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
1937 年秋,根据国共双方多次谈判达成的协定,南方八省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组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随后,经国共协商,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
1937年12月25日,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22日,迁至皖南。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完毕。江北部队分别集中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进至安徽省歙县岩寺,全军初编为4个支队,9个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共万余人。
新四军组成后,根据党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南方三年的游击生活磨炼了战士们的意志,可是,当部队刚刚下山时,这些游击战的行家里手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包括:战场不同,从深山老林到平原水网;环境不同,从革命老区到敌后战场;斗争任务不同:从与国民党作战转变为对日的民族战争;还有部队隶属关系的不同,游击队都是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新四军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建制上隶属于国民党。
当时,如果按照国民党制定的狭小区域行动,等于是“坐以待毙”。新四军指战员都认识到要冲破国民党限制,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
1938年5 月4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指示:“……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华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上述指示前后,党中央对新四军还有多次指示。所有这些指示,将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指向苏北和皖北。苏北与山东接壤,背靠八路军第115师;皖北与冀鲁豫毗连,和八路军第129师相呼应。如此,新四军与八路军便可携起手来,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便可连成一片。
二、尝试水上武装和骑兵部队
尽管新组建的新四军装备落后,但在江北的一系列战斗,无不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惧和嫉恨。1941年1月,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遇害。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新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人。
华中地区主要是平原,不仅水网纵横,还有漫长的海岸线,很多水荡、近海就是天然的屏障和战场。随着斗争的发展,新四军不能仅局限于陆地作战,广阔的水域也应成为部队发展的方向,这就呼唤着,新四军要有自己的水上武装。
1942年初,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以收编的海匪部队为基础,组建了苏中海防团,战斗在黄海沿岸。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东海舰队的前身。
此前,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的洪泽湖畔,为了彻底消灭祸害渔民、号称“九路军”的湖匪,从来没有指挥过水上作战的张爱萍(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从一本描写苏联海战的小说中学起了战船编队,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渔船被他命名为主力舰、护卫舰、供给舰,向湖匪发起了攻击。
四师师长彭雪枫建立了适应平原作战以及和日军骑兵作战需要的新四军骑兵团,拥有500 多匹战马,600多名战士,这在当时华中是规模相当大的骑兵部队。彭雪枫还亲自设计,用缴获的日本精钢打造出了“雪枫刀”,刀长、轻、锋利。日军中有这样的说法:人的头颅砍下,灵魂就不会回家,所以,“雪枫刀”让他们大为惊恐、闻风丧胆。骑兵团让新四军作战如虎添翼,打了很多胜仗。
可以说,除了空军,新四军在革命年代中,各兵种都得到了尝试和发展。
三、“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是“叛军”,停止了军饷供给,新四军在抗击敌顽,改善生存条件的同时,还要打破敌人的封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建设成为新四军对敌斗争的另一个主战场。其中,新四军第七师最为成功。
当时,新四军第七师进驻安徽无为地区,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皖江是安徽的鱼米之乡,无为又是皖江的门户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基础好。七师领导决定,在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项超前的大胆决定。
七师为贸易管理总局配属了200 多人的警卫大队,专门负责来往商人的安全保卫和物资运输。通过发展经济,七师走出了“皖南事变”后的经济困境,带动一方经济,还大力支援了其他兄弟部队。
据赖传珠日记记载,七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支援中央、军部约1487 万元,一次援助五师就达3000 万元。在华北八路军面临衣食困难的情况下,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一次千里调拨的资金,就能为华北根据地人民购买6200万斤面粉,如果按一人一年300 斤计算,这些面粉可供21 万人吃一年。
当时新四军中流行这样的话:“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四、在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
早在1940 年3 月,新四军攻占了安徽定远县城。有人建议请一位国民党的好县长来上任,当时接受党中央指派前往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说:“自己派。我们有一个县就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建立的华中地区第一个县政权,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指示,首任县长魏文伯上任第一天做了两件事:一是穿上了专门定做的新衣服,二是以县长的名义举行宴会,邀请各乡代表和士绅参加。
1942 年初,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华中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到1941 年底,华中根据地建立了12 个行政公署和专员公署、50 个县政府、298 个区政府和2700 多个乡政府,拥有1500 万人口、50 多万民兵。曾山形象地比喻说:“芬兰一个国家只有300 万人,我们有5 个芬兰那么大,所以力量是很大的。”
许多根据地还普遍实行了乡级政权的民主选举。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不能写票,后来他们就把候选人,比如正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写上名字,人坐着背对群众,一个人后面摆个碗,然后村民就投豆子,红豆子是县长,绿豆子是副县长,豌豆是委员,最后就看谁的豆子多,谁当选。这种纯朴、简单的选举方式,后来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写进了《中国的战歌》一书中。
1937 年秋,根据国共双方多次谈判达成的协定,南方八省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组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随后,经国共协商,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
1937年12月25日,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22日,迁至皖南。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完毕。江北部队分别集中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进至安徽省歙县岩寺,全军初编为4个支队,9个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共万余人。
新四军组成后,根据党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南方三年的游击生活磨炼了战士们的意志,可是,当部队刚刚下山时,这些游击战的行家里手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包括:战场不同,从深山老林到平原水网;环境不同,从革命老区到敌后战场;斗争任务不同:从与国民党作战转变为对日的民族战争;还有部队隶属关系的不同,游击队都是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新四军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建制上隶属于国民党。
当时,如果按照国民党制定的狭小区域行动,等于是“坐以待毙”。新四军指战员都认识到要冲破国民党限制,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
1938年5 月4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指示:“……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华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上述指示前后,党中央对新四军还有多次指示。所有这些指示,将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指向苏北和皖北。苏北与山东接壤,背靠八路军第115师;皖北与冀鲁豫毗连,和八路军第129师相呼应。如此,新四军与八路军便可携起手来,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便可连成一片。
二、尝试水上武装和骑兵部队
尽管新组建的新四军装备落后,但在江北的一系列战斗,无不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惧和嫉恨。1941年1月,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遇害。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新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人。
华中地区主要是平原,不仅水网纵横,还有漫长的海岸线,很多水荡、近海就是天然的屏障和战场。随着斗争的发展,新四军不能仅局限于陆地作战,广阔的水域也应成为部队发展的方向,这就呼唤着,新四军要有自己的水上武装。
1942年初,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以收编的海匪部队为基础,组建了苏中海防团,战斗在黄海沿岸。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东海舰队的前身。
此前,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的洪泽湖畔,为了彻底消灭祸害渔民、号称“九路军”的湖匪,从来没有指挥过水上作战的张爱萍(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从一本描写苏联海战的小说中学起了战船编队,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渔船被他命名为主力舰、护卫舰、供给舰,向湖匪发起了攻击。
四师师长彭雪枫建立了适应平原作战以及和日军骑兵作战需要的新四军骑兵团,拥有500 多匹战马,600多名战士,这在当时华中是规模相当大的骑兵部队。彭雪枫还亲自设计,用缴获的日本精钢打造出了“雪枫刀”,刀长、轻、锋利。日军中有这样的说法:人的头颅砍下,灵魂就不会回家,所以,“雪枫刀”让他们大为惊恐、闻风丧胆。骑兵团让新四军作战如虎添翼,打了很多胜仗。
可以说,除了空军,新四军在革命年代中,各兵种都得到了尝试和发展。
三、“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是“叛军”,停止了军饷供给,新四军在抗击敌顽,改善生存条件的同时,还要打破敌人的封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建设成为新四军对敌斗争的另一个主战场。其中,新四军第七师最为成功。
当时,新四军第七师进驻安徽无为地区,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皖江是安徽的鱼米之乡,无为又是皖江的门户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基础好。七师领导决定,在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项超前的大胆决定。
七师为贸易管理总局配属了200 多人的警卫大队,专门负责来往商人的安全保卫和物资运输。通过发展经济,七师走出了“皖南事变”后的经济困境,带动一方经济,还大力支援了其他兄弟部队。
据赖传珠日记记载,七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支援中央、军部约1487 万元,一次援助五师就达3000 万元。在华北八路军面临衣食困难的情况下,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一次千里调拨的资金,就能为华北根据地人民购买6200万斤面粉,如果按一人一年300 斤计算,这些面粉可供21 万人吃一年。
当时新四军中流行这样的话:“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四、在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
早在1940 年3 月,新四军攻占了安徽定远县城。有人建议请一位国民党的好县长来上任,当时接受党中央指派前往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说:“自己派。我们有一个县就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建立的华中地区第一个县政权,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指示,首任县长魏文伯上任第一天做了两件事:一是穿上了专门定做的新衣服,二是以县长的名义举行宴会,邀请各乡代表和士绅参加。
1942 年初,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华中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到1941 年底,华中根据地建立了12 个行政公署和专员公署、50 个县政府、298 个区政府和2700 多个乡政府,拥有1500 万人口、50 多万民兵。曾山形象地比喻说:“芬兰一个国家只有300 万人,我们有5 个芬兰那么大,所以力量是很大的。”
许多根据地还普遍实行了乡级政权的民主选举。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不能写票,后来他们就把候选人,比如正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写上名字,人坐着背对群众,一个人后面摆个碗,然后村民就投豆子,红豆子是县长,绿豆子是副县长,豌豆是委员,最后就看谁的豆子多,谁当选。这种纯朴、简单的选举方式,后来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写进了《中国的战歌》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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