之意。
不过虽然元史和明史里都记录着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叫“天完”，但其它史料和出土文物都证明，徐寿辉建立的政权也是以“宋”为名。这件事说起来有一点微妙。按刘福通的计划，是把韩山童宣传为宋徽宗的后裔，然后直接打出复宋旗号建国的。结果还没正式举事，韩山童就被收到消息的官府给扑杀了。
虽然韩山童的死，并不影响刘福通等人接下来的动作，但没了韩山单这个假赵宋皇族做招牌，正式的的国号一时就打不出来。一直到四年后，刘福通在徐州的山里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才在淮北的亳州拥立为帝，算是正式把国给立了起来（公元1355年2月）。此时距离徐寿辉称帝（公元1355年10月）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时间。
元朝是异族出身，为大宋招魂可以笼络更多的民心。这个道理刘福通懂，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也懂。见刘福通这边失了先机，徐寿辉那边才赶紧抢了个先。为了把这两个抢夺大宋资产的政权区别开，后世研究者就把这两个红巾军建立的政权，分别称之为“韩宋”和“徐宋”。
至于说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到底是有个“天完”的别名，还是朱元璋授意这么叫的，这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了。从逻辑上说，朱元璋因为出身于“韩宋”政权，的确有动机不让徐寿辉的政权也叫宋，以免混淆自己的出身。遵循传统，也为了更好的区分，我们还是把徐寿辉这支红巾军称之为“天完政权”好了。
不管怎么样，元朝末年存在两个以弥勒信仰为纽带的红巾军主系统都是明确的。一般会分别把它们称之为“北方红巾军”、“南方红巾军”；也有认为称之为“东系红巾军”和“西系红巾军”更准确。
按南、北方位来划分红巾军体系并没有问题。你要是去看两股红巾军的背景，会发现它们之所以各成体系，是因为依附着不同的水系。简单点说，韩宋政权可以说是“黄河红巾军”，徐宋政权的背景是“长江红巾军”。受韩山童、刘福通鼓动举事而愿意加入这个体系的红巾军，与受黄河水患影响的区域高度重合。这倒也很好理解，韩宋的煽动民意的童谣就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嘛。
像郭子兴、朱元璋他们选择归附韩宋，与北方红巾军捆绑在一起，也是因为淮河在元朝已经成为黄河水系的一部分。大家对因黄河而起的那些天灾人祸感同身受。
“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个口号在江西、湖南、湖北乃至四川这些长江流域地区，就没啥吸引力了。然而白莲教本就发端于南方，在宋元之际的南方有着很强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长江流域就有机会自己推出个代言人来争夺天下。
人都是需要有搭档的，河北人韩山童选择和了淮北人刘福通合作；湖北人徐寿辉则选择了和江西人彭莹玉合作。彭莹玉这个人是很值得一提的。天完政权的创建者与其说是徐寿辉，倒不如说是彭莹玉。
朱元璋是半路出家，彭莹玉则是一出生便被送到了寺庙，十岁时正式出家，十五岁起，就开始以行医为掩护，传播弥勒信仰。虽说白莲道人不用出家就能做会首，还能结婚生子代代相传，但彭莹玉作为一个自幼生长的寺庙的出家人，传起教来肯定比韩山童要更有信服力。
出来做大事，要么有理想，要么有野心。如果说朱元璋有的是野心，那彭莹玉则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看起来是真的想建立一个佛国。早在公元1338年，彭莹玉就已经在老家江西宜春（时名袁州）搞过一次五千人规模的起义。比刘福通他们还早了13年。这次首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起事者前胸后背都写着一个“佛”字，以求弥勒佛保佑。
起义失败后，彭莹玉带着信徒辗转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传教，又策动了几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影响力倒是越来越大，他的跟随者在当时被称之为“彭党”。为了增强凝聚力，到淮西传教后，彭党骨干都在名字中间加了个“普”字，什么赵普胜、邹普胜、况普天。你要在那段历史中看到名中带“普”字的人物，肯定都是彭莹玉的门下。
之所以说彭莹玉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每次举事都不自己称王，只做助攻。比如在老家那次，扶植的是自己的信徒周子旺做首领，国号则叫作“大周国”。徐寿辉在湖北举事时，彭莹玉正在淮西传教。听到徐寿辉举事的消息后，彭莹玉当即带着信徒前往支援，一起建立了天完政权。
初创时期的天完政权，说是“徐家天下彭家党”并不为过。从意识形态到组织结构，都是彭莹玉帮着设计的，主要官员也都是“普”字辈的彭党，比如太师邹普胜、太尉欧普祥，连最最高行政机构都叫作“莲台省”。
元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叫“中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然后再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首”（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在地方上行使职能。朱元璋后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这个汉代就有的中央机构给废了。“省”在中国遂变成了地方行政区的代名词。不过在日本，还是遵循从唐朝学去的传统，把中央行政机关叫“省”。比如日本的“外务省”就是外交部。
彭莹玉把中书省改名为白莲信仰味道浓厚的“莲台省”，说白了就是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佛国。不管这个理想现不现实，会不会搞成后来类似太平天国模式，但彭莹玉的确显得跟其他起事者不同。金庸老先生在《倚天屠龙记》里面，还特地为彭莹玉安排了个明教五散人的身份，为人作派也是描绘得很正派。
至于说为什么群众基础如此雄厚的彭莹玉，这次选了徐寿辉做共主，而不是彭党自己的成员。说出来你别笑，是因为徐寿辉长得好。按明史的记载就是“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因为惊讶徐寿辉的样貌，方推为共主。
颜值即正义这事，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的书生考进士，长得不好看殿试真会被皇帝刷掉。你说没道理也有道理，看相的常以“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来形容一个人长得有没有富贵之相。长得有“官相”的人，做起管理来的确更容易唬住人。
不过具体到做皇帝这件事，尤其是草根皇帝这件事，这“状貌”的标准可以就点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了。比如朱元璋的画像，一直以来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个真的可以说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另一个则是一言难尽，奇形怪状的。按东北话说，跟个鞋拔子似的。
结合明朝后来皇帝的画像来看，大家觉得长得特别有官相的这个才是真的。不过鞋拔子脸那个，也是官方画像，是用来发给重臣们放在家里供奉的，在明朝的相关记录里就有，并非是坊间传说清朝丑化的。之所以要这故意这么设计一下，是因为当时的人不觉得这是丑，而是认为这是异相。朱元璋和徐寿辉他们的出身实在是太草根了，这种异相能够让他们有天选的感觉。
好了，我们把注意力从脸上转回来。搞清楚天完政权初创时的“徐家天下彭家党”属性之后，这个政权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很好理解了。天完政权的基本盘是在湖北、江西，淮西南部这些长江流域区，考虑到下游江南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并且关乎大都的粮食安全，所以一开始彭莹玉就把江南作为了主攻方向，并且亲自领军突破。
公元1352年，彭莹玉手下的赵普胜、李普胜等淮西籍将领，渡过长江为天完政权拿下了江西北部及安徽南部，甚至一度攻下江南重镇杭州，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大好。
只可惜熗打出头鸟，徐寿辉的称帝以及彭莹玉在江南地区的攻城掠地，使之成为了元军的重要征讨对象。这个时候脱脱还没死，元朝还没乱到崩盘的地步。在元军的反攻下，天完政权旋即被迫退出江南，回到淮西和江西地区。不幸的是，冲锋在前的彭莹玉本人意外在江西战死。
彭莹玉是公元1353年初战死的。这么一个被很多信徒视为弥勒佛下生的人物，就这么死了，很多人是难以置信的，以至于后世有许多关于他其实没死的传说。不过彭莹玉肯定是死了的，刚诞生不久的天完政权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连被定为国都的湖北蕲水都被攻破。徐寿辉也只能带着残部在湖北江西交界处打游击。
好在第二年，张士诚就把元军主力的火力给吸引走，脱脱和他所整合的百万元军也因为内斗而做鸟兽散，这让包括天完政权在内的各地义军，都获得了喘息之机。
彭莹玉的死，昭示着天完政权1。0时代的终结。刚才我们说了，徐寿辉能当这个皇帝并不是能力有多出众，只是因为长得特别像个皇帝，天完政权一开始的实际操控机构，就是彭莹玉设立的莲台省。
由于彭莹玉的弟子，大多数是江西人和淮西的安徽人，所以特别有动力东征。结果彭莹玉一死，天完政权逐渐为湖北籍将领所控制。包括陈友谅取而代之后，留任的百官之首，彭党属性的太师邹普胜也是湖北黄州人。
徐寿辉个人能力不突出，只是因为先发优势被拥立的话，那他本人此后的命运就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继续当傀儡；要么直接被取代。
其实对于徐寿辉本人来说，这两种命运的最终结果都一样。纵观历史，但凡这种不是凭着自身能力，只是因为时势需要被推上大位者，在失去价值后都难逃一死。远有被项羽明着授意害于江中的楚怀王；近有被朱元璋暗中指示溺死江中的小明王。无非是什么时候死。
公元1355年正月，见元军主力在高邮前线瞬间瓦解，脱脱也被发配边疆，天完军在统军元帅倪文俊的率领下，攻陷了武昌、汉阳等湖北重镇，徐寿辉也被迎至汉阳再次称帝。这一举动同时标志着天完政权正式进入倪文俊掌权的2。0时代。
倪文俊是湖北黄陂人，渔民出身。从湖北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要扩张的话第一选择并不是东面的江西、安徽，而是南面的湖南。2。0时代的天完政权也的确是先向南拿下湖南。然后再沿长江两上下游扩张。其中负责向东面，也就是江西方向扩张的是倪文俊的部将，同样是湖北人（仙桃人），也同样是渔民出身的陈友凉。
拿下两湖地区，认为自己已经掌控天完政权的倪文俊，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公元1357年九月，倪文俊在汉阳发动政变。然而天完已经立国六年，内部派系林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倪文俊培养出来的。因此这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倪文俊则带军前往汉阳之东的黄州，准备与驻军于此的陈友凉合兵。
只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倪文俊有这心思，陈友谅同样有。直接就伏杀了老上司，并了他的兵马，并借着这件大功成为了天完政权最有权势的人，把天完政权推进到了3。0版本。
三年后（1360年），陈友谅拿下了整个江西，并准备和朱元璋决战。志得意满的陈友谅索性就在初战告捷后，做掉了已经被他裹挟成孤家寡人的徐寿辉，自立为“大汉皇帝”，正式终结了天完政权。
政治就是这么残酷，你说陈友谅做的事能做吗？能做，但做的时间点很重要。称王称帝早了，不仅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还容易造成内部分裂。相比之下，朱元璋就聪明的多。渡江之后的朱元璋，曾经在徽州觅得一个与他同姓的谋士朱升，后者向他提出了著名“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
遵循这一低调策略，朱元璋在政治上一直很低调。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方给自己弄了个“吴王”的称号；灭了张士诚后才在南京称帝，而且还很讨巧的用了个乍一听跟“明王出世”相关的“明”做国号。不去背溺杀小明王的锅。
与朱元璋相比，陈友谅就要短视的多。事实上，纵观整个天完政权的将领，在彭莹玉之后都显得没什么大志，都没有看到统一天下的雄心。倪文俊为了割据一方，甚至一度考虑过名义上归顺元朝。只不过这个想法就像我刚才所分析的那样，实在与红巾军创业理念有结构性矛盾，真落实的话风险太大，后来就不了了之。
2.0时代的天完政权，除了经略江西方向的陈友凉以外，还有一个能与之抗衡，并且后来也独立建国的将领——明玉珍。
明玉珍和陈友谅都是倪文俊的部下。公元1357年，明玉珍受命在三峡一带劫掠元朝的粮船。收到巴蜀兵力空虚，官员不睦的消息后，顺势逆流而上攻陷了重庆、成都。倪文俊想谋逆被杀，对明玉珍倒没什么影响，依然替天完政权在四川盆地攻城掠地。但陈友谅把徐寿辉杀了，把天完变成大汉的操作，就没办法让明玉珍忍了。
巴蜀所在的四川盆地本来就易守难攻，自成一体。你站在明玉珍的角度，羽翼丰满后自立为王的都是可以的。现在陈友谅把天完这块经营了十年的神主牌位给扔了，那明玉珍自然就顺势接了过去，更没有理由去做陈友谅的部下。
因此明玉珍收到徐寿辉的死讯后，当即把长江三峡给封了，奉天完为正朔，给自己安了个“陇蜀王”的称号。两年之后，明玉珍见自己在巴蜀的统治已经稳定，便在谋士刘桢的建议下在重庆正式称帝，以恢复华夏为名建立“大夏”政权。为了最大限度得到红巾军的政治遗产，明玉珍的这个大夏国以弥勒教为国教。
要是套用三国时代的政治格局，明玉珍占的是益州、陈友谅得的是荆州。当初刘备两州在手时，可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光占着荆州和益州，那最多也就是刘表和刘璋的结局。
明玉珍自己也知道，自己肯定没有刘备和诸葛亮的本事，所以入川之后主要是向云南方向扩张，完全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公元1366年春，年仅38岁的明玉珍在重庆病故。死前叮嘱臣下用心辅佐自己的儿子，守住这份基业。五年后，北伐成功的朱元璋，从北面和东面两路派兵入川，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偏安的小朝廷。
为了和历史上那些同明政权区别来，后世把明玉珍的大夏政权称之为“明夏”，陈友谅的大汉政权为“陈汉”。于是在公元1362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在整个长江流域可以看到四个独立政权，依次排开分别是：覆盖四川、重庆的“明夏”，以明玉珍为帝；覆盖湖北、湖南、江西的“陈汉”，以陈友谅为帝；以安徽为基本盘、南京为根据地，接受“韩宋”政权册封的朱元璋部；拿下江苏、浙北，次年自立为吴王的张士诚部。
可以说，先不说南统北这个前无古人的目标，单就统一整个长江流域这件事来说，朱元璋的身位都是最差的。往前数三千年，往后数六百年，都没听说这样一个夹缝里的位置能成事的。真要说当时最有机会一统南方的，那还得说是陈友谅。
从陈友谅的角度，并非不知道舍去天完的招牌，会让明玉珍跟自己决裂。然而话说回来，就算陈友谅继续留着徐寿辉这个傀儡，明玉珍其实也是不会听他的。巴蜀所在的四川盆地，实在是太适合割据了，多少英雄好汉进去之后都搞出了独立王国。
江南才是陈友谅心心念念的所在。不光陈友谅想，可以说从方国珍到彭莹玉、张士诚到朱元璋，各方势力谁没对这个天下粮仓动过心思。宁波、杭州、苏州、南京这四个江南重镇，先后成为这四大势力的桥头堡。
跟刚才这些人比起来，陈友谅觉得自己才是最有优势的那个。
陈友谅的老上司倪文俊之所以能够统领天完兵马，并且拿下两湖地区，跟他的渔民出身有关。史书记载倪文俊“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临战多克捷。”归纳下来就一个字“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船上多用桨手，而且昼夜不停的划。对手还没反应过来，天完的水军就攻到了门口。
两湖地区的元军就是这样被2。0版的天完军打败的。同是渔民出身的陈友谅作为倪文俊的嫡系，又兼并了老上司的部队，自然也秉持的是这“水上闪电战”的战法。陈友谅不去管明玉珍，而是一门心思东进，跟他这个战法也有关系。打明玉珍是逆流而上，桨手再多也快不到哪去。要是顺流而下打，那就是快上加快了。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有绝对水上优势的情况下。往下游打要是败了的话，逃跑的话那可是很容易被对手追上的。
靠着这招陈友谅不光拿下了江西，更是兵临南京城下。这个局面怎么说呢？要是依旧拿大家更熟悉的三国历史做对比，就好比刘表战孙权。问题是刘表只有湖南湖北，位于江南和两湖之间的江西，是在孙权手上的。江西的位置历来有“吴头楚尾”之说，湖北和江南的政权打仗，谁更有地利优势，就看谁能先拿下这个中间地带。
陈友谅先抢占了江西，朱元璋却只得到了半个江南，最核心富庶的部分还在张士诚手上。理论上朱元璋和张士诚联手，都还只能和陈友谅打成平手，并且还是防守的那方。换成你是陈友谅，也会觉得一统长江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想得天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跟朱元璋相比，陈友凉和张士诚在人和上面是有欠缺的，朱元璋对他俩的点评一个是“志骄”一个是“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
在朱元璋眼里，陈友谅就是一个过于骄傲，不知道搞统战的主。这导致他白白送给了朱元璋一个水军基地。
这事得从淮西的事说起。明玉珍的墓在重庆，1982年被发现。棺椁前的碑文不仅明确记录了徐寿辉建立的政权也叫“宋”，还提到“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这里说的“淮人”，就是淮西的彭党了。也就是鼓莹玉在淮西传教发展的力量。
说到这你可能就奇怪了，淮西不是朱元璋的地盘吗？怎么成了天完政权的起源地。淮西是朱元璋的基本盘没错，但朱元璋从一个大头兵做起，也得一步步的做起来嘛。更重要的是，淮西这个地方在地理上，其实是以合肥为界分为两块的：合肥以北属于淮河流域；合肥以南属于长江流域。
可别小看这一区别。南方政权特别依赖水运，如果从江南或者江西取淮西，坐船最多也就打到合肥。再往北打的话，往轻了说没办法用船只运输军队和补给；往重了说，没有水运支撑军心都得乱。这件事情当年孙权感受最深，他一辈子五征合肥都没能打过这个江淮分割点。
朱元璋、郭子兴他们是淮西的“北方人”，善长陆战；彭莹玉的弟子们则是淮西的南方人，善于水战。天完1。0时代，彭党成员：左君弼、赵普胜、李普胜等人，控制了合肥及其以南地区，可以说是搞得有声有色。结果彭莹玉一死，这局面就乱了。不光淮西的彭党在2。0时代的天完政权渐失话语权，内部更是斗得你死我活。
当时淮西的彭党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占着庐州城（合肥）的左君弼；一派是赵普胜、俞通海、廖永安、张德胜等人结寨自保的巢湖水军。
元朝在庐州一带设了官马场，由此带动整个淮西地区遍布大小官、私马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都还依旧在凤阳、庐州、滁州等淮西重镇设官马场。见民乱四起，元顺帝怕散落民间的马被起义者所用，下诏把民间的马都给没收入官。脱脱更化时为了缓解矛盾，又把这条取消了。所以郭子兴、左君弼这些淮西豪帅都是很容易弄到马，并培养出骑兵队伍的。
但想在南方建立政权，光有马是不行的，必须得有水军。就淮西的情况而言，谁能得到巢湖水军，谁就能够把自己的军队变成“水陆两栖”。巢湖位于合肥之南，是江淮地区第一大湖，南边有水道与长江相通，北边有河道直抵合肥城下。要是能有巢湖水军相助，就可在向南图谋江南和江西。
左光弼在彭莹玉死后，表面还接受天完的册封，但实际上是想自己搞块地盘在老家割据，跟方国珍的格局差不多。后来不光和张士诚联手打过刘福通，还投降过元军。等朱元璋都北伐平定山东河南了，见大势已去才最终决定归降朱元璋。之所以跟赵普胜他们一直摩擦，就是想兼并巢湖水师，做大自己的力量。。
然而但凡名字里带“普”的那都是天完政权还影的时候，就跟着彭莹玉的老彭党。左君弼则是举事之后，再带人归附的。更重要的是，左君弼的父亲还是元朝诰封的将军（虽然品级不高）。这要是按上世纪的说法，属于投机革命。说得直接点，左光弼想做淮西的老大，赵普胜这个老彭党第一个不服。
巢湖彭党的头是赵普胜，人送外号“双刀赵”，打仗是把好手，但头脑有点简单。朱元璋给他的点评是“勇而少谋”。左光弼想吞并他，他不服，但也没有谋略吞并掉这个对头，双方就这么一直摩擦下去了。
见朱元璋搞得有声有色，并且已经驻军于长江西岸，准备渡江。巢湖水军动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思。公元1355年七月，巢湖水军众头领投奔朱元璋。不过没几个月，徐寿辉在汉阳重新称帝。赵普胜又后悔了，当即又跟朱元璋决裂，重新归附天完政权（李普胜则为朱元璋所杀）。
好在除了赵普胜、李普胜以外，那些名字里没“普”，跟天完感情没那么深的巢湖水军头领，都还是觉得跟着朱元璋这个淮西老乡混比较有前途。也正是因为得到了巢湖水军，朱元璋才能够抓住时机渡江拿下南京，没有让张士诚抢先，并在后来的鄱阳湖水战中击败志得意满的陈友谅。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巢湖水师归附，有马没船的朱元璋就没有可能渡江拿下南京，更没有可能一统天下。朱元璋对这些将领也是心存感念，无论战死的还是活到开国后的，都是极尽荣宠。
具体到跟陈友谅相争这件事，赵普胜没跟朱元璋走，本来对天完政权是很有利的。朱元璋虽然一举拿下了南京，但赵普胜在淮西和巢湖的存在，让他一直如芒在背。别的不说，日后朱、陈二人在鄱阳湖大战，赵普胜的位置是能抄朱元璋后路的。甚至有赵普胜在巢湖的存在，朱元璋都不可能到鄱阳湖跟陈友谅决战。
结果这么重要一个将领，让陈友谅自己给做掉了。公元1359年，已经拿下江西的陈友谅，以与赵普胜会师为名，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城把赵普胜诛杀。有人认为是朱元璋施了反间计，才让陈友谅起疑的。
不管朱元璋有没有用计，陈友谅认定赵普胜不会听自己的都是肯定的。赵普胜资格老，连天完1。0时代兴事的左光弼都不服，更别说2。0时代才入坑的陈友谅了。陈友谅没有手段收服这个刺头，也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拿掉这个天完老人，第二年陈友谅才敢杀了徐寿辉自己称帝。
赵普胜一死，合肥人左光弼又一直想着的是在老家自成一体，陈友谅建立的“陈汉”政权，就等于断掉了一条本来可以牵制朱元璋的左臂。后来攻南京城不下，数年后还让朱元璋攻到鄱阳湖反杀成功，实属自己把自己给玩没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元亡明兴这段历史中，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都是南方人，陈友谅、张士诚，乃至方国珍都比刘福通和他扶植的韩宋政权显得更关键。刘福通甚至在明史中都没有单独列传。
究其根源，朱元璋虽然跟着郭子兴这些濠州大帅，奉韩林儿为共主，但心里是真心瞧不上韩宋旗下这些将领。当然，这并不代表韩宋在元末这段历史不重要，举着韩宋旗帜的红巾军，闹出的动静是最大的。大到能围攻大都，还北出塞外拿下了长城北麓的元上都，甚至攻入了朝鲜半岛。
公元1355年二月，见围攻张士诚的百万元军因内斗而逃散，刘福通赶紧找到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淮北的安徽亳州称帝。一开始还没挡住元军的进攻，被迫渡过淮河把都城迁到了淮南的寿春（时名安丰）。好在元朝也集结不起太大力量，韩宋这杆大旗也还是有号召力的，基本上整个北方地区的红巾军都接受了韩宋政权的册封，表面上算是合成了一股绳。
在寿春稳脚跟后，刘福通决定乘势北伐，打出的旗号是“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为了完成这个宏愿，刘福通先后在公元1366年、1367年组织了三路大军：东路军往山东方向打；中路军往河北方向打；西路军往陕西方向打。刘福通自己则把目标对准了北宋故都汴梁，准备拿下后把都城迁过去，把光复大宋的口号落到实处。
应该说，单从军事角度说，刘福通的北伐还是相当成功的。除了攻入陕西的这一路遇到了特别强烈的抵抗，几经增援还是被打散以外。刘福通自己以及中路军和东路军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刘福通拿下了开封、洛阳一带，把韩林儿的都城给迁了过去。中路军在围攻大都不克后，不仅没有回师，还北出长城拿下了元朝在塞北的都城上都城，休整七天后又攻入辽宁，最后甚至渡过鸭绿江，攻陷当时高丽王国的都城开城。
东路军的进攻路线更有意思。先是在江苏唯一的海港城市连云港袭夺了元朝驻扎于此的海船，然后不光沿海岸线而上攻陷了山东建立根据地，更是分兵继续沿海路北上，到朝鲜去跟中路军会师。
这种从淮河一路北伐，打到塞外甚至朝鲜的打法，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这红巾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懂的人则知道，这就是流寇的打法。不要后勤也不管民心，一路打一路抢。这种情况，除了想跟着一起快乐的人，普通百姓哪里会去归附。
关于这一点，明史在为韩林儿列传时就写得很清楚“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惟毛贵稍有智略。”
意思是说韩林儿是刘福通的傀儡，而刘福通又根本管不住这些所谓的韩宋将领。红巾军兵过之处，不光抢劫放火，甚至还拿老弱百姓充当军粮。每次打下城后不久，就会被元军收复。也就是毛贵比较下来还有点头脑。
这里说的毛贵就是东路军的将领。他在拿下山东之后，不仅安抚元朝故吏继续管理地方，制定了详细的屯田策略，还发布法令，无论官田民田都用十取其二的税收政策。这种做法才像是在建立政权。
因为有效的施政，毛贵在山东得以经略三年。结果就这么一个看起来还像点样子的韩宋将领，却死于内斗，被赵均用给害了。而想占据山东的赵均用自己，也被从朝鲜闻讯赶回来的毛贵部将续继祖给杀了。
这种乱七八糟的局面，韩宋要是能灭到元朝那才叫奇了怪。很快汴梁城就被故破，刘福通和韩林儿又退回了淮西的寿春城。
刘福通和那些北方红巾军虽然成不了事，但流寇式的北伐，却实实在在的消耗了元朝的元气。包括后来退守淮西，也在客观上帮朱元璋挡住的元军，甚至张士诚的进攻。关于这点，明史中是这样写的“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
那么元朝好歹也是马上得天下，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烂船还有几斤钉呢。脱脱罢相之后，元朝的政府军算是没了，但无论南北，组织民团跟抗元力量对着干的并不少。这其中尤以担心被清算的蒙古人、色目人为核心。
按当时的说法，这就是招募义军镇压民乱。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像清朝末年八旗兵、绿营兵都不行了，曾国藩得到机会出来招募民团打太平军。你去看清朝的军队，正规军胸前背后印的是个“兵”字，民团印的则是个“勇”字。
当然，双方都说自己是义军。到底哪个更“义”，要我说就看谁对老百姓更好。反正一路吃人那种肯定不能说是“义”。
各地拥元的民团里，以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蒙古人扩廓帖木儿最为知名。两个人的家族都久居汉地，也都有汉名，一个叫李察罕，一个叫王保保。
李察罕的家在安徽颍州，王保保的家在河南光州，隔淮河相望，正处在北方红巾军最盛的地方。所谓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对于红巾军还就得这种知根知底的力量才行。能够把搅乱整个北方的韩宋政权给打回去，二人可以说具功至伟。
后来李察罕被刺杀，部队归了王保保。后者就成了大元中兴的希望，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北元将领。王保保出任左丞相，他的军队也升级成了元朝的政府军，跟曾国藩的湘勇最后变成“湘军”一样。
既然北方红巾军被打败回缩至淮南，又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王保保这样的中兴之臣，那么元朝为什么没有顺势南征，而是任凭南方各政权割据，最后坐大出朱元璋这个又有骑兵，又有水军；又有江南粮，又有淮东盐税的巨无霸呢？
表面原因看起来很多，归根结底就两个。首先这时候的中国北方，实际跟南方的情况是一样的，各路在征剿红巾军过程中做大的民团武装，在接受朝廷册封后都各有军队和地盘。唯一不同的是，都声称自己是忠于大元的。
元朝政府作用官员，特别讲究出身，将家世称之为“根脚”，大家族出生就叫“大根脚”。王保保虽然是蒙古人，但不是大根脚。在朝堂上并不受信任，甚至引来元顺帝的猜忌，调其他蒙古兵马来攻灭他。而王保保也吸取脱脱的教训，退到山西自设行省。我是效忠大元的，但谁要是想借天子的命令吞并我的部队，那肯定是不行的。
内部都还没统一步伐，谁会去想南征的事，后路都可能被自己人给抄了。
其次是我们说南统北这件事难，北统南这件事同样难。那纵横的水网，根本不是你想跨越就能跨越的。别的不说，当年蒙古帝国那么强大，灭掉南宋还花了快半个世纪时间。再者，你看看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水军多么强大。就算王保保有这个心，也得掂量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力。最低限度也得真正能当家做主后再缓图之。
要是放之前的历史，这南北分治的格局可能还真得持续一段时间，就像东汉末年的情况一样。回头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的朱元璋，跟明玉珍一结盟。王保保在北方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妥妥的又是一个新三国。
然而历史虽然会轮回，路径却不会一成不变。朱元璋的地盘虽然跟当年的吴国相当，却没有走孙权的老路。还没正式建国号称帝，就以徐达为将领军二十五万北伐。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拿下了大都城。
眼见明军来势汹汹，元顺帝终于决定把复兴大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王保保身上。王保保在总揽大权后，也的确打了几个漂亮仗，赢得了朱元璋的尊重。只是大厦将倾，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元朝退回漠北已属必然。
朱元璋的北伐能那么成功，元朝政府之前那些跟中原王朝运行规律不符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南方养马，海上运粮”这件事，让朱元璋的军队即有了可以跟游牧者一拼高下的骑兵，更可以通过成熟的海上运输线，把粮草补给异常方便的调往北方前线。
此外之前刘福通的北伐虽然失败，但也为后来者提振了信心，认识到这决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要在北伐期间，把自己的国号定为“明”。
当然，这个小算盘有点拿不上台面，尤其后来朱元璋极力想跟那些威胁新朝安危的民间宗教撇清关系。这也让“明”字的由来一直没有官方解释。想为朱元璋找个更冠冕堂皇解释的后世研究者，认为“明”字和元朝的“元”字一样出自易经。只是果真如此的话，就得解释另一个问题。既有如此上得了台面的说法，为什么明朝对这个“明”字的来历讳莫如深，不能像元朝一样坦坦荡荡的说出来。
好在，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不管朱元璋建立的这个王朝叫什么，都不影响一个新王朝横空出世的事实。接下来，已经站在长城边上的大明王朝，将围绕着一条看不见的纬度线，来建立自己的北方防线。
这次各方的带头大哥，却真真切切的是一帮没有任何祖荫的下层，无论谁得了天下，都将创造历史。
尽管元末这场天下大乱，被笼统概括为“红巾军起义”，但并不是所有举事者，都属于这个看起来有些迷信的体系。除了那些头裹红巾，喊着“弥勒佛下生”口号的举事者以外，能够在此乱世割据一方的还有：控制着淮东、苏南、浙北的张士诚；拿下浙东沿海的方国珍；主政福建的陈友定；坐镇广州的何珍，以及世袭梁王之爵，永镇云南的元朝贵族把匝剌瓦尔密。
这当中，把匝剌瓦尔密、陈友定、何真三人，从开始拥兵自保，到朱元璋在南京宣布建立新朝，所秉持的态度都是效忠大元，仅仅是因为天下已乱，不得不形成事实的割据状态。把匝刺瓦尔密与陈友定，甚至在最后一刻自杀为元朝殉节。只有何真见大势已去，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书后归降。
三股为元朝尽忠到最后一刻的地方势力，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所控制地盘都是帝国南方的边缘，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大战，代表南方的其实都是长江流域板块。无论云贵、两广还是福建，都属于被边缘化的旁观者。
从这个角度说，即便三人想参与天下的争夺，也是没有机会的。在天下未定的时候表示效忠元朝，以此震慑那些竞争者才是上策。至于说新朝重新统一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后，到底要不要选择效忠新朝，那更多就是看每个人对“气节”二字是怎么理解的了。
再来说说方国珍的情况。方国珍是浙江台州人，世代以贩盐为生。浙江的地形是北边平原、南边山地。浙北以杭州为中心的平原区，有运河与长江及大运河相连，在地域上属于江南的一部分，被视为鱼米之乡；浙南以台州、温州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山地，则属于海洋文化区，百姓的生计更多依赖海路。
位于杭州湾东南端的宁波，则是两个地理单元的交汇点。
方国珍是台州人，要是光从自己家乡的潜力来看，至多也就是割据一方，并不会比刚才那三个人更出名。不过虽然地盘不大，又山多地少的，但方国珍在元末乱局中却还是属于一股能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方国珍的地盘紧邻江南，向北扩张的话，就有机会拿下这个天下粮仓；二是元朝的粮食依靠海运，方国珍本来就是通过海路贩私盐，所以举事之后，在海上聚众数千，专门打劫驶往大都的粮船。这就迫使元朝政府，不得不重视方国珍的存在了。
在多次征讨未果后，元朝索性就招安了方国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江浙元帅府任职的刘伯温，是坚决反对招安方国珍的。在他看来方国珍是浙东民乱的首恶，必须诛杀才能震慑其他人。也正因为方国珍被招安，刘伯温方一怒之下辞官归乡，最后选择了效忠朱元璋。
乱世之中，成大事者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齐。在很多人看来，人和主要是善于笼络人才。至于手段，你可以学曹操也可以学刘备，并没有一定之规。然而事实上，想获得顶级人才青睐，最重要的并不是手段而是“野心”。
所谓“格局决定结局”，如果一个乱世豪杰的野心不够大，即便一开始拿到一副好牌，最终也会错失良机。在这个问题上摔过跟头的人实在太多，最典型的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了。
项羽的志向只有两个：推翻暴秦，衣锦还乡。至于政治上的规划，只是让天下回到战国时代，自己去做那个让其他诸侯慑服的“西楚霸王”。当他站在咸阳宫室的废墟上，说出“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并把建议他定都关中的人给活煮了时，失败就已然注定。
方国珍的志向比项羽还要小上许多。
江南主要是由两块平原所组成，一块是介于长江与杭州湾之间，北部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平原。今天隶属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隶属浙江的湖州、嘉兴，以及整个上海都坐落于这块平原之上；一块是杭州湾以南，以绍兴、宁波为主要城市的宁绍平原。
杭州则是两大平原的交汇点。原本杭州、绍兴、宁波这些城市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不过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开始修筑的运河，早早的将它们的命运与长江连接起来。杭州湾南北的平原地带，才有机的融合成为了“江南”的概念。
位置上看，即属于江南概念，又背山靠海的宁波，是江南与浙东沿海的连接点。方国珍在做大之后，除了拿下了台州、温州，还向北抢占了宁波，并将这个江南最东南角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就让他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
事实上，方国珍造反的时间比刘福通他们还要早上两年。如果他有大志的话，其实完全是可以做更多，尤其是抢占江南。然而方国珍的最高理想其实只是割据浙东。
明史记载，在方国珍做大之后，有一个钻研纵横之术的谋士，叫张子善的游说他，认为可以凭借水上优势溯长江而上，拿下整个江南。然后再以江南为基地，沿海岸线北上拿下从江苏、山东，到辽宁的整个沿海地区。无论这一战略有多少可行性，它显然都是一个志在天下的谋划。这条方国珍熟悉的海路，甚至可以帮助他直接将兵锋指向大都。
对于这个图谋天下的方案，方国珍的回答只有六个字：“吾始志不及此”。我一开始的志向就不是谋夺天下。如此格局，类似刘伯温这种已经决心“良禽择木而栖”的人才，又怎么可能选择这样的主公呢？
虽然没有大志，占的地盘也不大，但方国珍却是朱元璋统一路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股力量的存在，朱元璋能不能拿下天下还未可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方国珍牵制住了朱元璋最主要的对手张士诚。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的核心城市是苏州与杭州。在元末乱世中，这两座城市都是张士诚的地盘。不光如此，连两淮盐厂也都在张士诚的地盘中。大元的钱粮之地都在张士诚手中，可以说朱元璋后来击败张士诚时，这天下就已经大概率姓朱了。
把都城定在苏州的张士诚也不是江南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张士诚是淮东盐城人。虽然靠海，但盐城以及整个江苏的海岸线，都因为滩涂的存在没什么海洋潜力。不过这些滩涂倒是给了淮东沿海产盐的潜力，以至于元朝的财政大半都得依靠淮东的盐税。
跟方国珍一样，张士诚也是盐贩出身。区别只在于，方国珍是通过海船往浙东沿海贩私盐；身在产地的张士诚则是替官家在江淮一带撑船运盐，顺带贩卖私盐。
乱世中粮食显得更加珍贵，可以说谁要是控制了江南，就算不想据此图谋天下，那割据一方做个诸侯也比别人过得富足。朱元璋在淮西，张士诚在淮东，两股势力与江南都是一江之隔，受此诱惑，二人做大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渡江南下。
率先成为一方霸主和渡江南下的都是张士诚。
公元1353年春，见天下已乱，张士诚带着两个弟弟率领盐厂的盐丁举事，五月攻下淮东重镇高邮，次年正月在高邮称王，立国号大周。同时还拿下了泰州、扬州等淮东重镇。张士诚举事时，朱元璋才投奔郭子兴没几天，刚凭着军功领了七百兵。
不过事实证明，熗打出头鸟，人还是不能太高调。
遍地狼烟的情况下，元廷除了调动各地方军队镇压各地的民变以外，最为关注的是运河沿线的情况。在海上粮道被方国珍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原本在南粮北调问题上退居二线的大运河，成为了元朝无法忽视的生命线。
位于江苏、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处的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元朝来说，徐州还是大运河在淮北的重要节点。刘福通在黄河工地上率先举事后，最先响应的就是徐州一带的赵均用、芝麻李、彭大等人。这三个打着红巾军旗号的首领，很快就夺取了徐州这座重要城市（公元1351年秋）。
公元1352年8月，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俘杀芝麻李。赵均用、彭大率残部渡过淮河，进入郭子兴所占据的濠州城，与淮西红巾军抱团取暖。
如果说徐州是大运河在淮北的中心，那么张士诚所控制高邮，就是大运河在淮南的中心了。相比之下，郭子兴等人所占据的濠州城，由于不在运河线上反倒没那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公元1354年九月，脱脱在招降张士诚未果后，广召天下兵马沿运河南下。十一月至高邮，将张士诚围困于城中，并分兵夺回被张士诚部所占据的淮东诸城。
脱脱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元朝开国以来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号称百万。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西藏、朝鲜都派兵前来增援，史书记载“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按照脱脱的计划，这次发兵并不只是为了灭张士诚，而是准备攻灭高邮之后，再一路向西扫平濠州等地的红巾军。
为了完成这次总攻，元顺帝下诏要求中央、地方各级官员，乃至亲王贵族全部听从脱脱的命令。然而人性就是这样，元顺帝一开始无疑是信任脱脱的，只是把全部身家系于一人之身的做法，难免会心里打鼓。那些嫉妒脱脱独大的朝臣，也会在后方说他坏话。
张士诚在高邮城的殊死抵抗，让脱脱的政敌得以用“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的理由弹劾他。
就这样，正在高邮城下督军攻城的脱脱，被担心他尾大不掉的元顺帝，一纸诏书换掉。此时的大元帝国本已处在风雨飘摇状态，靠着脱脱的个人威望，以及元顺帝的信任，方回光返照式的拼凑了这支大军。临阵换帅，使得跟随脱脱出征的各方力量彻底失去了信心。百万大军很快便做鸟兽散，更有不知道再依附谁的军队，直接加入了红巾军。
自此以后，大都城再没有力量组织正规军平叛。所能依靠的，都是那些效忠于元朝的官员自己组织的武装。
元朝的百万大军一散，张士诚的围算是解了。不光解了围，还凭此一役满血复活，声威大振。不过倒也没开心多久，第二年淮东就闹了饥荒。说起来并不意外，上百万军队在淮东打了几个月，农时不耽误才怪。就算是没有天灾，闹饥荒也是大概率。
老百姓起来造反多是因为饿的，江南作为渔米之乡，老百姓吃得比较饱，每逢乱世民变都比较少。当然，这份富庶也使之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淮东闹饥荒后，张士诚当即派弟弟张士德由南通渡江攻入长江南岸的常熟。第二年（公元1355年），张士诚拿下苏州，并将都城由高邮迁至苏州。
朱元璋的动作也不慢，就在张士诚拿下苏州的同时，原本在淮西发展的朱元璋也拿下了长江南岸的南京。尽管张士诚不属于红巾军体系，不过考虑到大家都高举着反元大旗，朱元璋认为双方应该是天然的盟友，为此还写了封信前去示好，希望能够结成盟友。
然而张士诚并不是朱元璋的同道中人，更准确说是对颠覆元朝天下并不感兴趣。值此乱世，能割据一方才是他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士诚并没有接受朱元璋的示好，双方以太湖为界，在江南地区反复摩擦。
客观说，如果对垒的只是朱元璋的张士诚，张士诚是打不过朱元璋的。对于后者的实力，方国珍就看得比较清楚。公元1358年，一路向南攻入浙南的朱元璋拿下了金华，与方国珍的地盘接壤。在接到朱元璋送来的劝降信后，方国珍对手下人说道“江左号令严明，恐不能与抗”。
长江在南京之北，才开始由南北向转向东西向，这就让南京城处在了长江的东岸。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方国珍口的“江左”指的就是以南京为根基之地的朱元璋了。一心谋求割据的方国珍觉得自己打不过号令严明的朱元璋，而且觉得北面的张士诚，南面的陈友定，都对自己虎视眈眈，如果自己跟朱元璋拼个你死我活，将很有可能被这两股势力乘虚而入。
基于这种心理，方国珍在收到朱元璋的劝降信后，当即表示愿意归顺，把自己占据的宁波、台州、温州三地献上。只不过朱元璋也是知道，这种归顺只是表面。你要真的现在去拿他的地盘，那是必须得动刀兵的。抓住方国珍害怕与自己火并的心理，包括名义上愿意归顺的说法，去震慑张士诚才是真的。
方国珍忌惮张士诚，张士诚也同样担心方国珍会抄他的后路。这种事情，方国珍还真做过。方国珍在对元朝最大的威胁，是海上贩盐出身的他，一直在打劫元朝的海上粮船。刘伯温的判断是对的，方国珍并不是真心归顺朝廷。招了叛，叛了招的，反复折腾了三次，每次招安后朝廷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做官，他就马上反叛。
最后元朝政府也看出来了，方国珍就是想守着老家的一亩三分地。你只要不动他，就能够相安无事。索性就给了他个“漕运万户”的职位，让他来负责海上运粮，包括把运粮的官船都交给他。你不是想搞独立王国吗？那行，你只要能按时把江南的粮食给我运到大都来，我就随便你在浙东怎么折腾。
顺便说一句，招安方国珍的确起了不好的影响。本来元朝政府见浙东民乱四起，海上粮道不稳，一直在用官职招募民间力量剿匪，也的确有不少想求功名的人响应。结果方国珍这套“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流程走下来，不光摇身一变成了官，而且叛一次升一次的。这样的话，浙东老百姓也不在相信朝廷的话，都纷纷加入方国珍的队伍。
方国珍虽然掌控了元朝的海上粮道和海船，但粮食却是在江南。张士诚一渡江，这个粮仓可就不保了。见张士诚在江南做大，元朝就又升了方国珍的官，要求他率军进攻张士诚，帮着夺回江南。方国珍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朝廷愿意纵容自己，是因为自己能帮着运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江南的粮食运不出来，自己这个“皇海盗”也当不成。
有鉴于此，方国珍接到命令后还真的率领自己的水军北上，进入长江口，在今天的江苏昆山登陆，与张士诚的部队连着打了七仗，都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在攻下杭州之后，反手就被元朝的政府军夺了回去。败回苏州后，又在常熟前线被朱元璋部擒获。
此时的张士诚可以说是三面受敌，不光被官军正面堵截、被半官半贼的方国珍操后路，还被铁心造反的朱元璋侧击。想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只能造反跟一方结盟。
最终张士诚选择的是归顺元朝。这在当时无疑是个正确的造择，即可以解两面之围，又可以让江南那些原本安定，不愿意跟着造反的富户/百姓接受自己。而元朝政府自然也乐得招安张士诚，让他去对付朱元璋所代表的红巾军。
为此，除了朱元璋所控制的太湖以西部分以外，从徐州到杭州/绍兴，整个江苏、浙北都被元朝正式认定为张士诚的地盘。两淮有盐、江南有粮，帝国运转所需的钱粮都出自两地。说张士诚是元末乱世中，最富有的诸侯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张士诚归顺了元朝，方国珍这边也就撤回了宁波。在二人同时接受元朝封赏的这段时间里，张士诚负责提供粮食，方国珍负责运输。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不过张士诚也知道，一身事二主的方国珍没什么信用。如果有一天自己去跟朱元璋拼得你死我活，难保会再来一次昆山登陆战。
信仰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信仰。元朝末年的遍地狼烟中，要说格局和野心，头裹红巾、喊着“弥勒佛下生”口号的红巾军表面看是最大的。无论“弥勒佛下生”还是“明王出世”的口号，打的都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旗号，都把元朝彻底描述为黑暗世界的代言人。
这样的初始设定，使得出身于红巾军系统的起义首领们，很难与元廷共存。要是哪个首领想学方国珍和张士诚，那他就得先向那些信徒们解释，自己怎么就“弃明投暗”了。
刘福通建立的“韩宋”政权，并不是红巾军唯一的共主。在二人挑动黄河天下反后，各地打着弥勒信仰、红巾军旗号举事的人很多，有些选择了自行其事，有些选择了背靠大树好乘凉。除了“韩宋”这棵大树以外，还有湖北人徐寿辉建立的“天完”政权。
“天完”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你仔细看是不是在“大元”的头上加了个盖，有力压大元一头之意。
不过虽然元史和明史里都记录着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叫“天完”，但其它史料和出土文物都证明，徐寿辉建立的政权也是以“宋”为名。这件事说起来有一点微妙。按刘福通的计划，是把韩山童宣传为宋徽宗的后裔，然后直接打出复宋旗号建国的。结果还没正式举事，韩山童就被收到消息的官府给扑杀了。
虽然韩山童的死，并不影响刘福通等人接下来的动作，但没了韩山单这个假赵宋皇族做招牌，正式的的国号一时就打不出来。一直到四年后，刘福通在徐州的山里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才在淮北的亳州拥立为帝，算是正式把国给立了起来（公元1355年2月）。此时距离徐寿辉称帝（公元1355年10月）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时间。
元朝是异族出身，为大宋招魂可以笼络更多的民心。这个道理刘福通懂，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也懂。见刘福通这边失了先机，徐寿辉那边才赶紧抢了个先。为了把这两个抢夺大宋资产的政权区别开，后世研究者就把这两个红巾军建立的政权，分别称之为“韩宋”和“徐宋”。
至于说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到底是有个“天完”的别名，还是朱元璋授意这么叫的，这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了。从逻辑上说，朱元璋因为出身于“韩宋”政权，的确有动机不让徐寿辉的政权也叫宋，以免混淆自己的出身。遵循传统，也为了更好的区分，我们还是把徐寿辉这支红巾军称之为“天完政权”好了。
不管怎么样，元朝末年存在两个以弥勒信仰为纽带的红巾军主系统都是明确的。一般会分别把它们称之为“北方红巾军”、“南方红巾军”；也有认为称之为“东系红巾军”和“西系红巾军”更准确。
按南、北方位来划分红巾军体系并没有问题。你要是去看两股红巾军的背景，会发现它们之所以各成体系，是因为依附着不同的水系。简单点说，韩宋政权可以说是“黄河红巾军”，徐宋政权的背景是“长江红巾军”。受韩山童、刘福通鼓动举事而愿意加入这个体系的红巾军，与受黄河水患影响的区域高度重合。这倒也很好理解，韩宋的煽动民意的童谣就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嘛。
像郭子兴、朱元璋他们选择归附韩宋，与北方红巾军捆绑在一起，也是因为淮河在元朝已经成为黄河水系的一部分。大家对因黄河而起的那些天灾人祸感同身受。
“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个口号在江西、湖南、湖北乃至四川这些长江流域地区，就没啥吸引力了。然而白莲教本就发端于南方，在宋元之际的南方有着很强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下，南方的长江流域就有机会自己推出个代言人来争夺天下。
人都是需要有搭档的，河北人韩山童选择和了淮北人刘福通合作；湖北人徐寿辉则选择了和江西人彭莹玉合作。彭莹玉这个人是很值得一提的。天完政权的创建者与其说是徐寿辉，倒不如说是彭莹玉。
朱元璋是半路出家，彭莹玉则是一出生便被送到了寺庙，十岁时正式出家，十五岁起，就开始以行医为掩护，传播弥勒信仰。虽说白莲道人不用出家就能做会首，还能结婚生子代代相传，但彭莹玉作为一个自幼生长的寺庙的出家人，传起教来肯定比韩山童要更有信服力。
出来做大事，要么有理想，要么有野心。如果说朱元璋有的是野心，那彭莹玉则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看起来是真的想建立一个佛国。早在公元1338年，彭莹玉就已经在老家江西宜春（时名袁州）搞过一次五千人规模的起义。比刘福通他们还早了13年。这次首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起事者前胸后背都写着一个“佛”字，以求弥勒佛保佑。
起义失败后，彭莹玉带着信徒辗转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传教，又策动了几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影响力倒是越来越大，他的跟随者在当时被称之为“彭党”。为了增强凝聚力，到淮西传教后，彭党骨干都在名字中间加了个“普”字，什么赵普胜、邹普胜、况普天。你要在那段历史中看到名中带“普”字的人物，肯定都是彭莹玉的门下。
之所以说彭莹玉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因为他每次举事都不自己称王，只做助攻。比如在老家那次，扶植的是自己的信徒周子旺做首领，国号则叫作“大周国”。徐寿辉在湖北举事时，彭莹玉正在淮西传教。听到徐寿辉举事的消息后，彭莹玉当即带着信徒前往支援，一起建立了天完政权。
初创时期的天完政权，说是“徐家天下彭家党”并不为过。从意识形态到组织结构，都是彭莹玉帮着设计的，主要官员也都是“普”字辈的彭党，比如太师邹普胜、太尉欧普祥，连最最高行政机构都叫作“莲台省”。
元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叫“中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然后再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首”（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在地方上行使职能。朱元璋后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这个汉代就有的中央机构给废了。“省”在中国遂变成了地方行政区的代名词。不过在日本，还是遵循从唐朝学去的传统，把中央行政机关叫“省”。比如日本的“外务省”就是外交部。
彭莹玉把中书省改名为白莲信仰味道浓厚的“莲台省”，说白了就是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佛国。不管这个理想现不现实，会不会搞成后来类似太平天国模式，但彭莹玉的确显得跟其他起事者不同。金庸老先生在《倚天屠龙记》里面，还特地为彭莹玉安排了个明教五散人的身份，为人作派也是描绘得很正派。
至于说为什么群众基础如此雄厚的彭莹玉，这次选了徐寿辉做共主，而不是彭党自己的成员。说出来你别笑，是因为徐寿辉长得好。按明史的记载就是“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因为惊讶徐寿辉的样貌，方推为共主。
颜值即正义这事，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以前的书生考进士，长得不好看殿试真会被皇帝刷掉。你说没道理也有道理，看相的常以“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来形容一个人长得有没有富贵之相。长得有“官相”的人，做起管理来的确更容易唬住人。
不过具体到做皇帝这件事，尤其是草根皇帝这件事，这“状貌”的标准可以就点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了。比如朱元璋的画像，一直以来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个真的可以说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另一个则是一言难尽，奇形怪状的。按东北话说，跟个鞋拔子似的。
结合明朝后来皇帝的画像来看，大家觉得长得特别有官相的这个才是真的。不过鞋拔子脸那个，也是官方画像，是用来发给重臣们放在家里供奉的，在明朝的相关记录里就有，并非是坊间传说清朝丑化的。之所以要这故意这么设计一下，是因为当时的人不觉得这是丑，而是认为这是异相。朱元璋和徐寿辉他们的出身实在是太草根了，这种异相能够让他们有天选的感觉。
好了，我们把注意力从脸上转回来。搞清楚天完政权初创时的“徐家天下彭家党”属性之后，这个政权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很好理解了。天完政权的基本盘是在湖北、江西，淮西南部这些长江流域区，考虑到下游江南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并且关乎大都的粮食安全，所以一开始彭莹玉就把江南作为了主攻方向，并且亲自领军突破。
公元1352年，彭莹玉手下的赵普胜、李普胜等淮西籍将领，渡过长江为天完政权拿下了江西北部及安徽南部，甚至一度攻下江南重镇杭州，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大好。
只可惜熗打出头鸟，徐寿辉的称帝以及彭莹玉在江南地区的攻城掠地，使之成为了元军的重要征讨对象。这个时候脱脱还没死，元朝还没乱到崩盘的地步。在元军的反攻下，天完政权旋即被迫退出江南，回到淮西和江西地区。不幸的是，冲锋在前的彭莹玉本人意外在江西战死。
彭莹玉是公元1353年初战死的。这么一个被很多信徒视为弥勒佛下生的人物，就这么死了，很多人是难以置信的，以至于后世有许多关于他其实没死的传说。不过彭莹玉肯定是死了的，刚诞生不久的天完政权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连被定为国都的湖北蕲水都被攻破。徐寿辉也只能带着残部在湖北江西交界处打游击。
好在第二年，张士诚就把元军主力的火力给吸引走，脱脱和他所整合的百万元军也因为内斗而做鸟兽散，这让包括天完政权在内的各地义军，都获得了喘息之机。
彭莹玉的死，昭示着天完政权1。0时代的终结。刚才我们说了，徐寿辉能当这个皇帝并不是能力有多出众，只是因为长得特别像个皇帝，天完政权一开始的实际操控机构，就是彭莹玉设立的莲台省。
由于彭莹玉的弟子，大多数是江西人和淮西的安徽人，所以特别有动力东征。结果彭莹玉一死，天完政权逐渐为湖北籍将领所控制。包括陈友谅取而代之后，留任的百官之首，彭党属性的太师邹普胜也是湖北黄州人。
徐寿辉个人能力不突出，只是因为先发优势被拥立的话，那他本人此后的命运就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继续当傀儡；要么直接被取代。
其实对于徐寿辉本人来说，这两种命运的最终结果都一样。纵观历史，但凡这种不是凭着自身能力，只是因为时势需要被推上大位者，在失去价值后都难逃一死。远有被项羽明着授意害于江中的楚怀王；近有被朱元璋暗中指示溺死江中的小明王。无非是什么时候死。
公元1355年正月，见元军主力在高邮前线瞬间瓦解，脱脱也被发配边疆，天完军在统军元帅倪文俊的率领下，攻陷了武昌、汉阳等湖北重镇，徐寿辉也被迎至汉阳再次称帝。这一举动同时标志着天完政权正式进入倪文俊掌权的2。0时代。
倪文俊是湖北黄陂人，渔民出身。从湖北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要扩张的话第一选择并不是东面的江西、安徽，而是南面的湖南。2。0时代的天完政权也的确是先向南拿下湖南。然后再沿长江两上下游扩张。其中负责向东面，也就是江西方向扩张的是倪文俊的部将，同样是湖北人（仙桃人），也同样是渔民出身的陈友凉。
拿下两湖地区，认为自己已经掌控天完政权的倪文俊，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公元1357年九月，倪文俊在汉阳发动政变。然而天完已经立国六年，内部派系林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倪文俊培养出来的。因此这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倪文俊则带军前往汉阳之东的黄州，准备与驻军于此的陈友凉合兵。
只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倪文俊有这心思，陈友谅同样有。直接就伏杀了老上司，并了他的兵马，并借着这件大功成为了天完政权最有权势的人，把天完政权推进到了3。0版本。
三年后（1360年），陈友谅拿下了整个江西，并准备和朱元璋决战。志得意满的陈友谅索性就在初战告捷后，做掉了已经被他裹挟成孤家寡人的徐寿辉，自立为“大汉皇帝”，正式终结了天完政权。
政治就是这么残酷，你说陈友谅做的事能做吗？能做，但做的时间点很重要。称王称帝早了，不仅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还容易造成内部分裂。相比之下，朱元璋就聪明的多。渡江之后的朱元璋，曾经在徽州觅得一个与他同姓的谋士朱升，后者向他提出了著名“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
遵循这一低调策略，朱元璋在政治上一直很低调。在灭了陈友谅之后，方给自己弄了个“吴王”的称号；灭了张士诚后才在南京称帝，而且还很讨巧的用了个乍一听跟“明王出世”相关的“明”做国号。不去背溺杀小明王的锅。
与朱元璋相比，陈友谅就要短视的多。事实上，纵观整个天完政权的将领，在彭莹玉之后都显得没什么大志，都没有看到统一天下的雄心。倪文俊为了割据一方，甚至一度考虑过名义上归顺元朝。只不过这个想法就像我刚才所分析的那样，实在与红巾军创业理念有结构性矛盾，真落实的话风险太大，后来就不了了之。
2.0时代的天完政权，除了经略江西方向的陈友凉以外，还有一个能与之抗衡，并且后来也独立建国的将领——明玉珍。
明玉珍和陈友谅都是倪文俊的部下。公元1357年，明玉珍受命在三峡一带劫掠元朝的粮船。收到巴蜀兵力空虚，官员不睦的消息后，顺势逆流而上攻陷了重庆、成都。倪文俊想谋逆被杀，对明玉珍倒没什么影响，依然替天完政权在四川盆地攻城掠地。但陈友谅把徐寿辉杀了，把天完变成大汉的操作，就没办法让明玉珍忍了。
巴蜀所在的四川盆地本来就易守难攻，自成一体。你站在明玉珍的角度，羽翼丰满后自立为王的都是可以的。现在陈友谅把天完这块经营了十年的神主牌位给扔了，那明玉珍自然就顺势接了过去，更没有理由去做陈友谅的部下。
因此明玉珍收到徐寿辉的死讯后，当即把长江三峡给封了，奉天完为正朔，给自己安了个“陇蜀王”的称号。两年之后，明玉珍见自己在巴蜀的统治已经稳定，便在谋士刘桢的建议下在重庆正式称帝，以恢复华夏为名建立“大夏”政权。为了最大限度得到红巾军的政治遗产，明玉珍的这个大夏国以弥勒教为国教。
要是套用三国时代的政治格局，明玉珍占的是益州、陈友谅得的是荆州。当初刘备两州在手时，可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光占着荆州和益州，那最多也就是刘表和刘璋的结局。
明玉珍自己也知道，自己肯定没有刘备和诸葛亮的本事，所以入川之后主要是向云南方向扩张，完全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公元1366年春，年仅38岁的明玉珍在重庆病故。死前叮嘱臣下用心辅佐自己的儿子，守住这份基业。五年后，北伐成功的朱元璋，从北面和东面两路派兵入川，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偏安的小朝廷。
为了和历史上那些同明政权区别来，后世把明玉珍的大夏政权称之为“明夏”，陈友谅的大汉政权为“陈汉”。于是在公元1362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在整个长江流域可以看到四个独立政权，依次排开分别是：覆盖四川、重庆的“明夏”，以明玉珍为帝；覆盖湖北、湖南、江西的“陈汉”，以陈友谅为帝；以安徽为基本盘、南京为根据地，接受“韩宋”政权册封的朱元璋部；拿下江苏、浙北，次年自立为吴王的张士诚部。
可以说，先不说南统北这个前无古人的目标，单就统一整个长江流域这件事来说，朱元璋的身位都是最差的。往前数三千年，往后数六百年，都没听说这样一个夹缝里的位置能成事的。真要说当时最有机会一统南方的，那还得说是陈友谅。
从陈友谅的角度，并非不知道舍去天完的招牌，会让明玉珍跟自己决裂。然而话说回来，就算陈友谅继续留着徐寿辉这个傀儡，明玉珍其实也是不会听他的。巴蜀所在的四川盆地，实在是太适合割据了，多少英雄好汉进去之后都搞出了独立王国。
江南才是陈友谅心心念念的所在。不光陈友谅想，可以说从方国珍到彭莹玉、张士诚到朱元璋，各方势力谁没对这个天下粮仓动过心思。宁波、杭州、苏州、南京这四个江南重镇，先后成为这四大势力的桥头堡。
跟刚才这些人比起来，陈友谅觉得自己才是最有优势的那个。
陈友谅的老上司倪文俊之所以能够统领天完兵马，并且拿下两湖地区，跟他的渔民出身有关。史书记载倪文俊“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临战多克捷。”归纳下来就一个字“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船上多用桨手，而且昼夜不停的划。对手还没反应过来，天完的水军就攻到了门口。
两湖地区的元军就是这样被2。0版的天完军打败的。同是渔民出身的陈友谅作为倪文俊的嫡系，又兼并了老上司的部队，自然也秉持的是这“水上闪电战”的战法。陈友谅不去管明玉珍，而是一门心思东进，跟他这个战法也有关系。打明玉珍是逆流而上，桨手再多也快不到哪去。要是顺流而下打，那就是快上加快了。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有绝对水上优势的情况下。往下游打要是败了的话，逃跑的话那可是很容易被对手追上的。
靠着这招陈友谅不光拿下了江西，更是兵临南京城下。这个局面怎么说呢？要是依旧拿大家更熟悉的三国历史做对比，就好比刘表战孙权。问题是刘表只有湖南湖北，位于江南和两湖之间的江西，是在孙权手上的。江西的位置历来有“吴头楚尾”之说，湖北和江南的政权打仗，谁更有地利优势，就看谁能先拿下这个中间地带。
陈友谅先抢占了江西，朱元璋却只得到了半个江南，最核心富庶的部分还在张士诚手上。理论上朱元璋和张士诚联手，都还只能和陈友谅打成平手，并且还是防守的那方。换成你是陈友谅，也会觉得一统长江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想得天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跟朱元璋相比，陈友凉和张士诚在人和上面是有欠缺的，朱元璋对他俩的点评一个是“志骄”一个是“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
在朱元璋眼里，陈友谅就是一个过于骄傲，不知道搞统战的主。这导致他白白送给了朱元璋一个水军基地。
这事得从淮西的事说起。明玉珍的墓在重庆，1982年被发现。棺椁前的碑文不仅明确记录了徐寿辉建立的政权也叫“宋”，还提到“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这里说的“淮人”，就是淮西的彭党了。也就是鼓莹玉在淮西传教发展的力量。
说到这你可能就奇怪了，淮西不是朱元璋的地盘吗？怎么成了天完政权的起源地。淮西是朱元璋的基本盘没错，但朱元璋从一个大头兵做起，也得一步步的做起来嘛。更重要的是，淮西这个地方在地理上，其实是以合肥为界分为两块的：合肥以北属于淮河流域；合肥以南属于长江流域。
可别小看这一区别。南方政权特别依赖水运，如果从江南或者江西取淮西，坐船最多也就打到合肥。再往北打的话，往轻了说没办法用船只运输军队和补给；往重了说，没有水运支撑军心都得乱。这件事情当年孙权感受最深，他一辈子五征合肥都没能打过这个江淮分割点。
朱元璋、郭子兴他们是淮西的“北方人”，善长陆战；彭莹玉的弟子们则是淮西的南方人，善于水战。天完1。0时代，彭党成员：左君弼、赵普胜、李普胜等人，控制了合肥及其以南地区，可以说是搞得有声有色。结果彭莹玉一死，这局面就乱了。不光淮西的彭党在2。0时代的天完政权渐失话语权，内部更是斗得你死我活。
当时淮西的彭党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占着庐州城（合肥）的左君弼；一派是赵普胜、俞通海、廖永安、张德胜等人结寨自保的巢湖水军。
元朝在庐州一带设了官马场，由此带动整个淮西地区遍布大小官、私马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都还依旧在凤阳、庐州、滁州等淮西重镇设官马场。见民乱四起，元顺帝怕散落民间的马被起义者所用，下诏把民间的马都给没收入官。脱脱更化时为了缓解矛盾，又把这条取消了。所以郭子兴、左君弼这些淮西豪帅都是很容易弄到马，并培养出骑兵队伍的。
但想在南方建立政权，光有马是不行的，必须得有水军。就淮西的情况而言，谁能得到巢湖水军，谁就能够把自己的军队变成“水陆两栖”。巢湖位于合肥之南，是江淮地区第一大湖，南边有水道与长江相通，北边有河道直抵合肥城下。要是能有巢湖水军相助，就可在向南图谋江南和江西。
左光弼在彭莹玉死后，表面还接受天完的册封，但实际上是想自己搞块地盘在老家割据，跟方国珍的格局差不多。后来不光和张士诚联手打过刘福通，还投降过元军。等朱元璋都北伐平定山东河南了，见大势已去才最终决定归降朱元璋。之所以跟赵普胜他们一直摩擦，就是想兼并巢湖水师，做大自己的力量。。
然而但凡名字里带“普”的那都是天完政权还影的时候，就跟着彭莹玉的老彭党。左君弼则是举事之后，再带人归附的。更重要的是，左君弼的父亲还是元朝诰封的将军（虽然品级不高）。这要是按上世纪的说法，属于投机革命。说得直接点，左光弼想做淮西的老大，赵普胜这个老彭党第一个不服。
巢湖彭党的头是赵普胜，人送外号“双刀赵”，打仗是把好手，但头脑有点简单。朱元璋给他的点评是“勇而少谋”。左光弼想吞并他，他不服，但也没有谋略吞并掉这个对头，双方就这么一直摩擦下去了。
见朱元璋搞得有声有色，并且已经驻军于长江西岸，准备渡江。巢湖水军动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思。公元1355年七月，巢湖水军众头领投奔朱元璋。不过没几个月，徐寿辉在汉阳重新称帝。赵普胜又后悔了，当即又跟朱元璋决裂，重新归附天完政权（李普胜则为朱元璋所杀）。
好在除了赵普胜、李普胜以外，那些名字里没“普”，跟天完感情没那么深的巢湖水军头领，都还是觉得跟着朱元璋这个淮西老乡混比较有前途。也正是因为得到了巢湖水军，朱元璋才能够抓住时机渡江拿下南京，没有让张士诚抢先，并在后来的鄱阳湖水战中击败志得意满的陈友谅。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巢湖水师归附，有马没船的朱元璋就没有可能渡江拿下南京，更没有可能一统天下。朱元璋对这些将领也是心存感念，无论战死的还是活到开国后的，都是极尽荣宠。
具体到跟陈友谅相争这件事，赵普胜没跟朱元璋走，本来对天完政权是很有利的。朱元璋虽然一举拿下了南京，但赵普胜在淮西和巢湖的存在，让他一直如芒在背。别的不说，日后朱、陈二人在鄱阳湖大战，赵普胜的位置是能抄朱元璋后路的。甚至有赵普胜在巢湖的存在，朱元璋都不可能到鄱阳湖跟陈友谅决战。
结果这么重要一个将领，让陈友谅自己给做掉了。公元1359年，已经拿下江西的陈友谅，以与赵普胜会师为名，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城把赵普胜诛杀。有人认为是朱元璋施了反间计，才让陈友谅起疑的。
不管朱元璋有没有用计，陈友谅认定赵普胜不会听自己的都是肯定的。赵普胜资格老，连天完1。0时代兴事的左光弼都不服，更别说2。0时代才入坑的陈友谅了。陈友谅没有手段收服这个刺头，也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拿掉这个天完老人，第二年陈友谅才敢杀了徐寿辉自己称帝。
赵普胜一死，合肥人左光弼又一直想着的是在老家自成一体，陈友谅建立的“陈汉”政权，就等于断掉了一条本来可以牵制朱元璋的左臂。后来攻南京城不下，数年后还让朱元璋攻到鄱阳湖反杀成功，实属自己把自己给玩没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元亡明兴这段历史中，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都是南方人，陈友谅、张士诚，乃至方国珍都比刘福通和他扶植的韩宋政权显得更关键。刘福通甚至在明史中都没有单独列传。
究其根源，朱元璋虽然跟着郭子兴这些濠州大帅，奉韩林儿为共主，但心里是真心瞧不上韩宋旗下这些将领。当然，这并不代表韩宋在元末这段历史不重要，举着韩宋旗帜的红巾军，闹出的动静是最大的。大到能围攻大都，还北出塞外拿下了长城北麓的元上都，甚至攻入了朝鲜半岛。
公元1355年二月，见围攻张士诚的百万元军因内斗而逃散，刘福通赶紧找到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淮北的安徽亳州称帝。一开始还没挡住元军的进攻，被迫渡过淮河把都城迁到了淮南的寿春（时名安丰）。好在元朝也集结不起太大力量，韩宋这杆大旗也还是有号召力的，基本上整个北方地区的红巾军都接受了韩宋政权的册封，表面上算是合成了一股绳。
在寿春稳脚跟后，刘福通决定乘势北伐，打出的旗号是“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为了完成这个宏愿，刘福通先后在公元1366年、1367年组织了三路大军：东路军往山东方向打；中路军往河北方向打；西路军往陕西方向打。刘福通自己则把目标对准了北宋故都汴梁，准备拿下后把都城迁过去，把光复大宋的口号落到实处。
应该说，单从军事角度说，刘福通的北伐还是相当成功的。除了攻入陕西的这一路遇到了特别强烈的抵抗，几经增援还是被打散以外。刘福通自己以及中路军和东路军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刘福通拿下了开封、洛阳一带，把韩林儿的都城给迁了过去。中路军在围攻大都不克后，不仅没有回师，还北出长城拿下了元朝在塞北的都城上都城，休整七天后又攻入辽宁，最后甚至渡过鸭绿江，攻陷当时高丽王国的都城开城。
东路军的进攻路线更有意思。先是在江苏唯一的海港城市连云港袭夺了元朝驻扎于此的海船，然后不光沿海岸线而上攻陷了山东建立根据地，更是分兵继续沿海路北上，到朝鲜去跟中路军会师。
这种从淮河一路北伐，打到塞外甚至朝鲜的打法，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这红巾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懂的人则知道，这就是流寇的打法。不要后勤也不管民心，一路打一路抢。这种情况，除了想跟着一起快乐的人，普通百姓哪里会去归附。
关于这一点，明史在为韩林儿列传时就写得很清楚“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诸将在外者率不遵约束，所过焚劫，至啖老弱为粮，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惟毛贵稍有智略。”
意思是说韩林儿是刘福通的傀儡，而刘福通又根本管不住这些所谓的韩宋将领。红巾军兵过之处，不光抢劫放火，甚至还拿老弱百姓充当军粮。每次打下城后不久，就会被元军收复。也就是毛贵比较下来还有点头脑。
这里说的毛贵就是东路军的将领。他在拿下山东之后，不仅安抚元朝故吏继续管理地方，制定了详细的屯田策略，还发布法令，无论官田民田都用十取其二的税收政策。这种做法才像是在建立政权。
因为有效的施政，毛贵在山东得以经略三年。结果就这么一个看起来还像点样子的韩宋将领，却死于内斗，被赵均用给害了。而想占据山东的赵均用自己，也被从朝鲜闻讯赶回来的毛贵部将续继祖给杀了。
这种乱七八糟的局面，韩宋要是能灭到元朝那才叫奇了怪。很快汴梁城就被故破，刘福通和韩林儿又退回了淮西的寿春城。
刘福通和那些北方红巾军虽然成不了事，但流寇式的北伐，却实实在在的消耗了元朝的元气。包括后来退守淮西，也在客观上帮朱元璋挡住的元军，甚至张士诚的进攻。关于这点，明史中是这样写的“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
那么元朝好歹也是马上得天下，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烂船还有几斤钉呢。脱脱罢相之后，元朝的政府军算是没了，但无论南北，组织民团跟抗元力量对着干的并不少。这其中尤以担心被清算的蒙古人、色目人为核心。
按当时的说法，这就是招募义军镇压民乱。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像清朝末年八旗兵、绿营兵都不行了，曾国藩得到机会出来招募民团打太平军。你去看清朝的军队，正规军胸前背后印的是个“兵”字，民团印的则是个“勇”字。
当然，双方都说自己是义军。到底哪个更“义”，要我说就看谁对老百姓更好。反正一路吃人那种肯定不能说是“义”。
各地拥元的民团里，以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蒙古人扩廓帖木儿最为知名。两个人的家族都久居汉地，也都有汉名，一个叫李察罕，一个叫王保保。
李察罕的家在安徽颍州，王保保的家在河南光州，隔淮河相望，正处在北方红巾军最盛的地方。所谓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对于红巾军还就得这种知根知底的力量才行。能够把搅乱整个北方的韩宋政权给打回去，二人可以说具功至伟。
后来李察罕被刺杀，部队归了王保保。后者就成了大元中兴的希望，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北元将领。王保保出任左丞相，他的军队也升级成了元朝的政府军，跟曾国藩的湘勇最后变成“湘军”一样。
既然北方红巾军被打败回缩至淮南，又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王保保这样的中兴之臣，那么元朝为什么没有顺势南征，而是任凭南方各政权割据，最后坐大出朱元璋这个又有骑兵，又有水军；又有江南粮，又有淮东盐税的巨无霸呢？
表面原因看起来很多，归根结底就两个。首先这时候的中国北方，实际跟南方的情况是一样的，各路在征剿红巾军过程中做大的民团武装，在接受朝廷册封后都各有军队和地盘。唯一不同的是，都声称自己是忠于大元的。
元朝政府作用官员，特别讲究出身，将家世称之为“根脚”，大家族出生就叫“大根脚”。王保保虽然是蒙古人，但不是大根脚。在朝堂上并不受信任，甚至引来元顺帝的猜忌，调其他蒙古兵马来攻灭他。而王保保也吸取脱脱的教训，退到山西自设行省。我是效忠大元的，但谁要是想借天子的命令吞并我的部队，那肯定是不行的。
内部都还没统一步伐，谁会去想南征的事，后路都可能被自己人给抄了。
其次是我们说南统北这件事难，北统南这件事同样难。那纵横的水网，根本不是你想跨越就能跨越的。别的不说，当年蒙古帝国那么强大，灭掉南宋还花了快半个世纪时间。再者，你看看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水军多么强大。就算王保保有这个心，也得掂量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力。最低限度也得真正能当家做主后再缓图之。
要是放之前的历史，这南北分治的格局可能还真得持续一段时间，就像东汉末年的情况一样。回头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的朱元璋，跟明玉珍一结盟。王保保在北方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妥妥的又是一个新三国。
然而历史虽然会轮回，路径却不会一成不变。朱元璋的地盘虽然跟当年的吴国相当，却没有走孙权的老路。还没正式建国号称帝，就以徐达为将领军二十五万北伐。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拿下了大都城。
眼见明军来势汹汹，元顺帝终于决定把复兴大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王保保身上。王保保在总揽大权后，也的确打了几个漂亮仗，赢得了朱元璋的尊重。只是大厦将倾，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元朝退回漠北已属必然。
朱元璋的北伐能那么成功，元朝政府之前那些跟中原王朝运行规律不符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南方养马，海上运粮”这件事，让朱元璋的军队即有了可以跟游牧者一拼高下的骑兵，更可以通过成熟的海上运输线，把粮草补给异常方便的调往北方前线。
此外之前刘福通的北伐虽然失败，但也为后来者提振了信心，认识到这决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要在北伐期间，把自己的国号定为“明”。
当然，这个小算盘有点拿不上台面，尤其后来朱元璋极力想跟那些威胁新朝安危的民间宗教撇清关系。这也让“明”字的由来一直没有官方解释。想为朱元璋找个更冠冕堂皇解释的后世研究者，认为“明”字和元朝的“元”字一样出自易经。只是果真如此的话，就得解释另一个问题。既有如此上得了台面的说法，为什么明朝对这个“明”字的来历讳莫如深，不能像元朝一样坦坦荡荡的说出来。
好在，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不管朱元璋建立的这个王朝叫什么，都不影响一个新王朝横空出世的事实。接下来，已经站在长城边上的大明王朝，将围绕着一条看不见的纬度线，来建立自己的北方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