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大官”们如果在外地混得太久，是不是得时不时跑回京城见见皇上？ 另外，县里的官如果提拔去当布按，是直接就可以到任，还是得跑到京城去见皇帝谢恩的？ 这俩问题是个读者提的，给御史找个单独人儿来写篇文章解答一下呗！ 其实上面那两回事儿跟清朝的两个规矩有关，一个叫“朝觐”，另一个是“陛辞”，我这就给你分开说说。 顺治三年七月的时候，政治情况渐渐稳当了，摄政王多尔衮一声令下，就弄出了个朝觐制度。 每三年到了大考的时刻，各地的官老爷们得整齐划一地进京报告任务！ 就是说，老大的老大、各路官员和小头目们，每三年得进京见一下皇上，不然就像失联了一样！ 在见皇帝之前，吏部得把花名册发给各省的大佬，让他们把那些要去朝拜的官员的名字、家乡和出发时间在十月份上报给吏部。 去朝圣的官员可是得在十二个月里赶到京城，要是不按时到，那可就得立刻受罚！ 为了省钱，还规定朝觐的官员不能在驿站休息。 清朝刚开始的时候，去见皇帝可是一件大事，各地的官员们到了北京，皇上就会在同一个时间把他们都叫过来，面试一波，地点差不多都是在太和殿那儿。 可以说，朝觐的规矩是跟明朝学的，但在操作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麻烦事儿。 在顺治九年的四月，看到府州的正印官去朝廷时“肯定要被派干活，但那些派来的官反而害了老百姓，还给地方添麻烦”，于是就规定布政使和按察使只需带一个人去见皇上，各个府只派佐贰一个去，而州县的官就可以安心待家里，不用再出门。 康熙元年三月，朝廷突然决定，那个负责财政和监督的大佬们在这个重要年份就不聚会了。 然则到了康熙十二年，山西道的马大士官老爷去上奏了，说：“各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是抓钱管事、判案子的，对地方的优劣一清二楚，建议还是搞回以前的老办法，让他们亲自来京城见朝廷。” 这个主意被康熙爷点头啦！ 话说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左都御史佛伦提到各省的官员上朝有个毛病，就是那些藩地的官员一进京就把事情扔给代理的，结果这些代理对钱粮和法律一点不在行，搞得地方政务一团糟。还有不少藩地的大官借着上朝的机会，顺便搞私货，把老百姓折腾得够呛。 佛伦发话了：“老弟，咱把各省的州官和那些二把手到场拜访的规矩，统统给它停了吧！” 佛伦的提议圈粉了康熙帝，这下子，各地的小官儿们不再跑去朝觐了，省里的官好坏全看督抚心情！ 各位大佬，什么总督啦、巡抚啦、提督啦，个个都是地方的头头儿，按着路远近，有的三年去一趟，有的二年去一次朝见👑。 朝觐对那些地方官儿而言，就像是给自己贴了个光鲜的政治标签，可以当面跟皇帝聊聊大事。取消了这档子事儿后，他们立马就变成了督抚的小跟班，没啥地位可言了。 清初那些新换的督抚们，上任之前不经过批准就得进京跟皇上见面，除了要拜谢之外，还得整份感谢表，叫“谢上”。 乾隆那会儿规定外地官员上任前必须到皇宫去请示，没事还要特意过来一次，真是个烦人的规矩！ 这个新规出来了，原本要找的都是大官，低到道府的级别了，结果请教官员的人选一下子多了不少。 新上任的官员在上任时得先去本单位领个任职证，然后再去鸿胪寺递个报告单。如果碰巧是朝会时间（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就得跟着其他人一起到太和殿行礼，感谢皇上；如果没朝会，那鸿胪寺的官员就带着四品以上的新官到午门外行个礼。 当然，皇上讲的那些话并不是个个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官员，来回走动耗时间太长，大多数时候皇帝都懒得让他们费劲。 有些官员是因为特殊情况被火速提拔的，那他们就是“快去上岗的人”，这种官员直接就可以上任，不用特意道别！ 总的来讲，皇上的讲话就像个走过场，形式上看着很正式，其实就是在强调皇权那点儿事儿。 清朝的皇帝嘛，基本上都蛮尽心尽力的，有些特定地方和特殊职位的官员，在陛下回民间的时候，皇帝可会亲自出来见面，还要当场给你测试一番呢！ 比方说，康熙二十年的二月，直隶的巡抚成龙去给皇上请安，康熙帝当场就夸他是“最顶尖的清官，不容小觑”，还鼓励他说要一直保持这个风范。 再说康熙三十七年正月，河南的老李在给皇帝摆弄讲话的时候，康熙直接来了一句：“你这一省的事情，全靠你这个督抚了，记得好好守住你的名声和品质，不然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朝觐和陛辞虽然听上去挺繁琐，但也有它的好处嘛。 皇上不仅可以和大臣们拉上关系，还给评估其他官员提供了金光闪闪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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