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私立麦伦中学初名麦伦书院，是一所教会中学。据校史载：“民国纪元前六十九年英国伦敦会派遣麦博士来华宣教，纪元前十三年本校始创命名‘麦伦书院’即以纪念博士。”[]建校初期以宣传“基督救世”为宗旨。民国16年（1927年）前，先后由６位英国人任校长。民国16年后首任华人校长夏晋麟就职，向本市教育局呈请立案，改称私立麦伦两级中学。民国20年，夏晋麟离职后，沈体兰就任为校长。
沈体兰（1899-1976），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青年时期加入基督教，长期致力于基督教事业的传播和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11年4月沈体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同年，受青年会全国协会之聘，任学校组干事。民国16年与吴耀宗等发起组成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委会，是20年代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沈体兰担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的期间，提出“科学、民主、进步”的办学指导思想，对麦伦中学锐意改革，使其被誉为当时的“民主堡垒”。
沈体兰在组织、设备、教学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大力推行新的办学方针和制度。组织方面制定组织大纲及行政系统，修订教务大纲、训导大纲及各项规则公约。学制方面，撤初中预科增设各项选科，改学分制为绩点制，注重操行及课外作业；设备方面，就原有校舍添设图书馆、博物室、健身房、童子军团部，艺术教室会议室，游艺室，疗养室，合作社等，增开篮球场排球场田赛场，添设疗养室；新建科学馆体育馆及卫生场所。体育方面，民国19年增设体育课程，童军训练，二十年又开始高中部军训，二十三年体育委员会成立。宗教方面，立案前，每周设有宗教课程，学生须参加早祷、礼拜和主日学，学校成立青年会；立案之后，于学生之中组织兄弟会，宗教仪式自由参加，取消宗教课程，添设宗教选科。自由参加礼拜。学生校外活动可以参加上海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以及青年会所召集之各种退修会及春令夏令秋令冬令等会并国际夏令营等。学校随时派遣学生与教会合作进行服务工作，例如，麦伦中学基督徒学生曾与天乐堂合作，在董事和牧师的指导下，在堂内创设民众书报阅览室、识字班、问字处。推广事业上，先后设立民众学校、补习学校，组织假期服务团。民国24年创设民众学校分校办理暑期识字学校。沈体兰对麦伦中学一系列改革措施反映了其对中等教育如何办学的想法。
沈体兰的办学思想。
第一，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沈体兰把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进步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并把思想品德、政治素质的培养贯穿于全部教、学、做的活动之中。在一九三三年校务会议上，沈体兰制订了下列原则:(1)建立高尚思想(2)养成社会意识(3)练习集体生活，(4)实行公众服务。由此数端以适合新教育之标准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斯乃本校所负之教育使命。”这不仅否定了陈腐的死读书教育，而且赋予教育目标以时代责任感的、集体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德育新内涵。
第二，推崇民主办学。沈体兰任校长期间，学校以培养“有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之公民”为宗旨，实行一整套民主办学的措施：建立校务委员会、教职会议和各种合作委员会。学校大力倡导支持学生自治会活动组织全体学生参加各项课外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和锻炼。主要是发挥各班级级会、全校学生自治会及青年会等组织的各种社团开展活动。长期以来，曾有时事研究会、全校每周时事测验、中英文演讲比赛、文学研究读书会、剧社、歌咏队、美术、木刻社、国术测绘射击航模球队集邮等等。麦伦学生的戏剧活动与足球队、集邮展等曾闻名于沪上。这些活动不仅使各具个性的人才脱颖而出，还使全校保持了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校风，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代表，成为团结全校同学的中坚，并成长为祖国的栋梁。在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九四八年，沈校长还在校董会上阐述了学校的立场，议决了办学方针:应进一步发扬民主教育的传统并努力于民主教育之推行以贡献于新时代。麦伦始终坚持这一方针，因而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始终被誉为“民主保垒”。
第三,教育方针贯彻了全面发展和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学校规定:“本校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学业成绩、操行成绩、课外作业(指课外活动)三者均能及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并在“训导目标”上规定了要“培养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生产的知识革命的精神”。在教育方法上要求学生做到“学习工具之精熟运用，思想方法之追求探索，环境知识之理解体认，生产技术之习惯养成”。学校的章程明确规定“本校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学业成绩、操行成绩、课外作业成绩均能合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
沈体兰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利用校舍设备条件，依靠本校高初中学生，创设了民众学校、高级补习学校，以及义务学校。他在《本校之推广事业》一文中指出其意义：“使学生明了社会问题之真相，与民众生活打成一片，得公众服务之机会”，从而“使失学民众得受适当教育，使民众得进一步解决生活，使学校成为改造社会之中心。”民国21年（1932年），由沈体兰任校长的麦伦中学附设民众学校，为校近失学民众进行普通义务教育，分初、高两级，学习期初级半年、高级1年。每期招生250名，免费入学。民国25年在校学生264人，寄宿生117人。最有成效的是“推广事业”，就是利用教学条件，举办民众夜校和义务学校。义务学校以16岁以下的失学工人子弟为对象，学费全免；民众夜校以16岁以上的成人为对象，3年毕业，相当于小学毕业程度。另有补习学校是为民众学校的毕业生要求继续深造而举办的，实行实践课程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民校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由麦伦中学在校高年级学生担任。例如民国22年（1933年）起，麦伦中学开办高级补习学校，招收16-30岁的成人，不分男女，授以初一至初三的基础知识，每学期收费3-5元，每期招生120名，由麦伦中学教师和高中优秀学生上课，附近失学青年和工厂工人，特别是纱厂女工都慕名而来报名入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193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刊载麦伦中学开办识字学校的新闻：“此次本市推行识字教育，该校即遵令成立识字教育服务团，由中学部及附设高级补习学校优秀生三十余人加入服务，计成立识字学校十二所，学生达八百余人。”[]
为了提高学生教学能力，暑假中学校专门举办短期师范班，由麦伦中学师生授课，学生把参与授课作为一项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因而踊跃参加。民校每届毕业生都举行隆重典礼，请各界人士参加。民国25年(1936年）曾设了五个分校。民国26年，共有9届420余人毕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战时教育中之中学生动员，沈体兰认为，“有人以为战时最要紧的是军事动员和经济动员，但教育动员也是战时的基本工作，尤其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不能只管把教师和学生都放在教室里上最后一课，我们不仅要动员全体教育者，更要动员受教育的学生，使他们去教育并且动员广大的民众。中学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在最重要的阶段，在救亡运动历史上也曾经是最有力的一环，对于战时教育不应当消极的接受，而应当积极的参加和推动。中学生对于抗战所负的使命，主要的是战时教育……”[]民校在抗日战争期间仍坚持办学，至民国30年（1941年）年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被迫停办。
第四，推崇爱国主义。沈体兰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有正风、麦伦、惠平、爱国、中国、务本、培明、充实、光实、光华附中等。其中正风中学校长胡昌治、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中国女中创办人罗叔章，都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人士，他们公开宣传抗日，聘请进步教师，支持并保护学生爱国活动，经常邀请爱国人士来校讲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各中高等学校纷纷响应，麦伦中学师生积极邀约爱国女中等组建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12月17日，由正风、麦伦、爱国女中等校发起，在正风中学成立了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简称‘中学联’，领导中等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麦伦中学会同40余所大中学校6000余名师生联合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华北军政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出兵收复失地。
在国难深重的抗战前夕,沈体兰以强烈的爱国精神提出学校“要培植为公道牺牲，为大众奋斗的勇士。学生为国家之命脉如何使成为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全校都实施了“国难时期训练方案”和以国防教育为内容的各种训练活动。此外，他坚持在每周一周会课上亲自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并邀请著名的学者、爱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来校作报告，如郭沫若、翦伯赞、沈钧儒、马寅初、雷洁琼、陈鹤琴、林汉达和文幼章等。民国２６年中共中央派刘晓来上海开展工作，化名林庚汉在校任教，向师生们传授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还在学校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到上海解放时，麦伦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展了近百名党员。
抗战期间，麦伦中学的一些毕业生先后投奔抗日革命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伦中学改为补习社，部分师生去内地并参加江西赣县的基督教联合中学，前后共3年余。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麦伦中学先在虹口办初中班，作为过渡，民国36年夏迁回原址，恢复全日上课。解放战争时期，麦伦中学学生还积极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 “五·二〇学生运动”，参与“反美扶日”的斗争和“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上海解放前夕，麦伦中学成为提篮桥地区中共地下党的战斗指挥部，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使学校免遭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破坏。上海解放时，学生们还制作了大批横幅，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好接管工作。1953年，麦伦中学改名为继光中学，其含义：一是纪念抗美援朝的英雄黄继光，二是传承麦伦中学的优秀文化和红色革命传统。
沈体兰的爱国行动
沈体兰对麦伦中学的改革，正是其本人爱国救亡思想的折射。在青年时期，沈体兰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宣传活动，被推选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会长。1922年，沈体兰赴北平接受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聘任，并发起创办世界学会，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至1929年，沈体兰在英国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读研究生，发表了英文著作《新中国的黎明》，受到国内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归国后，结识了中共党员浦化人和胡也频，从他们那里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常和他们探讨中国民主革命问题，共商开展革命文化的大计。
1931年，沈体兰应聘担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是年9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沈体兰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校长会议，在会议上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救亡图存，抗日救国。回到上海后，他又积极与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联络，与爱国人士陈已生、吴耀宗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与沈钧儒、阎宝航发起组织东北社，与李公朴、章乃器发起组织时社。他还积极组织部署抵制日货运动和备战工作。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沈体兰与吴耀宗、刘湛恩、刘良模等人共同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12月19日带领麦伦学生参加请愿游行。和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拟订《国难教育方案》。1937年“八·一三”战事后，沈体兰积极靠拢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机构——中共驻沪办事处，邀请美国作者斯诺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介绍西北苏区之行的见闻，并筹款出版了《西行漫记》。1938年他加入了由宋庆龄女士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1938年冬至次年夏，作为其代表赴印度、英、美等国，在印度与尼赫鲁进行座谈，在英国伦敦多次参加“人民之友”社的座谈，并在牛津大学作了《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演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中国留学生夏令营开营典礼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讲，并会见美共人士，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归国后，和吴耀宗组织在沪国际进步友人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
抗战胜利后，沈体兰在成都与张友渔、吴耀宗及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等人组织大学教授联合会，指导成都学生的民主运动。1946年夏回到上海，继续担任麦伦中学校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和周谷城、张志让、马寅初、叶圣陶等人在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组织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1947年3月，他又与马寅初、孙起孟发起组织“上海市教育者人权保障会”，联合28位民主教授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5月，与张志让等9位教授会见市长吴国祯，要求释放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捕的学生。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上海召开所谓“民意调查”座谈会，沈体兰在座谈会上仗义执言，批驳了魏德迈的谬论，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沪演讲时，他不畏强权，质询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
上海解放后，沈体兰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体委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常委等职。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1976年6月病逝上海，享年77岁。
结语
青年时期的沈体兰先生先后经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战事不平，国家不定，促使他决心从事教育工作，为民主进步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抗日战争时期，他奔波各地宣传团结御侮救国主张，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的革命活动中。在其影响下的麦伦中学也不断发展。上海私立麦伦中学自1898年建校，一直坚持通识教育之主旨，凭藉优良的学制和严格的管理不断发展，尤其在沈体兰任职期间，学校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爱国救国思想的培养，支持学生们参加的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在战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学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在沪上乃至全国都赢得了赫赫之声誉，使得麦伦中学不仅成为上海知名的中学，还成为有着革命传统的红色学府。它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无数革命有志人才，对促进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沈体兰（1899-1976），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在英国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青年时期加入基督教，长期致力于基督教事业的传播和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11年4月沈体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同年，受青年会全国协会之聘，任学校组干事。民国16年与吴耀宗等发起组成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委会，是20年代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沈体兰担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的期间，提出“科学、民主、进步”的办学指导思想，对麦伦中学锐意改革，使其被誉为当时的“民主堡垒”。
沈体兰在组织、设备、教学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大力推行新的办学方针和制度。组织方面制定组织大纲及行政系统，修订教务大纲、训导大纲及各项规则公约。学制方面，撤初中预科增设各项选科，改学分制为绩点制，注重操行及课外作业；设备方面，就原有校舍添设图书馆、博物室、健身房、童子军团部，艺术教室会议室，游艺室，疗养室，合作社等，增开篮球场排球场田赛场，添设疗养室；新建科学馆体育馆及卫生场所。体育方面，民国19年增设体育课程，童军训练，二十年又开始高中部军训，二十三年体育委员会成立。宗教方面，立案前，每周设有宗教课程，学生须参加早祷、礼拜和主日学，学校成立青年会；立案之后，于学生之中组织兄弟会，宗教仪式自由参加，取消宗教课程，添设宗教选科。自由参加礼拜。学生校外活动可以参加上海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以及青年会所召集之各种退修会及春令夏令秋令冬令等会并国际夏令营等。学校随时派遣学生与教会合作进行服务工作，例如，麦伦中学基督徒学生曾与天乐堂合作，在董事和牧师的指导下，在堂内创设民众书报阅览室、识字班、问字处。推广事业上，先后设立民众学校、补习学校，组织假期服务团。民国24年创设民众学校分校办理暑期识字学校。沈体兰对麦伦中学一系列改革措施反映了其对中等教育如何办学的想法。
沈体兰的办学思想。
第一，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沈体兰把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进步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并把思想品德、政治素质的培养贯穿于全部教、学、做的活动之中。在一九三三年校务会议上，沈体兰制订了下列原则:(1)建立高尚思想(2)养成社会意识(3)练习集体生活，(4)实行公众服务。由此数端以适合新教育之标准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斯乃本校所负之教育使命。”这不仅否定了陈腐的死读书教育，而且赋予教育目标以时代责任感的、集体主义的为大众服务的德育新内涵。
第二，推崇民主办学。沈体兰任校长期间，学校以培养“有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之公民”为宗旨，实行一整套民主办学的措施：建立校务委员会、教职会议和各种合作委员会。学校大力倡导支持学生自治会活动组织全体学生参加各项课外活动,进行自我教育和锻炼。主要是发挥各班级级会、全校学生自治会及青年会等组织的各种社团开展活动。长期以来，曾有时事研究会、全校每周时事测验、中英文演讲比赛、文学研究读书会、剧社、歌咏队、美术、木刻社、国术测绘射击航模球队集邮等等。麦伦学生的戏剧活动与足球队、集邮展等曾闻名于沪上。这些活动不仅使各具个性的人才脱颖而出，还使全校保持了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校风，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代表，成为团结全校同学的中坚，并成长为祖国的栋梁。在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九四八年，沈校长还在校董会上阐述了学校的立场，议决了办学方针:应进一步发扬民主教育的传统并努力于民主教育之推行以贡献于新时代。麦伦始终坚持这一方针，因而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始终被誉为“民主保垒”。
第三,教育方针贯彻了全面发展和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学校规定:“本校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学业成绩、操行成绩、课外作业(指课外活动)三者均能及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并在“训导目标”上规定了要“培养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生产的知识革命的精神”。在教育方法上要求学生做到“学习工具之精熟运用，思想方法之追求探索，环境知识之理解体认，生产技术之习惯养成”。学校的章程明确规定“本校对学生所施之教育，于知识、行为、经验三者并重。学生之学业成绩、操行成绩、课外作业成绩均能合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
沈体兰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他利用校舍设备条件，依靠本校高初中学生，创设了民众学校、高级补习学校，以及义务学校。他在《本校之推广事业》一文中指出其意义：“使学生明了社会问题之真相，与民众生活打成一片，得公众服务之机会”，从而“使失学民众得受适当教育，使民众得进一步解决生活，使学校成为改造社会之中心。”民国21年（1932年），由沈体兰任校长的麦伦中学附设民众学校，为校近失学民众进行普通义务教育，分初、高两级，学习期初级半年、高级1年。每期招生250名，免费入学。民国25年在校学生264人，寄宿生117人。最有成效的是“推广事业”，就是利用教学条件，举办民众夜校和义务学校。义务学校以16岁以下的失学工人子弟为对象，学费全免；民众夜校以16岁以上的成人为对象，3年毕业，相当于小学毕业程度。另有补习学校是为民众学校的毕业生要求继续深造而举办的，实行实践课程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民校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由麦伦中学在校高年级学生担任。例如民国22年（1933年）起，麦伦中学开办高级补习学校，招收16-30岁的成人，不分男女，授以初一至初三的基础知识，每学期收费3-5元，每期招生120名，由麦伦中学教师和高中优秀学生上课，附近失学青年和工厂工人，特别是纱厂女工都慕名而来报名入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193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刊载麦伦中学开办识字学校的新闻：“此次本市推行识字教育，该校即遵令成立识字教育服务团，由中学部及附设高级补习学校优秀生三十余人加入服务，计成立识字学校十二所，学生达八百余人。”[]
为了提高学生教学能力，暑假中学校专门举办短期师范班，由麦伦中学师生授课，学生把参与授课作为一项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因而踊跃参加。民校每届毕业生都举行隆重典礼，请各界人士参加。民国25年(1936年）曾设了五个分校。民国26年，共有9届420余人毕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战时教育中之中学生动员，沈体兰认为，“有人以为战时最要紧的是军事动员和经济动员，但教育动员也是战时的基本工作，尤其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不能只管把教师和学生都放在教室里上最后一课，我们不仅要动员全体教育者，更要动员受教育的学生，使他们去教育并且动员广大的民众。中学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在最重要的阶段，在救亡运动历史上也曾经是最有力的一环，对于战时教育不应当消极的接受，而应当积极的参加和推动。中学生对于抗战所负的使命，主要的是战时教育……”[]民校在抗日战争期间仍坚持办学，至民国30年（1941年）年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被迫停办。
第四，推崇爱国主义。沈体兰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有正风、麦伦、惠平、爱国、中国、务本、培明、充实、光实、光华附中等。其中正风中学校长胡昌治、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中国女中创办人罗叔章，都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人士，他们公开宣传抗日，聘请进步教师，支持并保护学生爱国活动，经常邀请爱国人士来校讲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各中高等学校纷纷响应，麦伦中学师生积极邀约爱国女中等组建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12月17日，由正风、麦伦、爱国女中等校发起，在正风中学成立了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简称‘中学联’，领导中等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麦伦中学会同40余所大中学校6000余名师生联合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制止华北军政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出兵收复失地。
在国难深重的抗战前夕,沈体兰以强烈的爱国精神提出学校“要培植为公道牺牲，为大众奋斗的勇士。学生为国家之命脉如何使成为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全校都实施了“国难时期训练方案”和以国防教育为内容的各种训练活动。此外，他坚持在每周一周会课上亲自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并邀请著名的学者、爱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来校作报告，如郭沫若、翦伯赞、沈钧儒、马寅初、雷洁琼、陈鹤琴、林汉达和文幼章等。民国２６年中共中央派刘晓来上海开展工作，化名林庚汉在校任教，向师生们传授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还在学校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到上海解放时，麦伦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展了近百名党员。
抗战期间，麦伦中学的一些毕业生先后投奔抗日革命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伦中学改为补习社，部分师生去内地并参加江西赣县的基督教联合中学，前后共3年余。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麦伦中学先在虹口办初中班，作为过渡，民国36年夏迁回原址，恢复全日上课。解放战争时期，麦伦中学学生还积极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 “五·二〇学生运动”，参与“反美扶日”的斗争和“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上海解放前夕，麦伦中学成为提篮桥地区中共地下党的战斗指挥部，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使学校免遭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的破坏。上海解放时，学生们还制作了大批横幅，积极协助解放军做好接管工作。1953年，麦伦中学改名为继光中学，其含义：一是纪念抗美援朝的英雄黄继光，二是传承麦伦中学的优秀文化和红色革命传统。
沈体兰的爱国行动
沈体兰对麦伦中学的改革，正是其本人爱国救亡思想的折射。在青年时期，沈体兰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宣传活动，被推选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会长。1922年，沈体兰赴北平接受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聘任，并发起创办世界学会，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至1929年，沈体兰在英国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读研究生，发表了英文著作《新中国的黎明》，受到国内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归国后，结识了中共党员浦化人和胡也频，从他们那里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常和他们探讨中国民主革命问题，共商开展革命文化的大计。
1931年，沈体兰应聘担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是年9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沈体兰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校长会议，在会议上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救亡图存，抗日救国。回到上海后，他又积极与上海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联络，与爱国人士陈已生、吴耀宗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与沈钧儒、阎宝航发起组织东北社，与李公朴、章乃器发起组织时社。他还积极组织部署抵制日货运动和备战工作。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沈体兰与吴耀宗、刘湛恩、刘良模等人共同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12月19日带领麦伦学生参加请愿游行。和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拟订《国难教育方案》。1937年“八·一三”战事后，沈体兰积极靠拢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机构——中共驻沪办事处，邀请美国作者斯诺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介绍西北苏区之行的见闻，并筹款出版了《西行漫记》。1938年他加入了由宋庆龄女士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1938年冬至次年夏，作为其代表赴印度、英、美等国，在印度与尼赫鲁进行座谈，在英国伦敦多次参加“人民之友”社的座谈，并在牛津大学作了《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演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中国留学生夏令营开营典礼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讲，并会见美共人士，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归国后，和吴耀宗组织在沪国际进步友人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
抗战胜利后，沈体兰在成都与张友渔、吴耀宗及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等人组织大学教授联合会，指导成都学生的民主运动。1946年夏回到上海，继续担任麦伦中学校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和周谷城、张志让、马寅初、叶圣陶等人在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组织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1947年3月，他又与马寅初、孙起孟发起组织“上海市教育者人权保障会”，联合28位民主教授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5月，与张志让等9位教授会见市长吴国祯，要求释放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捕的学生。美国特使魏德迈到上海召开所谓“民意调查”座谈会，沈体兰在座谈会上仗义执言，批驳了魏德迈的谬论，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沪演讲时，他不畏强权，质询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
上海解放后，沈体兰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体委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常委等职。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1976年6月病逝上海，享年77岁。
结语
青年时期的沈体兰先生先后经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战事不平，国家不定，促使他决心从事教育工作，为民主进步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抗日战争时期，他奔波各地宣传团结御侮救国主张，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的革命活动中。在其影响下的麦伦中学也不断发展。上海私立麦伦中学自1898年建校，一直坚持通识教育之主旨，凭藉优良的学制和严格的管理不断发展，尤其在沈体兰任职期间，学校强调教育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爱国救国思想的培养，支持学生们参加的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在战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学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在沪上乃至全国都赢得了赫赫之声誉，使得麦伦中学不仅成为上海知名的中学，还成为有着革命传统的红色学府。它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无数革命有志人才，对促进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