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研究出炉：一包18.69元的烟 税收约占5成，成本约占3成，利润约占2成 日前，“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召开。对外经贸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榕领衔团队，对烟草行业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农业环节到生产环节、批发环节到零售环节作了一个全面的财务分析，剖析了一包卷烟在各环节的税收、成本与利润构成，并结合消费税改革方向，提出进一步提高卷烟税收与价格的可行性与提税空间。 研究用烟草行业公开数据算出，2020年，一包烟加权平均零售价格是18.69元，其中不含企业所得税和国企上缴利润的税收占比达48.4%，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水平，成本占比为32.74%，利润占比为19.90%。由此得出一包烟成本利润率为61%，远高于2021年中央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7.1%。 与会专家指出，在国际上比较，包括发展中国家，中国烟价和烟税大大偏低。 计算显示，吸烟者每吸一包18.69元的烟，平均消费0.52元的烟叶，为烟农贡献毛收入0.45元，为烟草行业职工发了0.87元不包括福利在内的工资，为国家缴了9.05元的税。郑榕指出，烟农相对获利最少，而烟草行业平均薪资水平相对很高。 从计算结果来看，郑榕认为，生产环节不具备进一步提税的空间，进一步提高消费税只能在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这也符合征收环节后移的消费税改革方向。对于消费税改革，她还建议，为防止地方为税收干扰非价格控烟措施，消费税全部归中央，回归烟草消费税“寓禁于征”的初心。 背景： 消费税改革背景下 研究烟草行业提税和提价有多大空间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3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800多万人死于烟草，其中有130万人是不吸烟者，他们死于二手烟。相关研究测算显示，2018年我国烟草相关疾病经济负担总量为15214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7%。 世卫组织的“MPOWER”控烟措施框架中，“R”即指提高烟税，世卫组织建议为75%。郑榕团队2021年发布了《“2030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烟草税改革路径研究报告》，结论是，即使所有非价格措施都按照世卫要求百分之百做到，没有价格和税收措施，也不能达到“健康中国2030”将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到20%的目标。模型测算，要达到20%的目标，在其他非价格措施达到世卫要求的中等水平的前提下，一包烟的税占比要达到78％，平均每包烟价格要达到59元。 我国上次上调烟草税是在2015年，降低卷烟销量作用明显，与此同时国家烟草税收收入上涨。相关研究显示，2014年至2016年，卷烟零售价格平均上涨11%；卷烟销量降幅为7.8%，但其后上升；烟草税收收入涨幅为14%。 2019年9月，《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归属地方。如应用于烟草品目，这两大改革方向将为控烟整体局面增加复杂性和难度。不过，在目前消费税立法整体进展不大的背景下，有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专家指出，“基数归中央，增量归地方”并没有完全定下来，尤其是是否应用于烟草品目。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该项措施提出“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 “之前的研究是一个必要性研究，我们现在做的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可行性研究，在消费税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提税和提价应该提在什么样的环节，有多大的空间。”郑榕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 据介绍，该研究覆盖2013-2020年，数据全部来自于烟草行业自己公布的数据，包括烟草年鉴、行业会议报道、国家统计局等公开发布的数据。研究运用财务分析方法，分析了全产业链中每一个环节，用全产业成本费用总额、利润总额、税收总额，分别除以卷烟总产量，分别得到平均一包烟的成本与费用、利润、税收。成本费用为营业成本加上3项费用，利润为营业收入减税金和成本费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部分与一般理解的烟草行业贡献的税收不同，不含企业所得税和国企上缴利润，两者含在利润部分，这对占比计算影响很大。有财税专家提示，这关乎提高消费税的可行性以及落地方案。郑榕指出，这是因为两者不会影响烟草制品的价格，这也是世卫组织的烟草税占比计算口径中有争议的部分。 郑榕强调，提税的目的是提价。我国2005年那次上调烟草税没有影响烟草零售价格，因为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维持烟草批发价格不变，用调整批发毛利率消化掉了提税。 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指出，近年来烟草行业公开的数据越来越少，透明度不够。 一包18.69元的烟包含什么？ 税收约占5成 成本约占3成 利润约占2成 研究算出，2020年，一包烟加权平均零售价格是18.69元。其中，税收占比达48.4%，成本占比为32.74%，利润占比为19.90%。年全行业零售总额由年全行业批发销售总额按10%的利润率推算而出。  [color=var(--tag-t3)]▲2020年平均一包烟的成本费用总额6.12元在各环节的分布（各环节成本均已扣除购进成本） 这样算来，一包烟成本利润率为61%，意味着烟草行业每投入1元成本，能够获得0.61元的主营业务利润，这远高于2021年中央企业平均成本费用利润率7.1%。 对于2020年一包烟的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48.4%，郑榕指出，这不仅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水平，也低于基于我国烟草税制和市场结构计算出来的理论税负水平54%，说明我国烟草制品不仅有进一步提税的空间，也有进一步加强征管，提高“应收尽收”征管效率的空间。 从变化趋势来看，2013年-2020年，一包烟加权平均零售价格在持续增加，由14.26元持续上涨到18.69元，其中只有2015年是提税提价。其他年份，一方面是因为中高价位烟市场份额扩大、低价位烟市场份额萎缩，另一方面，研究团队持续追踪发现，各地比较畅销品牌和规格的价格在提升，尤其是最近两三年。 税收占比方面，2013-2018年税收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2015年因为税收明显提升，达4个百分点，2018年以后略有下降，主要是受增值税税率降低的影响，但下降幅度微小。 成本费用占比方面，2013-2020年，一包烟中成本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因为提税挤压下降了3个百分点，之后保持在33%左右。 利润占比方面，2013-2020年一包烟利润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2016年下降2个百分点，之后保持在19-20%的水平。可以看出，税收占比和利润占比呈现对称结构，此消彼长。 一包烟的税收构成： 65%为消费税 24%为增值税 烟叶税为1% 研究表明，从税的构成和分布来说，一包烟在农业环节征收烟叶税，生产环节与批发环节征收消费税、增值税、城建及附加税，零售环节征收增值税、城建及附加税。消费税是一种调节税，对烟草这样的特定消费品专课，目前为中央税；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烟叶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分别应缴的城建及附加税为地方税。通常所说的提高烟草税就是提高消费税率，而烟草制品增值税率随着近年增值税率全面下调而下调。 具体分析2020年一包18.69元的烟9.05元的税收总额中，从征收环节分布来说，70%分布在生产环节，26%分布在批发环节，零售环节和农业环节仅分别占3%和1%；从税种分布来说，65%为消费税，24%为增值税，10%为消费税和增值税分别应缴的城建及附加税，仅1%为烟叶税，不到1毛钱。可以看到，税主要在生产环节、主要以消费税的形式征收。 纵向比较在每个征收环节内部税种的分布，在生产环节与批发环节消费税均是占比最大的税种，超过一半；横向比较在每个税种内部征收环节的分布，消费税、增值税、城建及附加税都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其中消费税75%在生产环节征收，15%在批发环节征收，显示税负在烟草行业内部工商分布不均。 一包烟的收入分配： 4毛5给烟农 8毛7给烟草职工 从成本构成和分布来说，2020年一包18.69元的烟6.12元的成本费用总额中，50%分布在生产环节，32%分布在批发环节，零售和农业环节各占8.5%。其中在生产环节，烟叶成本为0.52元，占总成本的9%，占烟价的2.7%。 “吸烟者吸烟获得的效用和满足就是来源于所吸的烟叶，这样来看边界溢出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吸烟的健康经济负担很重。”郑榕说。 郑榕特别提到，在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烟草行业人工成本占去很大一块。数据显示，中国烟草总公司2019年平均工资是18.67万元，且不包括住房补贴等福利，而综合福建200户烟农入户收入调查和文献，2019年烟农户均收入5.3万元。比较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牧渔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不同口径，可以看到中国烟草总公司薪资水平遥遥领先。 以行业平均工资18.67万元计，根据2019年全国烟草行业总职工55万人、年产量23642.5亿支的数据，平均下来每包烟有0.87元用来支付不包括高福利在内的烟草行业人员工资，占总成本的15%，占烟价的4.6%。2019年烟农100万户，平均每户烟农从一包烟中获得的毛收入仅为0.45元。 郑榕认为，烟农是在整个产业链中属于相对获利最少、最弱势的群体。这0.45元还包括烟农在种植过程中所有物料成本和时间成本，如果把时间成本按社会平均工资计，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她建议大幅提高烟叶收购价格，从源头推动卷烟零售价格提高。不过，这一建议在会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从利润分布来说，2020年一包18.69元的烟3.7元的利润总额中，26%分布在生产环节（0.96元），41%分布在批发环节，33%分布在零售环节。 建议： 征收环节后移，全部归中央 回归“寓禁于征”初心 综上，郑榕认为，生产环节不具备进一步提税的空间，只有不到1元钱，进一步提高消费税只能在批发环节或零售环节，这也符合征收环节后移的消费税改革方向。 发布会还探讨了征收环节后移带来的影响。郑榕指出，税源从产量转换为销量，“基数归中央，增量归地方”将促使地方政府的追求从生产配额规模和结构转为烟草销量，从多建烟厂转为多卖烟，由此干扰非价格控烟措施的落地和实施。为此，郑榕的建议是，消费税全部归中央，回归烟草消费税“寓禁于征”的初心。 郑榕进一步指出，从地方政府动力转变看来，消费税改革方向的两项措施落地后，反过来将促进烟草行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进一步降低行业生产成本，提高烟草行业整体成本利润率，这意味着生产环节也将具备进一步提税的空间。 “消费税的两个改革方向实际上是契合烟草行业利益的，从烟草行业发展来看，这个政策落地以后就没有必要每个省都设自己的烟厂，生产集中到几个大的生产基地，从全国层面来看多卖烟就好。”郑榕还对烟草行业个体生产企业作了财务分析。例如，一包烟单位成本最高的是北京卷烟厂、最低的是云南玉溪卷烟厂，单位利润最高的是偏向生产高档烟的深圳卷烟厂。 北京市控烟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崔小波表示，以北京为例，是否税源确实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控烟措施决策，因此消费税全部归中央有利于减少地方控烟阻力。此外，提高烟草税、烟价，主要影响的是收入较低者和青少年等价格敏感人群的消费行为，所以烟民结构会改变，总数量会减少，而整体上烟草产业总利税不会下降。 与会专家都指出，烟草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建议课征的高烟草税有专门用途，投入卫生、环境等。 一位财税专家指出，我国消费税特别是烟草消费税，征收目的是纯财政收入，还是“寓禁于征”，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多探讨的空间。这个问题还涉及烟草业的利润上缴，还涉及整个收入的用途，是一般用途，还是用于专项如医疗保健支出。整个问题会在实践中影响到中央与地方政府控烟的态度和力度。 一位卫生经济学专家指出，对于提高烟草税，既要算财政和居民收入的“经济账”，也要算“健康账”。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吴阳 北京报道 编辑 彭疆 责编 邓旆光 https://new.qq.com/rain/a/20231103A04OLO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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