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群星璀灿，蔡楚生尤为光彩夺目，一生中编导了27部影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辉煌，《中国电影文化史评》高度评价：他在赢得广大观众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最有价值的电影导演，他和他的作品，将中国的电影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靠“呆运”出道只身闯荡上海滩
蔡楚生是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出生在上海，6岁时随父母回家乡，念了4年私塾。12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去汕头亲友的杂货铺当学徒。他渴求文化知识，空余时间都把心思放在了读书上，随着时间推移，识字越多，能博览群书了，特别爱看充满了喜怒哀乐的古今小说；又对美术、书法产生了兴趣，刻苦攻钻之下会绘画又写得诸体好字，成了多才多艺一青年。
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又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工农运动高涨。蔡楚生加入了汕头店员工会，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一天晚上，他去观看“进业白话剧社”演出《可怜的裴加》，发自内心地感叹：“看戏让人得益非浅能长进！”也因此对演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雄心勃勃要编写剧本了。
当时，汕头地区彩票盛行，无以计数想发财的却是竹篮打水大呼“上当”，至有倾家荡产者。蔡楚生以此为题材，利用半个月的夜晚时间，编写了滑稽短剧《呆运》。凭着剧本《呆运》，蔡楚生顺利加入了“进业白话剧社”。
《呆运》编排上演，也许是这出戏“源于生活”的缘故吧，还吸引了不少观众。蔡楚生在剧社中的地位上升，得以参与编导及舞美设计了。
1927年早春二月，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南下汕头拍摄《白芙蓉》外景，进业白话剧社同人热诚欢迎又大力协助，并趁着这一大好时机，宣布成立“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作为回报，“华剧”的导演陈天，为“进业”执导拍摄一部电影，选中的片子正是《呆运》，还邀请编剧的蔡楚生出演配角。
蔡楚生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呆运》拍成了电影，自己还上了银幕，真让他受宠若惊，也因此与陈天交上了朋友。
广告中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滑稽讽刺电影”的《呆运》，在汕头地区映出后引起不小反响，它以夸张的场面，离奇的情节，揭露彩票骗局与危害：梦想发财的修鞋匠省吃俭用买了一张彩票，为防丢失贴在了门背后等待开奖。福星高照中了大奖，彩票却揭不下来，只好扛着门板去兑奖，欣喜若狂中撞倒行人、碰翻货架……一长串索赔的紧追其后，所得奖金赔偿还不够呢，气急败坏呆若木鸡泪汪汪。
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的蔡楚生成了当地名人，很有点自我陶醉，更为电影的神奇所吸引，憧憬有朝一日跨入电影殿堂。
大革命失败后，蔡楚生在汕头已难以容生，只身北去上海滩圆自己的电影梦。他不计薪水微薄，进入了一家影片公司，只可惜让他当杂工，搬运道具、搭拆布景，清洁场地、乃至扫地倒痰盂都干。
因专长得不到发挥，愿望难以实现，蔡楚生找到陈天，请陈天介绍，跳槽到华剧影片公司。地位是有所提升了，不过也在二等、三等之列，担任美工、场记、置景、海报，有时拉郎配充当群众演员。但可直面演员与拍摄现场了，蔡楚生很珍惜这一还算不错的时机，暗地使劲偷着学，了解、琢磨、熟习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与技能。
长辈兼同乡的著名导演郑正秋，得悉了蔡楚生当年编演《呆运》事，及其闯荡上海追求电影梦圆的经历，认准是个可锻之材，极力推荐他进入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
之后，蔡楚生视郑正秋为授业、解惑、传道的恩师，看、听、问、记，用心学习攻钻电影的编、导、演。郑正秋倾心传教，毫无保留。蔡楚生感激之余，益加发奋，坚信总有出人头地成功的一天。
这位小同乡的执着追求与奋斗精神，使郑正秋感动又惊异，提拔他当了助理导演兼美工师，不久升为副导演。蔡楚生成了郑正秋的助手，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多部影片，并多次上镜头，且都表现良好，得到郑正秋的赞赏。
经3年磨炼，蔡楚生已在上海电影界小有名气，1931年去了联华影业公司挑大梁，翌年独立编导了第一部电影——情致缠绵、笔触纤细的《南国之春》；后又拍摄了“诗般梦幻”的《粉红色的梦》。
磨砺以待天降大任，蔡楚生终于从一个学徒、杂工，跨进了电影这座新兴艺术殿堂的门槛，而且开始独立编剧、导演。《南国之春》与《粉红色的梦》尽管属悲剧式的“恋爱的常道”，但于他来说，具有不凡的意义，是他跻身电影界、迈向成功之路的开端。
这年他才26岁，年未“而立”而事业有成，堪称年轻有为。
《渔光曲》荣获第一个国际奖项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蔡楚生加入了左翼电影运动行列，以最短的时间最省的金钱物质，执导拍摄了反映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共赴国难》。影片中，上海华姓一家老小有的参加义勇队决战前敌，有的加入战地救护队抢救伤员，有的赶制军衣支援前线，长子牺牲后，诸弟誓继承兄志，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专家学者评论，这是蔡楚生电影创作思想转向反帝反封建现实的起点。
1933年，他编导了赞扬劳动人民纯洁品质和斗争精神的力作《都会的早晨》，在上海连映18天，场场满座。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中，把此剧与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的《狂流》、孙瑜的《天明》并列为“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冲破了初春的雪霜”，“投掷了几颗强烈的炸弹”。
得到同行名家的好评，蔡楚生大受鼓舞，连续编导了《渔光曲》《王老五》《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从现实生活出发，利用电影艺术手法，揭示社会黑暗中穷苦大众的悲惨命运，鼓吹变革社会、民生解放。其中尤以《渔光曲》轰动一时。
蔡楚生家乡潮阳渔民为多，受天灾人祸夹击，惨状万千。他耳闻目睹，深为同情而又不平，有心搬上银幕，把“沧海中渔民的血泪洒遍世界，掀动千万人的心弦”。于是收集素材，编写了剧本《渔光曲》，剧情是：
渔民徐福冒险出海捕鱼遇难，其妻徐妈为生活计到何船主家当奶妈，一对孪生姐弟小猫、小猴与何家少爷子英一起戏耍长大。后来子英留学外洋，小猫、小猴以打渔为生。强盗洗劫徐家，徐妈惊吓成病双目失明，姐弟俩与瞎眼母亲去上海，跟着舅父拾破烂、卖唱。一天巧遇学成归国的何少爷子英，子英给了小猫、小猴一百块大洋。银行遭劫，姐弟俩身上的大洋成了疑犯被拘捕。消息传来，母亲惊恐中碰翻油灯失火，与舅舅葬身火海。不久何家因破产而沦落，何子英与小猫、小猴一起受雇于渔轮，风里来雨里去，本就孱弱的小猴终于不支倒下，临终前躺在姐姐怀里，央求姐姐再唱一遍爱听的《渔光曲》，在如诉似泣的歌声中闭上了眼睛……
《渔光曲》由联华影片公司摄制，蔡楚生执导，明星王人美、韩兰根主演。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是因为蔡楚生一丝不苟，特别的认真。
他拍片过程中的多件“花絮”，令人感动而又敬佩：
为真实反映渔民在海上的凶险生活，蔡楚生动员摄影师与演员，风雨交加中去海上拍摄外景，这不但要冒恶劣天气的危险，还有遭海盗劫杀的不测。众人担惊受怕忧心忡忡，他若无其事道：“为求真实感人，冒点风险值得，即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开拍徐妈碰翻油灯火烧茅屋时，在下风导演的蔡楚生被呛得咳嗽不止，眼泪直淌，呼吸困难，坚持再坚持，结果从指挥台上摔下来跌伤了腰，第二天又挣扎着出现在了外景现场。
春节初一，演职员都在家过大年，公司里只有蔡楚生一个，正伏案编写字幕。大年初二、大年初三，他依然在公司里忙碌着，也只他一个。
1934年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小猫、小猴的悲苦命运与凄怨心声，感动了千万观众。这年，上海地区盛夏早来，且是60年来少见的酷热，观众的热情持久如新，日复一日，场场爆满，创下了连映84天的卖座纪录。
诚如《渔光曲》开映广告所云：“渔光曲奏起，将响彻宇宙。”1935年2月，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开幕，世界上31个国家的120多百部影片参展，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也在参展之列。评选结果，有10部电影获奖，《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评语是：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
《渔光曲》载誉归来，报章报道：渔光曲最近在苏俄国际影展获得荣誉奖状，为中国电影界争得国际光荣！这是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一部获奖影片，蔡楚生功推第一。
喜讯飞传处，国人欢欣鼓舞，引为骄傲。
《一江春水向东流》创票房新高
卢沟桥事变起，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建，蔡楚生当选理事；嗣后，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成立，他当选常务理事。上海沦陷前夕，他南去香港，本着服务于抵抗侵略、鼓舞民众起来抗日斗争之旨，与司徒慧敏合作编写了抗战主题的电影剧本《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又独立编导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反映了上海与香港青年投身抗战的英雄事迹。
其间，日人派汉奸前往香港，以重金收买影业人士。蔡楚生拍案而起，在《华商报》发表《电影界的人兽关头——揭发敌人对华南电影界的阴谋》，呼吁影业同人“求团结、进步，负起‘电影报国’的重任，直至把日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境”。由于他和众多爱国文化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日人的阴谋成了泡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蔡楚生经由中共秘密大营救脱离港岛，辗转去了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得以面识周恩来，多次受教育鼓励，思想升华，进一步靠拢共产党。
抗战胜利，蔡楚生等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东返上海。根据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厂，作为党在上海和国统区的文艺阵地”的指示，他与阳翰笙、史东山、郑君里等紧锣密鼓筹划准备。1946年6月间，“联华影艺社”诞生，一年后扩大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饱受日寇蹂躏之苦，日本投降后，多如牛毛的接收大员以接收为名大肆搜刮，闹得乌烟瘴气，激起怨声载道。为揭露战时战后人民的痛苦，及日寇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早在“联华影艺社”时，蔡楚生就与郑君里开始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为把《一江春水向东流》打造成具有轰动效应的经典之作，蔡楚生着力从深具感染力的故事性、迭宕曲折的情节下功夫，以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窗口，横跨抗战前后10年间的变幻升沉悲欢离合，直至家破人亡的命运，展现了时代和历史的悲剧。
《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上下两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非常符合观众口味，具有牵动心灵的感人的力量。艺术效果之完美、票房价值之高，骄然独步，无与伦比。
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多家影院上映，丽都、国际、美琪、南京、平安、沪光、光华等电影院门庭若市，一派沸腾景象，诚如《新闻报》所载：“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戏院的大门。”上座率胜过《渔光曲》，连映3个多月座无虚席。据当时报章统计，观众人数多达71万3千人，占了上海总人数的百分之14.39，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
“满城争看一江春”，公交车、出租车也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放映而搭福，生意大增。有座影戏院放映此片，公交车站头就在门前不远处，乘车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看电影的，每到站时，售票员干脆不报站名而喊：“一江春水到啦！请下车。”
《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大上海各色人等的热门话题，蔡楚生也成了妇孺皆知的顶级人物。此片在港澳及南洋群岛诸埠放映时，也都创造了国产电影卖座率之最高。
《中国电影史》称赞，《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史诗性品格的银幕巨作”，“也是一部在叙事跨度上贯通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时期并引起更大轰动效应的银幕史诗”。
《上海电影志》引当时舆论：《一江春水向东流》标志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也是蔡楚生电影创作的新高峰。
1948年1月28日香港《华侨日报》上，刊登了夏衍等几位作家联名文章，赞扬这部影片，“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他雄辩地告诉一切糊涂的电影工作者：路在这儿，这才是观众所喜爱的。”
靠“呆运”出道只身闯荡上海滩
蔡楚生是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出生在上海，6岁时随父母回家乡，念了4年私塾。12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去汕头亲友的杂货铺当学徒。他渴求文化知识，空余时间都把心思放在了读书上，随着时间推移，识字越多，能博览群书了，特别爱看充满了喜怒哀乐的古今小说；又对美术、书法产生了兴趣，刻苦攻钻之下会绘画又写得诸体好字，成了多才多艺一青年。
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又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工农运动高涨。蔡楚生加入了汕头店员工会，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一天晚上，他去观看“进业白话剧社”演出《可怜的裴加》，发自内心地感叹：“看戏让人得益非浅能长进！”也因此对演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雄心勃勃要编写剧本了。
当时，汕头地区彩票盛行，无以计数想发财的却是竹篮打水大呼“上当”，至有倾家荡产者。蔡楚生以此为题材，利用半个月的夜晚时间，编写了滑稽短剧《呆运》。凭着剧本《呆运》，蔡楚生顺利加入了“进业白话剧社”。
《呆运》编排上演，也许是这出戏“源于生活”的缘故吧，还吸引了不少观众。蔡楚生在剧社中的地位上升，得以参与编导及舞美设计了。
1927年早春二月，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南下汕头拍摄《白芙蓉》外景，进业白话剧社同人热诚欢迎又大力协助，并趁着这一大好时机，宣布成立“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作为回报，“华剧”的导演陈天，为“进业”执导拍摄一部电影，选中的片子正是《呆运》，还邀请编剧的蔡楚生出演配角。
蔡楚生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呆运》拍成了电影，自己还上了银幕，真让他受宠若惊，也因此与陈天交上了朋友。
广告中称之为“中国第一部滑稽讽刺电影”的《呆运》，在汕头地区映出后引起不小反响，它以夸张的场面，离奇的情节，揭露彩票骗局与危害：梦想发财的修鞋匠省吃俭用买了一张彩票，为防丢失贴在了门背后等待开奖。福星高照中了大奖，彩票却揭不下来，只好扛着门板去兑奖，欣喜若狂中撞倒行人、碰翻货架……一长串索赔的紧追其后，所得奖金赔偿还不够呢，气急败坏呆若木鸡泪汪汪。
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的蔡楚生成了当地名人，很有点自我陶醉，更为电影的神奇所吸引，憧憬有朝一日跨入电影殿堂。
大革命失败后，蔡楚生在汕头已难以容生，只身北去上海滩圆自己的电影梦。他不计薪水微薄，进入了一家影片公司，只可惜让他当杂工，搬运道具、搭拆布景，清洁场地、乃至扫地倒痰盂都干。
因专长得不到发挥，愿望难以实现，蔡楚生找到陈天，请陈天介绍，跳槽到华剧影片公司。地位是有所提升了，不过也在二等、三等之列，担任美工、场记、置景、海报，有时拉郎配充当群众演员。但可直面演员与拍摄现场了，蔡楚生很珍惜这一还算不错的时机，暗地使劲偷着学，了解、琢磨、熟习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与技能。
长辈兼同乡的著名导演郑正秋，得悉了蔡楚生当年编演《呆运》事，及其闯荡上海追求电影梦圆的经历，认准是个可锻之材，极力推荐他进入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
之后，蔡楚生视郑正秋为授业、解惑、传道的恩师，看、听、问、记，用心学习攻钻电影的编、导、演。郑正秋倾心传教，毫无保留。蔡楚生感激之余，益加发奋，坚信总有出人头地成功的一天。
这位小同乡的执着追求与奋斗精神，使郑正秋感动又惊异，提拔他当了助理导演兼美工师，不久升为副导演。蔡楚生成了郑正秋的助手，协助郑正秋拍摄了《战地小同胞》《桃花湖》《红泪影》等多部影片，并多次上镜头，且都表现良好，得到郑正秋的赞赏。
经3年磨炼，蔡楚生已在上海电影界小有名气，1931年去了联华影业公司挑大梁，翌年独立编导了第一部电影——情致缠绵、笔触纤细的《南国之春》；后又拍摄了“诗般梦幻”的《粉红色的梦》。
磨砺以待天降大任，蔡楚生终于从一个学徒、杂工，跨进了电影这座新兴艺术殿堂的门槛，而且开始独立编剧、导演。《南国之春》与《粉红色的梦》尽管属悲剧式的“恋爱的常道”，但于他来说，具有不凡的意义，是他跻身电影界、迈向成功之路的开端。
这年他才26岁，年未“而立”而事业有成，堪称年轻有为。
《渔光曲》荣获第一个国际奖项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蔡楚生加入了左翼电影运动行列，以最短的时间最省的金钱物质，执导拍摄了反映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共赴国难》。影片中，上海华姓一家老小有的参加义勇队决战前敌，有的加入战地救护队抢救伤员，有的赶制军衣支援前线，长子牺牲后，诸弟誓继承兄志，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专家学者评论，这是蔡楚生电影创作思想转向反帝反封建现实的起点。
1933年，他编导了赞扬劳动人民纯洁品质和斗争精神的力作《都会的早晨》，在上海连映18天，场场满座。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中，把此剧与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的《狂流》、孙瑜的《天明》并列为“具有伟大未来性的萌芽”，“冲破了初春的雪霜”，“投掷了几颗强烈的炸弹”。
得到同行名家的好评，蔡楚生大受鼓舞，连续编导了《渔光曲》《王老五》《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从现实生活出发，利用电影艺术手法，揭示社会黑暗中穷苦大众的悲惨命运，鼓吹变革社会、民生解放。其中尤以《渔光曲》轰动一时。
蔡楚生家乡潮阳渔民为多，受天灾人祸夹击，惨状万千。他耳闻目睹，深为同情而又不平，有心搬上银幕，把“沧海中渔民的血泪洒遍世界，掀动千万人的心弦”。于是收集素材，编写了剧本《渔光曲》，剧情是：
渔民徐福冒险出海捕鱼遇难，其妻徐妈为生活计到何船主家当奶妈，一对孪生姐弟小猫、小猴与何家少爷子英一起戏耍长大。后来子英留学外洋，小猫、小猴以打渔为生。强盗洗劫徐家，徐妈惊吓成病双目失明，姐弟俩与瞎眼母亲去上海，跟着舅父拾破烂、卖唱。一天巧遇学成归国的何少爷子英，子英给了小猫、小猴一百块大洋。银行遭劫，姐弟俩身上的大洋成了疑犯被拘捕。消息传来，母亲惊恐中碰翻油灯失火，与舅舅葬身火海。不久何家因破产而沦落，何子英与小猫、小猴一起受雇于渔轮，风里来雨里去，本就孱弱的小猴终于不支倒下，临终前躺在姐姐怀里，央求姐姐再唱一遍爱听的《渔光曲》，在如诉似泣的歌声中闭上了眼睛……
《渔光曲》由联华影片公司摄制，蔡楚生执导，明星王人美、韩兰根主演。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是因为蔡楚生一丝不苟，特别的认真。
他拍片过程中的多件“花絮”，令人感动而又敬佩：
为真实反映渔民在海上的凶险生活，蔡楚生动员摄影师与演员，风雨交加中去海上拍摄外景，这不但要冒恶劣天气的危险，还有遭海盗劫杀的不测。众人担惊受怕忧心忡忡，他若无其事道：“为求真实感人，冒点风险值得，即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开拍徐妈碰翻油灯火烧茅屋时，在下风导演的蔡楚生被呛得咳嗽不止，眼泪直淌，呼吸困难，坚持再坚持，结果从指挥台上摔下来跌伤了腰，第二天又挣扎着出现在了外景现场。
春节初一，演职员都在家过大年，公司里只有蔡楚生一个，正伏案编写字幕。大年初二、大年初三，他依然在公司里忙碌着，也只他一个。
1934年6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小猫、小猴的悲苦命运与凄怨心声，感动了千万观众。这年，上海地区盛夏早来，且是60年来少见的酷热，观众的热情持久如新，日复一日，场场爆满，创下了连映84天的卖座纪录。
诚如《渔光曲》开映广告所云：“渔光曲奏起，将响彻宇宙。”1935年2月，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开幕，世界上31个国家的120多百部影片参展，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也在参展之列。评选结果，有10部电影获奖，《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评语是：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
《渔光曲》载誉归来，报章报道：渔光曲最近在苏俄国际影展获得荣誉奖状，为中国电影界争得国际光荣！这是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一部获奖影片，蔡楚生功推第一。
喜讯飞传处，国人欢欣鼓舞，引为骄傲。
《一江春水向东流》创票房新高
卢沟桥事变起，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建，蔡楚生当选理事；嗣后，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成立，他当选常务理事。上海沦陷前夕，他南去香港，本着服务于抵抗侵略、鼓舞民众起来抗日斗争之旨，与司徒慧敏合作编写了抗战主题的电影剧本《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又独立编导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反映了上海与香港青年投身抗战的英雄事迹。
其间，日人派汉奸前往香港，以重金收买影业人士。蔡楚生拍案而起，在《华商报》发表《电影界的人兽关头——揭发敌人对华南电影界的阴谋》，呼吁影业同人“求团结、进步，负起‘电影报国’的重任，直至把日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境”。由于他和众多爱国文化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日人的阴谋成了泡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蔡楚生经由中共秘密大营救脱离港岛，辗转去了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得以面识周恩来，多次受教育鼓励，思想升华，进一步靠拢共产党。
抗战胜利，蔡楚生等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东返上海。根据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厂，作为党在上海和国统区的文艺阵地”的指示，他与阳翰笙、史东山、郑君里等紧锣密鼓筹划准备。1946年6月间，“联华影艺社”诞生，一年后扩大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饱受日寇蹂躏之苦，日本投降后，多如牛毛的接收大员以接收为名大肆搜刮，闹得乌烟瘴气，激起怨声载道。为揭露战时战后人民的痛苦，及日寇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早在“联华影艺社”时，蔡楚生就与郑君里开始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为把《一江春水向东流》打造成具有轰动效应的经典之作，蔡楚生着力从深具感染力的故事性、迭宕曲折的情节下功夫，以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窗口，横跨抗战前后10年间的变幻升沉悲欢离合，直至家破人亡的命运，展现了时代和历史的悲剧。
《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上下两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层次分明，非常符合观众口味，具有牵动心灵的感人的力量。艺术效果之完美、票房价值之高，骄然独步，无与伦比。
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多家影院上映，丽都、国际、美琪、南京、平安、沪光、光华等电影院门庭若市，一派沸腾景象，诚如《新闻报》所载：“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戏院的大门。”上座率胜过《渔光曲》，连映3个多月座无虚席。据当时报章统计，观众人数多达71万3千人，占了上海总人数的百分之14.39，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最高卖座纪录。
“满城争看一江春”，公交车、出租车也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放映而搭福，生意大增。有座影戏院放映此片，公交车站头就在门前不远处，乘车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看电影的，每到站时，售票员干脆不报站名而喊：“一江春水到啦！请下车。”
《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大上海各色人等的热门话题，蔡楚生也成了妇孺皆知的顶级人物。此片在港澳及南洋群岛诸埠放映时，也都创造了国产电影卖座率之最高。
《中国电影史》称赞，《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史诗性品格的银幕巨作”，“也是一部在叙事跨度上贯通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时期并引起更大轰动效应的银幕史诗”。
《上海电影志》引当时舆论：《一江春水向东流》标志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也是蔡楚生电影创作的新高峰。
1948年1月28日香港《华侨日报》上，刊登了夏衍等几位作家联名文章，赞扬这部影片，“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他雄辩地告诉一切糊涂的电影工作者：路在这儿，这才是观众所喜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