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发明于隋唐时期，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比欧洲开始用雕版印制圣像和纸牌要早七百多年。雕版印刷发明后，我国古代印刷书籍通称刻书，并有书商刻书、官府刻书和私人刻书之分。古代苏州是我国刻书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整个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相传旧时苏州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根据《全唐文》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和《册府元龟·学校部》所载，以及元稹的《白居易诗集序》中“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句分析，大约在中唐时期，已有书商在苏州地区刻卖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等书。日本人岛田翰撰《雕版渊源考》引《颜氏家训》亦有“江南之书本”之称，不过至今尚无实物可资证明。唐末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刻印过《陀罗尼经》等经书，这已为多次出土文物所证实。一九七八年，苏州市瑞光塔出土木版印制的《大隋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和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印制，上距五代末年仅四十余年，从经文刻印的质量分析，可以推知在唐末五代时期，苏州的刻书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了。
宋代苏州刻书，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官私刻书都比唐代为多，并且产生了象郑定、陆元大等技术精湛的刻书家。宋刻多用欧、柳、颜体字，字画如写，质朴挺秀，版式多用左右双边白口，黑口的多为南宋末麻沙本，讳字较多。书的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这些书本用薄墨印刷，墨质优良，开卷往往可嗅到一种书香气。校勘精审，十分悦目，历来受文人学士注重，并为后来刻本的依据。
一九七八年四月，苏州市瑞光塔第三层塔心洞内，发现北宋初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的木刻本《妙法莲华经》一部，卷轴装，共七卷，存六卷，卷六被毁，磁青纸，呈土黄色，高16．8厘米，每卷十六块版，板长51．5到55．5厘米不等，每开88行，每行24字，仿宋体，刻工极为规范整齐。第一卷引首部分署明：“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并书题记：“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等字样。这是一件罕见的北宋初期的珍贵木刻经卷。
其它较好的著名宋刻，还有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姑苏郡斋王琪校刻的《杜工部集》，白文无注本为最古，一切注释分类本，都从此出。
据《书林清话》载，“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氏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工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当时司库、府县、书院也都有很好的刻书。
宋嘉熙、淳祐间校刻经卷曾盛极一时。苏州寺院刻书，有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开雕的碛砂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梵荚本，半叶六行，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共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前后历时九十一年，方始告成，可见规模之巨。总观宋代苏州的刻书，虽在全国并非中心地点，但由于毗邻当时的刻书中心杭州，“苏杭间一苇可通”，刻工可相互支援，所受影响较大，因此促进了苏州刻书水平的提高，使苏州的刻书业也有相当的地位。
元统一全国后，取杭州等地的官刻书版，立兴文署管理刻书，各路儒学、书院、私宅、家塾，竟相摹刻，相当兴盛。元代苏州刻书是在宋代基础上发展的。官本多刻经史，私家多刻诗文集。元刻字体多请名手书写，或摹仿赵孟頫书法，笔画娟秀，刻艺精良，版式沿宋代成例，一般左右双边，黑白口均有，中无讳字。但印纸和墨质较差，不及宋代。
儒学书院刻书有：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平江路儒学刻《玉灵聚义》，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蓝山书院刻吴师道重校鲍彪注《战国策》，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梅谿书院无年号刻《郑所南先生文集》、《清隽集》、《百二十图诗》、《锦残余笑》等。
私宅家塾刻书有：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范氏岁寒堂刻《范文正公集》、《别集》；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刻《政府奏议》，姑苏叶氏戊廿无年号刻《王状元荆钗记》；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元释念常募刻《佛祖历代通鉴》等。
到了明清时期，苏州是当时江苏的两个刻书中心之一（另一刻书中心在南京），在全国颇有盛名。当时有手工业刻书坊若干，刻工数百人，民间书坊四十余家，大多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前。因而苏州“书肄之胜，比于京师”，而京师书贾中，又有不少苏州人。
明代苏州的刻书业，据明胡应麟在他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里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还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可见当时苏州的刻书事业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据现有资料分析，明代苏州刻书大致有三个特征。
一、明初刻书与元代接近
明初刻书，较多是黑口双边栏版式，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也有字体浑厚如颜体的，与元代风格比较接近。原装封面以蓝色占多数，少数用黄色，通常官刻本用蓝绢，内府刻本用黄绢或蓝绢。这一时期所刻书籍，以经书和属于儒家学说的书籍为最多，其次是政府法令和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这与当时设立科举制度，以经书出题，以八股取士有关。这一时期，很少复刻宋元本书籍。这种情况，自洪武开始，历经永乐、宣德、正统至成化，变化不大。直到弘治年间，内容才渐广泛。成化以前，以木刻本为主。这一时期，苏州较著名的刻书有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苏州府常熟县魏祐校刻的《易义主义》，成化二十年（公元工484—1486年）张习刻有《雁门集》、《侨吴集》，高启《槎轩集》，杨基《眉庵集》，徐蕡《北郭集》，张羽《静居集》等。当时，印刷的技术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江南一带铜活字印刷风行一时，苏州人孙凤也曾用铜活字印过宋代陈思《小字录》，附阴何诗一帙，“金兰馆”也用铜活字印过范成大的《石湖居士集》和明孙蕡的《西庵集》。“丽泽堂”用活字印宋代刘达可的《壁水群英待问会元》。其他用铜活字印刷的《曹子建集》、《岑嘉州集》、《王歧公官词》等，也都是在苏州印制的。又有人用铜活宇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期，也是这一时期苏州一带的出品。
二、德、嘉、历三朝，刻书最盛
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刻书最盛，形式也丰富多彩。大致正德、嘉靖两朝，盛行宋体字，字体都很整齐，行格紧密，结构趋向方整，版式大都是白口、左右双边栏，纸张也很讲究，成品美观悦目。这一时期复刻宋元版古籍很多，内容也更为广泛。官私刻本都很丰富，为明代刻书的黄金时期。当时刻书最多的是长洲（今苏州）顾元庆的“大石山房”，曾刻《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等，自正德十二年至嘉靖十一年（公元1517年—1532年），前后经过十六年时间，始刻竣完工，可见工程之艰巨。顾氏所刻印的书籍，校刻都很精审，很受藏书家的欢迎和珍视。此外，嘉靖四年至六年（公元1525年－－1527年），苏州府震泽王延哲所刻《史记》，刻工精美，是《史记》复宋本的最佳刻本。据王士禛《池北偶谈》载，王延哲刻《史记》有一段逸闻趣话。一天王延哲碰到一个卖书人，手持一本宋刻本《史记》，讨价三百金。王延哲对卖书人说。“卖给我，不过钱要到一个月后来取。”事后，王延哲招集善于刻书的能工，按照这本《史记》摹刻。一个月时间就把书刻好了。一个月后，卖书人来要钱，这时王延哲对卖书人说；“钱不给了，还是将原书还你吧。”卖书人不辨真伪，拿了就走。不多时，卖书人又来找王延哲说：“这虽是宋刻本，不过我看纸张较差，不如你拿去那本《史记》，大概你给弄错了。”王延哲笑着把其中秘密告诉了卖书人，并且取出新刻的《史记》数十本，对卖书人说。“你不是要三百金吗，现在如数给你，而且为你的那本宋刻本《史记》，幻化出千万本化身了。”卖书人听了也喜出望外。据王士禛说，现在流传的震泽王氏摹刻本《史记》，就是这个时候刻的。逸闻难免夸大，但王本《史记》雕镂校勘之精，确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万历以后，由于受版画艺术的影响，又创制了彩色套印。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吴县钱谷“悬馨室”刻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常熟赵用贤刻《管子》和《韩非子》，刻工之美，不在嘉靖本下。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长洲许自昌“梅花墅”刻《甫里先生集》，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常熟赵琦美刻《酉阳杂俎》，徐时泰重刻《昌黎先生集》均很精审。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长洲陈仁锡“阅帆堂”刻《陈百杨集》、《石田先生集》等，字体仿赵松雪，写刻甚精，在万历刻本中别具一格。万历期间，由于戏曲小说和通俗书刊特别发达，许多书坊大量印行，多数并附有精美的插图，技巧达到了圆熟的境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与喜爱。
三、崇祯年间刻本，字体狭长、校对马虎
天启、崇祯年间刻本，和嘉靖年间作风不同，字体比较狭长纤巧，竖粗划细，多数行格较原来为宽，排列比较疏朗，刻工、校对马虎，不及以前的整齐美观了。但也有例外，如崇祯时期首次刊刻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由于字体疏朗，并有断句，看起来清新悦目。
毛晋“汲古阁”由来
当时常熟毛晋“汲古阁”为私人刻书的巨擘。相传毛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刻书之初，有人对他父亲说：“你辛苦半世才成了个家，如今儿子成人，不从事生产，却招点木工来弄刀笔。这样是要家道中落的。”毛晋的母亲不以为然，为儿子辩解说：“虽然刻书可能败损家当，但总比赌博之类好吧！”并且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毛晋。后来刻书成功，雕镂精工，大受欢迎，四方之士，购者云集。这时，那个原来非议毛晋的人对毛晋也十分佩服与羡慕。毛晋自叙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时说，他曾连做了三个同样的梦，一条龙蟠在庭柱上，“口吐双珠，隐隐籀文，微露山字，仰见两楹，分悬红牌，上书十三经、十七史六个金字”，于是悟彻“穷通有命”，决心镌刻这两部书。这当然是假托的话。他数十年如一日，“寒暑不易，闭户自课”，弄得“头颅如雪，目睛如雾”，甚至卖掉数百亩土地充作刻书经费。这种在艰难困苦中毫不动摇的事业心，是值得称道的。
毛晋刻书从明天启起一直到清顺治初。历时四十余年，成书六百多种，经、史、子、集、丛书几乎无一不刻。其中流通最广的是《十三经》和《十七史》。而《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则是最早的汇刻词集。明人传奇总集《六十种曲》又是继《元曲选》后的一部大作品。丛书《津逮秘书》所收内容丰富，全帙较多，包括了《秘册汇函》的残本部分在内，其中很多是宋元人的著作，偏重掌故琐记，在明人所刻丛书中颇有地位和价值。毛晋在崇祯中叶所刻宋范成大《吴郡志》，龚明之《中吴纪闻》，明孙祚《沧螺集》等，字体别具面目，与他书不同，加上流传很少，故甚为珍贵。毛晋的“汲古阁”还在常熟迎春门外的七星桥西“设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一时远近闻名。一九五八年后，这个地方改为公社办公处。“汲古阁”有一座印书用的大石盂，现在保存在常熟县石梅小学内。
除了以上介绍的一些著名刻书人以外，还有：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吴县赵宦光“小宛堂”刻《说文长笺》及《玉台新咏》，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吴郡顾凝远“诗瘦阁”仿宋刻《鸡肋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常熟瞿式耜“耕石斋”刻《初学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刻《石田先生诗钞》，沈启南无年号刻《晏子春秋》等，也都别具风格，可与嘉靖时期所刻各种书籍相比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坊刻本中，有著名的书坊叶敬池和叶昆池刻的通俗小说《醒世恒言》、《石点头》、《列国志》，以及其它通俗文学，如山歌、弹词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有的根据真人真事提炼加工而成，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但是这些书籍的出版却引起统治阶级的不安。明苏州守令汤文正曾为此发出告谕，说“书贾唯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纂小说传奇，宜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绣像镂版，极巧穷工，游佚无行，深可痛恨”，并规定：“除《十三经》、《廿一史》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可予翻刻”外，其余“合行严禁”，否则“许人据实出首，将书版立行焚毁，其编次者，刊刻者，发卖者，一并重责，枷号通衢，并追原工价勒限另记刻古书一部，完日发落”云云。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更把《西厢记》、《水浒》等书，列为淫词小说，设专局严查禁止。
清代苏州刻书之风，已大大超过闽、蜀。咸丰之后，天下书版之善，仍推苏、杭、金陵。这时所刻之书，仍遵明代遗制，多名手写录，白口双边栏版式。较著名的刻本有黄丕烈“士礼居”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论语音义》，汪士钟“艺芸书舍”影刻宋景德本《仪礼单疏》，汪中影刻宋仁仲本《春秋公羊解诂》，沈氏“古倪园”刻《薛涛诗稿》，沈钦韩《幼学堂诗稿》等。乾隆年间苏州彭氏刻有《论孟注疏》两种，巾箱本，行字极细密。长二寸，宽一寸七分，便于携带，以备随时翻阅。总的说来，清代苏州刻书，不如明代繁荣，伹仍超过江苏其他地区。
广泛大量的刻印书籍，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它使许多重要著作“与四方学者共之”。一些珍本、秘本书籍，通过刻印就扩大了流传范围。特别是在印刷术还没有发展到摄影制版的时候，复制前代宋元本著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把一部宋元版化作千千万万，既便于文人学者阅读利用，推动学术研究；又便于保管和防止孤本散佚，如常熟毛晋“汲古阁”汇刻的《六十一种词》和《六十种曲》，使不少宋明词曲传奇，都赖以保存和流传。苏州藏书之风很盛，刻工见多识广，技艺也日臻纯熟。所以历史上苏州出过一些著名的写刻能手，如章仕、吴曜、杨凤、吴时用、黄周贤、黄金贤等人，他们刻的书籍，与宋刻比较，几乎并无差异，受到书商与文人的欢迎。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逐步走向衰落。但几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刻书，保存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