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凯撒在庞贝剧院遇刺，此前，他自封为独裁官，在当时摇摇欲坠的罗马共和国激起了不小的水花，因为他的举动完全超出了已沿用四个世纪的古罗马晋升体系框架，为了让体系重回正轨，元老们密谋了针对凯撒的刺杀。
然而，这并不能挽救已经日薄西山的罗马共和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恶性竞争已经从内部将这个曾经稳固的系统一点点蚕食殆尽，无数贵族、骑士、大将军在这条“荣耀之路”上前仆后继，或满载而归，或人财两空。
在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姆平原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罗马。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蒂托· 李维记载，前509年，一位叫做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罗马贵族推翻了罗马王国（前753-509）的最后一位国王，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定名“SPQR”（拉丁语：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意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但实际上，罗马的权力仍然被少数贵族所掌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寡头制”。
前3世纪起，随着罗马对外不断扩张，其内部行政体系也相应逐渐完善，一套晋升体系应运而生（拉丁文：Cursus honorum；意为“荣耀之路”）。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相似，“荣耀之路”是一种官阶划分，年轻的罗马贵族从最底层做起，然后靠着家族纽带、财富与声望不断向上爬。整个体系呈金字塔状，意味着越高级的职位竞争就越激烈，随着罗马版图、人口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竞争，但是官职数量并没有改变。在罗马共和国全面崩盘前的一百年中，恶性竞争、个人专权等现象层出不穷，各级官员在层层内卷中不但耗尽了自己的财力，“荣耀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晋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古罗马历史学家没有记录年份的习惯，所以很多事件的具体时间都模糊不清。可以知道的是，晋升体系的大框架在前367年就已经建立，因为元老院在这一年通过了《李锡尼法》，此法令规定两名执政官中的一名必须由一位来自平民阶级的人担任。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古罗马政坛，由两名执政官分享最高权力的框架已经形成。一百年后，布匿战争于前264年在罗马与北非古国迦太基之间展开，又于前241年以罗马的胜利画上句号，罗马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伸到了意大利半岛以外（西西里岛），面对政治组织和社会习惯与自己不尽相同的外国人，罗马设立了外事裁判官（préteur pérégrin），负责管理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纠纷，这一官职与罗马本地的城市裁判官（préteur urbain）一起，构成了“荣耀之路”的第二阶梯。
在执政官与裁判官之下，是四名市政官，通常由想要追求更高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担任，主要负责城市的维护和建设，包括市场中的商品交易、补给、举办节假日大型庆典等等。虽然市政官更像是为竞争更高官职而做的准备，但是很多年轻人走到这一步便无法再继续向上了，一方面是因为越往上官职数量越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选市政官会消耗掉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古罗马共和国没有国家预算，更没有所谓的财政收支计划，市政官为城市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腰包，如果在任期内碰到大型庆典，那他可能就很难再积攒起足够的金钱去竞选裁判官了。
在“荣耀之路”的第四层，是一些财务官。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负责财政的行政官职，他们有的负责国家宝藏，有的负责城市税收，还有的负责海外关税。这些人在财务官这个职位上逐渐学习古罗马共和国的运转体系，以便在今后参与更高层次的竞选。
大西庇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罗马官场。坎尼会战失败后，罗马人心涣散，一些贵族甚至企图逃离罗马。但是，大西庇阿毫不动摇地坚持与迦太基作战，发誓绝不背叛罗马。前212年，24岁的大西庇阿竞选市政官，因为年龄不够一度被保民官驳回（元老的最低年龄限制是30岁），然而这时的大西庇阿已经靠着他的勇气声名大噪，所以后来破格当选。6年后，31岁的大西庇阿再次靠着自己在西班牙的军事胜利破格当选执政官，而此时执政官的最低年龄限制是40岁。
虽然大西庇阿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逐渐退出了政治活动，但是他的两次破格当选却无形中在“荣耀之路”上划开了一道口子——荣誉的重要性超过了年龄限制，越年轻的当选者就越有机会尽早爬到最高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的贵族们要么就连年在外征战，希望尽早获得像大西庇阿一样的军事成就，要么就在罗马疯狂敛财，希望通过财富使自己早早获得元老院中的一席。然而，爬得越高，风险越大。
喀提林出生在一个罗马贵族家庭，面对祖先的丰功伟业和同龄人的激烈竞争，他早早就立志当选执政官，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前68年，喀提林当选裁判官，同时他又依附于当时强大的元老——苏拉，政治前途看似一片大好。当时的罗马共和国腐败猖獗，所有候选人都要花大笔钱贿赂同僚，于是喀提林四处借债，希望在当选执政官后靠着丰厚的收入偿还债务。然而，在接下来的两次执政官竞选中，他都未能当选。前63年，罗马史学家记载了喀提林计划刺杀当时的执政官西塞罗（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阴谋，随后，西塞罗在元老院对喀提林进行问责，喀提林为自己辩护失败后逃到了意大利西北部，组织了一支军队，最终被元老院捕杀。
前82年，罗马的两位大将军——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这之前，马略已经靠着他的赫赫战功一口气连任了六次执政官（前107，前104—前100），这种操作已经在元老院激起了强烈不满；而苏拉更是在前88年带着军队进入罗马城，用武力方式当选执政官（40年后，凯撒做了一样的事情）。在针对本都的王国东征取胜后，苏拉马不停蹄地回到罗马，对已经去世的马略的党羽进行恐怖清洗，约1500名贵族被杀，而他们的土地则被苏拉没收，成为他在“荣耀之路”上继续前进的财富。
苏拉的政治生涯也影响了他麾下的另一位年轻贵族。前30年，36岁的庞贝在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情况下，靠着战功直接获得了执政官的地位，此时的晋升体系已经形同虚设，“荣耀之路”变成了大将军们在罗马城内进行凯旋仪式时所走的路。前60年，庞贝、克拉苏与凯撒在私下结成“前三头同盟”，目的是利用庞贝的荣誉，克拉苏的金钱将凯撒送上执政官的位置，然后再通过凯撒出台其余两人想要推行的政策。“荣耀之路”的底色依旧是荣誉与财富，只不过在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荣誉浸满了鲜血，财富渗透着腐败。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成文宪法，古罗马晋升体系更像是一个为了应对新问题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松散系统，它帮助罗马共和国在成立初期稳定发展，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的强大城邦。然而，当罗马的对外扩张走得太远，晋升体系却逐渐变得不合时宜，无法适应土地、人口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官员们为了适应新局面而做出的种种改变在晋升体系的框架中则变成了残酷的恶性竞争，从内部将其逐渐瓦解。如今我们熟知的罗马将军几乎全部都活跃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这段“血腥内卷”的时期，然而在此之前，“荣耀之路”长达三个世纪的平稳发展，却很容易被人遗忘。
然而，这并不能挽救已经日薄西山的罗马共和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恶性竞争已经从内部将这个曾经稳固的系统一点点蚕食殆尽，无数贵族、骑士、大将军在这条“荣耀之路”上前仆后继，或满载而归，或人财两空。
在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姆平原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罗马。据古罗马历史学家蒂托· 李维记载，前509年，一位叫做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罗马贵族推翻了罗马王国（前753-509）的最后一位国王，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定名“SPQR”（拉丁语：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意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但实际上，罗马的权力仍然被少数贵族所掌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寡头制”。
前3世纪起，随着罗马对外不断扩张，其内部行政体系也相应逐渐完善，一套晋升体系应运而生（拉丁文：Cursus honorum；意为“荣耀之路”）。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相似，“荣耀之路”是一种官阶划分，年轻的罗马贵族从最底层做起，然后靠着家族纽带、财富与声望不断向上爬。整个体系呈金字塔状，意味着越高级的职位竞争就越激烈，随着罗马版图、人口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竞争，但是官职数量并没有改变。在罗马共和国全面崩盘前的一百年中，恶性竞争、个人专权等现象层出不穷，各级官员在层层内卷中不但耗尽了自己的财力，“荣耀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形成
对于所有古罗马共和国的贵族来说，这辈子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荣誉和财富。在古罗马对外扩张的阶段，贵族们在战场上掠夺财富，将其带回罗马城，在凯旋仪式上展示战利品，收获荣誉。但是对外战争并不是获得荣誉与财富的唯一方式，古罗马晋升体系也可以成为贵族们出人头地的跳板。晋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古罗马历史学家没有记录年份的习惯，所以很多事件的具体时间都模糊不清。可以知道的是，晋升体系的大框架在前367年就已经建立，因为元老院在这一年通过了《李锡尼法》，此法令规定两名执政官中的一名必须由一位来自平民阶级的人担任。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古罗马政坛，由两名执政官分享最高权力的框架已经形成。一百年后，布匿战争于前264年在罗马与北非古国迦太基之间展开，又于前241年以罗马的胜利画上句号，罗马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伸到了意大利半岛以外（西西里岛），面对政治组织和社会习惯与自己不尽相同的外国人，罗马设立了外事裁判官（préteur pérégrin），负责管理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纠纷，这一官职与罗马本地的城市裁判官（préteur urbain）一起，构成了“荣耀之路”的第二阶梯。
在执政官与裁判官之下，是四名市政官，通常由想要追求更高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担任，主要负责城市的维护和建设，包括市场中的商品交易、补给、举办节假日大型庆典等等。虽然市政官更像是为竞争更高官职而做的准备，但是很多年轻人走到这一步便无法再继续向上了，一方面是因为越往上官职数量越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选市政官会消耗掉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古罗马共和国没有国家预算，更没有所谓的财政收支计划，市政官为城市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腰包，如果在任期内碰到大型庆典，那他可能就很难再积攒起足够的金钱去竞选裁判官了。
在“荣耀之路”的第四层，是一些财务官。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负责财政的行政官职，他们有的负责国家宝藏，有的负责城市税收，还有的负责海外关税。这些人在财务官这个职位上逐渐学习古罗马共和国的运转体系，以便在今后参与更高层次的竞选。
弊端：对荣誉与财富的争夺
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前，“荣耀之路”一直都没出什么大乱子，即便面临层层竞争，各级贵族仍旧默默遵守着规则，靠着荣誉和财富一点一点往上爬。所有官员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都是这个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枚齿轮。然而，局面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场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战争由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巴卡发起，将罗马共和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在连着输掉三场重要战役（特雷比亚河战役、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坎尼会战）之后，罗马共和国开始疯狂地寻找能够挽回局面的“天选之人”。大西庇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罗马官场。坎尼会战失败后，罗马人心涣散，一些贵族甚至企图逃离罗马。但是，大西庇阿毫不动摇地坚持与迦太基作战，发誓绝不背叛罗马。前212年，24岁的大西庇阿竞选市政官，因为年龄不够一度被保民官驳回（元老的最低年龄限制是30岁），然而这时的大西庇阿已经靠着他的勇气声名大噪，所以后来破格当选。6年后，31岁的大西庇阿再次靠着自己在西班牙的军事胜利破格当选执政官，而此时执政官的最低年龄限制是40岁。
虽然大西庇阿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逐渐退出了政治活动，但是他的两次破格当选却无形中在“荣耀之路”上划开了一道口子——荣誉的重要性超过了年龄限制，越年轻的当选者就越有机会尽早爬到最高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的贵族们要么就连年在外征战，希望尽早获得像大西庇阿一样的军事成就，要么就在罗马疯狂敛财，希望通过财富使自己早早获得元老院中的一席。然而，爬得越高，风险越大。
喀提林出生在一个罗马贵族家庭，面对祖先的丰功伟业和同龄人的激烈竞争，他早早就立志当选执政官，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前68年，喀提林当选裁判官，同时他又依附于当时强大的元老——苏拉，政治前途看似一片大好。当时的罗马共和国腐败猖獗，所有候选人都要花大笔钱贿赂同僚，于是喀提林四处借债，希望在当选执政官后靠着丰厚的收入偿还债务。然而，在接下来的两次执政官竞选中，他都未能当选。前63年，罗马史学家记载了喀提林计划刺杀当时的执政官西塞罗（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阴谋，随后，西塞罗在元老院对喀提林进行问责，喀提林为自己辩护失败后逃到了意大利西北部，组织了一支军队，最终被元老院捕杀。
崩盘：对鲜血与权力的渴望
在罗马共和国灭亡前的一百年里，罗马军团经过数次改革变得几乎战无不胜，在地中海周围的土地上一路高歌猛进，与此同时，过度迅速的领土扩张也狠狠冲击了古罗马内部的晋升体系。许多非罗马公民因他们在军队中的贡献而要求获得政治参与权，而针对那些大大小小的行省的管理则使得罗马的官僚体系变得越发冗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荣耀之路”的底层，但是顶层的岗位却没有增加，财富在大将军和大地主的手中流转，暴力的种子在暗中萌芽。前82年，罗马的两位大将军——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这之前，马略已经靠着他的赫赫战功一口气连任了六次执政官（前107，前104—前100），这种操作已经在元老院激起了强烈不满；而苏拉更是在前88年带着军队进入罗马城，用武力方式当选执政官（40年后，凯撒做了一样的事情）。在针对本都的王国东征取胜后，苏拉马不停蹄地回到罗马，对已经去世的马略的党羽进行恐怖清洗，约1500名贵族被杀，而他们的土地则被苏拉没收，成为他在“荣耀之路”上继续前进的财富。
苏拉的政治生涯也影响了他麾下的另一位年轻贵族。前30年，36岁的庞贝在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情况下，靠着战功直接获得了执政官的地位，此时的晋升体系已经形同虚设，“荣耀之路”变成了大将军们在罗马城内进行凯旋仪式时所走的路。前60年，庞贝、克拉苏与凯撒在私下结成“前三头同盟”，目的是利用庞贝的荣誉，克拉苏的金钱将凯撒送上执政官的位置，然后再通过凯撒出台其余两人想要推行的政策。“荣耀之路”的底色依旧是荣誉与财富，只不过在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荣誉浸满了鲜血，财富渗透着腐败。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成文宪法，古罗马晋升体系更像是一个为了应对新问题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松散系统，它帮助罗马共和国在成立初期稳定发展，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的强大城邦。然而，当罗马的对外扩张走得太远，晋升体系却逐渐变得不合时宜，无法适应土地、人口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官员们为了适应新局面而做出的种种改变在晋升体系的框架中则变成了残酷的恶性竞争，从内部将其逐渐瓦解。如今我们熟知的罗马将军几乎全部都活跃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这段“血腥内卷”的时期，然而在此之前，“荣耀之路”长达三个世纪的平稳发展，却很容易被人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