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汉代新出现一些不见于前代，且融合了域外文化因素的器物，手戟形饰即为其中之一。其器形独特，短暂且小范围流行于西汉时期。目前见诸于考古材料的共有五件，其中南阳市宛运小区M35（图一）、扬州西湖胡场M14、南昌海昏侯墓园M5各出土一件，永城黄土山M2出土两件 ，均出土于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由于目前已发现的戟形饰数量少，学界尚未针对该类器进行系统研究。在以往的考古材料里，仅以其外形特征笼统定名为“Y形饰”。笔者对比汉代画像石、铜带钩上所示同类题材图像考证其原型，认为称之为戟形饰较宜。鉴于这类器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本文从造形来源、与佛教艺术的关系、文化象征意涵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图一 南阳市宛运小区M35出土的汉代手戟形饰
------------------------------- 一、戟形饰的造型来源 -------------------------------
上文所述五件戟形饰的造型特征基本一致：上端两枝分叉外扬，一侧的上扬角度、长度均较另一侧大，下部聚合为短柄，柄部穿一小孔。这一造型具定式化特征，类似形象也出现于汉代其它类型的器物上，这为考证其所指代的具体物象提供了依据。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神怪左足所持短兵的大形轮廓即与上述戟形饰极为吻合，只是更具象地表现出了中脊、边刃等细节特征（图二）。这类短柄兵器极有可能即为戟形饰所指代的器物原型，笔者参照汉代兵器的图像和考古实物资料，推断该类器物为西汉出现的鸡鸣形手戟。
图二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官网）
戟在古文献中记为“棘”，《左传·隐公十一年》记“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意为刺，《说文解字》释戟为“有枝兵也”。迄今所知最早的戟见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为戈、矛组合型，兼具直刺与钩斫功能。可见传统型戟既有刺，又有旁枝可供钩斫。这类戟在车兵占主导地位的战国时期最为盛行。西汉时骑兵的兴起促使戟的形态发生改变，其中一类改型戟是由戈演变，援与内均向前斜出，似鸡鸣之态。《周礼·考工记·冶氏》对此类兵器有记载：“戈广二寸”，郑玄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疏云：或谓之鸡鸣者，以其胡似鸡鸣故也，或谓之拥颈者以其胡曲，故谓之拥颈。称“鸡鸣戟”。此类非传统型戟的造型可参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青铜戟（图三，1）以及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墓导骑出行图中骑马者所掮之戟（图三，2）。从造型看，鸡鸣戟锋刃相连为一体，旁枝上昂斜出，且一侧长一侧短的特征与戟形饰相契合。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初期墓出土的鸡鸣戟（M4013：甲10、甲24），长枝若弯刀，短枝反向弯曲（图三，3）。
图三 汉代鸡鸣戟的实物及图像资料
1、.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徐州博物馆官网）2. 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引自《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
3. 广州龙生岗汉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下册）》图版 112:4）
这类强化了曲刃元素的鸡鸣戟与戟形饰的造型更为贴近。从出土情况看，鸡鸣戟主要出现于西汉诸侯王墓，如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淄博西汉齐王五号随葬器物坑、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中有出土，而如上文所述，目前所知的戟形饰也均出现于西汉高等级墓葬中。综合可推断，戟形饰的原型为鸡鸣戟。鸡鸣戟可接长柲，亦可连短柄，具短柄者称手戟，即《释名·释兵》所言“手所持摘（掷）之戟”。据戟形饰柄端的长度特征，可将其原型进一步推断为手戟式鸡鸣戟。手戟在汉代常见，汉画像中即不乏手戟的图像，如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后室过梁上刻有陈列于兰锜上的手戟，前室北壁及横额上有持手戟的神怪像（图四，1～3），另在山东武氏祠水陆攻战图画像石中也有持手戟的武士像（图四，4）。当手戟式鸡鸣戟的形象以珠饰形式呈现时，其旁枝的弯曲度被进一步夸大，尖峰、中脊、刃边等则经柔化处理，突显了装饰性。
图四 汉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
1~3.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山东博物馆：《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第27、67、101 页）
4. 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24页）
------------------------------- 二、戟形饰与印度佛教艺术的关系 -------------------------------
目前出土的戟形饰长宽均在2厘米以内，柄部有穿系孔，实为一类特殊形式的珠饰，且常与其他形制的珠饰连缀成串。如扬州西湖杨场M14中手戟形饰与钺、辟邪、鸟禽、壶形珠等共同组成项饰（图五）；黄土山M2中出土的戟形饰与钺、弯刀、鸟禽、贝形珠等一并出土。上述串饰中含有的兵器造型，除戟以外，还有斧钺、矛剑等。另如满城汉墓、咸阳马泉公社汉墓出土的项饰中也有兵器造型的珠饰（图六）。
图五 扬洲西湖杨场M14出土串饰（引自扬州博物馆官网）
图六 咸阳马泉公社汉墓出土串饰（引自姚玲玲：《丝路贸易的历史见证——咸阳马泉汉墓出土的珠宝串饰》）
缕析目前所见考古资料，这类珠饰均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在西汉之前，兵器被用以实战杀伐，也充当仪仗礼器，但未曾出现以兵为饰的情况，可以说佩戴兵饰形串珠是西汉兴起的新风尚。这阵风尚的来踪，在早期中原传统文化中难寻，却可溯见于古印度佛教文化。
古印度早期佛教石刻遗迹里，出现含有兵饰内容的图像。如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大塔北门隅柱上雕刻的旃陀罗药叉女即佩戴有穿缀短戟、三宝标的项饰（图七）。
图七 巴尔胡特大塔浮雕药叉女所佩兵饰形项饰（转引自[日]林良一：《东洋美术的装饰纹样》第14页
类似的兵饰图像也出现在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桑奇大塔上，其北门左柱雕刻的项饰，也带有戟、三宝标、钺、盾、双鱼、莲花形等缀饰（图八）。
图八 桑奇大塔浮雕带兵饰的项饰（转引自扬之水：《桑奇大塔浮雕中的药叉》）
西汉王朝出现的兵饰从母题类型到佩戴方式，都与古印度佛教石雕图像中呈现的兵饰相类同，而后者是有该类艺术文化传统的。古印度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为“无佛像时代”，佛教制品从不以人形刻画佛陀，而是以象征物来替代表现。上述串饰中出现的三宝标即是一类象征佛陀的符号，而戟、钺、盾等则带有护法的含义。从审美传统上看，这类串饰体现了繁缛富丽的风格。天竺自古好繁，其中的“繁”既体现在形制组合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材质搭配的丰富性。有别于汉代传统玉器饰品的素朴庄重、藏礼于器，这类饰品鲜艳活泼，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另在用材上，西汉兵饰类串饰品除少数以传统玉料制作外，多为琥珀、玳瑁、玛瑙、黄金、水晶、琉璃质地。这些非传统的宝石材料在目前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中大量存在，被认为来源于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正是由南、北丝路传入中原，而佛教的初传，学界主流观点是始自西汉末年的伊存授经。一般来说，可视化的艺术形式比其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核传播速度要快。故相较于佛教的教义，佛教艺术形式被中原吸收的时间还可向前推溯。上述种种，表明手戟形饰所代表的兵饰文化风尚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而非本土原创。目前所见出土戟形饰的墓葬级别都较高，墓主身份为诸侯王或高等级贵族，这也符合外来物质文化被引入后首先在上层阶级流行的一般规律。
需注意的是，出现在古印度石刻艺术中的戟，尖峰均朝上，旁枝向下弯折，与本文所述手戟形饰的造型殊异。可知在印度佛教兵饰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的表现形式被接纳，但造型并未原样挪用，而是取材于本土习见器物。另外，古印度的佛教装饰艺术以象征性为主要特征，同类艺术表现形式被吸收移植到中原地区后，仍具有文化象征性，但所象征的文化内容已由本土文化所替换。
------------------------------- 三、戟形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
前文已述，戟形饰的造型来源于手戟式鸡鸣戟，而这类兵器的形象常出现于神怪持兵主题器物上。如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铜带钩上呈现的手戟，为神怪所持五件兵器中之一类。手戟作为重要的象征性元素，由神怪持兵主题中提取出来，以局部代整体象征了该主题的文化内涵。目前所见的实物资料中，除上文提及的旧金山博物馆藏铜带钩、沂南北寨汉墓和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外，表现神怪持兵主题的还有弗利尔博物馆藏铜带钩（图九），以及辽宁省苗圃墓地（图一〇）、河北石家庄东岗村、安徽天长县郑集镇大董庄东汉墓出土铜带钩。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器物上以模式化的形式重复出现，说明其所象征的意涵在彼时颇受重视，且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共识性。
图九 佛利尔博物馆藏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美国佛利尔博物馆官网）
图一〇 辽宁省苗圃墓地出土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苗圃墓西汉砖室墓发掘简报》）
这类题材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二：神怪和兵器。神怪的形象为人兽合体，多以夸张写意的风格呈现。旧金山博物馆藏带钩上的神怪较好辨认，所示明显类熊。此形象近似古文献中所提及的方相氏。自《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将方相氏描述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其蒙熊皮、披兽角和兽尾、戴面具、执戈扬盾的装扮特征在两汉乃至隋唐时期的古文献中均被反复提及。“执戈扬盾”可广义地理解为方相氏既执有进攻性的武器，也拿着防御性的武器，战斗气息浓厚。迄今所见该类题材铜带钩上的神怪，均是一手持短兵，一手持盾，与方相氏的持物模式吻合。另从能提供场景信息的汉墓画像石图像看，神怪的身份也与方相氏相符。如沂南北寨汉墓中，神怪持兵题材的画像石出现于前室，该墓前室的画像中除南壁吊唁图表现死者哀荣外，北壁、四门、立柱上共30多幅画像、142个奇禽异兽，均表现的是与辟邪相关的内容。其中，前室北壁横额上的神怪持兵而舞，四周相伴数十神兽，贴合《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方相与十二兽儛”的场景。故可推断，这类持兵神怪的身份为驱鬼辟邪的方相氏。汉代继承楚文化传统，流行巫傩文化，宫廷中有祛除疫鬼的仪式“大傩”，方相氏即为傩仪的首领。宫廷傩仪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彼时丧葬或服饰礼俗中。将方相氏的形象刻于墓室画像上显之，铸于带钩上服之，继而简化为象征性戟形护符佩之，均可视为辟邪礼俗的呈现。
辟邪以外，佩戴兵饰还与“辟兵”思想相联系。中原的方相氏与苗蛮的蚩尤氏渊源密切。对于方相氏蒙熊皮的形象，郑玄注：“如今魌头也”。魌同䫏，《说文解字》释：“䫏，丑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䫏头”。而蚩尤的“蚩”同“媸”，也指丑陋，《说文通训定声》言：“又为丑，或为䫏”。另据郑玄：“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古史也载蚩尤没后，黄帝画蚩尤形像“以 威天下”，可知方相氏和蚩尤均以丑陋可怖之貌为特征。另从与兵器的关联性看，方相氏图像中的兵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先民以蚩尤为“兵主”，认为“蚩尤作五兵”。《世本》《吕氏春秋·荡兵》均载有：“蚩尤作兵”，《管子·地数篇》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兵主蚩尤于两汉时备受尊崇，祭祀蚩尤被纳入国家正式祭祀体系，如《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兵主蚩尤战斗力强，有驱赶疫鬼之威，将其视作傩仪首领方相氏是合理的。《祖饯祝》中载：“令岁淑月，日吉时良......阳遂求福，蚩尤辟兵。”，可见汉代有“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之说。疫疠和战争，这两大灾难一无形一有形，最能威胁彼时先民的生存，故各类礼俗多以驱疾疫、防兵灾为主要内容。故可认为戟形饰除了具有驱逐疫疾的象征意涵外，也包含了汉代先民消弭兵灾之思求，是一类带有护符功能的饰品。
两汉时，阴阳五行学说盛行，基于五行系统认识戟形饰，有助进一步深化对其文化意涵的理解。在神怪持兵题材中，涉及到的兵器类型有盾、剑、戟、斧钺、环刀、弓矢。充当兵饰母题的戟，在该题材中出现频次较高，常被列入“五兵”。如最早提及“五兵”的《周礼·夏官·司兵》言“司兵掌五兵、五盾……大丧，廞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郑众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关于五兵实指为何，古籍中所说不一，如路史注引《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韦昭注：“五刃，刀、剑、矛、戟、矢也”；《汉官旧仪·卷下》：“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而在纷繁无定的五兵说中，戟始终在列。阴阳五行系统中，五兵对应四时、五方、五色，相较于其他兵器，戟与对应物象的关系也更稳定。如《淮南子·时则训》中以春对应矛，夏对应戟、剑，秋对应戈，冬对应铩，《管子·幼官第八》则是将春、夏、秋、冬分别与矛、戟、剑、盾相对应。在不同版本中，戟与夏的对应是无疑异的。又，“旗物尚赤，兵尚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可知夏季和戟在五方、五色系统的对应关系中，均对应南方、赤色。回观目前出土的西汉兵饰品，唯戟形饰有用琥珀制作的，且选材为色泽偏红的琥珀品种（如南阳市宛运小区M35中出土者）。若放眼于传世品中，戟形饰也以琥珀质地最多。另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看，汉代是五行色彩体系发展的奠定期，五色的使用深入民间生活。戟形饰的选材以琥珀为特色，倾向于表现赤色，亦反映了对五行色彩的实践。
------------------------------- 四、结语 -------------------------------
综上所述，戟形饰反映了中外艺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体现的艺术形式是域外的，而这一形式又被嫁接于本土器物上，并承载了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情感。以戟形饰为代表的兵饰品，在设计上濡染了异域的文化意趣，同时结合了本土传统的五行色彩体系，既强调视觉冲击力，也重视文化表现力。基于五行色彩体系的分析，对于深化理解以戟形饰为代表的兵饰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有限，除戟形饰外，尚难对其他兵饰与五色的对应关系一一作出准确判断。期望后续能有更全面、丰富的考古材料出现，为西汉兵饰的系统研究提供新的支撑。
图一 南阳市宛运小区M35出土的汉代手戟形饰
------------------------------- 一、戟形饰的造型来源 -------------------------------
上文所述五件戟形饰的造型特征基本一致：上端两枝分叉外扬，一侧的上扬角度、长度均较另一侧大，下部聚合为短柄，柄部穿一小孔。这一造型具定式化特征，类似形象也出现于汉代其它类型的器物上，这为考证其所指代的具体物象提供了依据。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神怪左足所持短兵的大形轮廓即与上述戟形饰极为吻合，只是更具象地表现出了中脊、边刃等细节特征（图二）。这类短柄兵器极有可能即为戟形饰所指代的器物原型，笔者参照汉代兵器的图像和考古实物资料，推断该类器物为西汉出现的鸡鸣形手戟。
图二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官网）
戟在古文献中记为“棘”，《左传·隐公十一年》记“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意为刺，《说文解字》释戟为“有枝兵也”。迄今所知最早的戟见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为戈、矛组合型，兼具直刺与钩斫功能。可见传统型戟既有刺，又有旁枝可供钩斫。这类戟在车兵占主导地位的战国时期最为盛行。西汉时骑兵的兴起促使戟的形态发生改变，其中一类改型戟是由戈演变，援与内均向前斜出，似鸡鸣之态。《周礼·考工记·冶氏》对此类兵器有记载：“戈广二寸”，郑玄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疏云：或谓之鸡鸣者，以其胡似鸡鸣故也，或谓之拥颈者以其胡曲，故谓之拥颈。称“鸡鸣戟”。此类非传统型戟的造型可参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青铜戟（图三，1）以及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墓导骑出行图中骑马者所掮之戟（图三，2）。从造型看，鸡鸣戟锋刃相连为一体，旁枝上昂斜出，且一侧长一侧短的特征与戟形饰相契合。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初期墓出土的鸡鸣戟（M4013：甲10、甲24），长枝若弯刀，短枝反向弯曲（图三，3）。
图三 汉代鸡鸣戟的实物及图像资料
1、.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徐州博物馆官网）2. 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引自《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
3. 广州龙生岗汉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下册）》图版 112:4）
这类强化了曲刃元素的鸡鸣戟与戟形饰的造型更为贴近。从出土情况看，鸡鸣戟主要出现于西汉诸侯王墓，如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淄博西汉齐王五号随葬器物坑、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中有出土，而如上文所述，目前所知的戟形饰也均出现于西汉高等级墓葬中。综合可推断，戟形饰的原型为鸡鸣戟。鸡鸣戟可接长柲，亦可连短柄，具短柄者称手戟，即《释名·释兵》所言“手所持摘（掷）之戟”。据戟形饰柄端的长度特征，可将其原型进一步推断为手戟式鸡鸣戟。手戟在汉代常见，汉画像中即不乏手戟的图像，如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后室过梁上刻有陈列于兰锜上的手戟，前室北壁及横额上有持手戟的神怪像（图四，1～3），另在山东武氏祠水陆攻战图画像石中也有持手戟的武士像（图四，4）。当手戟式鸡鸣戟的形象以珠饰形式呈现时，其旁枝的弯曲度被进一步夸大，尖峰、中脊、刃边等则经柔化处理，突显了装饰性。
图四 汉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
1~3.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山东博物馆：《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第27、67、101 页）
4. 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24页）
------------------------------- 二、戟形饰与印度佛教艺术的关系 -------------------------------
目前出土的戟形饰长宽均在2厘米以内，柄部有穿系孔，实为一类特殊形式的珠饰，且常与其他形制的珠饰连缀成串。如扬州西湖杨场M14中手戟形饰与钺、辟邪、鸟禽、壶形珠等共同组成项饰（图五）；黄土山M2中出土的戟形饰与钺、弯刀、鸟禽、贝形珠等一并出土。上述串饰中含有的兵器造型，除戟以外，还有斧钺、矛剑等。另如满城汉墓、咸阳马泉公社汉墓出土的项饰中也有兵器造型的珠饰（图六）。
图五 扬洲西湖杨场M14出土串饰（引自扬州博物馆官网）
图六 咸阳马泉公社汉墓出土串饰（引自姚玲玲：《丝路贸易的历史见证——咸阳马泉汉墓出土的珠宝串饰》）
缕析目前所见考古资料，这类珠饰均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在西汉之前，兵器被用以实战杀伐，也充当仪仗礼器，但未曾出现以兵为饰的情况，可以说佩戴兵饰形串珠是西汉兴起的新风尚。这阵风尚的来踪，在早期中原传统文化中难寻，却可溯见于古印度佛教文化。
古印度早期佛教石刻遗迹里，出现含有兵饰内容的图像。如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大塔北门隅柱上雕刻的旃陀罗药叉女即佩戴有穿缀短戟、三宝标的项饰（图七）。
图七 巴尔胡特大塔浮雕药叉女所佩兵饰形项饰（转引自[日]林良一：《东洋美术的装饰纹样》第14页
类似的兵饰图像也出现在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桑奇大塔上，其北门左柱雕刻的项饰，也带有戟、三宝标、钺、盾、双鱼、莲花形等缀饰（图八）。
图八 桑奇大塔浮雕带兵饰的项饰（转引自扬之水：《桑奇大塔浮雕中的药叉》）
西汉王朝出现的兵饰从母题类型到佩戴方式，都与古印度佛教石雕图像中呈现的兵饰相类同，而后者是有该类艺术文化传统的。古印度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为“无佛像时代”，佛教制品从不以人形刻画佛陀，而是以象征物来替代表现。上述串饰中出现的三宝标即是一类象征佛陀的符号，而戟、钺、盾等则带有护法的含义。从审美传统上看，这类串饰体现了繁缛富丽的风格。天竺自古好繁，其中的“繁”既体现在形制组合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材质搭配的丰富性。有别于汉代传统玉器饰品的素朴庄重、藏礼于器，这类饰品鲜艳活泼，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另在用材上，西汉兵饰类串饰品除少数以传统玉料制作外，多为琥珀、玳瑁、玛瑙、黄金、水晶、琉璃质地。这些非传统的宝石材料在目前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中大量存在，被认为来源于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正是由南、北丝路传入中原，而佛教的初传，学界主流观点是始自西汉末年的伊存授经。一般来说，可视化的艺术形式比其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核传播速度要快。故相较于佛教的教义，佛教艺术形式被中原吸收的时间还可向前推溯。上述种种，表明手戟形饰所代表的兵饰文化风尚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而非本土原创。目前所见出土戟形饰的墓葬级别都较高，墓主身份为诸侯王或高等级贵族，这也符合外来物质文化被引入后首先在上层阶级流行的一般规律。
需注意的是，出现在古印度石刻艺术中的戟，尖峰均朝上，旁枝向下弯折，与本文所述手戟形饰的造型殊异。可知在印度佛教兵饰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的表现形式被接纳，但造型并未原样挪用，而是取材于本土习见器物。另外，古印度的佛教装饰艺术以象征性为主要特征，同类艺术表现形式被吸收移植到中原地区后，仍具有文化象征性，但所象征的文化内容已由本土文化所替换。
------------------------------- 三、戟形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
前文已述，戟形饰的造型来源于手戟式鸡鸣戟，而这类兵器的形象常出现于神怪持兵主题器物上。如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铜带钩上呈现的手戟，为神怪所持五件兵器中之一类。手戟作为重要的象征性元素，由神怪持兵主题中提取出来，以局部代整体象征了该主题的文化内涵。目前所见的实物资料中，除上文提及的旧金山博物馆藏铜带钩、沂南北寨汉墓和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外，表现神怪持兵主题的还有弗利尔博物馆藏铜带钩（图九），以及辽宁省苗圃墓地（图一〇）、河北石家庄东岗村、安徽天长县郑集镇大董庄东汉墓出土铜带钩。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器物上以模式化的形式重复出现，说明其所象征的意涵在彼时颇受重视，且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共识性。
图九 佛利尔博物馆藏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美国佛利尔博物馆官网）
图一〇 辽宁省苗圃墓地出土神怪持兵铜带钩（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苗圃墓西汉砖室墓发掘简报》）
这类题材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二：神怪和兵器。神怪的形象为人兽合体，多以夸张写意的风格呈现。旧金山博物馆藏带钩上的神怪较好辨认，所示明显类熊。此形象近似古文献中所提及的方相氏。自《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将方相氏描述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其蒙熊皮、披兽角和兽尾、戴面具、执戈扬盾的装扮特征在两汉乃至隋唐时期的古文献中均被反复提及。“执戈扬盾”可广义地理解为方相氏既执有进攻性的武器，也拿着防御性的武器，战斗气息浓厚。迄今所见该类题材铜带钩上的神怪，均是一手持短兵，一手持盾，与方相氏的持物模式吻合。另从能提供场景信息的汉墓画像石图像看，神怪的身份也与方相氏相符。如沂南北寨汉墓中，神怪持兵题材的画像石出现于前室，该墓前室的画像中除南壁吊唁图表现死者哀荣外，北壁、四门、立柱上共30多幅画像、142个奇禽异兽，均表现的是与辟邪相关的内容。其中，前室北壁横额上的神怪持兵而舞，四周相伴数十神兽，贴合《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方相与十二兽儛”的场景。故可推断，这类持兵神怪的身份为驱鬼辟邪的方相氏。汉代继承楚文化传统，流行巫傩文化，宫廷中有祛除疫鬼的仪式“大傩”，方相氏即为傩仪的首领。宫廷傩仪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彼时丧葬或服饰礼俗中。将方相氏的形象刻于墓室画像上显之，铸于带钩上服之，继而简化为象征性戟形护符佩之，均可视为辟邪礼俗的呈现。
辟邪以外，佩戴兵饰还与“辟兵”思想相联系。中原的方相氏与苗蛮的蚩尤氏渊源密切。对于方相氏蒙熊皮的形象，郑玄注：“如今魌头也”。魌同䫏，《说文解字》释：“䫏，丑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䫏头”。而蚩尤的“蚩”同“媸”，也指丑陋，《说文通训定声》言：“又为丑，或为䫏”。另据郑玄：“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古史也载蚩尤没后，黄帝画蚩尤形像“以 威天下”，可知方相氏和蚩尤均以丑陋可怖之貌为特征。另从与兵器的关联性看，方相氏图像中的兵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先民以蚩尤为“兵主”，认为“蚩尤作五兵”。《世本》《吕氏春秋·荡兵》均载有：“蚩尤作兵”，《管子·地数篇》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兵主蚩尤于两汉时备受尊崇，祭祀蚩尤被纳入国家正式祭祀体系，如《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兵主蚩尤战斗力强，有驱赶疫鬼之威，将其视作傩仪首领方相氏是合理的。《祖饯祝》中载：“令岁淑月，日吉时良......阳遂求福，蚩尤辟兵。”，可见汉代有“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之说。疫疠和战争，这两大灾难一无形一有形，最能威胁彼时先民的生存，故各类礼俗多以驱疾疫、防兵灾为主要内容。故可认为戟形饰除了具有驱逐疫疾的象征意涵外，也包含了汉代先民消弭兵灾之思求，是一类带有护符功能的饰品。
两汉时，阴阳五行学说盛行，基于五行系统认识戟形饰，有助进一步深化对其文化意涵的理解。在神怪持兵题材中，涉及到的兵器类型有盾、剑、戟、斧钺、环刀、弓矢。充当兵饰母题的戟，在该题材中出现频次较高，常被列入“五兵”。如最早提及“五兵”的《周礼·夏官·司兵》言“司兵掌五兵、五盾……大丧，廞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郑众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关于五兵实指为何，古籍中所说不一，如路史注引《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韦昭注：“五刃，刀、剑、矛、戟、矢也”；《汉官旧仪·卷下》：“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而在纷繁无定的五兵说中，戟始终在列。阴阳五行系统中，五兵对应四时、五方、五色，相较于其他兵器，戟与对应物象的关系也更稳定。如《淮南子·时则训》中以春对应矛，夏对应戟、剑，秋对应戈，冬对应铩，《管子·幼官第八》则是将春、夏、秋、冬分别与矛、戟、剑、盾相对应。在不同版本中，戟与夏的对应是无疑异的。又，“旗物尚赤，兵尚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可知夏季和戟在五方、五色系统的对应关系中，均对应南方、赤色。回观目前出土的西汉兵饰品，唯戟形饰有用琥珀制作的，且选材为色泽偏红的琥珀品种（如南阳市宛运小区M35中出土者）。若放眼于传世品中，戟形饰也以琥珀质地最多。另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看，汉代是五行色彩体系发展的奠定期，五色的使用深入民间生活。戟形饰的选材以琥珀为特色，倾向于表现赤色，亦反映了对五行色彩的实践。
------------------------------- 四、结语 -------------------------------
综上所述，戟形饰反映了中外艺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其体现的艺术形式是域外的，而这一形式又被嫁接于本土器物上，并承载了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情感。以戟形饰为代表的兵饰品，在设计上濡染了异域的文化意趣，同时结合了本土传统的五行色彩体系，既强调视觉冲击力，也重视文化表现力。基于五行色彩体系的分析，对于深化理解以戟形饰为代表的兵饰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有限，除戟形饰外，尚难对其他兵饰与五色的对应关系一一作出准确判断。期望后续能有更全面、丰富的考古材料出现，为西汉兵饰的系统研究提供新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