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 彦 彭乐涵
正午阳光制作、《大江大河》IP 加持、多平台联播——手握“三驾马车”的工业题材年代剧《淬火年代》，播出后却陷入热度“哑火”的窘境。
在微视听大行其道的今天，长剧引领人心的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从类型创新维度审视，《淬火年代》展现出了可贵的突破性：它将镜头聚焦于千禧年前后工业转型的细部，刻画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对制造尊严的捍卫与坚守。剧中，技术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升华为一种近乎虔诚的职业信仰与身份认同，并内化为主人公的精神内核。这种对“职人精神”的深度刻画，让该剧经受住了逆向建构、叩问时代的考验。
然而，在类型上尽显优势的《淬火年代》，却暴露出编剧技法上的不成熟。观众对“为何要共情资本家之子”的质疑，表面看是对“精英叙事”的抵触，实则反映的是人物刻画与剧情架构上的失衡。这一困境并非孤例，也精准击中了当下长剧创作的核心痛点。
精英叙事失灵？角色塑造问题才是症结所在
近年来，国产改革创业剧精准捕捉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个体的奋斗图景。《鸡毛飞上天》里陈江河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风吹半夏》里许半夏在钢厂废料堆里寻找生机，源于生存意志的原始驱动力，不断激发着这些角色奋斗向前。“草根逆袭”式的人物弧光体现着“从零到一”的生命张力，为观众构筑出强大的情感引力场，成为年代叙事的“流量密码”。
而精英叙事也并非与大众绝缘。《大江大河》中，梁思申在华尔街不仅要面对文化差异，更有隐性的职场壁垒；《大博弈》里孙和平临危受命接管破产工厂。这些精英人物触碰到了具体可感的职业痛点，其“在烂摊子上硬撑”的负重感，又使普通人产生强烈共振。
可见，观众真正反感的不是精英叙事，而是叙事逻辑不足导致的“伪困境”——当改革创业剧中的苦难与奋斗被消解，人物便成了悬浮的符号。《淬火年代》的人物塑造恰恰陷入了这一困局。
其一，主角光环太盛，人物不落地。同为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柳钧本应是《大江大河》中宋运辉的“镜像对照”，却因塑造偏差使其人物形象趋向扁平。在困境面前，宋运辉依靠团队协作破局。他身体力行地在现实中披荆斩棘，才造就了他的草根逆袭奇迹。反观柳钧，却被塑造成有着金手指的“开挂主角”。开局时作为德国留学博士、厂长之子回国，遭遇工厂资金困难、父亲住院等困境，但其父柳石堂火速出院秒变“天使投资人”，让“缺钱”成为缺乏危机感的伪命题。又因男主天生的资本、人脉加持与学识优势，技术攻坚的艰辛也被轻易消解。爽感是有了，但当主角困境被外力轻易摆平，奋斗就失去了分量，角色的主动性也被架空，自然无法引发观众共鸣。
其二，创作理念滞后，女性角色沦为“大男主”叙事的附庸。女主崔冰冰第15集姗姗登场，却仅仅是服务于男主感情线的工具人，其余女性更沦为单薄的符号：嘉丽被困在贤妻良母的“家庭牢笼”中，林川空有管理才华却被董事长哥哥压制。她们的存在价值几乎只是为推动男性角色成长，缺乏对工业改革的实际参与与对时代困境的主动突围。这种陈旧叙事既背离当代观众对“女性自我成长”的期待，更让年代剧本应具备的社会镜像功能打了折扣。
平淡的规定情境与失效的戏剧张力
要构建戏剧张力，本质在于为人物设定独特、有力的情境，让人物在困境中经历足够的挣扎与成长，从而引发冲突与悬念，吸引观众持续收看的兴趣。
《淬火年代》显然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其一，开局困局设置略显平淡。相较《大江大河》开篇十分钟内“高考过线—政审受阻—背诵政策破局”的跌宕起伏，《淬火年代》前几集的剧情平淡，是导致部分观众流失的原因之一。
原著《艰难的制造》开篇即掷出尖锐诘问：“宁炒一座楼，不办一家厂”，从而直击制造业核心困局——当资本沉迷逐利游戏，技术攻坚需十年坚守，实业如何在浮躁中锚定价值？反观本剧，开局男主回国、父亲苏醒、车房到位……一路顺畅无阻。柳钧“做不成仍可回德国”，正是这一退路削弱了剧情的紧张度，也让柳钧的创业困境流于浅表，观众更无从共情他所面对的浮躁的制造业大环境。
所幸，后续剧情中，商战线逐渐紧凑，从山寨剽窃、黑恶威胁到政策考验，这些企业发展中的真实磨难，才是触及制造业灵魂的冲突。
其二，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消解戏剧张力。以往优秀剧集重视对于人物关系的丰富建构。如《大江大河》中展现宋运辉（国营）、雷东宝（集体）、杨巡（个体）三组独立又交织的关系网；《温州一家人》书写周万顺一家四口各自三十余年的创业史诗。《淬火年代》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略为单调，配角的设定多单向于服务主角，致使人物关系的戏剧性不足。这导致柳钧身上弥漫着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必需的集体奋斗精神背道而驰，剧情在呈现时代命题时，难以承载产业变革的精神图谱描绘。
其三，剧中对技术细节的模糊处理，使得剧情逻辑与人物行为都失之笼统，让本可层层递进的戏剧悬念失去了应有的张力。剧中的种种困境皆被轻易消解，让 “艰难”二字的分量大打折扣。
在微视听的社会语境下，长剧普遍加快了叙事节奏。但须知长剧加快节奏的要义，是祛除“水分”，加强矛盾冲突推进的紧凑度与剧情的曲折程度，而非牺牲细节，靠危机的快速解决营造爽感。在微短剧的冲击之下，长剧应坚守自身优势，展现出生存韧劲与创新意识。
传播路径的错位与优化空间
碎片化信息时代，营销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长剧为争夺稀缺的观众注意力，不得不将巨额资金倾注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营销，也因此催生了如今“未播先火”的行业奇观。而与之伴随的，是制作端的成本挤压与周期压缩。高调营销堆砌的观众期待，遭遇内容本身的羸弱与悬浮，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观众信任流失，更催化了他们向轻量化娱乐方式的转移。这迫使新剧不得不投入更巨额的营销，以求在海量的短视频中获取观众的短暂停留。长此以往，长剧制作陷入恶性循环。
《淬火年代》正是这一困局的典型注脚。《淬火年代》的营销优势堪称顶级，但播出后广告商集体撤离的事实折射出营销策略的失效。尤其是与《大江大河》的跨剧联动构想虽巧，但执行效果欠佳，关键在于内容未达预期。当观众带着对“宋运辉”式扎实角色的期待审视《淬火年代》时，柳钧等主角的扁平塑造无法承接IP热度，更将叙事薄弱的缺陷暴露无遗，给观众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淬火年代》的“哑火”，并非“精英叙事”本身行不通，更非剧情本身无亮点——剧中别样父子情的细腻塑造、后期商战叙事的渐入佳境，已然显露出长尾效应的潜力。其创作传播背后反映的，恰恰是创作者在短剧冲击中的迷茫。长剧创作道阻且长，唯有致力于突破庸常人物、深耕故事本身、破解传播困局，才能在流量时代重新点燃与观众深度共鸣的精神星火。
（作者涂彦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彭乐涵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正午阳光制作、《大江大河》IP 加持、多平台联播——手握“三驾马车”的工业题材年代剧《淬火年代》，播出后却陷入热度“哑火”的窘境。
在微视听大行其道的今天，长剧引领人心的作用更显得尤为重要。从类型创新维度审视，《淬火年代》展现出了可贵的突破性：它将镜头聚焦于千禧年前后工业转型的细部，刻画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对制造尊严的捍卫与坚守。剧中，技术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升华为一种近乎虔诚的职业信仰与身份认同，并内化为主人公的精神内核。这种对“职人精神”的深度刻画，让该剧经受住了逆向建构、叩问时代的考验。
然而，在类型上尽显优势的《淬火年代》，却暴露出编剧技法上的不成熟。观众对“为何要共情资本家之子”的质疑，表面看是对“精英叙事”的抵触，实则反映的是人物刻画与剧情架构上的失衡。这一困境并非孤例，也精准击中了当下长剧创作的核心痛点。
精英叙事失灵？角色塑造问题才是症结所在
近年来，国产改革创业剧精准捕捉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个体的奋斗图景。《鸡毛飞上天》里陈江河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风吹半夏》里许半夏在钢厂废料堆里寻找生机，源于生存意志的原始驱动力，不断激发着这些角色奋斗向前。“草根逆袭”式的人物弧光体现着“从零到一”的生命张力，为观众构筑出强大的情感引力场，成为年代叙事的“流量密码”。
而精英叙事也并非与大众绝缘。《大江大河》中，梁思申在华尔街不仅要面对文化差异，更有隐性的职场壁垒；《大博弈》里孙和平临危受命接管破产工厂。这些精英人物触碰到了具体可感的职业痛点，其“在烂摊子上硬撑”的负重感，又使普通人产生强烈共振。
可见，观众真正反感的不是精英叙事，而是叙事逻辑不足导致的“伪困境”——当改革创业剧中的苦难与奋斗被消解，人物便成了悬浮的符号。《淬火年代》的人物塑造恰恰陷入了这一困局。
其一，主角光环太盛，人物不落地。同为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柳钧本应是《大江大河》中宋运辉的“镜像对照”，却因塑造偏差使其人物形象趋向扁平。在困境面前，宋运辉依靠团队协作破局。他身体力行地在现实中披荆斩棘，才造就了他的草根逆袭奇迹。反观柳钧，却被塑造成有着金手指的“开挂主角”。开局时作为德国留学博士、厂长之子回国，遭遇工厂资金困难、父亲住院等困境，但其父柳石堂火速出院秒变“天使投资人”，让“缺钱”成为缺乏危机感的伪命题。又因男主天生的资本、人脉加持与学识优势，技术攻坚的艰辛也被轻易消解。爽感是有了，但当主角困境被外力轻易摆平，奋斗就失去了分量，角色的主动性也被架空，自然无法引发观众共鸣。
其二，创作理念滞后，女性角色沦为“大男主”叙事的附庸。女主崔冰冰第15集姗姗登场，却仅仅是服务于男主感情线的工具人，其余女性更沦为单薄的符号：嘉丽被困在贤妻良母的“家庭牢笼”中，林川空有管理才华却被董事长哥哥压制。她们的存在价值几乎只是为推动男性角色成长，缺乏对工业改革的实际参与与对时代困境的主动突围。这种陈旧叙事既背离当代观众对“女性自我成长”的期待，更让年代剧本应具备的社会镜像功能打了折扣。
平淡的规定情境与失效的戏剧张力
要构建戏剧张力，本质在于为人物设定独特、有力的情境，让人物在困境中经历足够的挣扎与成长，从而引发冲突与悬念，吸引观众持续收看的兴趣。
《淬火年代》显然还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其一，开局困局设置略显平淡。相较《大江大河》开篇十分钟内“高考过线—政审受阻—背诵政策破局”的跌宕起伏，《淬火年代》前几集的剧情平淡，是导致部分观众流失的原因之一。
原著《艰难的制造》开篇即掷出尖锐诘问：“宁炒一座楼，不办一家厂”，从而直击制造业核心困局——当资本沉迷逐利游戏，技术攻坚需十年坚守，实业如何在浮躁中锚定价值？反观本剧，开局男主回国、父亲苏醒、车房到位……一路顺畅无阻。柳钧“做不成仍可回德国”，正是这一退路削弱了剧情的紧张度，也让柳钧的创业困境流于浅表，观众更无从共情他所面对的浮躁的制造业大环境。
所幸，后续剧情中，商战线逐渐紧凑，从山寨剽窃、黑恶威胁到政策考验，这些企业发展中的真实磨难，才是触及制造业灵魂的冲突。
其二，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消解戏剧张力。以往优秀剧集重视对于人物关系的丰富建构。如《大江大河》中展现宋运辉（国营）、雷东宝（集体）、杨巡（个体）三组独立又交织的关系网；《温州一家人》书写周万顺一家四口各自三十余年的创业史诗。《淬火年代》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略为单调，配角的设定多单向于服务主角，致使人物关系的戏剧性不足。这导致柳钧身上弥漫着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必需的集体奋斗精神背道而驰，剧情在呈现时代命题时，难以承载产业变革的精神图谱描绘。
其三，剧中对技术细节的模糊处理，使得剧情逻辑与人物行为都失之笼统，让本可层层递进的戏剧悬念失去了应有的张力。剧中的种种困境皆被轻易消解，让 “艰难”二字的分量大打折扣。
在微视听的社会语境下，长剧普遍加快了叙事节奏。但须知长剧加快节奏的要义，是祛除“水分”，加强矛盾冲突推进的紧凑度与剧情的曲折程度，而非牺牲细节，靠危机的快速解决营造爽感。在微短剧的冲击之下，长剧应坚守自身优势，展现出生存韧劲与创新意识。
传播路径的错位与优化空间
碎片化信息时代，营销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长剧为争夺稀缺的观众注意力，不得不将巨额资金倾注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营销，也因此催生了如今“未播先火”的行业奇观。而与之伴随的，是制作端的成本挤压与周期压缩。高调营销堆砌的观众期待，遭遇内容本身的羸弱与悬浮，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观众信任流失，更催化了他们向轻量化娱乐方式的转移。这迫使新剧不得不投入更巨额的营销，以求在海量的短视频中获取观众的短暂停留。长此以往，长剧制作陷入恶性循环。
《淬火年代》正是这一困局的典型注脚。《淬火年代》的营销优势堪称顶级，但播出后广告商集体撤离的事实折射出营销策略的失效。尤其是与《大江大河》的跨剧联动构想虽巧，但执行效果欠佳，关键在于内容未达预期。当观众带着对“宋运辉”式扎实角色的期待审视《淬火年代》时，柳钧等主角的扁平塑造无法承接IP热度，更将叙事薄弱的缺陷暴露无遗，给观众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淬火年代》的“哑火”，并非“精英叙事”本身行不通，更非剧情本身无亮点——剧中别样父子情的细腻塑造、后期商战叙事的渐入佳境，已然显露出长尾效应的潜力。其创作传播背后反映的，恰恰是创作者在短剧冲击中的迷茫。长剧创作道阻且长，唯有致力于突破庸常人物、深耕故事本身、破解传播困局，才能在流量时代重新点燃与观众深度共鸣的精神星火。
（作者涂彦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彭乐涵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