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中，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李渊之所以能成为唐高祖，大抵是命好，有个好儿子——李世民的缘故。其实，正是唐太宗李世民首开帝王查阅《起居注》的先例。为了将“玄武门之变”夺位的经历合法化，太宗对高祖朝史事多有改写，其中被黑得最厉害的当然是夺位竞争者李建成，但父亲李渊的形象也难免被歪曲了……
谶语阴影唐虽代隋而兴，但隋唐两朝的统治集团，实为一体，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关陇集团”。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这一家族飞黄腾达的关键人物。西魏时，李虎就官至太尉，与宇文泰、元欣、李弼、独孤信、于瑾、赵贵、侯莫陈崇共为八柱国。这“八柱国”里，宇文泰是类似曹操的人物，北周政权的实际奠基者。另一位独孤信虽然在北周时期因反对专权的宇文护被杀，却称得上是皇家的岳父——他大女儿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儿为唐国公李昞（李渊之父）夫人，七女独孤伽罗则嫁给了杨坚（隋文帝）。这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周隋及皇家（即唐），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由于独孤信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七岁时就世袭“唐国公”的李渊，就有了一位姨父，杨坚。北周大象元年（580），周宣帝病死。其皇后和只有8岁的宇文阐（周静帝），孤儿寡母，无力控制政局。皇后的父亲杨坚以大丞相身份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李渊跟姨父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杨坚辅政不久，就恢复了李渊的李姓。当年，西魏皇帝赐李虎姓大野氏，是家族的荣誉。而今恢复李姓，也是家族的荣誉。这一来一去，都表明了当权者对李氏家族的厚爱。
杨坚篡周建隋之后，李渊也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仕宦生涯。开始，他入宫任“千牛备身”。此职掌御制的千牛宝刀，虽然品级不高，但因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却也十分威风。由于经常跟随皇帝左右，自带“流量”，也容易取得信任，提升较快，故被世人视为一种美差。加上姨母独孤皇后的宠爱，李渊很快破格被任命为谯州（今安徽亳州）刺史，官运亨通，前途无量。
不料，仁寿四年（604），隋宫惊变。杨广夺位，是为隋炀帝。顺便提一句，日后李世民与群臣评点历史时，不时将隋炀帝列作反面典型，却唯独不曾批评过隋炀帝杀兄篡位。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二人都是通过阴谋手段对太子取而代之，批评隋炀帝等于就是批评了自己。聪明如李世民自然不会做这种引火烧身的蠢事。
论起亲戚关系，杨广还是李渊的表弟（小三岁）。但隋炀帝得位不正，对关陇集团的老臣宿将并不信任。大业二年（606）七月，杨素患重病卧床不起。隋炀帝每派名医前去诊断，皆赐以上等药，而密问医生病情，惟恐杨素不死。杨素也自知名位太高，深受猜忌，故不肯吃药，并对其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邪！”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还支持杨广夺位，下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境遇自然可想而知。这时的李渊已经调任为荥阳（今属河南）太守，后又转到楼烦（今山西静乐）任太守，远离了中央朝廷，却也难逃表弟的猜忌。李渊任太守时，养有九匹骏马爱不释手。结果，有人将他养有骏马的事上奏给喜爱好马的隋炀帝，虽然侥幸没有招来大祸，却遭到严厉斥责。
更可怕的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谶语。所谓谶语，就像古代的“都市传说”。隋炀帝在位时，“李氏当王”的谶言很盛，几乎已经在民间家喻户晓。这样一来，隋炀帝对李姓者不免更生忌惮。譬如上柱国、蒲国公李宽之子李密以父荫任左亲侍，隋炀帝认为他眼睛长得特殊，有所怀疑，便立即下令罢官，驱逐出宫。李渊是炀帝的表哥，待遇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为了免除隋炀帝的猜忌，李渊又想了个主意——酗酒纵色，间以赌博。古代历史上，大凡为君主所忌者，往往都会表现出热衷物质享受的姿态。远的如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王翦统兵攻楚前就曾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这就是所谓“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李渊也是如此。他与晋阳宫副监裴寂结为密友，经常酗酒赌博，通宵达旦，“情忘厌倦”。
这样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让隋炀帝放松了警惕。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个叫做安伽陀的方士 “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姓李者”。尽杀海内的李姓当然不现实，但隋炀帝的疑心病还是发作了。只不过，“强者先诛”。这次他首先怀疑的不是李渊，而是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郕国公李浑。隋炀帝随即指使近臣宇文述和裴仁基诬告李浑谋反，杀李浑宗族32人，其余皆被流放。
不过第二年，就有另一个李姓人物——李密投奔了瓦岗军，设计击杀了隋朝名将张须陀。后来，李密更自称魏公，置魏公府和行军元帅府，改元永平。不过，隋炀帝大约已无暇理会自己是不是杀错了人。大业十二年（616），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除了瓦岗军外，江淮的杜伏威，河北的窦建德，也无不节节胜利，使隋炀帝束手无策。这一年正月朝集，朝集使不至者竟有20余郡，色厉内荏的隋炀帝决意南下江都（今江苏扬州）。这等于是置“天下”于不顾，无疑是一个严重失误。他南下之后，北方的农民起义进入高潮，几乎到处都有起义军在活动。而隋炀帝却被困在江都，“所在路绝”，“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
隋炀帝临行前，命自己的儿子越王杨侗留东都洛阳总留后事，又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把北方的烂摊子留给了他们去处理。太原（晋阳）位于汾水冲积平原，是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腹心地。自西周以来，为北方的屏障，历代皆驻重兵镇守，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又居高临下，可直接威胁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加上纵横中原的农民起义军将隋军的主力分割，隋政权在华北的核心据点，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已经成为两座孤岛，无力影响太原局势。隋炀帝将这块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交给了李渊，还赋予他黜陟官吏、征发军队、讨捕盗贼等权力。这不啻是为其以后的起兵反隋，争夺皇权铺上了一块重要基石。
“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
根据这些记载，是李世民暗中招贤纳士，组建军队，将无可奈何的老父亲李渊逼上反隋起义之路。
但是，由于唐代史料绝大部分经过了贞观时期的改造，因此《新唐书》《旧唐书》乃至宋代《资治通鉴》上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对史实进行加工后的产物。李渊的部下温彦宏是太原起兵的亲历者。他写过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隋末李渊起兵始至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帝立唐为止，共计不到一年的史实。这本书的记载就大为不同。里面说，李渊获任太原留守后，欣喜异常，还对李世民等人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段话就说明，在以声色自娱骗过表弟杨广之后，李渊赴任太原时，已经打定主意不为隋炀帝殉葬了。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其他史料里，尽管经过改造，着力拔高李世民的地位与作用，还是留下了一些能够还原李渊真实面貌的蛛丝马迹。譬如，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兵败，弟弟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此人是李渊的老熟人，当李渊为殿内少监，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二人即“深自结托”。所以，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就向李渊表白说：
“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
而李渊也对裴寂说：
“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李渊说他六七年前与宇文士及谈过“天下事”，当然是在他做太原留守前四五年。彼时隋炀帝正在进攻高丽，李渊就与其离心离德，开始有取隋而代之的想法了。
到了李渊到任太原之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下，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隋炀帝所控制的地区，在北方只有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及其他几座孤城，在东南只有江都一隅之地，这些地区又被切断联系，成为几座孤岛。各地豪强见此，便纷纷起兵。而李渊麾下的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来鼓动说：
“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箓，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
李渊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与许世绪“亲顾日厚”。而从李渊和武士彟（武则天的父亲）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李渊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李渊）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
一面是“亲顾日厚”，一面是“当同富贵”。站在隋炀帝的角度看，这不是表哥李渊“反形已露”又是什么呢？他对这些建议者表示好感，而且逐步加以重用，实际上正是李渊和这些人志同道合的具体表现。要说李渊是“被逼上梁山”，实在是不合情理——他无非是在等待时机而已。王夫之倒曾或许看清了李渊的内心世界，说：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
至于太原起兵的具体过程，《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说，当时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外，太原只有李世民在李渊身旁。李渊就对他说：
“隋历将尽……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这段记载里，李渊才是反隋起兵的主导者和总指挥。终于，大业十三年（618）七月，李渊以儿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负责太原的一切有关事宜，自己亲率大军三万人，誓师动兵，直奔长安而去。在出师檄文里，李渊痛骂隋炀帝“敌怨诚良，仇雠骨肉”，“喜怒不恒，亲离众叛”，跟这位表弟彻底分道扬镳了。
谶语阴影唐虽代隋而兴，但隋唐两朝的统治集团，实为一体，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关陇集团”。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这一家族飞黄腾达的关键人物。西魏时，李虎就官至太尉，与宇文泰、元欣、李弼、独孤信、于瑾、赵贵、侯莫陈崇共为八柱国。这“八柱国”里，宇文泰是类似曹操的人物，北周政权的实际奠基者。另一位独孤信虽然在北周时期因反对专权的宇文护被杀，却称得上是皇家的岳父——他大女儿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儿为唐国公李昞（李渊之父）夫人，七女独孤伽罗则嫁给了杨坚（隋文帝）。这也就是史书所说的“周隋及皇家（即唐），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由于独孤信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七岁时就世袭“唐国公”的李渊，就有了一位姨父，杨坚。北周大象元年（580），周宣帝病死。其皇后和只有8岁的宇文阐（周静帝），孤儿寡母，无力控制政局。皇后的父亲杨坚以大丞相身份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李渊跟姨父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杨坚辅政不久，就恢复了李渊的李姓。当年，西魏皇帝赐李虎姓大野氏，是家族的荣誉。而今恢复李姓，也是家族的荣誉。这一来一去，都表明了当权者对李氏家族的厚爱。
杨坚篡周建隋之后，李渊也雄心勃勃地踏上了仕宦生涯。开始，他入宫任“千牛备身”。此职掌御制的千牛宝刀，虽然品级不高，但因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却也十分威风。由于经常跟随皇帝左右，自带“流量”，也容易取得信任，提升较快，故被世人视为一种美差。加上姨母独孤皇后的宠爱，李渊很快破格被任命为谯州（今安徽亳州）刺史，官运亨通，前途无量。
不料，仁寿四年（604），隋宫惊变。杨广夺位，是为隋炀帝。顺便提一句，日后李世民与群臣评点历史时，不时将隋炀帝列作反面典型，却唯独不曾批评过隋炀帝杀兄篡位。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二人都是通过阴谋手段对太子取而代之，批评隋炀帝等于就是批评了自己。聪明如李世民自然不会做这种引火烧身的蠢事。
论起亲戚关系，杨广还是李渊的表弟（小三岁）。但隋炀帝得位不正，对关陇集团的老臣宿将并不信任。大业二年（606）七月，杨素患重病卧床不起。隋炀帝每派名医前去诊断，皆赐以上等药，而密问医生病情，惟恐杨素不死。杨素也自知名位太高，深受猜忌，故不肯吃药，并对其弟杨约说：“我岂须更活邪！”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还支持杨广夺位，下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境遇自然可想而知。这时的李渊已经调任为荥阳（今属河南）太守，后又转到楼烦（今山西静乐）任太守，远离了中央朝廷，却也难逃表弟的猜忌。李渊任太守时，养有九匹骏马爱不释手。结果，有人将他养有骏马的事上奏给喜爱好马的隋炀帝，虽然侥幸没有招来大祸，却遭到严厉斥责。
更可怕的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谶语。所谓谶语，就像古代的“都市传说”。隋炀帝在位时，“李氏当王”的谶言很盛，几乎已经在民间家喻户晓。这样一来，隋炀帝对李姓者不免更生忌惮。譬如上柱国、蒲国公李宽之子李密以父荫任左亲侍，隋炀帝认为他眼睛长得特殊，有所怀疑，便立即下令罢官，驱逐出宫。李渊是炀帝的表哥，待遇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韬光养晦
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史书上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正是因为李渊得人望，这位表哥在隋炀帝心中也就挂上了号。有一次，隋炀帝碰见李渊的外甥女王氏，问她：“你舅为何几个月不来见朕？”王氏慌忙答道：“恐怕是病重，所以迟迟不能回京。”隋炀帝冷笑，狠狠地对王氏说：“可得死否？”王氏吓得魂飞魄散，连夜给李渊写密书。李渊接到王氏的密书，同样吓得面无人色。急忙派人带着金银宝物赴京，贿赂隋炀帝身边的幸臣，进行斡旋。为了免除隋炀帝的猜忌，李渊又想了个主意——酗酒纵色，间以赌博。古代历史上，大凡为君主所忌者，往往都会表现出热衷物质享受的姿态。远的如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王翦统兵攻楚前就曾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这就是所谓“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李渊也是如此。他与晋阳宫副监裴寂结为密友，经常酗酒赌博，通宵达旦，“情忘厌倦”。
这样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让隋炀帝放松了警惕。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个叫做安伽陀的方士 “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姓李者”。尽杀海内的李姓当然不现实，但隋炀帝的疑心病还是发作了。只不过，“强者先诛”。这次他首先怀疑的不是李渊，而是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郕国公李浑。隋炀帝随即指使近臣宇文述和裴仁基诬告李浑谋反，杀李浑宗族32人，其余皆被流放。
不过第二年，就有另一个李姓人物——李密投奔了瓦岗军，设计击杀了隋朝名将张须陀。后来，李密更自称魏公，置魏公府和行军元帅府，改元永平。不过，隋炀帝大约已无暇理会自己是不是杀错了人。大业十二年（616），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除了瓦岗军外，江淮的杜伏威，河北的窦建德，也无不节节胜利，使隋炀帝束手无策。这一年正月朝集，朝集使不至者竟有20余郡，色厉内荏的隋炀帝决意南下江都（今江苏扬州）。这等于是置“天下”于不顾，无疑是一个严重失误。他南下之后，北方的农民起义进入高潮，几乎到处都有起义军在活动。而隋炀帝却被困在江都，“所在路绝”，“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
隋炀帝临行前，命自己的儿子越王杨侗留东都洛阳总留后事，又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把北方的烂摊子留给了他们去处理。太原（晋阳）位于汾水冲积平原，是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腹心地。自西周以来，为北方的屏障，历代皆驻重兵镇守，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又居高临下，可直接威胁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加上纵横中原的农民起义军将隋军的主力分割，隋政权在华北的核心据点，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已经成为两座孤岛，无力影响太原局势。隋炀帝将这块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交给了李渊，还赋予他黜陟官吏、征发军队、讨捕盗贼等权力。这不啻是为其以后的起兵反隋，争夺皇权铺上了一块重要基石。
择时而起
李渊正式起兵反隋，是大业十三年（617）七月的事情。关于其经过，《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李渊“亲口”对李世民感叹：“起事者汝也，成败惟汝。”《新唐书·高祖本纪》里也说：“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
根据这些记载，是李世民暗中招贤纳士，组建军队，将无可奈何的老父亲李渊逼上反隋起义之路。
但是，由于唐代史料绝大部分经过了贞观时期的改造，因此《新唐书》《旧唐书》乃至宋代《资治通鉴》上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对史实进行加工后的产物。李渊的部下温彦宏是太原起兵的亲历者。他写过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隋末李渊起兵始至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帝立唐为止，共计不到一年的史实。这本书的记载就大为不同。里面说，李渊获任太原留守后，欣喜异常，还对李世民等人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段话就说明，在以声色自娱骗过表弟杨广之后，李渊赴任太原时，已经打定主意不为隋炀帝殉葬了。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其他史料里，尽管经过改造，着力拔高李世民的地位与作用，还是留下了一些能够还原李渊真实面貌的蛛丝马迹。譬如，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兵败，弟弟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此人是李渊的老熟人，当李渊为殿内少监，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二人即“深自结托”。所以，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就向李渊表白说：
“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
而李渊也对裴寂说：
“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李渊说他六七年前与宇文士及谈过“天下事”，当然是在他做太原留守前四五年。彼时隋炀帝正在进攻高丽，李渊就与其离心离德，开始有取隋而代之的想法了。
到了李渊到任太原之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下，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隋炀帝所控制的地区，在北方只有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及其他几座孤城，在东南只有江都一隅之地，这些地区又被切断联系，成为几座孤岛。各地豪强见此，便纷纷起兵。而李渊麾下的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来鼓动说：
“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箓，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
李渊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与许世绪“亲顾日厚”。而从李渊和武士彟（武则天的父亲）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李渊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李渊）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
一面是“亲顾日厚”，一面是“当同富贵”。站在隋炀帝的角度看，这不是表哥李渊“反形已露”又是什么呢？他对这些建议者表示好感，而且逐步加以重用，实际上正是李渊和这些人志同道合的具体表现。要说李渊是“被逼上梁山”，实在是不合情理——他无非是在等待时机而已。王夫之倒曾或许看清了李渊的内心世界，说：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
至于太原起兵的具体过程，《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说，当时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外，太原只有李世民在李渊身旁。李渊就对他说：
“隋历将尽……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这段记载里，李渊才是反隋起兵的主导者和总指挥。终于，大业十三年（618）七月，李渊以儿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负责太原的一切有关事宜，自己亲率大军三万人，誓师动兵，直奔长安而去。在出师檄文里，李渊痛骂隋炀帝“敌怨诚良，仇雠骨肉”，“喜怒不恒，亲离众叛”，跟这位表弟彻底分道扬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