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后，割据巴蜀的藩镇王建，建立了前蜀政权（907-925）。
说起王建，他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迷信生肖。这跟现在酷爱星座占卜的年轻人有得一比。
王建生于丁卯年，属兔。他称帝后，为了应验“兔子上金床”的谶语，专门用金子装饰自己的皇座，经常对左右说：“朕坐此座，以金德承继唐朝，天下谁敢不宾服？”外地的人听说此事后，都讥笑他。
千年以后，考古学家发掘王建的永陵时，发现了一枚谥宝（仿照帝王在世时所用的玺印，随葬墓中）。谥宝用白玉制成，作兔头龙身状，四面饰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线刻阴纹。身体为龙，头部为兔，表明王建是一只想当龙的“兔子”。
位于成都市西郊三洞桥的前蜀永陵，即王建墓，是这位帝王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痕迹。永陵发掘于20世纪40年代，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座陵墓中，可以窥见前蜀开创者王建的传奇一生，还有乱世之中一个地方政权的兴亡。
1
永陵的墓室，由红砂岩砌成的前、中、后三室组成。后室的御床上，一尊王建石刻坐像端坐千年，直至古墓重见天日，石像的双眸才跨越时空，与世人的目光交会。
这尊王建像全高96.5厘米，头戴折口巾，身穿袍服，腰系玉带，两袖相接，轻放腿上，是典型的唐代造型。石像的面部呈现浓眉大眼、隆准高颧的模样，神态庄重，恰似《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对王建相貌的描写，“隆眉广颡，状貌伟然”。这尊石像意在表现王建的帝王之姿。
然而，身为河南人的王建，早年与巴山蜀水相隔甚远，也看不出能成为一方军阀的迹象。
王建年轻时不是读书的料，上进无门，于是学拳法、棍棒，干起屠牛、盗驴、贩私盐的勾当。日后辅佐王建建立前蜀的晋晖，与其相识于微末，二人曾一起贩卖私盐。
卖了一阵子私盐后，王建见这生意不好做，干脆和晋晖到许州、蔡州一带当土匪，拦路抢劫，时人称为“贼王八”。乍一看好像骂得很难听。这里的“贼”，确实是指王建早年为盗的行径，但“王八”应是指王建在家中的排行。后来，王建混出名堂后，同僚们都称他为“王八兄”。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但高风险行业容易出事，王建打劫没多久，就被官府逮捕，依法要被处死，幸亏狱吏网开一面，私自将他放走。侥幸不死的王建为了逃避追捕，躲到深山中，甚至在古墓里栖身，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换做普通人，这辈子可能就完蛋了。
在王建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僧人与他不期而遇。
僧人对王建说：“你骨相异常，贵不可言，何必自甘堕落，当一个盗贼呢？”听完僧人的劝说，王建决定不再当无赖之徒，于是和“合伙人”晋晖投军到忠武军节度使杜审权麾下，以求从军立功。后来，忠武军分所辖士卒为八都，由八名都头率领，王建正是其中之一，当年道上的“贼王八”总算洗白成了军中的“王八兄”。
之后，王建参与的两次救驾行动，改变了他的命运。
2
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唐僖宗出逃至成都。王建先是随忠武军抵挡黄巢军，后带兵入川，投靠逃亡中的僖宗。此时，王建绝对想不到，这块美丽富庶的地盘多年后将成为自己的根据地。
惊魂未定的唐僖宗见有人来勤王保驾，感动不已，将王建编入“随驾五都”，作为迎驾回銮的“保镖”，回长安后，封王建为八典神策军宿卫。权宦田令孜也看出王建是个人才，将其收为义子。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光启二年（886），宦官田令孜和藩镇王重荣爆发冲突，长安再度陷入战火，唐僖宗再次西逃。
这一次，王建全程追随左右，一路上替唐僖宗背着玉玺。经过当涂驿时，山中栈道被烧毁，王建牵着唐僖宗的马，冒着滚滚浓烟突出重围。休息时，唐僖宗枕着王建的膝盖睡着，一边睡，一边流泪。醒来后，唐僖宗赐王建金券，并将御袍脱下赏给王建：说：“以其有泪痕也。”
王建两次护驾，成了唐僖宗眼中的红人，本来应该平步青云，在朝中混个显要职位。但因为大宦官田令孜失势，王建作为其义子遭到政敌打压，被外放到蜀地当刺史。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王建入蜀，犹如脱兔，之后，他用兔子般的机灵角逐权力的游戏。
文德元年（888），宦官杨复恭拥立唐昭宗即位，为了控制蜀地，朝廷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罢免原本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陈敬瑄是田令孜的兄弟，控制蜀地多年，自然不肯轻易放权，于是拒不受命。韦昭度和陈敬瑄各自带兵相攻，原本平静的蜀地爆发了激烈的内战。
此时，朝廷想起了王建，便将西川的其中四个州划为永平军，治邛州（今四川邛崃），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让他协助韦昭度讨伐陈敬瑄。
王建知道，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取得兵权后，王建和韦昭度一同围攻成都长达三年，城中的陈敬瑄如笼中困兽，破城指日可待。韦昭度原来在朝中当宰相，对蜀地本就心不在焉，王建乘机劝说他：“关东各藩镇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大人还是回朝为相吧，这里交给我！”
韦昭度犹豫不决，王建进而煽动军心，诬陷韦昭度的亲吏盗窃军粮，命手下士兵杀死韦昭度的亲兵，并恐吓韦昭度说：“将士们饿了，要吃人肉！”韦昭度被吓得够呛，赶紧把符节留给王建，自己逃回长安。韦昭度一走，王建派兵扼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切断了蜀地和中原的联系。
如此一来，蜀地尽在王建的掌控之中。他先是发兵急攻成都，一鼓作气夺取了西川，后又吞并东川，出兵占据三峡。
到唐朝灭亡前夕，王建占据巴蜀，进爵蜀王，俨然一方诸侯。
3
永陵出土的哀册，称赞王建“恭俭爱人，慈惠及物，抚下以恩，怀远以德”。
哀册多书于玉石木竹之上，是用于颂扬帝王生前功德的韵文，在遣葬日举行“遣奠”后埋入陵中。这是前蜀官员对开国君主的溢美之词，但也道出了这位枭雄在乱世中对蜀地做出的贡献。
天祐四年（907），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正式篡唐称帝，建立后梁。远在蜀地的王建听闻后，扮演起了大唐忠臣的角色，命三军为唐朝举哀，又发布檄文，欲起兵兴复唐室。
但誓师雪耻并不是王建的真正目的，割据一方才是他内心的小九九。与此同时，蜀地不断有“祥瑞”出现，比如“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王建的属吏、幕僚纷纷为他大造舆论，因为王建属兔，还专门编了一句“兔子上金床”的谶语，力劝王建称帝，与朱温分庭抗礼。
同年九月，王建召集部下商议称帝之事，其部下怂恿道：“大王虽忠于唐，但大唐已经亡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啊！”
王建遵循古例，三次推辞后再表示同意，带着蜀地吏民大哭三日，随后称帝建国，国号为“大蜀”。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和孟知祥先后在成都建立了以“蜀”为国号的政权，故史书分别称之为前蜀、后蜀。
称帝时，王建已经61岁了，这个昔日的无赖，至此登上事业巅峰。
前蜀建立后，后梁太祖朱温遣使通聘书于蜀，送上厚礼，承认其为兄弟之国。朱温致书王建说：
寻闻皇帝八兄奄有西陲，尽朝三蜀，别尊位号，复统高深。一时皆贺于推崇，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汉、楚之前踪，常分疆宇。……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
后梁篡唐后，以中原正统自居，之所以承认前蜀的地位，甚至尊王建为兄，大抵是出于“远交近攻”的策略。当时，后梁北有晋王李存勖、西有岐王李茂贞这样的劲敌，而偏安一隅的前蜀尚未对其形成威胁，遣使安抚，可避免树敌。
另外，从历史地位来看，前蜀政权也不容小觑。
王建自从投军后，戎马半生，数十年间大小上百战，前蜀是他通过不断征战建立的政权，拥有一支善战的军队。王建割据巴蜀后，西拒吐蕃、北障岐王李茂贞、东阻荆南、东南对峙马楚，可谓强敌环伺，却凭借蜀道天险，保有一方天地。
蜀地的安定环境，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资治通鉴》称：“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善待知识分子，如文学家韦庄、许寂、冯涓、高僧贯休、道士杜光庭等，都深受礼遇。
蜀地经济繁荣，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王建称帝后，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并下诏惩治贪官污吏，允许百姓到宫阙下投诉，无论官职高卑，一旦查实，都加以惩处。前蜀统治时期，蜀地仓廪充溢，有学者统计，前蜀年均铸钱量达到惊人的33万缗。
王建虽然身处天下富国，却如其陵中哀册所言，生活俭朴、勤于政事，为了处理政务，大半夜不睡觉，一天到了太阳偏西还没顾得上吃饭。常年的日理万机，让年老的王建积劳成疾，他在《示群臣手书》中说：“朕夙夜勤劳，才因此染病，已然药石难救。”
据哀册记载，王建病逝于前蜀光天元年（918）六月，于是年十一月安葬于永陵，终年72岁。
4
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很多陵墓一样，王建墓因前蜀国祚短暂，很快被世人遗忘。永陵发掘之前，成都城墙老西门外的这处小土丘，被当地人称为“琴台”。一说是西汉才子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
司马相如也是蜀地的历史名人，他早年家贫，在当地富豪卓王孙举办的筵席上，用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情相悦，相约私奔，卓王孙得知后大怒，一分钱也不肯分给女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生活困难，只好在临邛卖酒为生，卓文君亲自在垆前招待顾客，司马相如则穿着犊鼻裈，和其他店员一起在闹市中洗涤酒器。卓王孙深以为耻，这才听人劝告，资助女儿、女婿，让他们不要再为了生计抛头露面。
司马相如人穷志不穷，虽然沦落到穿着短裤洗酒器的地步，但还是靠着过人的文采，写了很多好文章。后来，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十分欣赏，封他为郎官，后来派他出使西南。司马相如带着敕命，乘坐驷马之车回到成都，蜀郡太守以下都出城迎接，可谓莫大的光荣，成都北门的驷马桥便是出自这一典故。
正因为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四川多地传说有他的抚琴台。成都西郊或许确有司马相如的琴台存在，或许只是当地人追慕司马相如的风流韵事，将王建墓所在的高台误传为古之琴台。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成都西郊的“琴台”显露真容。
这天秋天，为防备日军轰炸，铁路局计划在这个被称为“琴台”的土丘下挖掘防空洞，不曾想挖了几米，就被砖墙所阻，被迫停工。起初，人们还以为是司马相如琴台的遗址。于是，工程队暂时退场，换成考古队进行发掘。
此后三年，经过两次发掘，才弄清楚这个号称“琴台”的土丘，其实是一处古墓。
墓中出土的谥宝刻有文字：“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哀册放置于后室石床上，其中阴刻楷书，记载了墓主下葬的时间：“惟光天元年夏六月壬寅朔，大行皇帝登遐，粤十一月三日，神驾迁座于永陵。”结合史书中“六月壬寅朔，蜀主殂”“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等记载，揭示了此墓为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
永陵发掘时的封土高约15米，直径约75米，考虑到一千年来的风雨侵蚀，这座陵墓原本应该更高，陵前原本应有的石碑、石马、石狮等已无踪迹可寻。
墓室开启时，有五分之四掩埋在淤土中，这些淤泥是从墓室前部留下的早期盗洞灌入。尽管陵中出土了玉大带、石刻浮雕、玉册、谥宝、银猪、银钵、银盒等珍贵文物，但随葬物的散乱和缺失，证明永陵已遭盗掠。墓中的棺椁也未发现墓主的骨骸，可能尸骨已经完全腐朽，或者因遭受盗掘，尸身被盗墓者移动过，不知散落何处。
5
王建的继任者、前蜀末代皇帝王衍，命大臣对其父的墓室进行了一番煞费苦心的布局设计，留给后世无限的遐想。
永陵前、中、后三室中，中室最大，应是陵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室内，一座石砌的须弥座式棺床引人注目。棺床两侧有12个半身卫士立体石刻胸像，它们都面向棺床，手作抬扶状，仿佛用尽全身力气，为主公抬起棺床。棺床上放置棺椁，上方悬挂灵帐，床后燃长明灯，构成王建在地下长眠的场景。
中室棺床东、西、南三面还雕刻有24幅伎乐石刻，舞蹈者翩翩起舞，姿态万千，演奏者手持乐器，吹拉弹唱，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前蜀宫廷乐队。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组石刻伎乐展现的，是早已失传的唐代《霓裳羽衣曲》。作为盛唐乐舞的代表，《霓裳羽衣曲》一说为唐玄宗亲作，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的乐曲，每逢盛大宴会，由首屈一指的乐师伴奏，舞者穿霓裳、着羽衣表演，宛如仙女下凡。
永陵伎乐石刻中，有篪、箫、笙、笛、筝、箜篌、琵琶、铜钹、羯鼓、腰鼓等近20种乐器。
驻足观赏，可以看见，弹筝伎双手置于琴弦之上，微笑的脸向左倾斜，仿佛沉迷于演奏之中；弹箜篌伎上身微微前倾，左耳贴近乐器，一边专注弹奏，一边凝神倾听；弹琵琶伎将拨子置于板上，随时做好演出的准备；鼓伎以手击鼓，神采飞扬；吹奏管乐的吹箫伎、吹笙伎、吹篪伎等，手指有序地按在孔上。一时管弦合奏，金鼓齐鸣，仿佛耳畔传来天籁之音。
永陵雕刻的这组仙乐，也许是反映王衍对父亲羽化登仙的祝愿。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继承皇位，多次祭拜永陵。王衍频繁祭父，虽符合礼制，但更主要的目的，应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衍本是庶子出身，也非王建心仪的储君人选。但因王衍的母亲小徐妃有宠，用各种手段收买宦官、朝臣，为王衍宣传造势，才让王建对“幼懦”的王衍转变态度，立其为太子。王建晚年，有一次看到王衍和其他王公斗鸡、击球，仍然恨铁不成钢，说：“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
所以，王衍以庶子的身份继位后，多次前往永陵祭父，也就牢牢掌握主祭权，证明自己的宗法地位。
学者秦方瑜认为，王建墓中的十二力士和二十四伎乐，刚柔并济，阴阳相合，分别象征十二时辰和二十四节气，寓意前蜀统治长久，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然而，前蜀国势日渐衰颓。后主王衍当时才二十多岁，只知贪图享乐，不理政事，快要把他爹留下的家业败光了。王衍在位的第8年，公元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军伐蜀。仅仅两个月，后唐军兵临成都，王衍上表乞降，后被押解往洛阳，行至秦川驿时，李存勖派人将其处死，前蜀宗室亦被屠戮殆尽。
王衍那位风华绝代的母亲徐氏，费尽心机地把儿子扶上位，眼看国破家亡，不禁对着行刑的人大骂道：“我儿子以一个国家迎降，反而遭到杀害，你们背信弃义，很快就会大祸临头！”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前蜀永陵在风雨飘摇之中岿然不动，静默千年。
说起王建，他有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迷信生肖。这跟现在酷爱星座占卜的年轻人有得一比。
王建生于丁卯年，属兔。他称帝后，为了应验“兔子上金床”的谶语，专门用金子装饰自己的皇座，经常对左右说：“朕坐此座，以金德承继唐朝，天下谁敢不宾服？”外地的人听说此事后，都讥笑他。
千年以后，考古学家发掘王建的永陵时，发现了一枚谥宝（仿照帝王在世时所用的玺印，随葬墓中）。谥宝用白玉制成，作兔头龙身状，四面饰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线刻阴纹。身体为龙，头部为兔，表明王建是一只想当龙的“兔子”。
位于成都市西郊三洞桥的前蜀永陵，即王建墓，是这位帝王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痕迹。永陵发掘于20世纪40年代，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座陵墓中，可以窥见前蜀开创者王建的传奇一生，还有乱世之中一个地方政权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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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的墓室，由红砂岩砌成的前、中、后三室组成。后室的御床上，一尊王建石刻坐像端坐千年，直至古墓重见天日，石像的双眸才跨越时空，与世人的目光交会。
这尊王建像全高96.5厘米，头戴折口巾，身穿袍服，腰系玉带，两袖相接，轻放腿上，是典型的唐代造型。石像的面部呈现浓眉大眼、隆准高颧的模样，神态庄重，恰似《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对王建相貌的描写，“隆眉广颡，状貌伟然”。这尊石像意在表现王建的帝王之姿。
然而，身为河南人的王建，早年与巴山蜀水相隔甚远，也看不出能成为一方军阀的迹象。
王建年轻时不是读书的料，上进无门，于是学拳法、棍棒，干起屠牛、盗驴、贩私盐的勾当。日后辅佐王建建立前蜀的晋晖，与其相识于微末，二人曾一起贩卖私盐。
卖了一阵子私盐后，王建见这生意不好做，干脆和晋晖到许州、蔡州一带当土匪，拦路抢劫，时人称为“贼王八”。乍一看好像骂得很难听。这里的“贼”，确实是指王建早年为盗的行径，但“王八”应是指王建在家中的排行。后来，王建混出名堂后，同僚们都称他为“王八兄”。
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但高风险行业容易出事，王建打劫没多久，就被官府逮捕，依法要被处死，幸亏狱吏网开一面，私自将他放走。侥幸不死的王建为了逃避追捕，躲到深山中，甚至在古墓里栖身，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换做普通人，这辈子可能就完蛋了。
在王建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僧人与他不期而遇。
僧人对王建说：“你骨相异常，贵不可言，何必自甘堕落，当一个盗贼呢？”听完僧人的劝说，王建决定不再当无赖之徒，于是和“合伙人”晋晖投军到忠武军节度使杜审权麾下，以求从军立功。后来，忠武军分所辖士卒为八都，由八名都头率领，王建正是其中之一，当年道上的“贼王八”总算洗白成了军中的“王八兄”。
之后，王建参与的两次救驾行动，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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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唐僖宗出逃至成都。王建先是随忠武军抵挡黄巢军，后带兵入川，投靠逃亡中的僖宗。此时，王建绝对想不到，这块美丽富庶的地盘多年后将成为自己的根据地。
惊魂未定的唐僖宗见有人来勤王保驾，感动不已，将王建编入“随驾五都”，作为迎驾回銮的“保镖”，回长安后，封王建为八典神策军宿卫。权宦田令孜也看出王建是个人才，将其收为义子。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光启二年（886），宦官田令孜和藩镇王重荣爆发冲突，长安再度陷入战火，唐僖宗再次西逃。
这一次，王建全程追随左右，一路上替唐僖宗背着玉玺。经过当涂驿时，山中栈道被烧毁，王建牵着唐僖宗的马，冒着滚滚浓烟突出重围。休息时，唐僖宗枕着王建的膝盖睡着，一边睡，一边流泪。醒来后，唐僖宗赐王建金券，并将御袍脱下赏给王建：说：“以其有泪痕也。”
王建两次护驾，成了唐僖宗眼中的红人，本来应该平步青云，在朝中混个显要职位。但因为大宦官田令孜失势，王建作为其义子遭到政敌打压，被外放到蜀地当刺史。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王建入蜀，犹如脱兔，之后，他用兔子般的机灵角逐权力的游戏。
文德元年（888），宦官杨复恭拥立唐昭宗即位，为了控制蜀地，朝廷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罢免原本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陈敬瑄是田令孜的兄弟，控制蜀地多年，自然不肯轻易放权，于是拒不受命。韦昭度和陈敬瑄各自带兵相攻，原本平静的蜀地爆发了激烈的内战。
此时，朝廷想起了王建，便将西川的其中四个州划为永平军，治邛州（今四川邛崃），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让他协助韦昭度讨伐陈敬瑄。
王建知道，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取得兵权后，王建和韦昭度一同围攻成都长达三年，城中的陈敬瑄如笼中困兽，破城指日可待。韦昭度原来在朝中当宰相，对蜀地本就心不在焉，王建乘机劝说他：“关东各藩镇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大人还是回朝为相吧，这里交给我！”
韦昭度犹豫不决，王建进而煽动军心，诬陷韦昭度的亲吏盗窃军粮，命手下士兵杀死韦昭度的亲兵，并恐吓韦昭度说：“将士们饿了，要吃人肉！”韦昭度被吓得够呛，赶紧把符节留给王建，自己逃回长安。韦昭度一走，王建派兵扼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切断了蜀地和中原的联系。
如此一来，蜀地尽在王建的掌控之中。他先是发兵急攻成都，一鼓作气夺取了西川，后又吞并东川，出兵占据三峡。
到唐朝灭亡前夕，王建占据巴蜀，进爵蜀王，俨然一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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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出土的哀册，称赞王建“恭俭爱人，慈惠及物，抚下以恩，怀远以德”。
哀册多书于玉石木竹之上，是用于颂扬帝王生前功德的韵文，在遣葬日举行“遣奠”后埋入陵中。这是前蜀官员对开国君主的溢美之词，但也道出了这位枭雄在乱世中对蜀地做出的贡献。
天祐四年（907），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正式篡唐称帝，建立后梁。远在蜀地的王建听闻后，扮演起了大唐忠臣的角色，命三军为唐朝举哀，又发布檄文，欲起兵兴复唐室。
但誓师雪耻并不是王建的真正目的，割据一方才是他内心的小九九。与此同时，蜀地不断有“祥瑞”出现，比如“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王建的属吏、幕僚纷纷为他大造舆论，因为王建属兔，还专门编了一句“兔子上金床”的谶语，力劝王建称帝，与朱温分庭抗礼。
同年九月，王建召集部下商议称帝之事，其部下怂恿道：“大王虽忠于唐，但大唐已经亡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啊！”
王建遵循古例，三次推辞后再表示同意，带着蜀地吏民大哭三日，随后称帝建国，国号为“大蜀”。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和孟知祥先后在成都建立了以“蜀”为国号的政权，故史书分别称之为前蜀、后蜀。
称帝时，王建已经61岁了，这个昔日的无赖，至此登上事业巅峰。
前蜀建立后，后梁太祖朱温遣使通聘书于蜀，送上厚礼，承认其为兄弟之国。朱温致书王建说：
寻闻皇帝八兄奄有西陲，尽朝三蜀，别尊位号，复统高深。一时皆贺于推崇，两国愿通于情好，征曹、刘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汉、楚之前踪，常分疆宇。……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
后梁篡唐后，以中原正统自居，之所以承认前蜀的地位，甚至尊王建为兄，大抵是出于“远交近攻”的策略。当时，后梁北有晋王李存勖、西有岐王李茂贞这样的劲敌，而偏安一隅的前蜀尚未对其形成威胁，遣使安抚，可避免树敌。
另外，从历史地位来看，前蜀政权也不容小觑。
王建自从投军后，戎马半生，数十年间大小上百战，前蜀是他通过不断征战建立的政权，拥有一支善战的军队。王建割据巴蜀后，西拒吐蕃、北障岐王李茂贞、东阻荆南、东南对峙马楚，可谓强敌环伺，却凭借蜀道天险，保有一方天地。
蜀地的安定环境，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资治通鉴》称：“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王建善待知识分子，如文学家韦庄、许寂、冯涓、高僧贯休、道士杜光庭等，都深受礼遇。
蜀地经济繁荣，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王建称帝后，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并下诏惩治贪官污吏，允许百姓到宫阙下投诉，无论官职高卑，一旦查实，都加以惩处。前蜀统治时期，蜀地仓廪充溢，有学者统计，前蜀年均铸钱量达到惊人的33万缗。
王建虽然身处天下富国，却如其陵中哀册所言，生活俭朴、勤于政事，为了处理政务，大半夜不睡觉，一天到了太阳偏西还没顾得上吃饭。常年的日理万机，让年老的王建积劳成疾，他在《示群臣手书》中说：“朕夙夜勤劳，才因此染病，已然药石难救。”
据哀册记载，王建病逝于前蜀光天元年（918）六月，于是年十一月安葬于永陵，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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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很多陵墓一样，王建墓因前蜀国祚短暂，很快被世人遗忘。永陵发掘之前，成都城墙老西门外的这处小土丘，被当地人称为“琴台”。一说是西汉才子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
司马相如也是蜀地的历史名人，他早年家贫，在当地富豪卓王孙举办的筵席上，用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情相悦，相约私奔，卓王孙得知后大怒，一分钱也不肯分给女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生活困难，只好在临邛卖酒为生，卓文君亲自在垆前招待顾客，司马相如则穿着犊鼻裈，和其他店员一起在闹市中洗涤酒器。卓王孙深以为耻，这才听人劝告，资助女儿、女婿，让他们不要再为了生计抛头露面。
司马相如人穷志不穷，虽然沦落到穿着短裤洗酒器的地步，但还是靠着过人的文采，写了很多好文章。后来，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十分欣赏，封他为郎官，后来派他出使西南。司马相如带着敕命，乘坐驷马之车回到成都，蜀郡太守以下都出城迎接，可谓莫大的光荣，成都北门的驷马桥便是出自这一典故。
正因为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四川多地传说有他的抚琴台。成都西郊或许确有司马相如的琴台存在，或许只是当地人追慕司马相如的风流韵事，将王建墓所在的高台误传为古之琴台。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成都西郊的“琴台”显露真容。
这天秋天，为防备日军轰炸，铁路局计划在这个被称为“琴台”的土丘下挖掘防空洞，不曾想挖了几米，就被砖墙所阻，被迫停工。起初，人们还以为是司马相如琴台的遗址。于是，工程队暂时退场，换成考古队进行发掘。
此后三年，经过两次发掘，才弄清楚这个号称“琴台”的土丘，其实是一处古墓。
墓中出土的谥宝刻有文字：“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哀册放置于后室石床上，其中阴刻楷书，记载了墓主下葬的时间：“惟光天元年夏六月壬寅朔，大行皇帝登遐，粤十一月三日，神驾迁座于永陵。”结合史书中“六月壬寅朔，蜀主殂”“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等记载，揭示了此墓为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
永陵发掘时的封土高约15米，直径约75米，考虑到一千年来的风雨侵蚀，这座陵墓原本应该更高，陵前原本应有的石碑、石马、石狮等已无踪迹可寻。
墓室开启时，有五分之四掩埋在淤土中，这些淤泥是从墓室前部留下的早期盗洞灌入。尽管陵中出土了玉大带、石刻浮雕、玉册、谥宝、银猪、银钵、银盒等珍贵文物，但随葬物的散乱和缺失，证明永陵已遭盗掠。墓中的棺椁也未发现墓主的骨骸，可能尸骨已经完全腐朽，或者因遭受盗掘，尸身被盗墓者移动过，不知散落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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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的继任者、前蜀末代皇帝王衍，命大臣对其父的墓室进行了一番煞费苦心的布局设计，留给后世无限的遐想。
永陵前、中、后三室中，中室最大，应是陵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室内，一座石砌的须弥座式棺床引人注目。棺床两侧有12个半身卫士立体石刻胸像，它们都面向棺床，手作抬扶状，仿佛用尽全身力气，为主公抬起棺床。棺床上放置棺椁，上方悬挂灵帐，床后燃长明灯，构成王建在地下长眠的场景。
中室棺床东、西、南三面还雕刻有24幅伎乐石刻，舞蹈者翩翩起舞，姿态万千，演奏者手持乐器，吹拉弹唱，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前蜀宫廷乐队。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组石刻伎乐展现的，是早已失传的唐代《霓裳羽衣曲》。作为盛唐乐舞的代表，《霓裳羽衣曲》一说为唐玄宗亲作，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的乐曲，每逢盛大宴会，由首屈一指的乐师伴奏，舞者穿霓裳、着羽衣表演，宛如仙女下凡。
永陵伎乐石刻中，有篪、箫、笙、笛、筝、箜篌、琵琶、铜钹、羯鼓、腰鼓等近20种乐器。
驻足观赏，可以看见，弹筝伎双手置于琴弦之上，微笑的脸向左倾斜，仿佛沉迷于演奏之中；弹箜篌伎上身微微前倾，左耳贴近乐器，一边专注弹奏，一边凝神倾听；弹琵琶伎将拨子置于板上，随时做好演出的准备；鼓伎以手击鼓，神采飞扬；吹奏管乐的吹箫伎、吹笙伎、吹篪伎等，手指有序地按在孔上。一时管弦合奏，金鼓齐鸣，仿佛耳畔传来天籁之音。
永陵雕刻的这组仙乐，也许是反映王衍对父亲羽化登仙的祝愿。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继承皇位，多次祭拜永陵。王衍频繁祭父，虽符合礼制，但更主要的目的，应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衍本是庶子出身，也非王建心仪的储君人选。但因王衍的母亲小徐妃有宠，用各种手段收买宦官、朝臣，为王衍宣传造势，才让王建对“幼懦”的王衍转变态度，立其为太子。王建晚年，有一次看到王衍和其他王公斗鸡、击球，仍然恨铁不成钢，说：“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
所以，王衍以庶子的身份继位后，多次前往永陵祭父，也就牢牢掌握主祭权，证明自己的宗法地位。
学者秦方瑜认为，王建墓中的十二力士和二十四伎乐，刚柔并济，阴阳相合，分别象征十二时辰和二十四节气，寓意前蜀统治长久，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然而，前蜀国势日渐衰颓。后主王衍当时才二十多岁，只知贪图享乐，不理政事，快要把他爹留下的家业败光了。王衍在位的第8年，公元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军伐蜀。仅仅两个月，后唐军兵临成都，王衍上表乞降，后被押解往洛阳，行至秦川驿时，李存勖派人将其处死，前蜀宗室亦被屠戮殆尽。
王衍那位风华绝代的母亲徐氏，费尽心机地把儿子扶上位，眼看国破家亡，不禁对着行刑的人大骂道：“我儿子以一个国家迎降，反而遭到杀害，你们背信弃义，很快就会大祸临头！”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前蜀永陵在风雨飘摇之中岿然不动，静默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