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焚书，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焚书事件——江陵焚书，那可真正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大浩劫。
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西魏大军围困了江陵城，梁元帝下令将宫中所藏的十四万卷珍贵图书全部焚毁。梁元帝被俘后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读书多，真是愤怒到了极点，而书籍就成了他失败的替罪羊。
据《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帝“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而《隋书·经籍志一》则是这样记载的：“元帝克平侯景之乱，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说的是被焚之书大约七万余卷。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这十四万卷书，司马光在其《通鉴考异》是这样作的说明“王僧辩所送建康书已八万卷，并江陵书，岂止七万卷乎？今从《典略》”。
江陵所焚之书按司马光的统计大约是十四万卷，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那个活字印刷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每一本古籍都弥足珍贵。一般人家少有藏书，基本上是收藏于各地豪门大族，特别珍贵的书籍都由皇家来收藏。这次所焚之书，数量之大（天下藏书之半），珍本之多，损失无法估量。
江陵这些图书从哪里来的？葛剑雄教授曾详细分析了它的来历：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所剩图书都汇集到咸阳。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东晋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收藏。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在江陵焚书中，许多珍贵书籍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
江陵焚书是被梁元帝主动焚毁的，他或胜或败，与书没有任何关系，江陵之书，如果没有被一炬焚之，江陵城破之后，总会有不少的书籍散落民间，也不至于丧失殆尽。因为他是皇帝，他将国家的书籍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面临失败，他欲赴火自焚被部下劝住。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悲剧。
这次焚书事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现实。战火一直是书籍最大的毁坏者，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面临一次大的毁坏。我们应该铭记这次历史教训，防止类似灾难的发生，珍视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