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甘肃兰州歌舞剧院编创了四幕民族舞剧《大梦敦煌》,尽显博大精深的莫高窟石窟艺术与浓郁的佛教文化。在世人心目中,“千手观音”这一莫高窟中的经典壁画形象已然成为敦煌文化的典型代表。
“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
发愿后,观音果真化成千手千眼之相,并且十方大地为之震动,十方诸佛亦都放出无量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千眼遥观,千手接应”,象征着观音能观众生之苦,济众生之难。
从历史上看,中国现存千手观音(或千眼观音)最早的创作,可以追溯到洛阳的龙门石窟。到盛唐之后,“千手观音”流行的中心转移到河西走廊一带。据敦煌研究院调查统计,莫高窟现存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近40个。譬如,盛唐时期完成的莫高窟第148窟东壁甬道上方绘有《千手观音经变》。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千手观音像之一。但莫高窟第3号窟才是莫高窟现存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因该洞窟集中表现观音思想,故通称为“观音洞”。
在这个洞窟的南北两壁上,分别绘制了一幅《千手观音经变》。两幅画皆内容丰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两幅画中的观音形象。准确地说,3号窟壁画上的观音,是“十一面千手观音”。南壁观音在其正面耳廓后各有两面,头顶发髻上排列有七个小面,一正面二半侧面四侧面,其中中间比较大的是一个恶面,恶面上面是一个“佛面”,与举过头顶的化佛叠加在一起,好像一座小塔。北壁观音第一层五面、第二层五面,最上层一佛面。除佛面外,观音的所有脸面都有三眼。左右共有42只大臂手,或胸前合十,或上举、曲弯、直垂,或捧钵、持杨枝、握净瓶等。臂手的关节、臂肩的结合都恰到好处。其余千手的手掌心都有一眼,巧妙地组成圆轮形法光,产生千手千眼、无穷无尽、佛光闪耀、法力无边的效果,而且使人感到美而不怪异。另外,如果仔细观看,每条手臂均出自观音的身体,排列非常精妙自然。
那么,这幅《千手观音经变》,究竟是何人所画呢?
说起来,莫高窟的大部分壁画里,其实看不见画师的署名。究其原因,古代的画匠和塑匠属于“百工”之列,并不受社会重视。能够史上留名的古代画家,大多在“画家”之外另有一个官员身份。譬如东晋时代的大画家顾恺之,当过随从于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的散骑常侍,这是当时典型的“清要之官”——地位重要而又不用承担实际责任的官职。至于唐代画家阎立本、吴道子也做过朝廷的命官,阎立本甚至还当过唐朝的宰相。
莫高窟还有其特殊情况,用现代术语说,敦煌石窟的营建过程中,画匠只是“乙方”,出资开凿洞窟的“供养人”才是“甲方”。因此,只有“供养人”才有资格将自己名字写作莫高窟的题名里。作为受雇于人的画师,显然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是甲方乙方之间最基本的规矩。不仅如此,许多家族营建的洞窟带有家庙性质,往往会将逝去的先祖名字也算作“供养人”,在洞窟壁上绘有供养人像。这就暗示后世还要来这里做法事和瞻仰自己的先祖。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壁画上留有画匠的名字或形象,当后世子孙磕头行礼的时候,等于也把不相干的画匠当成祖宗拜了,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留下姓名的莫高窟画师自然少之又少。但莫高窟第3窟比较特殊。在这个洞窟主室西壁龛南侧墨书“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息愿□□□”一行,而龛北侧观音像右下则墨书“甘州史小玉笔”一行。“甘州”就是今天的张掖,在敦煌以东几百千米。而从文意看,据题记最后一字“笔”,便可以理解成为名叫“史小玉”之人作画后的落墨。换言之,此题记是极为少见的洞窟画师题记。大约史小玉在绘制完成千手观音的杰作后,不甘做个无名氏,于是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字偷偷写在不起眼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莫高窟里,“史小玉”留名处还不止于名声在外的第3窟。莫高窟第7窟主室东壁门南有墨书题记为:“至正十七年正月十五日甘州桥楼上人史小玉烧香到此。”莫高窟第379窟主室东壁门南墨书题记为:“甘州史小玉烧香。”莫高窟第444窟(属盛唐时期)有两则题记,主室西壁龛内北后柱上墨书题记:“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史小玉到此。”主室西壁龛内北前柱上墨书题记:“至正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甘州桥楼(由于题记两字有些模糊,有些人也判读为‘稿囗’)上史小玉烧香到此。”如果这些题记里的“史小玉”同为一人的话,那么就可以推断是史小玉在画第3窟之余,作为游人题记所写。“至正”是元顺帝年号,“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以此推论,莫高窟第3窟就当是个元代晚期洞窟,而其中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有可能就是莫高窟唯一有纪年、有画师题名的观音图像了。
不过,对于题记中史小玉的身份,学界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意见。元代时期,来访莫高窟的僧俗道众以及官吏、儒生、军士和普通信众的墨书刻写题记很多。譬如第14窟天历二年(1329)“兰州刘文秀甘州张仕达张五平安到此”,第78窟至正九年(1349)“晋宁路临分县普济院僧人满师到此记耳”。这些写法都与史小玉在第444窟留下的题记类似,说明史小玉是元代到过莫高窟的一位游客,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烧香礼佛。甚至第45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存有至顺二年(1331)的僧人题记:“僧人刘祖鸿山寺焚香礼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道高山寺记耳笔。”出现在这一句子结尾处的“笔”字显然指的只是整句题记而非作画完成。这就动摇了将“甘州史小玉笔”视为史小玉作画的证据,只能断定是他题写而已。尽管如此,如今将史小玉看作莫高窟第3窟壁画作者的做法仍是主流意见。敦煌研究院在所办“数字敦煌”网站上就写道:
“学界推断此窟壁画可能是甘州画工史小玉,在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绘制的。”
更何况,无论史小玉是不是画工,人们都不应忘记那些千百年来无数个创造敦煌艺术的无名画工、塑匠的功绩。
然而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派大将冯胜西征,“略甘肃……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但明军东还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很快重占敦煌一带。明朝遂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峡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屯兵固守,从此视沙州一带为羁縻边卫。长达千年的敦煌地区的石窟营造活动就此即告中辍。到了嘉靖三年(1524),明王朝进一步关闭嘉峪关,敦煌更是变得孤悬关外。于是,莫高窟“佛教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烟火不复昔日兴盛,原有的石窟雕塑与壁画也日渐残破。直到清代,敦煌才稍有生气,莫高窟游人渐多。康乾时人汪漋做过一首《敦煌怀古》颇为有名,其中写道,
“明代西疆止酒泉,整师嘉峪欲穷边。风摇柽柳空千里,日照流沙别一天。回鹘几能通天命,羌戎还几呈戈铤。清时代宇重开辟,感旧犹怜蔓草烟。”
千手观音
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在中国古代佛教信徒中具有广泛的信仰基础。而所谓“千手观音”,全称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在佛教教义中,它是观世音菩萨的其中一个化现。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说法,观音曾在千光王静住如来前得受大悲咒之传承,静住如来曾经为他说一“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并且要他持此咒心,于未来恶世中,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乐。观音菩萨当时听了这个咒后,发出宏大的誓愿说:“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
发愿后,观音果真化成千手千眼之相,并且十方大地为之震动,十方诸佛亦都放出无量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千眼遥观,千手接应”,象征着观音能观众生之苦,济众生之难。
从历史上看,中国现存千手观音(或千眼观音)最早的创作,可以追溯到洛阳的龙门石窟。到盛唐之后,“千手观音”流行的中心转移到河西走廊一带。据敦煌研究院调查统计,莫高窟现存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近40个。譬如,盛唐时期完成的莫高窟第148窟东壁甬道上方绘有《千手观音经变》。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千手观音像之一。但莫高窟第3号窟才是莫高窟现存唯一以观音为主题的洞窟。因该洞窟集中表现观音思想,故通称为“观音洞”。
在这个洞窟的南北两壁上,分别绘制了一幅《千手观音经变》。两幅画皆内容丰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两幅画中的观音形象。准确地说,3号窟壁画上的观音,是“十一面千手观音”。南壁观音在其正面耳廓后各有两面,头顶发髻上排列有七个小面,一正面二半侧面四侧面,其中中间比较大的是一个恶面,恶面上面是一个“佛面”,与举过头顶的化佛叠加在一起,好像一座小塔。北壁观音第一层五面、第二层五面,最上层一佛面。除佛面外,观音的所有脸面都有三眼。左右共有42只大臂手,或胸前合十,或上举、曲弯、直垂,或捧钵、持杨枝、握净瓶等。臂手的关节、臂肩的结合都恰到好处。其余千手的手掌心都有一眼,巧妙地组成圆轮形法光,产生千手千眼、无穷无尽、佛光闪耀、法力无边的效果,而且使人感到美而不怪异。另外,如果仔细观看,每条手臂均出自观音的身体,排列非常精妙自然。
谁人为画
那么,这幅《千手观音经变》,究竟是何人所画呢?
说起来,莫高窟的大部分壁画里,其实看不见画师的署名。究其原因,古代的画匠和塑匠属于“百工”之列,并不受社会重视。能够史上留名的古代画家,大多在“画家”之外另有一个官员身份。譬如东晋时代的大画家顾恺之,当过随从于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的散骑常侍,这是当时典型的“清要之官”——地位重要而又不用承担实际责任的官职。至于唐代画家阎立本、吴道子也做过朝廷的命官,阎立本甚至还当过唐朝的宰相。
莫高窟还有其特殊情况,用现代术语说,敦煌石窟的营建过程中,画匠只是“乙方”,出资开凿洞窟的“供养人”才是“甲方”。因此,只有“供养人”才有资格将自己名字写作莫高窟的题名里。作为受雇于人的画师,显然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是甲方乙方之间最基本的规矩。不仅如此,许多家族营建的洞窟带有家庙性质,往往会将逝去的先祖名字也算作“供养人”,在洞窟壁上绘有供养人像。这就暗示后世还要来这里做法事和瞻仰自己的先祖。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壁画上留有画匠的名字或形象,当后世子孙磕头行礼的时候,等于也把不相干的画匠当成祖宗拜了,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留下姓名的莫高窟画师自然少之又少。但莫高窟第3窟比较特殊。在这个洞窟主室西壁龛南侧墨书“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息愿□□□”一行,而龛北侧观音像右下则墨书“甘州史小玉笔”一行。“甘州”就是今天的张掖,在敦煌以东几百千米。而从文意看,据题记最后一字“笔”,便可以理解成为名叫“史小玉”之人作画后的落墨。换言之,此题记是极为少见的洞窟画师题记。大约史小玉在绘制完成千手观音的杰作后,不甘做个无名氏,于是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字偷偷写在不起眼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莫高窟里,“史小玉”留名处还不止于名声在外的第3窟。莫高窟第7窟主室东壁门南有墨书题记为:“至正十七年正月十五日甘州桥楼上人史小玉烧香到此。”莫高窟第379窟主室东壁门南墨书题记为:“甘州史小玉烧香。”莫高窟第444窟(属盛唐时期)有两则题记,主室西壁龛内北后柱上墨书题记:“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史小玉到此。”主室西壁龛内北前柱上墨书题记:“至正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甘州桥楼(由于题记两字有些模糊,有些人也判读为‘稿囗’)上史小玉烧香到此。”如果这些题记里的“史小玉”同为一人的话,那么就可以推断是史小玉在画第3窟之余,作为游人题记所写。“至正”是元顺帝年号,“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以此推论,莫高窟第3窟就当是个元代晚期洞窟,而其中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有可能就是莫高窟唯一有纪年、有画师题名的观音图像了。
不过,对于题记中史小玉的身份,学界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意见。元代时期,来访莫高窟的僧俗道众以及官吏、儒生、军士和普通信众的墨书刻写题记很多。譬如第14窟天历二年(1329)“兰州刘文秀甘州张仕达张五平安到此”,第78窟至正九年(1349)“晋宁路临分县普济院僧人满师到此记耳”。这些写法都与史小玉在第444窟留下的题记类似,说明史小玉是元代到过莫高窟的一位游客,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烧香礼佛。甚至第45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存有至顺二年(1331)的僧人题记:“僧人刘祖鸿山寺焚香礼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道高山寺记耳笔。”出现在这一句子结尾处的“笔”字显然指的只是整句题记而非作画完成。这就动摇了将“甘州史小玉笔”视为史小玉作画的证据,只能断定是他题写而已。尽管如此,如今将史小玉看作莫高窟第3窟壁画作者的做法仍是主流意见。敦煌研究院在所办“数字敦煌”网站上就写道:
“学界推断此窟壁画可能是甘州画工史小玉,在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绘制的。”
更何况,无论史小玉是不是画工,人们都不应忘记那些千百年来无数个创造敦煌艺术的无名画工、塑匠的功绩。
然而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派大将冯胜西征,“略甘肃……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但明军东还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很快重占敦煌一带。明朝遂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峡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屯兵固守,从此视沙州一带为羁縻边卫。长达千年的敦煌地区的石窟营造活动就此即告中辍。到了嘉靖三年(1524),明王朝进一步关闭嘉峪关,敦煌更是变得孤悬关外。于是,莫高窟“佛教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烟火不复昔日兴盛,原有的石窟雕塑与壁画也日渐残破。直到清代,敦煌才稍有生气,莫高窟游人渐多。康乾时人汪漋做过一首《敦煌怀古》颇为有名,其中写道,
“明代西疆止酒泉,整师嘉峪欲穷边。风摇柽柳空千里,日照流沙别一天。回鹘几能通天命,羌戎还几呈戈铤。清时代宇重开辟,感旧犹怜蔓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