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藏文：བོད་པ་ ）是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是青藏高原的原住民。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云南迪庆、甘肃甘南等地区，此外印度、不丹、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地区也有藏族分布。拉萨是藏族人心中的圣地。目前全世界藏族人口约750万左右，中国境内约700万（2016年），藏裔人口保守估计在1000万以上。
藏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及南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7世纪初期吐蕃建政之后，吐蕃与唐朝的接触日益频繁。10世纪到16世纪，是古代藏族文化兴盛时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
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天竺传入吐蕃，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3] 。藏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方面，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藏族雕刻技艺高超。此外藏戏独具特色，藏医药学也是人类重要遗产 。
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藏族总人口为7060731人，其中男性3518532人，女性3542199人。
名称
“藏”为汉语称谓，自称“番”，（藏语音为“博巴”）。藏语对居住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称谓：居住在西藏阿里地区的人自称为“堆巴”，后藏地区的人自称为“藏巴”，前藏地区的人自称为“卫巴”，居住在西藏东境、青海西南部和四川西部的人自称为“康巴”，居住在西藏北部及川西北、甘南、青海的人自称为“安多哇”。“巴”、“哇”藏语意为“人”。
藏族他称亦很多：唐宋时称“吐蕃”，元代称“吐蕃”、“西蕃”，明清时期称“西蕃”、“图伯特”、“唐古特”、“藏蕃”、“藏人”等。
历史
民族起源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 。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
吐蕃时期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 。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
宋元时期
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
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 [8]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 。
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管辖——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一带及那曲地区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 。
明清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 [6] 。
明朝没有沿用元朝的职官制度，而是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僧官封授制度。各地有代表性的政教首领人物，明朝均赐封以不同的名号，颁给他们印章和封浩，命其管理各自的地方，其职位的承袭须经皇帝批准，皆可直通名号于天子 。
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
清朝统一中国后，藏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清政府在中央设理藩院，负责西藏和蒙古地方事务。并正式策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1713年）。扶持了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黄教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1725年，清朝在西宁设置办事大臣，两年后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臣。1751年，清朝又在西藏设立了噶厦政府，政府中设四名噶伦，正式授权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正式确立。
1792年，清朝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次年，清政府在西藏颁行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区的官制、军制、边防、财政、司法、户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确立了驻藏大臣监督办理西藏政务的职权。西北和西南的藏族地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这些地方各民族杂居，清朝政府分别命西宁办事大臣和四川总督直接统辖，管理方法仍沿用元、明土司制度，以后又在西南藏族地区推行了改土归流。
近现代
鸦片战争以后，西藏地区成了英、俄、法、日等国角逐的场所，1888年，英国侵略军发动对西藏隆吐山的武装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派遣藏军和英军展开激战；1904年，英国军队又侵占了西藏的江孜，西藏人民奋起反抗，由于敌强我弱，江孜保卫战失利，英军长驱直入，一度占领了拉萨。如《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拉萨条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北京设有管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地方事务的专门行政机构。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蒙藏委员会，是年，建青海省。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人口
数量
唐中叶时，吐蕃占领河陇，“华人百万皆陷于虏”。在吐蕃长达七十余年的统治下,由于吐蕃统治者强行推行“蕃化”政策，河陇地区的汉民绝大部分都已经“吐蕃化”了。《长编》卷320中记载了吐蕃四族中的二百三十余户,而口数达到“二千余口”,平均每户近十口人；又有居住在黄河北面的吐蕃哩努卜密桑一家有“十五口”
北宋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统计数大约是210万人。虽然得不出金代全部吐蕃人口的数据，但金朝辖下黄河以南的地区吐蕃人口数与北宋相差不远，如果加上金统治的其他吐蕃地区及西夏、南宋统治的吐蕃地区的人口，推估金、夏及南宋三政权统治下的吐蕃人口可能比北宋少，因为这一期间的宋金、金夏战争致使安多藏区人口减少。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人口的比例略有上升，其中藏、川、青三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规模、比例均大大超过汉族；1964年以来的人口普查表明，全国各藏族自治地区除甘肃的甘南州、天祝县外，藏族人口无论规模或比例在所有年份均大大超过汉族，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一直占绝对多数。1982年以后，这些地区又出现了藏族人口比例上升，汉族比例下降的趋势。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藏族总人口达到628.2万人；其中0-14岁比例为25.6%，超过全国平均数据。生育率为1.60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人口占全国0.4713%，是中国第八大民族。
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藏族总人口为7060731人，其中男性3518532人，女性3542199人。
分布
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及青海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经济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藏族地区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生产力十分低下，农业生产以种植青稞为主，使用铁制或木制耕具，犁地用二牛抬杠，播种一般为撒播，耕作粗放，产量很低。牧区工具更为简陋，铁制工具较少，多用牛毛或牛皮为绳索、口袋，用木制的奶桶、驮鞍等，揉制皮革和取毛都用手工。一般随季节轮牧。手工业主要聚集于大城镇和大寺院周围，从事纺织、木、铁、陶、石等手工业的匠人使用的工具及操作技术落后。藏族家庭手工业占有重要地位，举凡盖房、制木器、纺线、织氆氇、硝皮、打酥油等，均由家庭成员或邻里换工完成。有狩猎及挖药材等副业。商业不发达、小额贸易一般通用银元，大多以物易物，区域性的大宗土特产贸易则为极少数的大领主所垄断。
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高原畜牧业，它是藏族传统生产中的主要部门，至今在生产中所占比重仍略大于农业。高原畜牧业生产有多种，牧区主要是按季节轮流转场放牧的半定居游牧类型，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则为定居游牧及定居定牧类型。畜种类型主要有藏绵羊、藏山羊、黄牛、犏牛、牦牛、野牦牛、马、骡、驴等。驯养牦牛，培育犏牛，种植青稞，是藏族人民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省藏族地区先后获得解放。藏族地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统一战线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项民族政策，带领藏、汉等族干部、人民群众，团结僧俗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牧业生产，开展文教卫生工作，促进民族贸易，修筑公路、桥梁等，为顺利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改革，奠定了基础。
民主改革前，1959年，西藏的生产总值仅为1.74亿元，人均142元。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342.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9年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8.9%。
藏族文化
语言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为藏、康、安多三种方言，并且是有文字的，而嘉绒藏族很少见是没有文字的方言。现行藏文是7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
藏语（藏文：བོད་སྐད།或བོད་ཀྱི་སྐད་ཡིག།），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个地区，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也有人说藏语。藏语主要分为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即拉萨话）、康巴方言（德格话、昌都话）、安多方言（青海藏区）。
藏语演变
上古语言学时期
上古语言学时期——古象雄文明时期，为古代藏族文明服务的象雄语言学。
在Legs bzhad rin bo chei gther mstod中和南喀诺布先生古代象雄和吐蕃文明史等资料中有介绍。后世传播的《brda sprod nyi shu bdun pa》可以看作是这个语言研究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虽然被赋予教派色彩并使其传播有所局限，但作为语言科学的历史文献以及一个未曾遗弃的语言学派，其价值丝毫不应该否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透过其对言语事实的描写和规则概括，常常认识到一些关于一个公认为死亡了的古文明载体——象雄语言文字的局部知识。
中古语言学时期
中古语言学时期——桑布扎文法时代：吐蕃梵语和藏语语法并行时期：这是藏族语言学家学习和靠拢古印度语言学，继而套用其理论和方法，建立符合藏语的规范文字和语法体系的阶段。吞弥·桑布札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语言学著作和创制的新规范文字，是藏族语言学发展史上不朽的里程碑。这位“藏文之父”的功勋，对吐蕃赞布来说，是为了提升日益强盛的吐蕃王朝的威望和势力，也有可能是为了击跨敌对势力的文明传统——象雄文明，树立吐蕃文化的新旗帜。对雪域高原的人民和源源不断的文明长河来说，“语文功臣”的美德更是无以伦比。吞弥在印度学了13年，回国后专门安排在拉萨附近的玛茹宫，系统地分析、研究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用规则。国王肯定提供了这些语言学家——吞弥和他的助手们——所需要的全部便利和服务。通过筛选当时古印度的各种语言和文字，这位圣贤决定选择文字学和语法学高度发达、字母系统相当完善的古代印度文字做基础，依据故地雅隆或者新址拉萨的中古藏语语音特点加以改造，去掉不需要的音素字母，增添几个新的音位字母，成功地“创制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用于记录藏语，从事翻译和著述，留下了浩瀚的文献典籍”（戴庆夏主编，1998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P69）
与这个新创文字相配套，吞弥创作了8部语言学著作，绝大多数在与文明冲突中销毁或者其他原因失传，传播至今的主要著作是《文法三十颂》和《字性组织论》。前者侧重讲解藏语辅音和元音之分类、格语法、虚词的语法范畴和归类等；后者则是8部根本著作之第二篇第六章，重点探讨语音结构、字母搭配、动词屈折变化规律，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句法关系等。二者发展为藏语语音和语法研究系统的核心。
吉·曲周的《声明八卷》、在吐蕃王室支持下大译师噶、觉、象三位编纂的《翻译名义大集》、《语合二卷》等，还为我们保留了更多可贵的语言文献。9世纪中叶，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难后，同时导致吐蕃王室的四分五裂而很快得到重新在西藏本土崛起的机会。地处后藏的古格王国成为佛教发展的重镇，所谓佛教后弘期的代表译师仁钦桑布等推动了语言学科的传承和讲学，班智达弥底·占贝冶西创作《smra sgo msthon cha》，进一步补充文法和语音理论。针对西藏语言的发展实际，俄译师著《常用正字法》，开始取消书面记录中的次后置辅音-d以及音节辅音尾小“阿”（v），树立了藏传语言学敢于突破前人、注重记录口语事实的典范，也适应了更通俗地传播和发展佛教文化和精神的社会需要。
中世纪语言学时期
中世纪语言学时期——言语学的确立和发展时期：这是以学科理论为前提，从佛教理论和教义的需要出发，全面的研究和传播梵语语法，并独立记录和分析藏语的阶段，也是语言学科本土化的重要历程。十二、十三世纪，藏语方言的划分日趋明显，萨迦·索南泽摩（1142－1182）著《藏文读法启蒙》，对标准藏语语音进行描述，奠定了基于佛教文化的标准藏语（chos skad）形成和延续的理论基础；其后，13世纪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启蒙释文——利蒙》、《正字拼读宝海》，把语言研究推广到更高的层面。他们对藏语复辅音的结构、读音及语音特征所作的描述，为今人研究断代语言提供了全面的语言科学资料。
随着佛教的大规模传播和寺院经院教育的空前发展，声明理论的讲习和研究得不断得到重视，佛教学者把内明、因明和声明的知识积累提高到同等的位置，纳入佛教高等教育的正体体系，西藏的语言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最优秀的语言学者莫过于噶玛司徒：名司徒·缺吉迥乃，这位精通梵文的17世纪学者，先后赴印度、尼泊尔等诸多外域，全面研究古印度声明。经与印度、尼泊尔学者校勘，重新翻译了该部《声明月八戒论》和《声明妙音论》。尤其对月八戒论所做注疏，深刻剖析，准确无误，胜过印度学者之解释，被誉为箴言至宝；该作名《司徒声明广注》（si tu sgra vgrel chen mo），共计三大卷，收入其全集，至今留传。在当时政府高官的倡导下，他近14年连续游遍藏区中土边疆各地，深入调查研究藏族的语言和交际符号语法，于36岁修改完成初撰于30岁时的著名语法学著作《司徒藏语文法详解》（garma si tuvi sum rtags vgrel chen mkhas pavi mgul rgyan mu tig phring mdzes）他对土弥·桑布札著作作了详尽的解疏，是讲解藏语文法的“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的权威著作之一。其声明广注和藏语文法详解，被称为两大司徒符号交际学著作，在藏族传统梵语语法和藏语研究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五世赛多·洛桑次成嘉措，也是藏族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对历代学者的语法著作做了周密和严谨的比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上个世纪，整理者还根据其著作第一次使用一目了然的表格形式分类各种语法现象、语音搭配形式和词语变化规则，成为多人参考和引用的直接成果）。俄曲·达玛巴扎、觉顿·仁钦扎西、扎德·仁钦冬朱等，也同样是优秀的藏语语言学学家。周炜《西藏古代的文法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P29-34）以及其博士论文对这些学者和著作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通过德格版、纳唐版、拉萨版、北京版《甘》语言学部分，毛尔盖·桑木丹、才旦夏茸的历代语言学名著索引等，我们能够全面地领略到这些先辈语言研究的惊人成就。
近代语言学时期
近代语言学时期——早期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是在记录和分析藏语言语事实的基础上，确立和巩固本土化现代语言学的尝试阶段。以根登群培为代表。他在英国的亚洲皇家研究院服务起，接触并尝试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藏学领域，对七世纪藏语语音系统、藏文的起源、断代复辅音特征、标准藏语的形成和书面优势、藏语方言的分布等进行初步和零星的分析，以开拓本族语言研究的历史比较手法及共时语言描写，但因其早年逝世（杜永彬先生的著作，为不懂藏语藏文的读者了解这位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的传奇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确实值得一读），后无从者，故这个新领域的成就不及传统文法研究。
在迄今的1300年里，藏文经历了四次改革。此四次改革分别发生在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公元8世纪和公元1070年。四次改革先后整理规范了藏文字和语法、统一了用词用语、确立藏文字的书写法。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促进藏语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国家和政府历时近20年的研究，于1987年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兼任领导。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与此同时，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国际标准组织的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藏语特点
藏语是我国藏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现代藏语有以下特点：
1、浊辅音趋于清化，局部地区所保留的浊辅音都是来源于古复辅音中的浊基本辅音；
2、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局部地区保留带前置辅音的二合复辅音；
3、单元音增多，特别是鼻化元音；
4、元音有长短区别，并与声调有互补关系；
5、有鼻化和非鼻化两类真性复元音；
6、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引起带辅音韵尾元音的简化；
7、有较完整而稳定的声调系统，而且数量有增多的趋势；
8、谓语是后置表达系统（即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部分表示）；
9、构语和构形的语素之间有丰富的减缩变化；
10、动词只保留简化的屈折变化，而且它已失去独立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
11、动词有丰富的体的范畴；
12、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有两种表示不同人称的词汇形式；
13、动词无人称和方位范畴；
14、单一部分表示否定（即在所否定的词的前或后加否定成分表示）；
15、有丰富的助词，而且常常有减缩和独立两种形式；
16、形容词和部分派生名词有构词后缀；
17、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区别。
三大方言
藏语有卫藏、康巴、安多三种方言，各种方言之间差别并不大。中国和国外的藏语有区别。
藏语分成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即拉萨话）、康巴方言（德格话、昌多话）、安多方言。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纪录的是古藏语语音）。使用在：中国、不丹、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主要在西藏、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区域。有关藏语言文字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仍在争论中，但主要形成几种观点。印度佛教界认为系吞弥·桑布扎所创；西藏本土佛教雍仲本教认为系本教佛祖辛饶米沃所创；还有学者认为系脱胎于伽湿弥罗文（今克什米尔文）或者多文或者象雄玛文或者黎宇（应该是李域）文（于田文）。
印度佛教史籍记载，公元7世纪上半叶，吞弥·桑布扎与其他15名藏族青年受吐蕃第33代赞普（王）松赞干布委派，前往天竺（今印度）学习梵文和天竺文。由于水土不服，除吞弥·桑布扎之外，其他一同前往印度的藏族青年病故他乡，他先后从黎敬和拉热白森格学习梵文和天竺文，其认真刻苦的敬业精神获得天竺人的敬称“桑布扎”（意为贤良的藏人）。回归故里后，按照松赞干布的旨意，吞弥·桑布扎根据梵文字母以及藏语语音的特点，整理出藏语的30个辅音字母以及4个元音字母，被称为藏语的30个子音字和4个母音字。吞弥·桑布扎所造的论典中留世的只有《文法根本三十颂》和《性入法》两部，完成了藏民族文字的整理规范工作。
文字
文字
藏文（བོད་ཡིག），指藏族使用的藏语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适用地区主要有：中国境内的藏族人，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一部分人。藏文属于音位文字类的元音附标文字，关于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雍仲本教则认为藏文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据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臣吐弥桑布扎等16人赴天竺（印度）求学、拜师。返藏后，仿梵文“兰扎体”，结合藏文声韵，创制藏文正楷字体，又根据“乌尔都体”创制藏文草书。但这一传统观点已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他们以为创造藏文的并不是被人们一再颂扬的吐弥桑布扎，而可能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有古代文字，是用来记录原始宗教经典的。甚至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藏文是依据象雄文创制的”。
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认为藏文改造自梵文者认为这种改造关系就是“能一一转写”的原因；而认为藏文自起自象雄文者则认为这种能力是藏人为了能不有损地诵读佛咒而改添定制的。不过，即便藏文字母能一一地转写梵文字母，藏、梵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藏文虽能毫不有损地复述出梵文的语音，却对其意思仍毫无办法，还是只能倚靠翻译。另外，在汉藏语系诸语中、同时也在中国各族文字中，藏文的历史长度、文献丰富程度都仅次于汉文。
藏文概念
藏文指的是藏族使用的藏语文。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除了中国境内的藏族外，在尼泊尔、不丹、印度境内也有一部分人使用藏语。藏语主要分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区。尽管方言各异，读音不同，但藏文仍然是统一的，书面语通用于整个藏族地区。
“藏文”一词写作“bod-yig”，意为“藏族的文字”。藏文作为藏族人民的书面交际工具，历史之悠久在国内仅次于汉文。它是一种拼音文字，属辅音字母文字型，分辅音字母、元音符号2个部分。其中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以及5个反写字母（用以拼外来语）。
由于藏语语音经过千多年演变，而书面语的正字法不变，令藏文拼写变的非常复杂，以标准藏语拉萨话为例，拼写的时候是以不同的辅音字母的“加字”来表示不同的音调，藏文拼写虽然复杂，但拼写都很规则，只要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就可以掌握藏文的拼写，见到藏文虽然不一定知道它的意思，但至少知道读音。
辅音字母每4个字母为一组，共7组半。每个字母的实际读音古今有别、方言有异，但均附带有一个元音a。元音字母，意为”悦耳的字”，是相对于辅音字母而言的。因元音发音时无阻碍，悦耳动听而得此名。标点符号，意为“分界线”或“分界符号”。藏文标点符号形体简单、种类极少，而且，其使用规则也与其他文字的标点符号有别。藏文标点符号共有6种形式，其中音节之间的隔音符号使用频率最高。此外，还有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头处；单垂符，用于短语或句终；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便于更加准确地表达语义，藏文中已开始借鉴并使用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 。
创造藏文
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下，吐蕃经济一天比一天发达，实力一天比一天雄厚。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让他非常恼火，就是吐蕃人当时有文字，但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办法发布政令，没有办法书写法律，没有办法翻译佛经，也没有办法和周边邻近的邦国进行书信联系。不少国家派来使节，送来丰厚的礼品，还有用各种文字写的书信。吐蕃王臣们也给他们准备了回礼，不过没有办法写回信，只好通过翻译口头回答几句，就把使节们打发走了。
其实，松赞干布从继位开始，就想创制吐蕃人自己的文字，先后派出过几批大臣，带着大量的金砂、金粉，到南亚、西亚学习文字的创制方法。去的人，有的在途中被强盗杀害，有的在森林中被老虎吃掉，有的中暑得热病死亡。剩下几个，都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后来，松赞干布想起了一个能人，名叫吞米·桑布扎。他从小聪明伶俐，又有吃苦精神。松赞干布特意把他召进红山宫，鼓励又鼓励，嘱咐又嘱咐，说我们吐蕃没有文字，好比一个人没有眼睛，一个武士没有刀剑，走夜路没有灯。你一定要把造字的方法学回来，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情。他给吞米满斗金砂和金粉，让他带着作为拜师求学的礼金；又给他充足的龙脑、冰片、檀香木等药片，准备在途中祛暑防病。
吞米·桑布扎出发以后，松赞干布特意在吉雪沃塘北面的娘热沟口修筑了一座9层楼的宫堡，取名叫工噶玛如，准备吞米·桑布扎学成归来后，住进里面安心创制藏文。
再说吞米·桑布扎和他的同伴，离开了吉雪沃塘，经历千辛万苦，翻过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骑着大象走出了老虎出没的森林，走遍南亚各地，最后找到了精通声明和文字学的大师婆罗门李敬，献上金砂金粉，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创制文字的请求。婆罗门李敬被他的热诚和意志所打动，答应收他为徒。吞米·桑布扎在李敬身边整整3年，学会了梵文、吐都文等南亚文字，又学习了文字的创制方法，最后带着宝云经、宝箧经、大悲莲花经等经书佛典回到了吐蕃。
松赞干布热烈欢迎吞米·桑布扎学成归来，亲自把他送进北郊的工噶玛如宫堡，让他在里边集中精力创制文字。吞米·桑布扎住进去以后，从此闭门不出，像喇嘛修禅一样，独自一人在里边待了很多个夜晚和白天。终于有一天早晨，他派人报告：藏文已经创制出来了！松赞干布像捡到马头那样大的金子一样高兴，立刻带领各位大臣骑马赶到北郊。吞米·桑布扎已经把创制好的藏文字母大楷、小楷、大草、小草，书写在周围的岩石上。他说，我仿效兰扎文创制了藏文楷书体，仿效吐都文创制了藏文草书体，藏文字母共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能拼写出藏人所有的语音，表达藏人所有的意思。松赞干布说，感谢大臣吞米·桑布扎，他为我们吐蕃立了大功，他给我们吐蕃人民带来了大恩大德。不过，文字只有吞米一个人会写会念会使用不行，它要在我们整个吐蕃范围里流行，特别是我和大臣们要带头熟悉和使用。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拜吞米·桑布扎为师，第一个学习和掌握藏文。
从此以后，松赞干布把王政委托给几位大臣处理，自己住进工噶玛如宫堡跟吞米学习文字，据说这一学就是整整4年。在这期间，松赞干布不但学会和精通了藏文，还和吞米·桑布扎一起制定了十善法，这是用吐蕃文字写成和颁布的第一个法律条文，也就是所有藏人都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吐蕃臣民百姓欢聚在吉雪沃塘，表演各种歌舞戏曲，庆祝藏文的创制和十善法的诞生。松赞干布亲自把吞米·桑布扎介绍给全体臣民百姓，称赞他是吐蕃了不起的贤臣。藏文古史《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藏人之中七贤人，
吞米高为第四贤，
七贤绝非一般高，
首位当推大译师，
藏人总抱大恩情，
焚香顶礼理应该。
藏文创造者
吞弥.桑布扎（7世纪时人），藏文创造者。
吞弥·桑布扎，出生于公元618年，藏族社会早期的语言文字家和翻译家，藏文创造者。他是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617年—650年）七贤臣之一，官至御前大臣。
公元7世纪时期，吞弥.桑布扎诞生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隆子县（也有说是出身于尼木县吞弥家族中）。父亲吞弥阿鲁，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御前大臣。母亲名叫阿孥。
生平事迹
吞弥.桑布扎公元618年生于拉萨市尼木县吞乡鲁热卡地方。因为对藏文的创制，他成为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贤臣之一，官至御前大臣。他十五岁时奉藏王松赞干布之命，惜别拉萨前往天竺求学，曾奉命带领16名藏族青年，携许多黄金，途经异国的奇禽猛兽禁区，克服热带气候的不适，坚持前往天竺，拜师访友，受业于天智狮子和婆罗门利敬，学习古梵文和天竺文字。敬重佛法，精研佛学。
他历经七年努力学习梵文、语法、诗学、佛经。公元641年平安回到拉萨，在古喀尔玛如堡（现娘热民俗风情园东边的帕崩卡寺）潜心研究三年后，在传承原有象雄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古印度等国的文化之优点，完善和创造了现用的藏文字。吞弥·桑布扎一生翻译多部佛经，著书八部，但在朗达玛武东赞灭佛时烧毁六部，现仅存两部。
藏文缘起
吞弥·桑布扎成年之后，时值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戎马驰骋青藏高原，经略吐蕃王朝，宏展其雄心抱负之时，松赞干布在平定内乱、征服诸羌、重新统一吐蕃之后，他一方面与周边诸国，如尼婆罗、唐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发展生产，制定严密的各项制度。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治理朝政的迫切需要，松赞干布深感缺乏文字的痛苦，遂在公元7世纪上半叶派遣了其在治下几百名中认真挑的吞弥·桑布扎等16名聪颖俊秀青年，带了许多黄金前往天竺拜师访友，学习梵文和天竺文字。
吞弥等路经尼婆罗之境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拜尼婆罗国王鸯输伐摩王，王为此赐解暑药物等。异国的奇禽野兽并没有吓倒这些锐意向学的青年，但是天竺的热带气候却使长期生活在寒冷高原的16位青年难以适应，其中15位先后病卒于他乡，只有吞弥·桑布扎孑然一身和一位叫黎敬（又译为李谨、利谨或骊宾）的婆罗门和一位叫作拉热白森格的学者学习梵文和语言。求学期间，吞弥敬重佛法，刻苦习修，成绩优异，故被天竺人敬称为“桑布扎”（意为贤良之藏人，“吞弥”是其家族名）。
主要贡献
创造藏文
文字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象征和“脸面”。松赞干布对于文字的信仰，被吞弥·桑布扎所实现，藏文的创制，延长了藏民族的生命力，文字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看到藏民族的过去，甚至因为文字，人们也能看到藏民族的未来。文字的存在与否，是一个文化传统能否长久延续的保证，吞弥·桑布扎创制的文字，延长了藏民族文化的延续性。
吞弥·桑布扎带着师长们的深情厚意，怀着对梵文的认识和了解，学成回到吐蕃。遵照松赞干布的意愿，他以梵文50个根本字母为楷模，结合藏语言特点，创制了藏文30个根本字母；又从梵文的16个元音中造出4个藏文元音字母。吞弥还从梵文34个子音字中，去掉了5个反体字、5个重叠字，又在元音中补充了元音＇啊＇字，补充了梵语迦、洽、稼、夏、啥、阿（音译）等6个字，制定出4个母音字及30个子音字的藏文。他又仿照梵文兰扎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有头字：楷书，又仿照梵文“吐都”字体而创造出藏文的无头字：草书体。
吞弥创造藏文后即制藏文颂词献给松赞干布，赞普十分高兴，赞赏之。为了带动臣民学习藏文，赞普拜他为师。在玛如宫潜心学习藏文声明和其它文化，不与外界接触，闭门专学3年。松赞干布十分尊崇吞弥，有些大臣则认为不该如此敬重，吞弥言道：“在雪域之地我是首位宿学。”于是众怒平息，上下皆学习藏文，智慧之莲盛开。吐蕃地方出现了噶尔·东赞、噶尔·钦陵及大臣年·墀桑央敦等政治家、军事家和精通建设之人才。以后，为能正确地使用藏文的拼音方法、规则以及虚字枣“格”，吞弥·桑布扎又根据古印度的声明论著，加上他所创藏文的特点和方法编出了《文法根本三十颂》，使藏民族第一次有了本民族的文字。随着用藏文记载的著作和翻译作品不断地应运而生，藏族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文明的崭新阶段。
翻译立著
吞弥·桑布扎不仅在藏语言、文法上颇有创造研究，独树一帜，他同时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创制藏文后又著有《三十颂论及相转论》即《文法根本三十颂》、《文字变化法则》即《文法性别用法》等语言文法著作8种，今幸存《三十颂》和《性入法》两种，既是最早的藏文文法经典，又是教科书。吞弥·桑布扎不仅在语言学、文字学和文法学上颇有建树，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翻译了《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十善经》、《般若十万能颂》、《宝云经》、《宝箧经》等二十多部梵文经典，开了藏译佛经的先河。有很多译经后来被人收入在《大藏经·甘珠儿》中。译自天竺、汉地、尼婆罗、克湿弥罗和于填等地的佛教经典著作和各种文化论著被译成藏文，使之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知识。
史载，吐弥创制藏文后，藏族地区开始掀起学习藏文的热潮。连松赞干布也拜他为师，在玛如宫潜心学习藏文，同时也翻译、学习、借鉴许多印度和汉地的文化，开启吐蕃人的智慧，同时哺育造就像噶尔东赞等一批杰人志士，松赞干布也因此有可能创立 “三十六制”等国家大法。
人物故居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吞巴乡吞巴村景色较美，古树参天，溪流潺潺，草地柔软如毯，鸟鸣之声此起彼伏。此地至今还保留着传说是吞弥·桑布扎发明的藏香、藏纸和雕版制作工艺。这都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制作方式，千余年延续。
吞弥·桑布扎故居始建于1300多年前的吐蕃松赞干布时代。当年吞弥·桑布扎功成回乡后，利用吞巴乡丰富的水利资源，发明了木制的水车来磨制藏香的原料柏木，水车旁堆着磨盘大的橙黄色柏木泥，柏木泥制成砖晾干后，就制成藏香的原料了。而吞巴人也因为有了水车，制出了有名的“尼木藏香”，它与“雪拉藏纸”和“普松木刻雕版”合称为“尼木三绝”。
20世纪60年代中旬该故居曾改为办公场所，期间遭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同时由于年代久远有多处壁画和内部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故居内仅剩几处残缺但极具史料价值的壁画，内部设施所剩不多。以前故居内有三座及屋顶的水转经筒，绘有松赞干布、吞弥·桑布扎、十二因缘图，21尊度母、观音以及故居效果图等丰富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壁画。
吞巴景区藏香工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吞弥·桑布扎故居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吞巴国家级森林公园已获批成立，吞巴河谷藏香原产地旅游景区项目也已启动。
设纪念馆
吞弥·桑布扎（吞弥·桑博扎）纪念馆中央设立吞弥·桑布扎/吞弥·桑泊扎的塑像。走廊壁画上用藏文印刷体书写由吞弥编著的《文法根本三十颂》、《添性论》以及《文法三十颂集精》，《解释文法疑难之鉴》等名著。
馆内的一组组壁画，集中反映了吐弥桑泊扎的不朽业绩。如吞弥降生之地、奉赞布之命惜别拉萨前往天竺求学、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天竺后拜婆罗门大师黎敬/利敬（又译为李谨、利谨)等多名班智达为师努力学习梵文和语言、敬重佛法、刻苦学习的艰难历程，受到赞普的热烈欢迎和高度敬重。为了带动臣民学习藏文、赞普拜吞弥为师，在古卡尔玛如堡（今帕崩岗寺）潜心学习三年，掌握了新藏文后向臣民颁布了第一道政令。二楼中央设有松赞干布和他的三个爱妃芒萨赤嘉，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的塑像。
人物评价
吞弥根据梵文的五十字母创制藏文，最终成为四个元音字母及三十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藏文。三十个字母是盏盏明灯，照射出道道文明之光。吐蕃由此结束了刻木结绳的时代，吐蕃的文化开始有了质的飞越。 吞弥创制的藏文千百年来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至今绵绵不绝。有了文字，才使藏文化根系发达而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大昭寺法王殿中在松赞干布的坐像旁，除了他的两位著名的妃子外，还塑有两位重臣的像，其中一人正是吞弥·桑布扎。千千万万的朝圣者仍然在向他表达着深深的敬意。 吞弥的像供奉在大昭寺里，说明后人给予他了极高的殊荣，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
虽然当今学术界对藏文的创制年代有种种的说法，甚至质疑 吞弥·桑布扎的贡献，但这仍然动摇不了吞弥的历史地位，因为后人绝不会把一个毫无建树的人供奉在神圣的大昭寺里。而年代较早的敦煌吐蕃文献中，明确说到吐蕃的文字出现于松赞干布时代，这是可信的。
吞弥·桑布扎是藏族社会早期的一位伟大的语言文字学者和翻译家，他的名字连同他的不朽的业绩将载入史册并为后人所景仰。 吞弥·桑布扎作为藏文字的创造者，已经成为广大藏族人民的偶像和崇拜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主题。 吞弥·桑布扎，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名字。
文学
藏族文学丰富多彩，包括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在数量上居中国少数民族前列。《格萨尔王传》是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它是已知世界上最长的说唱史诗；藏族文学经典《仓央嘉措情歌》也已享誉世界
格萨（斯）尔，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地区地方传统民间文学。
格萨（斯）尔主要描写了雄狮国王格萨尔以大无畏的精神率领岭国军队南征北战，降伏妖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使百姓过上安宁日子，晚年重返天国。史诗熔铸了神话、传统民歌、格言俚语，具有雄浑壮丽、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
2006年5月20日，格萨（斯）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Ⅰ-27。 2009年，格萨（斯）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服饰
藏族男性服饰分勒规（劳动服饰）、赘规（礼服）、扎规（武士服）三种；妇女服饰在节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仪礼时的服饰变化较大，节日服饰都较平时着装富丽、盛重。
现在，很多藏胞家庭的衣橱中增添了西装、夹克等现代服饰，反映了藏族人民新的服饰情趣。但是，不少人在节日时仍然保持着传统着装。
2019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认定海南州文化馆、门源回族自治县文化馆、普兰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措美县文化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文化和旅游局、西藏那曲市安多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局、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文化和旅游局、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化馆获得“藏族服饰”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历史渊源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
吐蕃时代
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妥妥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圆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曾提到："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纹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织的，花纹图象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
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珰（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圆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其铠甲多为钢片甲，是用细皮条串结钢片而成，串结方法颇为复杂，武器中的盾牌，系用藤条编织为圆形，直径八十厘米，正面镶有铜质加固件，铜件上雕刻有细密的纹饰，故亦可谓是铜饰件，背面有四个铜环，环间可用皮条相连，作握柄之用，无论这些服饰和兵器，是西藏本地生产，还是外来流入，都说明其时西藏的武士服饰已具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朝
元代，西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西藏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藏语意为莲花纹样的蒙古袍）。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顶围穗蒙古帽）等等。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西藏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明朝
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裀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西藏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西藏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西藏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西藏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西藏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姓名
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分封有功之臣以领地和封号，人们便把领地名冠在自己名字之前，以显示自己是有地位的世家。如：涅·赤桑羊顿、吞弥·桑布扎等等。七世纪以后，佛教在西藏盛行，一切都被染上佛教的色彩，人们的名字也喜欢去请活佛来起。
一个僧人或活佛，如果上升到上层僧职，他的名字便要加上僧职或封号。如：堪布·伦珠涛凯，堪布是僧职，他自己的名字叫“伦珠涛凯”；又如：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他的名字是“却吉坚赞”，“班禅额尔德尼”是封号。活佛的名字前面，一般相应的加上寺院或家庙的名字，如东嘎寺的活佛洛桑赤烈，全称叫“东嘎·洛桑赤烈”；又如热振寺的活佛多吉才仁，全称叫“热振·多吉才仁”。
一般平民的名字没有姓，只有名，名是四个字，如“多吉次旦”、“单增曲扎”等。为了称呼方便，人们只用两个字来简称，如“多吉次旦”简称“多吉”、“单增曲扎”简称“单曲”。用一、三两字或前两字、或后两字作简称的较常见，但没有见用二、四两字作简称的。
平民起名字，都有一定的含义，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愿望。一种是用自然界的物体做自己的名字的，如：达娃（月亮）、尼玛（太阳）；也有用小孩出生的日子作为名字的。
藏历
藏历是藏族先民所创造的属于藏族的历法，它不同于汉族的历法，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藏历有三大元素，包括藏族文化固有的物候历，由印度引进的时轮历，与及由汉人引进的时宪历。是藏族文化中最富有价值的一种民间文化。现有史可证的藏族历书，最早出现在13世纪（元朝），到19世纪，藏族历书的编定已经趋于完善。
藏历是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四季，以冬、春、夏、秋为序，全年354日。12个月以寅月为岁首（岁首与今《夏历》同），以月球圆缺周期为一个月。大小月相间，大月30日，小月29日。一个闰月，用来调整月份和文殊金轮季节的季节的关系。置闰时间，又与农历有所不同。
由于受到汉历的影响，从9世纪以来，藏历也一直采用干支纪年法，不同之处是以五行代替十干：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以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即子为鼠、丑为牛……依此类推。譬如农历的甲子年，藏历就叫木鼠年。干支60年一循环，藏历叫“饶琼”，与内地“六十花甲子”相近，这反映了汉、藏两族历法的渊源关系。此外，藏历还设24节气，对西藏地区作中长期天气预报，对五大行星运动和日月食也作预报。
藏医
《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
藏医是藏民族医药学的简称。藏民族医药科学可谓相当发达。藏医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吐蕃时期已形成体系。在藏王赤松德赞在位期间，藏医药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藏医学鼻祖宇妥·元丹贡布在集古代藏医的基础上，吸收四方医学精华，编著了《四部医典》。
藏医诊断主要为问诊、望诊和触诊等。藏医一般将疾病分为寒症和热症。治疗方法有催吐、攻泄、利水、清热等，除了内服药外，还有针灸、拔罐、放血、灌肠、导尿、冷热敷、药物酥油烫、药物浴等。藏药约有1,000余种，常用的基本有400种，多采用成药。
藏医对人体构造有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在各种传统医学体系中可谓独树一帜。按照藏医学说，人体有七种基础物质和三种秽物。这七种物质为食物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和精液。这七种物质都是有形的物质，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而三种秽物则是指粪便、尿液和汗液。
藏医认为，全身共有骨头360块，其中脊椎骨28块，肋骨24条，牙齿32颗。四肢大关节有12个，小关节有210处。韧带16处，头发有21,000根，汗毛孔有1,100万。藏医认为，人体有一系列管线系统。其中的白脉十分重要，《四部医典》对此有一段描述，说“从脑部脉的海洋里，像树根一样向下延伸，司管传导的水脉有十九条。”还有像丝线一般的连接脏腑的脉等，这与现代神经的概念颇相一致；而藏医所说的黑脉，认为它像树枝一样，有的与脏腑相连，有的与皮肤肌肉相连，其分支有大干脉，有小脉700条，更有微细的脉道遍布全身。这里所说的“黑脉”似乎并非仅指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