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意味着与旧家族的空间断裂和新起点的出现，既容易导致家族记忆的失真和变形，又成为攀附、伪造或“刻意遗忘”家族历史的附着之处。由于碑刻遗存的偶然性，生活在中条山南侧闲原之地的张氏，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南阳家族迁徙和异地延续事例，借此可以初步认识“南阳西鄂”“南阳白水”两郡望在周边地区的使用情形，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其他“迁徙支系”家族郡望叙述的复杂性。相对于真伪而言，家族“邑里”、谱系叙述背后呈现的历史情境，以及由这种情境所塑造的人群集体观念和行为，更加值得关注。由此也引人思考“家族记忆”视角下从中古到近古的变化动力。
作 者 | 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6期，第51-65页
原 题 | 北朝家族的“迁徙支系”与郡望叙述——以两通南阳张氏嵌套石碑为线索
引用
刘知幾《史通》所批评的“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郡望攀附现象，是中古门阀社会的伴生之物。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以王朝权力为主导，融合胡汉重构门阀体系，在身份意识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攀附和冒袭日渐增多（有些得到朝廷认可移属），“碑铭所勒，茅土定名”，“其言多伪”。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北朝墓志的不断出土，学界对此已有诸多探讨。
迁徙造成家族异地支系，是攀附郡望常见的叙述策略。特别是某位先祖“因官徙居”某地，形成家族支系新起点，是碑志书写尤为常用的格套性话语。与此同时，可以想见也会有一些真实的“迁徙支系”家族，随着生活空间变动、时间流逝和阶层升降，出现祖先记忆的失真、变形或遗忘，有些还会受到“因官徙居”等格套话语影响，由此造成相关叙述的可疑性。这些情况混合在一起，使郡望真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如《魏书》等正史中多见的“自云”“自言”记述，就与此有关。
探讨这一问题的困境，主要在于相关“迁徙支系”叙述的可信度往往难以把握。在这方面，中条山南侧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岳村留存的两通南阳张氏嵌套石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线索。本文即由此入手，结合中条山周边地区相对丰富的中古石刻资料群和相关文献记述，从区域角度对这一问题试加探讨。
------------------------------- 一、闲原地方的南阳张氏 -------------------------------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解州平陆县百姓张仁檝“四世义居”，受到朝廷表彰，“门闾外户前安置棹楔，免户下三年差发，远近荣观”。张仁檝请人撰文，在村中树立石碑，“以传不朽”，即《河东南路解州平陆县张氏义居门闾碑》（以下简称“金碑”）。碑文在记述该村张氏家族历史时，抄入了一通立于村外的后秦“先祖”墓碑——《秦故河北郡守张府君之碑铭》（以下简称“后秦碑”）文字。该碑也有幸保存至今，残泐难读，幸而借助于金碑抄录，得以比对了解其内容。
据金碑所云，该村张氏出自南阳：“谨按张氏家世，系东汉河间相衡之后。衡当代人物第一，范晔之史、崔子玉墓碑备矣。……初，衡远孙揽当晋末杂霸年，缘父祖赴官北来，后亦在仕，为（河）北郡守，卒葬于此，子孙即家焉。”如前所说，“因官徙居”是碑志攀附性书写的常见格套。中古时期的南阳张氏，由于缺乏一个清晰连续的士族高门实体，尤其成为郡望攀附重灾区。金碑的追溯，看上去不过是常见的攀附格套。
不过，如果细读接下来嵌套抄入的后秦碑文，会发现情况有些复杂：
墓碑漫灭七八，仁檝请据可考者采摭而录之，云：□□□□□□□□军从事，以名节自居。曾祖存，有人伦风鉴，以荆州从事从昭烈皇帝入益州。祖名缺不辨，中郎将、关内侯，与兄太常君皆徙河东，家于河北县东之闲原。父名缺不辨，上谷太守、征南□□□□□□□□君自此君字以后皆揽之事禀中和之至精，得仁义之醇粹，孝敬彰于弱岁，讲学茂于童年。征拜山阳令，加扬威将军、弘农太守。
碑文中的“名缺不辨”“自此君字以后皆揽之事”，系原碑夹行小字说明。现存后秦碑有一些相关文字可以辨读，如“君□□□□南阳西鄂人”“人伦□□以荆州”“中郎将关内侯与兄太常君□徙河东□□□□□□之闲原”“上谷太守征南将军□□二州刺史□阳”。对照可知，后秦碑提到的张揽家族原籍，是“南阳西鄂”，亦即范晔《后汉书》（“范晔之史”）、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崔子玉墓碑”）记载的张衡籍贯。高祖曾任“□军从事”。曾祖张存，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蜀汉灭亡后，祖父和伯祖被内徙到河北县（治今芮城县附近）东部的“闲原”，定居于此。据说春秋虞、芮两国国君以争田相让，“为闲田而退”，即在此地，位置在今平陆县西部的洪池乡。
巧合的是，曾祖张存，见于蜀汉延熙四年（241）杨戏所撰的《季汉辅臣赞》，陈寿附注提到张处仁“本名存，南阳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为广汉太守”，可与碑文记述相印证。张存“素不服”庞统。庞统中箭去世后，张存因失言被刘备免官，“顷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去世时间是在刘备入蜀不久。按照碑文的说法，张存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张揽的祖父和伯祖，分别出任过蜀汉中郎将和太常。而据王隐《蜀记》记载，后主刘禅出降之前，曾“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受节度”。这里提到的太常张峻，怀疑就是碑文中的张揽伯祖“太常君”。
如所周知，蜀汉灭亡之后次年，即咸熙元年（264），有很多蜀汉家族被内迁到河东、关中等地。《华阳国志·大同志》：“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宗预、廖化、诸葛显都是随从刘备入蜀的南阳、襄阳人士后裔。这些移民在河东、关中等地的具体安置地点，以及后来的生活状态，以往记载稍多的就只有河汾之间的薛氏。现在可以知道，也有一些家族被安置到中条山以南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河东地区最为富庶的是中条山以北的盐池周边，魏晋时期已经有闻喜裴氏、解县柳氏等大族聚居。新徙入的蜀汉“大臣”家族，显然是被安置在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空间也较为封闭的边缘“空地”。
借助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和关系网络，这些内徙的蜀汉家族应当会很快成为新居地的重要社会力量。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像有一定组织化和“部落”色彩的薛氏，长期呈现为武力豪强状态。诸葛氏、张氏、宗氏等文化家族，则更容易在西晋政权中获得出仕机会。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曾“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罗宪推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于世”。这个被推荐任用的名单中，就有不少来自随从刘备入蜀的荆州士人家族，只是未见南阳张氏。
碑文没有提到张揽祖父、伯祖内迁河东后的出仕情况。他的父亲曾任“上谷太守、征南将军、□□二州刺史”。张揽本人曾任山阳令、弘农太守。淝水之战后，前秦败退，局势混乱，正在乡里守墓的张揽，率乡人建坞壁自保：
家难，庐于墓所。时大军西归，肆虏掠，盗贼充斥，居人不安。□□□□□□□□□余家□□君所。乃立义主，壁以居之。白雀中，累征不起。哀皇既哭元辅，将走东垣，君帅义众墨缞赴难，朝廷闻而义之，即其墓所授立义将军。服阙，拜河北太守。……在郡五稔……遘疾薨于官舍。……君兄弟七人，闻名籍甚，同德□义，号曰七龙。□昆□□□原上谷太守之茔。君与长兄、季弟，于弘始末年别葬闲原之新茔，南寇故也。长子宣威将军、晋王长史谟等聿修厥德，不陨其美。以上皆碑中语也。
引文中有一些文字亦断续见于后秦碑，对读来看，金碑大概是全部照抄了当时能够辨读出的后秦碑文，抄录至“铭曰”前为止，铭文部分未录。碑文中的“哀皇”，指苻坚死后在晋阳即位的苻丕。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羌人姚氏势力趁机兴起，关中、河东形势复杂。张揽的乡人武装，先是依附于苻丕，苻丕被慕容永击败后，又依附于后秦姚氏，出任本郡（河北郡）太守，五年后去世。墓碑立于后秦弘始（399416）末年“南寇”即刘裕北伐之时，距张揽去世已经有二十余年。立碑者推测应当是其长子张谟，曾任后秦宣威将军、晋王长史。据碑文所言，该家族有两处墓地，张揽碑所在的岳村为“闲原之新茔”，张揽的父亲和大部分兄弟则葬于别处的旧墓地。
后秦碑建立时，距张氏家族内徙闲原一百五十余年，经历了四代人。这种只有几代人的家族世系叙述，一般而言是比较可信的。除了张衡之外，碑文没有刻意攀附和追溯远祖，主要是记述几代人任官，还有“以名节自居”“有人伦风鉴”，以及迁徙蜀地、内迁闲原等内容，据此推测，碑文撰写者依据的或许是谱牒、家传之类的资料。
金碑在抄录后秦碑文后，以“撰文书字□□略无□□□□□□□陆县之东张村，再徙乐村。虽簪裳暂辍，常以财雄乡里矣”一句作为过渡，直接跳到了两宋之际的“今祖”张喜：
至今祖讳喜，字悦道，资状魁伟，胸宇磊落，有豪侠气。当宋宣和兵火，县濒大河负太行，战国□用武□□，贼民□□□□□□□□率为守御计，并畏威引去，一境得无事。复值凶歉，喜发囷廪赈救，全活甚众。……方且四世合居，百口共爨，岁垦万亩，日饭两钟。
北宋末年的闲原张氏，不再是“有人伦风鉴”的官宦家族，而是呈现为乡里之豪的面貌。“今祖”张喜，靖康之乱后活跃于地方，其“豪侠”特征以及在宋金之际世乱中的行为，让人想起张揽的聚众自保。只不过“讲学茂于童年”的张揽，似乎兼具文化士族和乡里之豪两种形象；“有豪侠气”的张喜，则是较为纯粹的乡里之豪。
自后秦张揽碑，到宋金之际，中间经历七百多年。这期间闲原张氏的情况，金碑虽然完全略过，仍有一些出土资料可以参照。1993年，平陆县上张乡张村发现七件铭文石造像，时间从北魏孝昌三年（527）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其中张氏造像有四件，分别为故都督张洛世（开皇元年）、张世兴（开皇元年）、张留通（开皇三年）、张向略（开皇十六年）。张村位于岳村之东，直线距离约15公里。这批造像发现之前，1983年平陆县西侯村西侯中学内曾发现一批铜造像、铜牌等，多件有铭文，涉及时间从隋大业二年（606）到唐开元八年（720），正好与张村造像衔接。佛教相关铭文四种，均与张氏有关，分别是张志迁（大业二年）、张智本（仪凤四年）、张元楷（垂拱三年）、张元男（时间残缺）。张志迁、张智本两种铭文镌刻于同一造像两侧，该像由张志迁造于隋大业二年，一直传承使用，唐仪凤四年（679）由张智本重新装饰。这批造像发现的西侯村，位于岳村之西，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多。这一带至今仍有西张、西北张、中张等多个以张姓命名的村庄。
中条山以南至黄河的狭长地带，原本属于河东郡，后秦以后增设河北郡。今平陆县（唐代开始定名为平陆）在东，芮城县在西，闲原正好位于两县中间。上面提到的两批造像都在平陆县。从芮城县境内保存的北朝隋唐造像题名来看，张氏同样是主要姓氏之一。《周书》提到过芮城人张元，“祖成，假平阳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为功曹、主簿”，张元本人“有孝行。微涉经史，然精修释典”。此外，北周武成元年（559）裴侠去世后，“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民等，感侠遗爱，乃作颂纪其清德焉”。根据这些来看，北朝隋唐时期张氏一直是中条山以南颇具地方影响力的人群。
这让人想到唐代名将张守珪家族。两《唐书》中张守珪、张献诚父子的传记，籍贯或云“陕州河北”，或云“陕州平陆”，张守珪显赫后也回过平陆故里。该家族墓志目前已经发现不少，郡望均写作南阳。如张守珪墓志云：“其先南阳人也，因宦于陕，故遂家焉。”张献诚墓志：“□阳人□□□封□族，开国承家。子房运筹，茂先博物，系之于公矣”。张守珪之侄张献甫墓志：“其先南阳西鄂人也。远祖河间相衡，徙居陕服，子孙因家焉，今为陕州平陆人也。”更是具体提到了“西鄂”和张衡。此外，张献诚之子张任墓志云：“远祖以避仇南阳，因家陕服。”张献弼墓志：“望本南阳，因官陕服。”张献弼之子张遵墓志：“其先南阳人也，后因官家于陕，今为陕之平陆人。”这些墓志的追溯性书写或详或简，但有两个基本要素是均被提及的：远祖出于南阳（少量具体到西鄂）；后来徙居平陆。至于徙居的原因，大部分含糊地说是由于任官，但也有“避仇”说。
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证据，张守珪家族是否就是出自闲原张氏，并不清楚。中条山以南张姓人口甚众，是否都与蜀汉亡后内迁的南阳张存家族有关，也令人生疑。张守珪生活的时代，“因官徙居”形成异地支系，作为墓志叙述家族由来的格套，已经非常流行。闲原张氏的“南阳西鄂”郡望，被当地的其他张氏人群攀附性“借用”，或者说其他张氏人群出于某种策略而与闲原张氏联宗、通谱，从而导致“南阳西鄂”郡望在这一地域的扩散，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另一种可能性也很难排除，即张守珪家族确实与闲原张氏有关，墓志追溯南阳作为郡望，并不是刻意攀附，只是有些失真和变形。
------------------------------- 二、“南阳西鄂”与“南阳白水” -------------------------------
闲原张氏与南阳张氏的真实性关联，让人再次审视北朝正史中的“自云”“自言”记述。有意思的是，北朝正史入传的“南阳西鄂”张氏人物有两位，均为“自云”。一位是《魏书》中的张熠（字景世），“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历任奉朝请、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步兵校尉，曾参与洛阳永宁寺建设。一位是《北齐书》中的张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六镇之乱后南下，先后追随尔朱荣、葛荣、高欢。两人传记都很简略。
见于出土碑志的“南阳西鄂”张氏人物，北朝则有三位。第一位是孝昌元年（525）去世的张问，志题“魏故南阳张府君墓志”，志文云：
南阳西鄂人。其先汉侍中衡之后，晋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太宰、高平公方即君之七世也。自兹以降，无忝前修，轩冕之荣，仍世相袭。祖济，秘书著作郎、中书侍郎、大鸿胪，领谒者仆射，将命秦晋，专对之美，妙冠当时。
《晋书》有传的张方是河间人，任官也与墓志不符。张问祖父张济，《魏书》有传，记载为“西河人”，以“累使称旨”知名，与墓志所云相合。张济之父张千秋，先仕慕容永，后归附拓跋氏，“随从征伐，累著功绩”，卒于登国（386-396）末年。西河郡治兹氏（今汾阳），是内迁五部匈奴分布地之一，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列有西河张氏，认为出自屠各匈奴。
第二位是去世于永安二年（529）的张瓆，墓志极简略，只提到“南阳西鄂”和父祖、本人官历，埋葬地点是“苟巢垒之东南”，所在不详。
第三位是去世于东魏天平四年（537）的张满（字华原），是高欢的早期追随者，《北齐书》有传，记载为“代郡人也”。墓志说是“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留侯张良与南阳西鄂张氏并无关联，显然是攀附名人远祖。张满的情况与张保洛颇为相似，但《北齐书》特别记述张保洛“本出南阳西鄂”是“自云”，并未提及张满“自云”。
除了“南阳西鄂人”，北朝碑志记述南阳张氏，还有“南阳白水人”和笼统的“南阳人”两种形式。前者除了著名的张猛龙碑（正光三年），还有张整（景明四年）、张玄（张黑女，普泰元年）、云门寺法懃（大宁二年）、张起（天统元年）、张猥（天和二年）五人的碑志。后者则有赵氏妻张孃（正光四年）、张宁（永熙二年）、张惇（西魏恭帝二年）、张僧显（河清四年）、张道贵（武平二年）五人的墓志。需要强调的是，“南阳白水人”这种书写形式，北朝正史中从未出现过。“南阳人”的书写形式，北朝正史中有多例，包括冯氏、宗氏等，但没有张氏人物被这样记述。
由于汉晋时期南阳郡下并无白水县，研究者认为“南阳白水”郡望有一定虚构性。据称清末出于洛阳的西晋永嘉元年（307）张纂碑（碑形墓志），最早出现“南阳白水人”记述。该碑有学者疑为伪刻。此外最早的用例，就是北魏景明四年（503）的张整墓志。使用这一郡望的还有南阳赵氏。延昌三年（514）去世的北魏孝文帝嫔妃赵氏，墓志记载为“南阳白水人”。到了唐代，“南阳白水”郡望在墓志中变得颇为流行，但跟北朝正史一样，唐代正史中也从未出现过。
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张整就是《魏书》有传的宦者白整。《魏书》未记述其本籍，《吊比干碑阴》说是上党人，墓志云：“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宦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张整“以乡难入京，奉策宫掖”。这次“乡难”，应指太平真君九年（448）上党地区叛乱，拓跋焘自定州西巡，“诛潞叛民二千余家”。这些叛民具体身份不详，但上党地区是内迁五部匈奴分布地之一，人口成分复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列有上党张氏，认为出自羯胡。白姓则是常见的中亚西域姓氏。原居上党的白整，看起来应当是在北魏定姓族之后，开始攀附南阳张氏。
正光三年（522）完工的“南阳白水人”张猛龙颂德碑，先是追溯远祖，提到西周张仲、晋大夫长老和汉初张耳，但未言及张良、张衡。接着详列七世祖张素以来世系，称张素为前凉张轨的“第三子”，任临羌都尉、平西将军、西海晋昌金城武威四郡太守，“遂家武威”。之后张猛龙的高祖、曾祖等人相继任职北凉等河西政权，北魏攻占河西后归附。但众所周知，《晋书》记载前凉张轨家族是安定乌氏人，未提及与南阳张氏的关系。张轨有两个儿子见于文献记载，“第三子”亦无迹可考。
中条山周边地区的“南阳白水人”碑志，出现时间则要更晚一些。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去世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的张玄（张黑女），近四十年后普泰元年（531）制作了墓志，声称是“南阳白水人”，“出自皇帝之苗裔。昔在中叶，作牧周殷，爰及汉魏，司徒司空”，“远祖和，吏部尚书、并州刺史。祖具，中坚将军、新平太守。父荡寇将军、蒲阪令”。志文未提及该家族“迁徙”至蒲坂的过程。还有一位是北齐大宁二年（562）去世于邺城的云门寺僧人法懃，塔铭和墓志都说是“俗姓张氏，原出南阳白水，袭爵河东猗氏县人也”。猗氏邻接蒲坂，都位于中条山以北。
蒲坂、猗氏的张姓人群，传世文献有一些线索可寻。沙苑之战前，蒲坂人敬珍、敬祥与“同郡豪右”张小白、樊昭贤、王玄略等举兵，“数日之中，众至万余”，后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西魏。这里提到的“同郡豪右”张小白，又见于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的《薛君妻张氏墓志》，为志主曾祖，墓志称该家族“本望南阳，汉河间相衡之后”，八代祖张宝“因官”移居河东。具体居住地不详。到了唐代，因抗击安史之乱留名青史的张巡，《旧唐书》本传记为“蒲州河东人”，《新唐书》本传说是“邓州南阳人”，可见张巡家族居住在蒲坂，郡望追溯为南阳。猗氏县则有著名的唐代宰相张嘉贞家族：“本范阳旧姓。高祖子吒，仕隋终河东郡丞，遂家蒲州，为猗氏人。”该家族声称出自范阳张氏，据《新唐书》所云，隋代才迁入猗氏。
中条山以北暂未发现“南阳西鄂”张氏题刻，但出土过“南阳西鄂人”赵猛的墓志。赵猛去世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早于张黑女五年，墓志制作于正光五年（524），早于张黑女墓志七年。志文说他是“赵明王之苗裔，晋扬州刺史尚之后”。高祖赵永，西晋永嘉年间“剖府新平，遂宅秦区”；曾祖赵辨，前秦建威将军、天水太守；祖父赵鱼为后秦奉车都尉、关内侯，“迁官河左，因而家魏”。赵猛与张黑女均生活在蒲坂，都是去世几十年后制作墓志，将郡望追溯为南阳，却分别写作“南阳白水”“南阳西鄂”。值得一提的是，南阳赵氏多见于北朝正史和墓志，有“南阳宛人”“南阳西鄂人”“南阳白水人”“南阳人”等书写形式。但跟张氏一样，“南阳白水”赵氏仅见于墓志，正史中从未出现过。
与平陆县一河之隔的陕州（今三门峡市），也有“南阳”张氏聚居。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提到“南阳张元高寓居此地”，该寺为张元高五子舍宅所建，可惜没有提及该家族究竟“来自”南阳何地。此外，《隋书》记载名将张须陀为“弘农阌乡人”，张须陀墓志则说是“南阳西鄂人”，曾祖张庆，任齐竟陵郡丞、散骑常侍，齐梁之际自江南归附北魏，“承运迁恒农郡守，遂居于阌乡”。
如何理解这些看起来复杂而混乱的“南阳”郡望叙述？或者说，中条山南北的河东和陕州一带，那些声称出自南阳张氏的家族，在南阳西鄂、南阳白水两郡望之间，究竟是如何“取舍”的？很显然，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正史、碑志两类文本的记载差别。最关键的一个线索是，为何正史从未出现过“南阳白水”郡望。
先来看“自云”“自言”记述最早的《魏书》。可以想见，由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之后攀附现象日益增多，魏收撰史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准确”书写入传人物的“邑里”。刘知幾提到，当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之所以要征用“百家谱状”，辨析“邑里”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简单来说，《魏书》“邑里”书写存在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很明确的，不用多说。第二种是声称出自某郡望，但可以证实为攀附的，直书其实际籍贯或居住地。第三种是真伪难辨的，注为“自云”。“自云”并不意味着攀附，只是存疑之意。
前面提到的张问，属于第二种情况。《魏书》写作晚于张问墓志，墓志自称“南阳西鄂人”，《魏书》直书为“西河人”，攀附证据大概是很清楚的。类似的如“世居赵郡”的王仲兴，“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王仲兴后来任雍州大中正，可见至少自称京兆旧望得到了朝廷认可，但《魏书》仍直书为“赵郡南栾人”。张熠、张保洛属于第三种情况。类似的还可以举出“自云太原人”的温子昇：“晋大将军峤之后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国，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这种辨析和确认，应当视作《魏书》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也是一种“书写权力”。
属于第二、三种情况的家族，制作墓志时当然一般还是会书写所攀附的郡望。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正史与墓志的“邑里”书写存在诸多不一致。
这也让人感到好奇，世系和迁徙过程明确的闲原张氏家族，其“南阳西鄂”郡望在北魏定姓族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得到承认？由于缺乏史料，此点尚无从得知。《周书》中列传的张元，所记“邑里”是“河北芮城人”。张元家族几代出仕，显然是当地很有势力的豪强大族。前面提到，北朝时期中条山南北和陕州一带的张氏人群，大都将郡望叙述为“南阳”，特别是“南阳西鄂”。张元家族与闲原张氏家族同样生活在中条山以南偏西的狭小地区（不排除同族的可能性），按理说也不应该例外。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郡望和移属按照规定需要经过朝廷认可。如代郡桑干人朱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属”。朱瑞先后两次攀附郡望和移属，都要请求朝廷同意。再如茹皓，原本是寓居淮阳上党的吴人，“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茹皓出任攀附“邑里”雁门郡的大中正，经过了“府、省以闻，诏特依许”的行政程序。南阳地区则有“自云南阳人”赵邕家族的例子。赵邕祖母原本葬在平城，赵氏“以赵出南阳，徙属荆”之后，始迁葬于南阳“宛城之南赵氏旧墟”。这种情况与“自云弘农华阴人”的杨播家族很像。
北魏取得南阳盆地的统治，是在孝文帝迁洛之后的太和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南阳张氏的两个主要郡望中，“西鄂”是旧县（南朝一度罢废，北魏复置），经过朝廷认可后可以移属，虽然这种认可在社会上也可能并不被认同。“白水”则有些复杂。
白水本指河流，因河流而有白水乡，是刘秀祖先改封之地。东汉以后作为帝乡代称，与西汉“丰沛”一起，成为人所熟知的地理符号。但前面也提到，汉晋时期南阳郡下并未设置过白水县。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孝昌年间侨置过北南阳郡，下领北平、白水两县，此时已是六镇之乱以后。假如孝文帝太和末年已经在南阳郡设立白水县的话，自宣武帝初期开始逐渐流行的“南阳白水”郡望，就有实指性和移属可能。但不管如何，从郡望认知角度来说，“南阳白水人”的攀附性，当时人大概是很清楚的。这是为何“南阳白水”早已见于北魏墓志，《魏书》却从未出现过的原因。唐人小说《游仙窟》中的张生，自称“下官望属南阳，住居西鄂。得黄石之灵术，控白水之余波”，在他的叙述中，作为郡望的“西鄂”与作为帝乡符号的“白水”，使用上仍有明显区分。
中条山周边地区的“南阳”郡望叙述中，“西鄂”多而“白水”少。就目前所见碑志推测，“南阳白水”郡望或是最早出现于北魏洛阳，并作为都城的墓志书写文化，逐渐向州郡地方流传的。蒲坂的张黑女墓志，应当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而从区域空间上说，闲原张氏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南阳西鄂”郡望空间支点，可以想见至少会在中条山以南和陕州一带形成较大的“南阳西鄂”郡望影响力。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南阳白水”这个后起流行的蹊跷郡望，如何进入早已有真实的“南阳西鄂”迁徙家族生活的地区，并为一些人所使用？这种现象与该地“南阳西鄂”家族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或者说维持家族身份边界的能力）是否存在关联？“南阳白水”仅见于中条山以北、人口流动性更强的蒲坂城周边，中条山以南则未发现，是否与此有关？这个问题涉及郡望攀附的区域内部过程和地方家族的社会权力关系，仍有待于今后探讨。
------------------------------- 三、“邑里”记忆、攀附与“遗忘” -------------------------------
曹魏末年内迁到河东的蜀汉家族，当然不止是闲原张氏和河汾之间的薛氏。《魏书》中留下记载的，就有“蜀帅”韩砻、“河东蜀民”黄思和郭综、“绛蜀”陈双炽、“蜀贼”丁虫等人，可惜只是零散提及，具体家族由来难言其详。
碑志中稍有记述可“寻”的，是北魏景明五年（504）的《密云太守霍扬碑》，位于中条山以北的临猗县霍村。碑文云：
君讳扬，字荣祖，河东猗氏人也。基自周文，茂流遐叶，汉大司马大将军光之胄，晋交州刺史弋之胤。苻清渊侯猛之曾孙。祖树傲世静栖，志康四公。姚咨议参军明之子。暨于扬也，幼绪逊弟之义，长表经博之方，腾志南游，荆吴是好。
碑文将祖先追溯到西汉霍光和西晋霍弋。霍光是平阳人，属于广义上的河东。霍弋是霍峻之子，《三国志》记载为“南郡枝江人”，是随从刘备入蜀的荆州家族。蜀汉灭亡时，霍弋镇守南中，归附司马氏后得到留任，曾“遥领交州”，碑文中的“交州刺史”正好吻合。1963年云南昭通发现霍承嗣壁画墓，题记称“本是荆州南郡枝江人”，研究者认为即出自镇守南中的霍弋一支。从常理来说，霍弋虽然得以留镇西南，但可能也会有一些族人被内徙。河东猗氏的霍扬家族声称为霍弋“之胤”，虽难证实，与曹魏末年内迁蜀汉家族的背景则是契合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扬墓志并未像霍承嗣墓题记那样，追溯自己是“南郡枝江人”，而是直接书写居住地“河东猗氏”。
生活在中条山以南芮城的韩氏家族，有两种唐代墓志声称来自南阳。开元三年（715）韩孝纯墓志云：“其先南阳人也。齐梁间，十一代祖仕至河北太守，因家河东，便为永乐人也。曾祖和，随荡寇将军。”调露元年（679）处士韩君墓碣：“其先南阳人也。出自周文王之胤韩侯之后矣。……自兹厥后，茂绪斯繁，异代同钦，郁为□德。祖畅，隋海州录事参军。”两种墓志提到的家族世系都有跳跃性，看上去很像是攀附。不过《魏书》提到，太和年间河北郡“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韩氏至迟北魏中后期可见已是当地一大势力。在“其先南阳人也”这种模糊叙述背后，似乎也无法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韩氏会不会跟闲原张氏一样，是先随刘备入蜀、蜀汉亡后内迁河东的“南阳人”家族之一？前面提到的杨戏《季汉辅臣赞》中，与南阳张存同句被“赞”的，就有马季常、韩士元二人。
陈氏也是中条山以南颇具势力的北朝家族。《续高僧传·释真慧传》称：“河北诸陈，代称冠族，远称汉右相陈平，中云魏向侯陈涉，乃至江表陈代，并出此乡。”叙述颇有夸张之处。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芮城有陈平祠，“八世孙、汉魏郡太守陈康于此分居，乃立祖庙，令宗族祭祀”。陈康生活于两汉之际，曾任更始帝魏郡太守，籍贯乡里文献阙载。北魏前期以经学知名的“河北人”陈奇，则“自云晋凉州刺史骧之八世孙”。芮城出土陈荣欢造像记称：“余等藉承汉高左右大丞相户□侯太□正平，晋冲关都□□军□□城长左冯翊太守陈□□六世孙。”河北郡的陈氏家族或许来源不一，但至少从相关追溯资料来看，魏晋之际似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时间点。
永嘉之乱则是该地家族历史叙述的另一个重要时间点。原存于芮城郑家村老子祠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蔡氏造太上老君像碑，碑额龛像之下横刻：
刘曜光初五年冠军将军、关内侯、平阳太守、豫州刺史、太尉公蔡洪像碑一区。
其下是竖刻的长篇发愿文和家族题名。发愿文将祖先追溯到东汉蔡邕，接下来依次提到了“远祖”蔡元、“次祖”蔡谟、“次祖”蔡定、“七世祖”蔡洪、“□祖”蔡瑛五人。发愿文之后题名三列，第一、二列（第三列是造像参与者）罗列了13位祖先，较之发愿文多出不少。第一列5人，为蔡翟、蔡顺、蔡邕、蔡元、蔡谟；第二列8人，分别是蔡定、蔡仲骞、蔡孟骞、蔡洪、蔡和骞、蔡□骞、蔡子真、蔡□。上述祖先序列中，第一列显然是属于追溯远祖，第二列自蔡洪开始有了明确世系（“七世祖”）。蔡洪在碑刻中先后三次出现（横刻、发愿文、题名），在家族谱系中地位最为突出。
蔡洪题名强调的时间是“刘曜光初五年（322）”，蔡定则是“刘聪麟嘉三年（318）”任征东将军、平阳太守、河北县侯，两个时间点非常接近。两人均出任平阳太守（还有蔡和骞）。平阳是刘聪政权都城（今临汾），设司隶校尉，蔡定平阳太守之任显得有些蹊跷。东晋往往将这个官号授予流民帅。自平阳率众流亡荥阳一带的豪强李矩，就由荀藩表请晋元帝“领河东、平阳太守”。这就让人怀疑，蔡定、蔡洪家族会不会曾是依违于南北边境间的流民武装呢？
题名中的蔡谟是东晋名臣，《晋书》有传，字道明，官至扬州刺史、司徒等职。题名则说他字“仲恭”，官任是“晋太初元年征东将军、六州诸军事、陈留太守、兖州刺史、司徒公”，颇有出入。两晋没有太初年号，疑为晋元帝太兴元年（318）之误。总之，如果只是攀附名人，为何不题写蔡谟后来担任的更高官职，却只是强调陈留太守、兖州刺史等不见于《晋书》本传的较低官任，也让人困惑。
差不多与蔡谟同一时期，倒是有一位流民帅蔡裔出任过兖州刺史。蔡裔是蔡豹之侄，蔡豹之父蔡宏则与蔡谟祖父蔡德是兄弟。永嘉之乱后，蔡豹统率流民活跃于淮北和徐州一带，后被东晋朝廷处死，所部武装由蔡裔继领。《太平御览》卷四三五引《晋书》称，蔡裔曾“仕伪赵为振武将军”。振武将军正是蔡豹生前用过的将军号。蔡豹“内抚将士，外怀诸众，甚得远近情”，被处死后时人“多悼惜之”，从当时情形来说，蔡裔一度愤而帅部北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时“伪赵”指刘曜前赵。蔡豹被杀是在太兴三年（320）十月，与蔡洪、蔡定题名强调的“刘曜光初五年”“刘聪麟嘉三年”相近。
不管如何，这些题名显然是蔡氏家族对永嘉之乱后某个重要时间节点的记忆。至于该家族迁徙至芮城的“始祖”，则要更晚一些：
曾祖瑛（？），名光简素，望冠海华，家于因宦，流居魏邑。□化迁移，寓家河北。未几厥丧，□时以□□冥运超轮。即于河阳衢恻（侧），置庙修形。
第二列题名最后为“假南阳太守蔡□”。在他前面空有一行，再前则是“太常卿、宣城太守蔡子真”，从任职来看是出仕于江南政权。也就是说，该家族似乎有一个南渡北归的迁徙过程。蔡瑛（？）去世后，“即于河阳衢恻，置庙修形”，建立供奉老子形象的祠庙，大统十四年（548）造像时“建碑庙庭”，就是立于这处祠庙之中。有意思的是，永嘉之乱以后曾在谯郡之地侨置陈留郡，以处流民。谯郡有著名的老子祠，由于侨置陈留郡的关系，也被称作陈留老子祠。有没有可能正是北迁的陈留（谯郡）蔡氏移民将老子祠信仰带到了新的生活地芮城（“魏邑”）？不免引人遐想。
与河北郡蔡氏家族造像碑叙述可以参照的，是同样声称出自陈留蔡氏的高欢亲信蔡儁，东魏兴和二年（540）的墓碑碑文云：
陈留圉人也。……世祖连，永嘉末，东渡江，为散骑常侍、司徒谟之第三兄也。曾祖，宋冠军将军、陈留太（下阙）运知机，翻飞择木，亦既来□□蒙眷赏，乃为安北将军、殿中尚书□□□□居□外（下阙）伦所重，望实是归，王者之居，不常厥土，乃与运迁，即安所寓，今为□□□□□人也。
《北齐书》本传记载蔡儁为“广宁石门人”（改镇为州之前的柔玄镇），是生活在六镇的军人。碑文说他出自陈留圉县，与前面提到的“代人”张保洛“自云”出自南阳西鄂相似，只是《北齐书》没有提及蔡儁“自云”。碑文说蔡儁世祖蔡连，为司徒蔡谟之“第三兄”，永嘉之乱后到江南，刘宋时归附北魏，后迁徙到柔玄镇。但蔡谟之“第三兄”，如同张猛龙祖先出自张轨“第三子”一样，文献没有任何记载。
永嘉之乱后南渡，刘宋北迁，是蔡儁碑家族叙述的两次重要转折。除了这种南渡北归经历，永嘉之乱时“因官”留居北方某地的叙述也很常见。北魏延昌元年（512）立于赵郡柏人县的“恒农人”杨宣墓碑，称先祖任赵郡太守，遭逢永嘉之乱，遗令子孙“且家赵邦，观世隆歉”，定居“柏仁永宁乡”。东魏天平元年（534）立于上党的程哲碑，在追溯周汉至魏晋“先祖”后，又说：
祖丰，字庆云，晋怀帝永嘉元年中，任宁朔将军、魏郡太守。值晋室道衰，刘氏称霸，曜、勒、王弥，袭帝洛川，愍帝升祚，以丰中良，才堪抚捍，即除上党太守。后以刘、石鵄峙，觕地㹯，遂因守任，即居上党。
程哲碑叙述祖先留居上党的经过，以及此后族人出仕后赵至北魏诸政权的官历，均非常细致，依据的应是谱牒之类的文本。家于河东龙门的文中子王通家族，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即“事贲家牒，名昭国史”。世系、时间、官号，是这种家族记忆的核心要素。程哲碑提及的任官时间点，就有“赵明帝建平中”“赵太和七年”“赵建平中”“燕建兴二年”“东燕建兴七年”“大魏神瑞三年”等，非常具体。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叙述的“邑里”是“上党长子人”，未提及迁居以前的本籍。
与程哲碑细致的谱系叙述相比，北魏正光二年（521）的锜麻仁造像记显得简略不少：
曾祖锜寅，苻世东征军主。祖锜先，索世东征统军。父锜元伯，皇帝西巡华山太守。锜丞（？），西征军主。……锜众举，皇帝西巡供士板。
该造像记的时间叙述颇为模糊。类似情形也见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的姚伯多造像记。这两种造像记都来自关中北部的氐羌聚居之地，其家族是否有完善的谱牒传承，令人生疑。如果只是依赖口承，可以想见祖先记忆会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侯景在建康称帝时，王伟为其立七庙，“请七世讳”，侯景说：“前世吾不复忆，唯阿爷名摽。”王伟于是为其伪造世系，“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当记忆出现失真、变形甚至断裂、遗忘，后来者在追溯家族谱系时，就很容易将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认知和叙述习惯掺杂其中（如格套化的“因官徙居”话语）。实际上，根据需要不断地修改、重构、层累、附加，原本也是人类记忆传承的常见状态。
王伟的做法，首先是追溯名人远祖。而“七世祖侯瑾”以下至祖父乙羽周之间的世系记忆空白，究竟如何“制其名位”，更加令人好奇。寻找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迁徙”契机，制造异地家族新起点，大概是很容易想到的策略。这种攀附、作伪，与真实的家族迁徙混合在一起，正是郡望叙述复杂性之所在。如京兆人杜铨，父亲出仕后燕慕容垂政权，因此“侨居赵郡”。他后来作为京兆杜氏“长老”，参与北魏密太后杜氏之父杜豹葬事，因此跟魏郡的杜氏家族亲近，又被“迎引同属魏郡”。类似杜铨这样的经历，假如没有谱牒明证，数代之后其京兆郡望叙述很容易变成“自云”“自言”。而自称出自太原王氏的河东王颜家族，据云是永嘉之乱时太原遭遇动乱，任职河东的祖先王卓“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至今子孙族焉”。该家族在河东繁衍，形成了桑泉、猗氏、虞乡等房支。其中，出自猗氏房的王缙（王维之弟），曾冒认琅琊王氏郡望，让王颜耿耿于怀。
北周天和五年（570）立于河东安邑的“沛国谯人”曹恪碑（去世于西魏大统十年），声称是魏武帝曹操之后，出自曹丕之子、高贵乡公曹髦之父曹霖一支。司马懿上台后，“微行避难，私称姓禾”，定居河东。祖父曾任姚秦乡郡太守，太武帝时归附北魏，曾在平城“充殿会之豪”。北魏太和三年（479）“旨复曹氏”。与之相似的，还有建义元年（528）关中北部白水县六十人等造像记，也说是出自曹魏宗室，“遭司马大将纂魏，改姓入羌”。这两件石刻中的曹魏宗室祖先追溯，无疑都有很大的攀附嫌疑。特别是后者，曾任统领部落的“西部统酋”“东部统酋”，有些像是历史上常见的“徙边”模式化叙事。这两个家族在石刻叙述中，都将历史追溯到魏晋之际的政治鼎革这一重要“事件”。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家族都会追溯和强调旧“邑里”。霍扬碑、程哲碑就直接记述为迁入地“河东猗氏”“上党长子”。更著名的是河东薛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薛氏家族是随刘备入蜀的中原士人，蜀汉灭亡后内迁河东，但无论正史或墓志，均未提及该家族迁至河东以前的“邑里”。
河东薛氏出自迁蜀中原旧族的说法，北朝时似乎受到一些质疑。北魏孝文帝“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跟薛聪开玩笑：“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结果引起薛聪强烈抗议，说：“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孝文帝闻之笑云：“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最终薛聪因怒“投戟而出”。可见认为河东之薛为“蜀”，也就是内徙的蜀地土著家族，似乎是当时的一般观念。薛氏家族则对此非常忌讳。蜀汉灭亡后内迁的，不仅有随从刘备入蜀者，也包括不少本籍蜀地的家族和军人。后者如涪陵弩士，西晋初年内迁到冯翊莲勺，“其人性质直，随徙他所，风俗不变”。北魏初期仍具有部落化特征的河东薛氏，后来从未书写其迁徙至河东以前的“邑里”，未知是否与此有关。
这种可能存在的旧“邑里”隐讳现象，让人想起《魏书》编撰引发的顿丘李庶投诉案，该案件就显示出李氏家族在旧望“梁国蒙县”和新居地“顿丘卫国”之间的选择心理。与更为普遍的郡望追溯和攀附、冒袭相比，“迁徙支系”家族直接选择以迁入地作为“邑里”，显示出身份制社会下的另外一种文化心理，同样耐人寻味。
------------------------------- 结语 -------------------------------
迁徙和异地支系形成，是家族历史最常见的现象之一。迁居异地的人群，有记忆故乡和家族由来的本能，但随着时间流逝，记忆的模糊化势所难免。一般来说，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家族成员，主要是曾祖以下的四代人。超过四代以上的家族记忆，往往需要借助于某些“刻意”的文本或口承记诵方式，否则很容易遗忘。
通过各种方式“刻意”记住祖先历史，借此构建家族的高贵由来和荣耀世系，从本质上说，是人群应对社会竞争和制度压力的生活策略之一，带有某种目的性和功能性。明清时期的家谱编纂，就有收族、联宗、维护田产等多方面的社会意义。与之相比，中古时期郡望、谱系记忆最突出的意义，是特定制度秩序下的社会流动和身份边界维持。如刘知幾所云，“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流弊所及，以至于“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这种“流俗”背后的推手，则是郡望、谱系（特别是仕宦记录）在选举任官中的参考功能，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
由此造成的真假参半的郡望叙述，一个关键环节即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迁徙。王颜说，“然因官婚，或弃乡族，迷失宗望，亦往往而在”。迁徙意味着与旧家族的空间断裂和新起点的出现，既容易导致家族记忆的失真、变形，又成为攀附、伪造或“刻意遗忘”家族历史的附着之处。再加上汉代以降官僚体系作为社会流动路径的突出意义，逐渐演化出“旧郡望——因官徙居”格套叙述。
真实的历史和攀附的历史使用了同样的话语机制，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辨析其真伪并不容易。由于碑刻遗存的偶然性，闲原张氏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南阳家族迁徙和异地延续事例，借此可以初步认识“南阳西鄂”“南阳白水”两郡望在周边地区的使用情形，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河东地区其他“迁徙支系”家族郡望叙述的复杂性。由于地处交通和军事要冲，河东“郡多流杂，谓之徙民”，人口构成非常多元。蜀汉灭亡后的家族内迁是一次契机，永嘉之乱后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北魏等政权的轮流控制，更是带来大量人群的迁入和迁出，其中包括屠各匈奴、氐、羌及各种杂胡人口。在郡望和谱系叙述上，除了裴氏、柳氏相对比较清晰，其他很多家族都存在情况复杂的旧“邑里”追溯和“迁徙支系”情节。与此同时，也存在薛氏等淡化旧“邑里”的情况。
相对于真伪而言，家族“邑里”、谱系叙述背后呈现的历史情境，以及由这种情境所塑造的人群集体观念和行为，自然更加值得关注。唐代以后，随着郡望、谱系作为选举任官参考依据的弱化和消失，不再需要刻意维持或建构与某一郡望的谱系关联，郡望遂成为随意使用的点缀之物。明清家谱往往也会有郡望堂号、名人远祖、迁徙始祖等内容，带有一定的沿袭性书写色彩，但由于时代情境的变化，功能和意义已经相去甚远。
追溯其原始，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事件，似乎在这种家族史的“中古近古之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定姓族后，处于拓跋政治圈层外围的匈奴、乌丸、氐、羌等部族人群，以及出身较低的华夏家族，出于对高门郡望的渴羡和身份利益诉求，成为最积极的攀附者，逐渐蔚然成风。那些维持谱系边界和身份边界能力较弱的汉晋高门旧望，首当其冲成为攀附泛滥之处。南阳张氏正是其中之一，甚至演生出“南阳白水”这一蹊跷书写方式。原本意图以王朝权力为主导，认定社会身份等级、重构门阀序列的举措，却在事实上成为郡望攀附伪滥化的推手，其中蕴含着的制度设计与社会行为之间的悖论，或许值得研究者措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