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序是个大善人，乐于救助穷人。有个人经常受他施舍，便想着怎么报恩。
这个人懂风水，于是对苏序说，我发现了两块好墓地，“一富一贵”，您可以选一块。
苏序说，“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要贵不要富。
那人便把苏序带上眉山，一起去看那块能保子孙显贵的墓地。点燃一盏灯放在地上，风吹不灭。
后来，苏序将自己的母亲葬在那块墓地。
这是明朝人讲的故事，听起来没头没尾，怪诞不经。但没关系，只要读者知道苏序是谁，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苏序是宋朝人，世居四川眉山。
他有个儿子叫苏洵。
苏洵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
苏洵19岁娶妻程氏，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可惜不满周岁就夭折。此后两年，程夫人都未能怀孕，苏洵很着急：年过二十了，还无后，压力山大。
22岁那年，苏洵开始拜生育信仰界的男神——送子张仙，据说每天烧香很虔诚。3年后，子嗣接连不断，几乎一年生一个子女：
1033年，苏洵25岁，他和程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10岁夭折）；
1034年，生了一个儿子（4岁夭折）；
1035年，又生了个女儿（19岁出嫁后不久病逝）；
1037年初，生了苏轼；
1039年，生了苏辙。
苏洵很“摇滚”，经常一人打起背包，乘船或骑马，四处游玩，结交朋友。
他写过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早年的生活：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
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最后一次出远门，37岁的苏洵撂下9岁的苏轼、7岁的苏辙，一个人逍遥去了。有人说他其实是参加科举去了。
他先乘船出川，骑马去了当时的帝都开封。然后一路向南，去了江西。
在九江，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雷简夫的人。
整整3年后，他接到一封家书，被告知父亲苏序病逝，这才仓促归家。
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在当时，所有人都把苏洵当成了浪荡子。只有父亲苏序，在别人用怪异的眼光看待自己儿子的时候，始终笑而不语。
在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苏序的笑而不语到底代表什么。
苏洵一生中参加过三次科举，最早的一次是在18岁。
他有个二哥，叫苏涣。当地人都认为苏涣比苏洵有出息多了。苏涣24岁考中进士时，苏洵16岁，想追随哥哥的步伐，奋斗了两年后去参加科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而在后世看来，苏涣的名声远远不如他的弟弟。但实际上，苏涣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苏涣的中举，打破了苏家“三代皆不显”的局面，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伯父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却一贫如洗。这就是眉山苏家的家风。
父亲苏序的死，改变了苏洵的人生。
从1047年到1056年，他有十年未出四川。后来的人说，这是苏洵闭门求索的十年。
那些年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成了苏洵自我提升的参照物。
他厌倦了为科举而读书作文，把自己早年写的数百篇科举时文，一把火烧掉了。然后，“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
他只读《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贤人之文。
经过多年苦读后，用苏洵自己的话说，胸中积攒的话越来越多，一提笔，化成文字自动流淌出来，每一篇都是“有为而作”，经世致用之文，不再是以前那种空洞无用的应试文章。
他练成了一个本领，能够预见科举的潮流。但凡这种人，不是被当作狂人就是被当作傻子。但他不在乎，他也无需自己去证明自己的预见性是否正确。他的两个儿子，经过他的训练后，将代替他投身考场。
他曾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山当地的名士，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作对子等本领，这是当时科举注重诗赋文采，在地方教学内容上的落实。
有一次，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当即说，老师的诗好是好，但最后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
刘巨听后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苏洵自己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并对儿子们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说，读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绰绰有余。
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让他们学写古文。
多年后，苏轼兄弟参加科举。那一年，科举风向变了，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而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苏轼兄弟背诵和模仿他的文章，对他的风格不要太熟悉了。
苏洵不仅预见了科举风气的转变，还押中了主考官。他在两个儿子同时考中进士的光辉事迹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难怪宋人编段子说，苏轼兄弟考试前，担心两人必有一人落榜，苏洵让他们别担心，到时一人和题，一人骂题，保证全中。
苏洵自己不屑于考科举了，但他却成了那个年代的科举押题大师。
不仅如此，苏洵还是两个儿子正式出道前的经纪人。
他很早就认定两个儿子必成大器。
在著名的《名二子说》一文中，苏洵这样解释给两个儿子起名“轼”和“辙”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翻译过来就是说，车轮、车辐条、车顶盖、车厢，都是一辆车的重要构成部分，唯独作为扶手的横木（即轼），却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去掉轼，那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轼儿啊，我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
天下的车都是顺着车辙走的，但说到车的功劳，没有人会想到车辙。这样也好，就算车毁马亡，人们也不会责难到车辙上。车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优游自处的。辙儿啊，我知道你是能让我放心的。
苏洵的这篇小文，就像是两个儿子未来命运的“谶语”，后来被苏轼和苏辙的人生所印证。
明朝大才子杨慎说：“观此，老泉（苏洵）之所以逆料二子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
在两个儿子成人之后，苏洵决心将他们送出四川。
他在一封信中说，自己年近五十，人生基本废了，也没有进取之心，“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
这时候，他之前在全国浪荡认识的朋友，纷纷变成了苏氏家族的贵人。
苏洵在九江结交的好友雷简夫，此时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任知州。他盛赞苏洵虽为一介布衣，却是天下奇才——不仅有王佐之才，还是当代司马迁。于是帮苏洵写了几封推荐信，分别推荐给当朝名臣张方平、欧阳修和韩琦。
苏洵持雷简夫的推荐信，到成都拜谒了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他同时带上了苏轼。张方平第一次见到不到20岁的苏轼，即以国士之礼相待。
张方平同时怂恿苏洵到开封去，说僻处四川“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
苏洵表示，自己有名无名已经无所谓了，但不能让两个儿子重蹈他这个父亲的老路。
1056年的春天，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赴帝都开封。但父子三人先到成都，再次拜会张方平。
张方平拿出往年的制科考试真题，给苏轼和苏辙来了一次模拟考。阅卷毕，张方平大为惊叹，说两人都是天才，“长者（苏轼）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苏辙）谨重，成就或过之”。
张方平虽然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有矛盾，但还是不计嫌隙，替苏洵父子写了一封给欧阳修的推荐信。
当时人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坛最知名的星探，只有他才能够成全苏洵父子的文名，让“三苏”走红。
苏洵父子带着雷简夫、张方平等贵人的推荐信，进京了。
到了开封，苏轼、苏辙兄弟积极准备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苏洵则与京师的名公巨卿频繁接触。
作为父亲兼经纪人，苏洵的任务是把两个儿子“推销”出去。当然，前提是他得先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样才有说服力。
他拿着雷简夫、张方平的推荐信，精选了自己最得意的20篇代表作，去求见欧阳修。
雷简夫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这样说道：
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维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这段话很有意思，对欧阳修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意思是，我雷简夫人微言轻，没有能力让苏洵成名，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和罪过。但我既然知道苏洵这号奇人的存在，如果不说出来，那就是我的罪过了。而您（指欧阳修）是当今文坛盟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前您不知道苏洵这号人，他就算寂寂无名而死，也跟您没关系。但现在不一样了，您读了我的推荐信，已经知道苏洵的存在了，况且苏洵也要当面拜见您，从今以后，苏洵有名无名，天下人都认为跟您有莫大的关系了。
欧阳修本来就是北宋文坛最著名的星探，听说有这么个人自带巨星潜质，赶紧取来文章一读。一读，果然很受用，当即就把苏洵捧为“当代荀子”。
他正式向朝廷上了《荐布衣苏洵状》，极力称赞苏洵的文章“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更重要的是，苏洵此人不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文士，而是一个对现实问题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大才。但他为人安贫乐道，不钻营仕途，如果没人引荐，就要被埋没在这盛世里了。
随后，欧阳修取代雷简夫和张方平，成为苏洵父子在朝廷上最有力的推荐者。
欧阳修把苏洵父子推荐给了当朝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短短时间内，苏洵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频频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宾。
而苏洵的文章也一夜成为爆款，引领了京城的写作风尚，“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
苏洵红了，他的两个儿子马上也红了。
在1057年春天的科举中，苏轼和苏辙双双中第，脱颖而出。
主考官正是欧阳修。
苏轼兄弟的上榜，源于欧阳修对科举文风的改革，此前被推崇的虚浮华丽文风不吃香了，质朴平易、言之有物的文风开始占据有利地位。而苏洵早年教导儿子们作文，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放榜之后，关于苏轼兄弟上榜的争议很大。
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开始抗议。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后来回忆说：“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
士人怎样变得服气的呢？
苏轼兄弟的文章确实好，这是大前提，但还不够，关键还得有人加持。所以还是欧阳修出马了。
放榜后，欧阳修对苏轼兄弟一顿猛夸，说后浪凶猛，老夫当避此人（苏轼），放出一头地。后来，苏轼也确实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取代曾巩，一跃而为北宋文坛盟主。
除了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等人也是苏洵父子的贵人。
1061年，苏轼和苏辙同时获得推荐，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
临近考试时间，苏辙突然生病了。
宰相韩琦听闻消息，专门向宋仁宗申请考试延期举行。他的理由是，今年的制科考试，苏轼和苏辙两人最有声望，现在听说苏辙病了，如果兄弟俩有一人不能参加考试，将难孚众望。宋仁宗同意了。朝廷于是宣布当年的制科考试延期20天举行。
韩琦看到参加制科考试的人不少，还曾公开放话说，二苏在此，你们竟然还敢跟他们同场考试？据说，此话一出，弃考者“十盖八九矣”。
这次考试，一共只录取三人。
考官司马光对二苏的策文十分欣赏，将苏轼、苏辙列为最高等——三等予以录取。而苏辙的策文写得很犀利，直言宋仁宗为政苟且，为人好色，好面子，赏赐无度，导致海内穷困。这引起了考官们的争议。另一名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辞不逊，不应录取。司马光据理力争，说苏辙“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最终，虽然在策文中挨骂，宋仁宗还是亲自拍板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仁宗果然爱惜羽毛，于是降一等，以第四等录用了苏辙，对他进行升官。
退朝回宫，宋仁宗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两个儿子已经出人头地，而苏洵自己也成为北宋最为传奇的布衣文人之一，历史再也抹不去他们的名字。
但苏洵却有了新的烦恼。
当自己名满天下，可与名公巨卿平起平坐之后，他早已消失的斗志又被点燃了。
虽然多年无意仕途，但他骨子里是想做帝王师，给时代把脉开方子的。
欧阳修等人也希望朝廷能将苏洵引进体制内，授予相应的官职。这给了苏洵很大的期待。
然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朝廷的委任状。
苏洵急了，直接给宰相韩琦写信抱怨说：
“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
北宋“冗官”问题，人所皆知，所以苏洵用来调侃有司，说你们给我一个官职怎么了，天下之官难道因为多我苏洵一个人就变冗了吗？
一直等了两年多，朝廷才下诏，让苏洵去参加考试。考试通过了，就能直接授官。
苏洵很有个性。他认为朝廷要他参加考试是不相信他平时作的文章，便称病拒绝赴试。
与此同时，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近7000字的《上皇帝书》，就天下之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主张。同一年，王安石也递交了给皇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但宋仁宗对他们的改革方案均无回应。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苏洵本质上跟王安石一样，是有雄心的改革家。只是，苏洵没有王安石那么幸运，他等不到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上位。否则，历史记住的，就不仅是文学家苏洵的大名，而是改革家苏洵的传奇。
事实上，苏洵虽然常年偏居西南一隅，但他精通历史，一眼就能洞穿宋仁宗盛世背后的危机。
在他最著名的政论文章《六国论》中，他提笔就写道：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根本原因。
结尾又写道：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但还有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一统天下的大国，却自取下策，重蹈六国割地贿赂以致灭亡的覆辙，这就连六国都不如了。
整个北宋，读过这篇《六国论》的人，都能一眼看清苏洵是在借古伤今，讽刺当时朝廷以岁币向契丹换和平的政策。
但像苏洵这样的民间鹰派，在宋仁宗后期是不可能获得重用的。
最后，朝廷还是给了苏洵一个县主簿的低级职位，留京参与编纂礼书。
1066年，在带领两个儿子到京城发展的10年后，苏洵病逝了，年仅58岁。
苏洵之死，震惊朝野，为他作挽词的士大夫达100多人，“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
苏洵死时，苏轼30岁，苏辙28岁。此后，兄弟俩宦海沉浮，却被父亲早年预测他们前途的《名二子说》一一说中：
苏辙为人较稳，一度官至副宰相之位；而苏轼锋芒毕露，虽然仕途坎坷，但文名最盛，光耀千年。
一千年来，“三苏”上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有人喜欢苏洵的豪健，有人喜欢苏轼的奇纵，有人喜欢苏辙的深沉。
他们一起进入中国文学最具分量的榜单——“唐宋八大家”之列，一举占据三席。
纵观整部中国古代史，这样著名的父子三人组合，恐怕只有两对：
公元1000年以前出过一对，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世称“三曹”；
公元1000年以后，又出一对，就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世称“三苏”。
绝代传奇，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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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希运：《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潘殊闲：《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