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郑州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二于右任）1927 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
于右任先生的美髯公形象，就如同他同时代的张大千，让人过目不忘。于右任生于光绪五年（1879），自幼便有异相。他的脚趾齐平如修行高僧，所谓“圆颅方趾”，注定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是国民党元老级的政治家和新闻事业的创建者。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40年后还被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他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
于右任的书法成名较早，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于右任早年时，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在国民党中元老中，于右任与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并称为党国书法四珍：即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和谭延闿的楷书。后来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据说也是于右任的亲传弟子。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极受欢迎，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抗战期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求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拒绝，当即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赏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作品无法统计，有人粗略估计在1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著名学者罗家伦吟成七绝一首，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
1948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写“为万世开太平”拉选票。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的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
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最高售价达到200多万元。在他生前，便有很多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求生，每幅售价500元台币。他的副官知道后，要“严惩”作伪者，于右任特意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为他重新题写了一副。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又是一位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在民国政要中，于右任的作风可谓是特行独立、异于众人，他一生布衣粗食，不爱钱，不贪财，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这些布衣布鞋，还都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毫不夸张的说，于右任的官虽然做得大，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30年代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于右任有一次患伤寒，无钱付诊费，只好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相赠。他曾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这在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后来，还是老友张大千主动接济他一笔钱，偿还了部下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1962年1月24日，一夜未眠的于右任，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7月，于右任因感冒喉咙发炎，言语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赵聚钰（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劝其速入医院治疗，但因医药费尚无着落，又拖了三个星期，才入荣民医院。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脉搏及呼吸先快后慢，身边的人呼唤他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部分同事、好友及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当晚8点正，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多年来，数次拜读复旦大学许有成教授所著《于右任传》，每每看到先生晚年境况时都不禁潸然泪下。一位政府高官、书法大师，生活怎会如此清贫？实乃“清官草圣于夫子，落落乾坤大布衣。”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郑州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二于右任）1927 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
于右任先生的美髯公形象，就如同他同时代的张大千，让人过目不忘。于右任生于光绪五年（1879），自幼便有异相。他的脚趾齐平如修行高僧，所谓“圆颅方趾”，注定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是国民党元老级的政治家和新闻事业的创建者。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40年后还被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他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
于右任的书法成名较早，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于右任早年时，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在国民党中元老中，于右任与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并称为党国书法四珍：即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和谭延闿的楷书。后来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据说也是于右任的亲传弟子。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极受欢迎，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抗战期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求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拒绝，当即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赏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作品无法统计，有人粗略估计在1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著名学者罗家伦吟成七绝一首，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
1948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写“为万世开太平”拉选票。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的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
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最高售价达到200多万元。在他生前，便有很多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求生，每幅售价500元台币。他的副官知道后，要“严惩”作伪者，于右任特意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为他重新题写了一副。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又是一位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在民国政要中，于右任的作风可谓是特行独立、异于众人，他一生布衣粗食，不爱钱，不贪财，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这些布衣布鞋，还都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毫不夸张的说，于右任的官虽然做得大，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30年代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于右任有一次患伤寒，无钱付诊费，只好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相赠。他曾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这在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后来，还是老友张大千主动接济他一笔钱，偿还了部下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1962年1月24日，一夜未眠的于右任，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7月，于右任因感冒喉咙发炎，言语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赵聚钰（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劝其速入医院治疗，但因医药费尚无着落，又拖了三个星期，才入荣民医院。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脉搏及呼吸先快后慢，身边的人呼唤他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部分同事、好友及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当晚8点正，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多年来，数次拜读复旦大学许有成教授所著《于右任传》，每每看到先生晚年境况时都不禁潸然泪下。一位政府高官、书法大师，生活怎会如此清贫？实乃“清官草圣于夫子，落落乾坤大布衣。”
[ 此帖被kurlinda在2024-12-15 23:3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