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的本子通称为“劣本”或“恶本”，优良的好本子则不称“优本”而称“善本”。“善本”这个名词之见于文献似始于北宋。如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卷三一“藏书之府”第十八条载：“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这时的所谓“善本”，显然只是指书籍之校勘精审者而言，别无其他涵义。
按照这个涵义，宋刻本并不都是善本，因为除官刻的国子监本、公使库本以及某些家刻本在校勘上比较精审，堪称为善本外，坊刻本中如福建建阳的麻沙本之类并没有作过认真校勘，不仅够不上善本，有些甚至是恶本。而且，宋刻本在宋人眼里等于今人眼里的新出版物，即使精善的国子监本也未见得受到重视。试看，北宋末大藏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在避金兵南行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可见监本在当时并不珍贵。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
由于自然损耗，再加上天灾人祸，到明代中叶，宋本就少起来了。“物以希为贵”，宋本甚至元本逐渐成为收藏的对象。如明嘉靖时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没的财产清单中就开有宋版书若干部，和金银珠玉珍宝并列。到了清代，乾嘉时大藏书家黄丕烈因为收藏了一百多部宋本，就以“百宋一廛”名其书斋，并且自号“佞宋主人”。清后期四大藏书家中的杨以增得到了宋本《毛诗》、三礼和四史，也题其书斋为“四经四史之斋”。另一个陆心源认为其收藏宋本之多超过了黄丕烈，更以“皕宋楼”自夸。当然，对他们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加以非议，这么做至少对保存已成为文物的宋元旧本书有好处。但他们对这些已成为文物的旧本书并不另找一个名称，却承用了过去的“善本”之称，这就弄混淆了“善本”的涵义。
光绪初，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编写过一本《輶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去。
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品。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1）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2）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是不善，而决不会像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的本子会既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也有一些本子只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不是校勘精审的善本；还有一些本子则只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上面的图，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
按照这个涵义，宋刻本并不都是善本，因为除官刻的国子监本、公使库本以及某些家刻本在校勘上比较精审，堪称为善本外，坊刻本中如福建建阳的麻沙本之类并没有作过认真校勘，不仅够不上善本，有些甚至是恶本。而且，宋刻本在宋人眼里等于今人眼里的新出版物，即使精善的国子监本也未见得受到重视。试看，北宋末大藏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在避金兵南行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可见监本在当时并不珍贵。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
由于自然损耗，再加上天灾人祸，到明代中叶，宋本就少起来了。“物以希为贵”，宋本甚至元本逐渐成为收藏的对象。如明嘉靖时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没的财产清单中就开有宋版书若干部，和金银珠玉珍宝并列。到了清代，乾嘉时大藏书家黄丕烈因为收藏了一百多部宋本，就以“百宋一廛”名其书斋，并且自号“佞宋主人”。清后期四大藏书家中的杨以增得到了宋本《毛诗》、三礼和四史，也题其书斋为“四经四史之斋”。另一个陆心源认为其收藏宋本之多超过了黄丕烈，更以“皕宋楼”自夸。当然，对他们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加以非议，这么做至少对保存已成为文物的宋元旧本书有好处。但他们对这些已成为文物的旧本书并不另找一个名称，却承用了过去的“善本”之称，这就弄混淆了“善本”的涵义。
光绪初，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编写过一本《輶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去。
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品。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1）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2）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是不善，而决不会像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的本子会既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也有一些本子只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不是校勘精审的善本；还有一些本子则只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上面的图，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