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道家与名家的先哲展开了一场关于鱼的经典辩论。
在濠水的桥上，庄子对他的好友惠施说，你看，河中的鲦鱼悠然自得地游着，多么快乐啊！
惠施出自名家学派，擅长争论，他认为庄子的话有漏洞，就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面对惠施的质疑，庄子从容地反问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之后，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
庄子爱鱼，隐居时钓于濮水，哪怕是楚王派大臣来请他做官，他仍持竿而不顾（《庄子·秋水》）。
在庄子的故事中，鱼往往代表逍遥和自由。譬如北海之中的鲲，可变化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又如在干涸的泉眼中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鱼坚强”，庄子对他们的感想是，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鱼象征他的理想人格，是一种渴望自由的心灵追求。
1
研究中国鱼文化的学者陶思炎认为，中国鱼文化发轫于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五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自从鱼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鱼文化的系统便开始形成。
考古发现，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不仅有人类食物残余的鱼骨，还有被涂红、穿孔的鱼骨饰物。这说明，人类那时就已经将精神世界投射到鱼类身上，只是可能还没有如庄子一样发出“鱼之乐”般的思考。
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人类五种食物资源的划分，鱼类食物出现的顺序仅次于天然食物，是史前人类社会的第二种食物资源。
上古有伏羲结网捕鱼的传说，鱼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既是作为一种食物，也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象。
远到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图中的图腾，近到现代的餐桌礼仪，都可以窥见鱼文化的影子。直到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渔民吃鱼时不会将鱼翻身，以避免“翻舟”的忌讳；有些地区，丰盛的除夕年夜饭上总会摆着一盘大鱼，但唯独不会对其动筷，寓意为“年年有余”。
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最喜欢借“鱼”说事。
除了前文说到的他与惠子的论辩，庄子还曾用“鱼”的故事来讽刺他的另一位朋友。
庄子家贫，有一次去找家境富裕的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假仁假义，看似爽快地答应，却说，过阵子吧，我就快收到租子了，到时借给你三百金。
庄子闻言，顿时变了脸色，他知道，监河侯不愿相助，只是在刻意搪塞。于是，庄子跟监河侯讲了一个“涸辙之鲋”的故事：
我刚才走到半路，遇到一条干枯的车辙，里面躺着一条小鲫鱼，它就快渴死了，正在向我求助。我跟它一打听，原来这小鱼是从东海那边游过来的，请我借它一斗升水，救它一命。我说好啊，等我到南方的吴越之地，请他们引西江之水来救你，可以吗？
那条鱼儿愤怒地说：“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无法活下去，如今只需斗升之水就可救我一命，要是如你庄周说的去吴越引水过来，那不如早点去干鱼铺找我吧！”
庄子借这个“涸辙之鲋”的故事，来讽喻为人小气的监河侯。不管庄子最后是否借到钱粮，监河侯的坏名声都要流传千古了。
2
鱼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时候是一种寄寓美好的意象。
《太平御览》收录了一个故事：
河东有处龙门山，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凿山断门。黄河流过此地，从中间奔腾而下，两岸连车马都不能通行。但是，每年暮春三月，都会有无数黄鲤鱼从龙门山逆流而上，进行周期性迁移。
看到这里，可以推测，这是古人观察到的鱼类洄游现象。在自然界，很多淡水鱼生殖能力极强，每到繁殖期都会产下大量鱼卵，但出于对环境的适应力，它们常常需要在流域内定期往返，找到适合产卵的地方。古人对鱼图腾的崇拜，起初也有一种生殖崇拜，比如《山海经》中的“鲧复（腹）生禹”神话，便可以联想到鱼生生不息的繁衍能力。
在这个世代相传的“鲤鱼跃龙门”故事中，古人更是赋予了其浪漫的想象。他们相信，鱼儿逆流跃过龙门山，便可幻化成龙，所谓“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
鲤鱼跃龙门，是一个根据鱼类洄游现象幻想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情感被寄托在鱼身上。
很多人读过汉代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写道：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这里的双鱼，是一种制成鱼形状的信函，用两块木板组成，书信夹在中间，而“尺素”是可以书写的白色丝绢，指代书信。诗歌中的主人公收到了远方亲人寄来的“鲤鱼尺素”，拆开一看，信中尽是“加餐食”“长相忆”的问候，读之细腻深沉，犹如身在梦中。
鱼在神话中有着沟天通地的功能，因此，鱼在古代被当作传递书信的使者，才有了“鱼传尺素”的典故。
作为食物的鱼，有时也可以凭借家乡的风味，唤起人们的思乡之情。
西晋时，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张翰到京城洛阳为官。这一时期，八王之乱搅得西晋王朝天翻地覆，大厦将倾，人人思危。
一日，秋风起，身在洛阳的张翰想起了家乡的菰菜（即茭白）、莼羹、鲈鱼。张翰本是吴人，莼羹鲈脍是他老家的地道美食，在勾心斗角的洛阳，非但品尝不到家的味道，而且还有性命之忧。
于是，张翰感叹道：“人生贵在舒适自得，岂能为了追名逐利而远行千里。”
不久后，张翰辞官归乡，他留下一个“莼鲈之思”的佳话，如鱼儿般溯流而返，重归江湖。
3
日常生活中，鱼文化更多代表文人雅士、普罗大众的朴素愿望。而在政治事件中，鱼文化有时也暗藏刀光剑影、权力欲望。
中国古代有所谓“鱼刀”的传说（如《水经注》中林邑王的鳢鱼刀），这不是在玩“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梗，而是以鱼比喻锋利的刀刃。
中国历史上，有一起以鱼杀人的著名事件。
春秋时期，江东的吴国在吴王寿梦的统治下崛起，“始通于中国”。
吴王寿梦英明一世，在立储问题上却犯了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小儿子季札最为贤明，因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世称“延陵季子”。
有个“延陵挂剑”的故事，说季札国造访列国时，经过徐国，徐国国君十分喜爱他的宝剑，季札本想将宝剑相赠，只因要去其他国家访问，还要带在身上，就想等回程经过徐国，再赠与徐国国君。不曾想，季札回来时，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来到其墓前祭拜，解下宝剑，挂在树上。侍从不解，季札说，之前我内心已经同意将宝剑赠送，不能违背心意。
季札的才能德行让父亲吴王寿梦很是满意。老父亲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继承制，让长子诸樊即位，随后依次传给弟弟们，这样就可以把王位传给季札了。
但是，等到老三夷昧当吴王，临终前要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季札却几番谦让，宁死也不同意即位，还跑到乡下躲起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吴国群臣只好拥立夷昧的长子为王，是为吴王僚。
这下就更麻烦了，之前老大诸樊也有个儿子，被称为公子光。公子光对吴王僚很不服气，既然咱们四叔不愿当王，那王位也该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嫡子长孙。
公子光暗地里谋划刺杀吴王僚。
当时，楚国的伍子胥为避难逃到吴国，投奔到公子光手下。之前在流亡途中，伍子胥曾经见过一个壮士与人斗殴，那人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听到妻子呼唤就马上回家，是个能进能退的勇者。于是，伍子胥将此人推荐给了公子光。
伍子胥找来的这名刺客，叫做专诸。
公子光明白投其所好的道理，他打听到，堂兄弟吴王僚最爱吃鱼，便让专诸隐居太湖边，学烧鱼之术。专诸为报公子光与伍子胥的知遇之恩，甘愿牺牲。经过长年累月的烹饪，他真的成了厨艺精湛的烹鱼大师，并练成刺杀之术。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兴兵攻楚，朝中顿时空虚。公子光乘此良机，在一次宴会上，命专诸为吴王僚烤鱼，准备刺杀吴王僚。专诸烹鱼时，公子光借口足疾发作，离开坐席，暗中跑到厨房，将一柄短剑藏在烤鱼腹中。这柄短剑，就是鱼肠剑。
到了上菜时，专诸若无其事地将烤鱼进献到吴王僚面前，使对方放松警惕。正当众人欣赏美食时，专诸忽然从鱼腹中掏出短剑，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公子光迅速安排亲信控制朝堂，随后取代吴王僚登上王位。
公子光，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他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使吴国国力大增，后来还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吴王阖闾霸业的起源，正是那条藏着鱼肠剑的烤鱼。
一条鱼仔改变历史
鱼与剑，将血腥的政变与美味的鱼炙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鱼文化中，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联想不是孤例。
《隋书·五行志》载：“鱼上屋为有兵象。”元代也有“天陨鱼，人民失所之象”的灾异之说。这是说，鱼本是水中之物，一旦出现这种异象，就意味着战乱发生，流离失所。
古代的祥瑞灾异之说大多是迷信，但天上下鱼、落在屋顶的现象还是有几分科学依据。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和湖泊上的龙卷风可能将水带入云层，然后通过强风携带到其他地方，从而出现“天上下鱼”的奇特现象，在英国、美国、新西兰、洪都拉斯等国也有相关报道。但这种自然现象属于小概率事件，也不会预示什么未来。
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爱食鱼，有所谓“湖鱼香胜肉”的说法。同时，唐朝将历代用于调动军队的虎符改为鱼符，并用紫金鱼袋作为对臣民的赏赐。
但是，强盛的唐王朝下过一条无厘头的诏令，即禁止贩卖、食用鲤鱼：“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酉阳杂俎》）
“鲤”与唐皇室的李姓同音，因此，李唐将鲤鱼奉为国鱼，“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渔民抓到了鲤鱼要赶紧放生。
文化一旦被政治强行捆绑，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4
从鱼进入人类社会的那天起，便有了捕鱼之人，中国先民为捕鱼人创造了一个特有的文字——“渔”。
渔父，在中国史书中是一种特殊存在，他们或为出世的隐者，或为入世的圣贤。
最早的渔父形象是姜太公，他穷困年老，垂钓于渭水之滨，曾向渔民请教钓术，“初下得鲋，次得鲤”，但他真正的目的不在钓鱼，而在求仕，后来，姜太公的名声传到周文王耳中，得到文王聘请，成为周朝开国功臣。
稍晚的渔父形象有汉代的严子陵，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中兴后，严子陵隐居在富春江畔，每日披着羊裘垂钓，刘秀请他到宫中做客，许以高官厚禄，严子陵仍坚决不受，飘然归去。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曾经遇到一位渔父。当时，屈原仕途失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胸中愤懑难平，他对询问其来历的渔父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被流放了。”
有意思的是，渔父并不同意屈子的观点，他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他不够超然物外，于是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他的意思是说，圣人不会死板地看待事物，总能随遇而安，世人皆浊，为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众人皆醉，何不一同食酒糟、饮美酒？
屈原继续向渔父吐露他的爱国情怀，说世俗容不下他的清高，他愿“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时，渔父笑了，他摇起船桨，乘流泛舟，唱起了齐地的民歌《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在这个故事中，渔父既是屈原的对立面，也是另一个“屈原”，一个选择隐身避世的“屈原”，也许二人没有对错，只是代表昏暗时世中不同的活法。
渔父的身影渐渐远去，屈原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投江化为一股清流，从此长留世间。
在《南史·隐逸传》中，史学家写了另一位渔父的故事，将他与陶渊明、宗少文等隐士并列。
这是一位隐居浔阳江头的无名渔父。
有一日，寻阳太守孙缅在江边闲游，看到一叶扁舟在江中若隐若现，舟上渔父神韵潇洒，垂纶长啸。
孙缅感到诧异，问渔父：“有鱼卖乎？”
渔父笑道：“我的钓钩不是用来钓鱼的，怎么会有鱼可卖呢？”
孙缅更加惊奇，于是拉起衣裳，光着脚走到水中，说，我看先生一定是位世外高人，如今政通人和，您为何不出山辅佐朝廷，而是在江湖中当个隐士啊？
渔父回答说：“我是山水之中的狂人，不识世务，也分不清贫贱，更别说荣华富贵了。”
之后，渔父起身，悠然鼓棹而去，他嘴里唱着一首歌谣：“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
渔隐江湖，其志不在鱼，孙缅用名利来开导渔父，渔父却视若无物。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隐居山林的诗人张志和，将对鱼与渔父的精神寄托，写成一曲千古绝唱《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人在江湖，生而自由。
在濠水的桥上，庄子对他的好友惠施说，你看，河中的鲦鱼悠然自得地游着，多么快乐啊！
惠施出自名家学派，擅长争论，他认为庄子的话有漏洞，就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面对惠施的质疑，庄子从容地反问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之后，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
庄子爱鱼，隐居时钓于濮水，哪怕是楚王派大臣来请他做官，他仍持竿而不顾（《庄子·秋水》）。
在庄子的故事中，鱼往往代表逍遥和自由。譬如北海之中的鲲，可变化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又如在干涸的泉眼中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鱼坚强”，庄子对他们的感想是，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鱼象征他的理想人格，是一种渴望自由的心灵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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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鱼文化的学者陶思炎认为，中国鱼文化发轫于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五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自从鱼摆脱了单纯的食用价值，鱼文化的系统便开始形成。
考古发现，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不仅有人类食物残余的鱼骨，还有被涂红、穿孔的鱼骨饰物。这说明，人类那时就已经将精神世界投射到鱼类身上，只是可能还没有如庄子一样发出“鱼之乐”般的思考。
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人类五种食物资源的划分，鱼类食物出现的顺序仅次于天然食物，是史前人类社会的第二种食物资源。
上古有伏羲结网捕鱼的传说，鱼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既是作为一种食物，也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象。
远到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图中的图腾，近到现代的餐桌礼仪，都可以窥见鱼文化的影子。直到现在，沿海地区的一些渔民吃鱼时不会将鱼翻身，以避免“翻舟”的忌讳；有些地区，丰盛的除夕年夜饭上总会摆着一盘大鱼，但唯独不会对其动筷，寓意为“年年有余”。
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最喜欢借“鱼”说事。
除了前文说到的他与惠子的论辩，庄子还曾用“鱼”的故事来讽刺他的另一位朋友。
庄子家贫，有一次去找家境富裕的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假仁假义，看似爽快地答应，却说，过阵子吧，我就快收到租子了，到时借给你三百金。
庄子闻言，顿时变了脸色，他知道，监河侯不愿相助，只是在刻意搪塞。于是，庄子跟监河侯讲了一个“涸辙之鲋”的故事：
我刚才走到半路，遇到一条干枯的车辙，里面躺着一条小鲫鱼，它就快渴死了，正在向我求助。我跟它一打听，原来这小鱼是从东海那边游过来的，请我借它一斗升水，救它一命。我说好啊，等我到南方的吴越之地，请他们引西江之水来救你，可以吗？
那条鱼儿愤怒地说：“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无法活下去，如今只需斗升之水就可救我一命，要是如你庄周说的去吴越引水过来，那不如早点去干鱼铺找我吧！”
庄子借这个“涸辙之鲋”的故事，来讽喻为人小气的监河侯。不管庄子最后是否借到钱粮，监河侯的坏名声都要流传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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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时候是一种寄寓美好的意象。
《太平御览》收录了一个故事：
河东有处龙门山，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凿山断门。黄河流过此地，从中间奔腾而下，两岸连车马都不能通行。但是，每年暮春三月，都会有无数黄鲤鱼从龙门山逆流而上，进行周期性迁移。
看到这里，可以推测，这是古人观察到的鱼类洄游现象。在自然界，很多淡水鱼生殖能力极强，每到繁殖期都会产下大量鱼卵，但出于对环境的适应力，它们常常需要在流域内定期往返，找到适合产卵的地方。古人对鱼图腾的崇拜，起初也有一种生殖崇拜，比如《山海经》中的“鲧复（腹）生禹”神话，便可以联想到鱼生生不息的繁衍能力。
在这个世代相传的“鲤鱼跃龙门”故事中，古人更是赋予了其浪漫的想象。他们相信，鱼儿逆流跃过龙门山，便可幻化成龙，所谓“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
鲤鱼跃龙门，是一个根据鱼类洄游现象幻想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情感被寄托在鱼身上。
很多人读过汉代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写道：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这里的双鱼，是一种制成鱼形状的信函，用两块木板组成，书信夹在中间，而“尺素”是可以书写的白色丝绢，指代书信。诗歌中的主人公收到了远方亲人寄来的“鲤鱼尺素”，拆开一看，信中尽是“加餐食”“长相忆”的问候，读之细腻深沉，犹如身在梦中。
鱼在神话中有着沟天通地的功能，因此，鱼在古代被当作传递书信的使者，才有了“鱼传尺素”的典故。
作为食物的鱼，有时也可以凭借家乡的风味，唤起人们的思乡之情。
西晋时，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张翰到京城洛阳为官。这一时期，八王之乱搅得西晋王朝天翻地覆，大厦将倾，人人思危。
一日，秋风起，身在洛阳的张翰想起了家乡的菰菜（即茭白）、莼羹、鲈鱼。张翰本是吴人，莼羹鲈脍是他老家的地道美食，在勾心斗角的洛阳，非但品尝不到家的味道，而且还有性命之忧。
于是，张翰感叹道：“人生贵在舒适自得，岂能为了追名逐利而远行千里。”
不久后，张翰辞官归乡，他留下一个“莼鲈之思”的佳话，如鱼儿般溯流而返，重归江湖。
3
日常生活中，鱼文化更多代表文人雅士、普罗大众的朴素愿望。而在政治事件中，鱼文化有时也暗藏刀光剑影、权力欲望。
中国古代有所谓“鱼刀”的传说（如《水经注》中林邑王的鳢鱼刀），这不是在玩“冷冷的冰鱼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梗，而是以鱼比喻锋利的刀刃。
中国历史上，有一起以鱼杀人的著名事件。
春秋时期，江东的吴国在吴王寿梦的统治下崛起，“始通于中国”。
吴王寿梦英明一世，在立储问题上却犯了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小儿子季札最为贤明，因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世称“延陵季子”。
有个“延陵挂剑”的故事，说季札国造访列国时，经过徐国，徐国国君十分喜爱他的宝剑，季札本想将宝剑相赠，只因要去其他国家访问，还要带在身上，就想等回程经过徐国，再赠与徐国国君。不曾想，季札回来时，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来到其墓前祭拜，解下宝剑，挂在树上。侍从不解，季札说，之前我内心已经同意将宝剑赠送，不能违背心意。
季札的才能德行让父亲吴王寿梦很是满意。老父亲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继承制，让长子诸樊即位，随后依次传给弟弟们，这样就可以把王位传给季札了。
但是，等到老三夷昧当吴王，临终前要将王位传给四弟季札，季札却几番谦让，宁死也不同意即位，还跑到乡下躲起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吴国群臣只好拥立夷昧的长子为王，是为吴王僚。
这下就更麻烦了，之前老大诸樊也有个儿子，被称为公子光。公子光对吴王僚很不服气，既然咱们四叔不愿当王，那王位也该是我的，我才是真正的嫡子长孙。
公子光暗地里谋划刺杀吴王僚。
当时，楚国的伍子胥为避难逃到吴国，投奔到公子光手下。之前在流亡途中，伍子胥曾经见过一个壮士与人斗殴，那人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听到妻子呼唤就马上回家，是个能进能退的勇者。于是，伍子胥将此人推荐给了公子光。
伍子胥找来的这名刺客，叫做专诸。
公子光明白投其所好的道理，他打听到，堂兄弟吴王僚最爱吃鱼，便让专诸隐居太湖边，学烧鱼之术。专诸为报公子光与伍子胥的知遇之恩，甘愿牺牲。经过长年累月的烹饪，他真的成了厨艺精湛的烹鱼大师，并练成刺杀之术。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兴兵攻楚，朝中顿时空虚。公子光乘此良机，在一次宴会上，命专诸为吴王僚烤鱼，准备刺杀吴王僚。专诸烹鱼时，公子光借口足疾发作，离开坐席，暗中跑到厨房，将一柄短剑藏在烤鱼腹中。这柄短剑，就是鱼肠剑。
到了上菜时，专诸若无其事地将烤鱼进献到吴王僚面前，使对方放松警惕。正当众人欣赏美食时，专诸忽然从鱼腹中掏出短剑，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公子光迅速安排亲信控制朝堂，随后取代吴王僚登上王位。
公子光，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他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使吴国国力大增，后来还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吴王阖闾霸业的起源，正是那条藏着鱼肠剑的烤鱼。
一条鱼仔改变历史
鱼与剑，将血腥的政变与美味的鱼炙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鱼文化中，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联想不是孤例。
《隋书·五行志》载：“鱼上屋为有兵象。”元代也有“天陨鱼，人民失所之象”的灾异之说。这是说，鱼本是水中之物，一旦出现这种异象，就意味着战乱发生，流离失所。
古代的祥瑞灾异之说大多是迷信，但天上下鱼、落在屋顶的现象还是有几分科学依据。科学研究发现，海洋和湖泊上的龙卷风可能将水带入云层，然后通过强风携带到其他地方，从而出现“天上下鱼”的奇特现象，在英国、美国、新西兰、洪都拉斯等国也有相关报道。但这种自然现象属于小概率事件，也不会预示什么未来。
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爱食鱼，有所谓“湖鱼香胜肉”的说法。同时，唐朝将历代用于调动军队的虎符改为鱼符，并用紫金鱼袋作为对臣民的赏赐。
但是，强盛的唐王朝下过一条无厘头的诏令，即禁止贩卖、食用鲤鱼：“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酉阳杂俎》）
“鲤”与唐皇室的李姓同音，因此，李唐将鲤鱼奉为国鱼，“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渔民抓到了鲤鱼要赶紧放生。
文化一旦被政治强行捆绑，就没有那么纯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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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鱼进入人类社会的那天起，便有了捕鱼之人，中国先民为捕鱼人创造了一个特有的文字——“渔”。
渔父，在中国史书中是一种特殊存在，他们或为出世的隐者，或为入世的圣贤。
最早的渔父形象是姜太公，他穷困年老，垂钓于渭水之滨，曾向渔民请教钓术，“初下得鲋，次得鲤”，但他真正的目的不在钓鱼，而在求仕，后来，姜太公的名声传到周文王耳中，得到文王聘请，成为周朝开国功臣。
稍晚的渔父形象有汉代的严子陵，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中兴后，严子陵隐居在富春江畔，每日披着羊裘垂钓，刘秀请他到宫中做客，许以高官厚禄，严子陵仍坚决不受，飘然归去。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曾经遇到一位渔父。当时，屈原仕途失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胸中愤懑难平，他对询问其来历的渔父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被流放了。”
有意思的是，渔父并不同意屈子的观点，他认为屈原的悲剧，在于他不够超然物外，于是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他的意思是说，圣人不会死板地看待事物，总能随遇而安，世人皆浊，为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众人皆醉，何不一同食酒糟、饮美酒？
屈原继续向渔父吐露他的爱国情怀，说世俗容不下他的清高，他愿“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时，渔父笑了，他摇起船桨，乘流泛舟，唱起了齐地的民歌《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在这个故事中，渔父既是屈原的对立面，也是另一个“屈原”，一个选择隐身避世的“屈原”，也许二人没有对错，只是代表昏暗时世中不同的活法。
渔父的身影渐渐远去，屈原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投江化为一股清流，从此长留世间。
在《南史·隐逸传》中，史学家写了另一位渔父的故事，将他与陶渊明、宗少文等隐士并列。
这是一位隐居浔阳江头的无名渔父。
有一日，寻阳太守孙缅在江边闲游，看到一叶扁舟在江中若隐若现，舟上渔父神韵潇洒，垂纶长啸。
孙缅感到诧异，问渔父：“有鱼卖乎？”
渔父笑道：“我的钓钩不是用来钓鱼的，怎么会有鱼可卖呢？”
孙缅更加惊奇，于是拉起衣裳，光着脚走到水中，说，我看先生一定是位世外高人，如今政通人和，您为何不出山辅佐朝廷，而是在江湖中当个隐士啊？
渔父回答说：“我是山水之中的狂人，不识世务，也分不清贫贱，更别说荣华富贵了。”
之后，渔父起身，悠然鼓棹而去，他嘴里唱着一首歌谣：“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
渔隐江湖，其志不在鱼，孙缅用名利来开导渔父，渔父却视若无物。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隐居山林的诗人张志和，将对鱼与渔父的精神寄托，写成一曲千古绝唱《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人在江湖，生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