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解读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种，始终与永乐朝的第一悬案——建文帝的下落——紧密交织。靖难之役南京城破时，皇宫燃起的一场大火，为历史留下了巨大的谜团。燕王朱棣指着那具难以辨认的焦尸，向天下宣告了建文帝的死讯。国不可一日无君，迎附众臣纷纷上表劝进，上演完三辞三让的老戏码，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1402年7月17日），朱棣身穿冕服，手持玉圭，拜祭明太祖陵墓，随后登上奉天殿，宣布继承大统。
南京明故宫午门的中门洞，为南京故宫的宫城正门，内为奉天门，外为御街和御道（现为御道街）。午门现存城台一座，须弥座和券门均保存完好，精美的缠枝如意纹须弥座代表了明初最高规格的建筑风格，并被北京午门所继承
可是，朱棣这份“死无对证”的公告，真能让他高枕无忧吗？尽管以武力夺位，但自攻入南京起，朱棣便屡屡遭遇建文旧臣的抵抗：外有黄子澄、齐泰密谋勤王，内有连楹、景清行刺，更有方孝孺不畏天威，公然抗争。而且因非顺位继承，后续麻烦不断，比如明成祖的年号永乐，按照规矩要登基次年改元后才能用，可朱棣夺位时，建文四年（1402）才过一半，该如何算呢？“建文”绝不能用，于是朱棣干脆把老爹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搬出来，记为洪武三十五年。
朱棣或许一生都走不出心虚与恐惧，让他举起屠刀，但“壬午之难”的腥风血雨虽能震慑一时，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建文帝究竟到哪去了？正因如此，史书才会言之凿凿地说，郑和那支浩浩荡荡的远航船队，也肩负着为帝王解开这桩心病的终极秘密使命。
很多年后，此案仍困扰着后世史官们。清代编修《明史》时，不在少数的学者对“建文帝崩于皇宫大火”的说法不以为然，两派人展开激烈争论，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最后，负责人王鸿绪担心建文出逃说会令人联想到清初“朱三太子案”，拍板采用“自焚说”，记载为“俄宫中火发，帝及皇后马氏崩”（早期《明史》版本）。
正续寺，位于云南省武定县狮子山，始建于元至大四年（1311），相传建文帝在此出家为僧。关于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传说，大多出自明代中晚期的文人笔记或托名建文遗臣的书籍中
但读过《明史·恭闵帝本纪》的人都知道，内容分明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短短一句话有明有暗，虚实相间。这是因为今本《明史》是乾隆间重审修订过的，当时王鸿绪采用的“自焚说”定论因没有足够证据而遭弃，所以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最终刊行的版本里遂改为“不知所终”四字。《明史·郑和传》则出现更露骨的记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强。”
弘扬国威之事自不必说，关键是前一句“疑惠帝亡海外”引人联想，等同于告诉世人，“自焚说”不能消除建文帝结局在《明史》里的疑案性质。这不怪史家怀疑，毕竟朱棣登基后，的确竭尽全力抹掉建文政权的一切痕迹。朱允炆在位时曾“更定内外大小官制”，例如洪武时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建文帝将其升为正一品，又增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为正二品。朱棣登基后，随即恢复成洪武时期的旧制，包括建文帝实行的制度、尊号，全部予以更改。甚至建文帝时期更改过的京城各门与宫中诸殿，也被朱棣下令一律恢复洪武时期的旧名。最惨的是朱允炆的父亲，也就是朱棣的大哥朱标，因早逝与皇位无缘，儿子继位后尊追其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结果四弟一来，不仅抢了帝位，连朱标死后追封的皇帝也一并褫夺，降格为懿文皇太子。倒是对老爹朱元璋，朱棣推崇至极，当时谥号字越多表示越尊崇。朱元璋原本只有13个字的谥号（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被朱棣增至17字（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马皇后也重新上了更尊贵的谥号。
通过这些手段，朱棣进一步强调自己是明太祖正统的继承人。但恰是因为有太多欲盖弥彰之举，让后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起连正史记载都很模糊的悬案，就是朱棣的最大心病。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祖之终其身，未敢言建文必死也。”
湘王朱柏因建文削藩自焚而死，此事件成为燕王发动靖难之役的借口之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明的政治走向
《明史》有朱允炆“或云帝由地道出亡”的记载，此后关于建文踪迹有三种说法，分别见于《姚广孝传》《胡濙传》和《郑和传》，而有意思的是，此三传从时间、地点、逻辑上都不冲突。《姚广孝传》出现了流传最广的出家为僧说，提到靖难之役时，“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有一位叫溥洽的高僧因为可能帮助过建文出逃，遭朱棣软禁多年，直到姚广孝弥留之际，恳请朱棣释放溥洽，朱棣才应允。
《胡濙传》提到皇宫大火之际，有人说建文帝逃走了，“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派遣胡濙秘密查访，遍行天下州郡乡邑，目的是“隐察建文帝安在”。胡濙虽于永乐十四年（1416）还朝，但到永乐十七年（1419），再度奉命复出“巡江、浙、湘诸府”，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回来，当时朱棣出征在外，胡濙追至宣府，两人进行过一次密谈，内容未知。行文至此，忽然插播了一句“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即是说胡濙还没回来时，朱棣听闻建文帝逃亡海外，于是派郑和多次下西洋寻找，再看紧接的末句“至是疑始释”，明显暗示胡濙当夜所谈内容与建文下落有关。而《胡濙传》提及郑和那段记载恰好与《郑和传》里“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相呼应，构成一个“大侄子在哪儿”的故事。
《郑和传》相关记载也主次分明，即郑和下西洋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皇帝，但同时也兼具其他目的。然而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即使刨去宣德年间的第七次，若说前六次都与建文有关，同样显得牵强。《明史》固然不会无中生有，但要探究郑和下西洋初衷的真相，还得找到这一说法的源头。
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建文帝”是什么时候解禁的？先看永乐时代的情况：革除年号、修改实录、屠杀旧臣、大搞政治恐怖构成对建文态度的基调。尽管朱棣多次表示要实施仁政，标榜文治盛世，也开科取士，重文兴教，对天下儒生采取拉拢态度。唯是在对待建文旧臣问题上，朱棣能立马变脸，无所不用其极。《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1411），一位叫王彦的举子刚中进士，便收到了自己家因被判定为建文余党（奸恶外亲）而遭到籍没的消息。所幸朱棣法外开恩，以“成材勿弃”的理由赦免了他。看来，但凡涉及永乐帝“得位”的合法性，便是不能触碰的逆鳞。朱棣始终没有为建文帝修《实录》，因为对他而言，大侄子不是皇帝。因年号被革除，还有阿谀之臣将建文帝称为“革除君”。后世很长一段时间，野史提及建文年间之事都以“革除年间”来表现。
随着时间推移，建文朝的影响逐渐被消磨，朱允炆俨然已成一具政治僵尸。朱棣已不像上位初期那般敏感，一定程度对自己过度杀伐进行修正。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颁布“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有意结束恐怖的政治气氛，让朝政走上正轨。在这样的政治风向下，当年最卖力的鹰犬陈瑛、纪纲就成为弃子、负资产，下狱身死也是必然结局。然而即使朱棣有心矫正，长期处于这种政治气氛下的地方官员仍然以追治“奸党”戚属来向天子表忠心。像大学士胡广回乡奔母丧，回朝后朱棣问起外面百姓的生活，胡广说道：“独郡县穷治奸恶外亲，蔓延为害。”足见虽有朝廷明文解禁，迫害仍未能终止，直到永乐末年，才“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
可遗憾的是，这些稍稍敢说建文事的具体内容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正如嘉靖年间的官员张芹曾感叹：“夫诸先正之死，烈矣！于今才百余年，而遗事已落落无传，至有举其名而懵然者。”换言之，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说法，并不见于永乐时代的第一手资料。那么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驾崩后，建文一朝的事是否能公开讨论？非也。一方面，经过数年严酷的镇压与血洗，宽仁的政治风气早已荡然无存，即使仁宗、宣宗时期对建文朝性质定义有所放宽，但一直处于欲言又止的拧巴状态；另一方面，朱允炆的小儿子朱文圭长期被拘禁，直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才获得自由，这也反映出仁宣时期对此事的态度。毕竟关系到成祖一脉的法统问题，“建文”这个符号在整个明朝前期都被视为禁忌，即使有人私下谈论，也很难留下详细记录。
直至明朝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建文旧事才在士林中广泛传播，朱允炆也真正意义上得以“解禁”。当年朱棣靠篡位得天下，所杀之人皆称“奸党”，可这些人都是建文朝的忠臣，建文帝又非昏暴之君，故而当时文人群体非常同情建文君臣，一股钩沉秘史的风潮蔚起。宋端仪的《革除录》、张芹的《备遗录》、黄佐的《革除遗事》以及姜清的《姜氏秘史》等著作，系统辑录了建文朝死难忠臣的各类事迹。与此同时，建文帝“出亡逊国”的传说，也借助祝允明《野记》、王鏊《守溪笔记》等野史笔记广泛传播。逊国传说一经出现便势不可挡，最终成功取代官方的“焚亡”定论，演变为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历史叙事主旋律。
嘉靖年间的官员、史学家郑晓“考之编年，参之野史”，撰写《逊国臣记》（或称《建文逊国记》），首次正式以纪传体国史的方式补录了建文朝一史。其中就提及郑和下西洋是带着朱棣寻找建文帝的秘密使命的说法，说明嘉靖年间，将下西洋与建文帝行踪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已在风传。万历年间，为建文帝翻案的运动达到高峰。万历亲政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这段皇族往事，他被建文朝殉难臣子之忠烈感动，不久就对建文遗臣的后裔再开禁令，被抄没的家产给予退还，并承认了“建文”年号。这算是明朝官方意义上的彻底解禁了。
此后，关于建文帝逊国记载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以建文旧臣自述为视角的笔记“重现人间”，这些书籍用了大量笔墨刻画建文臣子忠心护主的事迹，出现了朱允炆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说法，其中《罪惟录》更是让郑和直接与建文帝见面，说建文帝逃到福州雪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书中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朱允炆想请郑和举事帮助自己复辟，郑和痛哭流涕却不能答应，而后离开，而最后也没有将建文帝的行踪出卖给棣。
伴随着追忆与同情而来的，往往也有附会和虚构。像《致身录》这样的“一手资料”很快遭到质疑，在钱谦益、潘耒等晚明学者的考证下，发现书中漏洞颇多，最后得出托名“伪书”的结论。实际上晚明涌现的这批文人笔记里，无论是涉及建文帝下落，还是对明成祖残忍杀人的细节描述，都写得绘声绘色，堪比小说。可仔细想想，虽然作者也是明朝人，但毕竟相隔200年，可信度能有多高？恐怕多是出于对建文君臣同情的角度而进行脑补的故事。
郑和寻找建文帝的传闻，就诞生于所谓逊国秘辛大行其道的年代。因为太过荒诞离奇，当时就人提出疑问。活跃于万历时期的官员朱国桢（一作国祯）在《皇明大政记》就提出反论：
“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
他认为建文帝即便存活也不能构成威胁。反观郑和下西洋，次数之多，人员之众，耗资之巨，为了寻找逃亡海外的建文帝而如此兴师动众，实在不合理。
可建文逊国故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加上晚明私人修史现象繁荣，很多诞生于晚明的笔记、野史都被史家收录。例如谷应泰基于明代晚期史料，成书于清初的《明史纪事本末》里，就详细描述了建文帝出逃经过：朱元璋留下宝匣内含僧衣度牒，建文帝剃发为僧“应文”，经密道逃至泉州，后流亡海外。这个说法可以说为当代众多影视剧提供了绝佳素材。明朝遗民查继佐编修的《明书》（《罪惟录》）则采用了《致身录》的说法。至于《明史·郑和传》，极可能是受到晚明以来建文逊国传说的影响，才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之论。
但问题来了，剔除寻找建文帝这个主要动机后，应该如何解释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之举呢？仅说“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太过于抽象，总得有些具体目的。所以接下来需要解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下西洋？二、为什么选择郑和？
先说第一个问题的结论：永乐派遣郑和远航诸国的第一目的，无疑是扭转此前的外交政策，与南洋各国恢复官方贸易，而在采集海外珍宝异物、获取海外药材等看得见的社会经济原因背后，是永乐皇帝希望尽快重建大明天朝上国的权威，构筑以大明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接下来探究第二个问题：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
首先，出使南洋诸国兴师动众不假，但是否能完成使命甚至青史留名，并非永乐时期的人可以预见。其次，朱棣在登基之始就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积极态度，希望这些藩属国尽快前来朝贡，不要将他视为“篡贼”，派遣的内官使团也是多线进行。第三，最早派出使团的藩属国不是南洋，而是朝鲜，担任正使的太监叫黄俨。
整个永乐时期，明朝派出的使团中，以出使朝鲜的次数最多，而且大多由黄俨担任正使，若仅以出使频率和受信任度论，黄俨在当时的地位甚至可被视为“永乐朝第一大太监”。只不过黄俨为人贪鄙、飞扬跋扈，而且后来数次出使朝鲜又以索要女子、铜佛像等为目的，弄得声名狼藉。加上黄俨后来介入夺嫡之争，得罪了太子朱高炽，在仁宗即位后很快落得个不得善终的结局。
再看郑和。朱棣登基后，郑和因功升任正四品的内官监太监。这个分量有多重呢？要知道，明代宦官系统里的司礼监凭借“批红”等权力彻底崛起之前，内官监是明初宦官衙门的“第一署”。永乐朝是宦官权力进入扩张期，整个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皆被宦官所渗透，而这一过程中，十二监也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分割。内官监的权力被其他监所分割，司礼监凭借着其近侍衙门和参与机要政务的优势，权势复振，职权日渐扩大。但在此阶段，作为老牌衙门的内官监依然位高权重，由担任其太监的郑和主持下西洋这一国家级战略项目，正在情理之中。
此外，还有一本叫《古今识鉴》的相术类古籍里，对朱棣选择郑和下西洋的过程有更详细的记载。该书作者叫袁忠彻，出身相术世家，早年因其父袁珙的推荐，开始服务于燕王。朱棣称帝后，即召袁忠彻授鸿胪寺序班，赏赐甚厚。后来即便朱棣北上征伐，也要将袁大师带在左右，他不仅能为皇帝相龙颜，还能测吉凶。袁忠彻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最后在正统年间退隐后著书立说，写成《古今识鉴》，其中第八卷《国朝》人物里，记载了成祖、仁宗、宣宗几位皇帝以及一批臣僚，包括出身于燕王府的几位宦官，其中关于郑和的记载如下：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高七尺（有版本作“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
从这段描述看，郑和属于身材强壮、五官端正的人，外貌很适合担任使团长。书中还记载永乐皇帝因下西洋的人选踌躇不定时，问策于袁忠彻，后者答曰：
“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天妃灵应之记》碑中“际天极地，罔不臣妾”铭文。这八个字代表了明前期朱棣希望以大明朝为核心，重建朝贡体系的政治理想。这也是从永乐到宣德年间，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袁忠彻的称许或有助益，但永乐帝将下西洋的重任交给郑和的核心原因，源于在长期共同征战的岁月里，朱棣对郑和的能力与绝对忠诚建立了无可替代的信任。永乐三年（1403），郑和扬帆起航，他不辱使命，最终以七下西洋的旷世壮举，成就了一番光耀史册的航海伟业。
南京明故宫午门的中门洞，为南京故宫的宫城正门，内为奉天门，外为御街和御道（现为御道街）。午门现存城台一座，须弥座和券门均保存完好，精美的缠枝如意纹须弥座代表了明初最高规格的建筑风格，并被北京午门所继承
可是，朱棣这份“死无对证”的公告，真能让他高枕无忧吗？尽管以武力夺位，但自攻入南京起，朱棣便屡屡遭遇建文旧臣的抵抗：外有黄子澄、齐泰密谋勤王，内有连楹、景清行刺，更有方孝孺不畏天威，公然抗争。而且因非顺位继承，后续麻烦不断，比如明成祖的年号永乐，按照规矩要登基次年改元后才能用，可朱棣夺位时，建文四年（1402）才过一半，该如何算呢？“建文”绝不能用，于是朱棣干脆把老爹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搬出来，记为洪武三十五年。
朱棣或许一生都走不出心虚与恐惧，让他举起屠刀，但“壬午之难”的腥风血雨虽能震慑一时，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建文帝究竟到哪去了？正因如此，史书才会言之凿凿地说，郑和那支浩浩荡荡的远航船队，也肩负着为帝王解开这桩心病的终极秘密使命。
很多年后，此案仍困扰着后世史官们。清代编修《明史》时，不在少数的学者对“建文帝崩于皇宫大火”的说法不以为然，两派人展开激烈争论，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最后，负责人王鸿绪担心建文出逃说会令人联想到清初“朱三太子案”，拍板采用“自焚说”，记载为“俄宫中火发，帝及皇后马氏崩”（早期《明史》版本）。
正续寺，位于云南省武定县狮子山，始建于元至大四年（1311），相传建文帝在此出家为僧。关于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传说，大多出自明代中晚期的文人笔记或托名建文遗臣的书籍中
但读过《明史·恭闵帝本纪》的人都知道，内容分明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短短一句话有明有暗，虚实相间。这是因为今本《明史》是乾隆间重审修订过的，当时王鸿绪采用的“自焚说”定论因没有足够证据而遭弃，所以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最终刊行的版本里遂改为“不知所终”四字。《明史·郑和传》则出现更露骨的记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强。”
弘扬国威之事自不必说，关键是前一句“疑惠帝亡海外”引人联想，等同于告诉世人，“自焚说”不能消除建文帝结局在《明史》里的疑案性质。这不怪史家怀疑，毕竟朱棣登基后，的确竭尽全力抹掉建文政权的一切痕迹。朱允炆在位时曾“更定内外大小官制”，例如洪武时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建文帝将其升为正一品，又增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为正二品。朱棣登基后，随即恢复成洪武时期的旧制，包括建文帝实行的制度、尊号，全部予以更改。甚至建文帝时期更改过的京城各门与宫中诸殿，也被朱棣下令一律恢复洪武时期的旧名。最惨的是朱允炆的父亲，也就是朱棣的大哥朱标，因早逝与皇位无缘，儿子继位后尊追其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结果四弟一来，不仅抢了帝位，连朱标死后追封的皇帝也一并褫夺，降格为懿文皇太子。倒是对老爹朱元璋，朱棣推崇至极，当时谥号字越多表示越尊崇。朱元璋原本只有13个字的谥号（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被朱棣增至17字（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马皇后也重新上了更尊贵的谥号。
通过这些手段，朱棣进一步强调自己是明太祖正统的继承人。但恰是因为有太多欲盖弥彰之举，让后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起连正史记载都很模糊的悬案，就是朱棣的最大心病。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祖之终其身，未敢言建文必死也。”
湘王朱柏因建文削藩自焚而死，此事件成为燕王发动靖难之役的借口之一，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明的政治走向
《明史》有朱允炆“或云帝由地道出亡”的记载，此后关于建文踪迹有三种说法，分别见于《姚广孝传》《胡濙传》和《郑和传》，而有意思的是，此三传从时间、地点、逻辑上都不冲突。《姚广孝传》出现了流传最广的出家为僧说，提到靖难之役时，“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有一位叫溥洽的高僧因为可能帮助过建文出逃，遭朱棣软禁多年，直到姚广孝弥留之际，恳请朱棣释放溥洽，朱棣才应允。
《胡濙传》提到皇宫大火之际，有人说建文帝逃走了，“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派遣胡濙秘密查访，遍行天下州郡乡邑，目的是“隐察建文帝安在”。胡濙虽于永乐十四年（1416）还朝，但到永乐十七年（1419），再度奉命复出“巡江、浙、湘诸府”，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回来，当时朱棣出征在外，胡濙追至宣府，两人进行过一次密谈，内容未知。行文至此，忽然插播了一句“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即是说胡濙还没回来时，朱棣听闻建文帝逃亡海外，于是派郑和多次下西洋寻找，再看紧接的末句“至是疑始释”，明显暗示胡濙当夜所谈内容与建文下落有关。而《胡濙传》提及郑和那段记载恰好与《郑和传》里“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相呼应，构成一个“大侄子在哪儿”的故事。
《郑和传》相关记载也主次分明，即郑和下西洋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建文皇帝，但同时也兼具其他目的。然而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即使刨去宣德年间的第七次，若说前六次都与建文有关，同样显得牵强。《明史》固然不会无中生有，但要探究郑和下西洋初衷的真相，还得找到这一说法的源头。
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建文帝”是什么时候解禁的？先看永乐时代的情况：革除年号、修改实录、屠杀旧臣、大搞政治恐怖构成对建文态度的基调。尽管朱棣多次表示要实施仁政，标榜文治盛世，也开科取士，重文兴教，对天下儒生采取拉拢态度。唯是在对待建文旧臣问题上，朱棣能立马变脸，无所不用其极。《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1411），一位叫王彦的举子刚中进士，便收到了自己家因被判定为建文余党（奸恶外亲）而遭到籍没的消息。所幸朱棣法外开恩，以“成材勿弃”的理由赦免了他。看来，但凡涉及永乐帝“得位”的合法性，便是不能触碰的逆鳞。朱棣始终没有为建文帝修《实录》，因为对他而言，大侄子不是皇帝。因年号被革除，还有阿谀之臣将建文帝称为“革除君”。后世很长一段时间，野史提及建文年间之事都以“革除年间”来表现。
随着时间推移，建文朝的影响逐渐被消磨，朱允炆俨然已成一具政治僵尸。朱棣已不像上位初期那般敏感，一定程度对自己过度杀伐进行修正。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颁布“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有意结束恐怖的政治气氛，让朝政走上正轨。在这样的政治风向下，当年最卖力的鹰犬陈瑛、纪纲就成为弃子、负资产，下狱身死也是必然结局。然而即使朱棣有心矫正，长期处于这种政治气氛下的地方官员仍然以追治“奸党”戚属来向天子表忠心。像大学士胡广回乡奔母丧，回朝后朱棣问起外面百姓的生活，胡广说道：“独郡县穷治奸恶外亲，蔓延为害。”足见虽有朝廷明文解禁，迫害仍未能终止，直到永乐末年，才“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
可遗憾的是，这些稍稍敢说建文事的具体内容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正如嘉靖年间的官员张芹曾感叹：“夫诸先正之死，烈矣！于今才百余年，而遗事已落落无传，至有举其名而懵然者。”换言之，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说法，并不见于永乐时代的第一手资料。那么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驾崩后，建文一朝的事是否能公开讨论？非也。一方面，经过数年严酷的镇压与血洗，宽仁的政治风气早已荡然无存，即使仁宗、宣宗时期对建文朝性质定义有所放宽，但一直处于欲言又止的拧巴状态；另一方面，朱允炆的小儿子朱文圭长期被拘禁，直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才获得自由，这也反映出仁宣时期对此事的态度。毕竟关系到成祖一脉的法统问题，“建文”这个符号在整个明朝前期都被视为禁忌，即使有人私下谈论，也很难留下详细记录。
直至明朝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建文旧事才在士林中广泛传播，朱允炆也真正意义上得以“解禁”。当年朱棣靠篡位得天下，所杀之人皆称“奸党”，可这些人都是建文朝的忠臣，建文帝又非昏暴之君，故而当时文人群体非常同情建文君臣，一股钩沉秘史的风潮蔚起。宋端仪的《革除录》、张芹的《备遗录》、黄佐的《革除遗事》以及姜清的《姜氏秘史》等著作，系统辑录了建文朝死难忠臣的各类事迹。与此同时，建文帝“出亡逊国”的传说，也借助祝允明《野记》、王鏊《守溪笔记》等野史笔记广泛传播。逊国传说一经出现便势不可挡，最终成功取代官方的“焚亡”定论，演变为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历史叙事主旋律。
嘉靖年间的官员、史学家郑晓“考之编年，参之野史”，撰写《逊国臣记》（或称《建文逊国记》），首次正式以纪传体国史的方式补录了建文朝一史。其中就提及郑和下西洋是带着朱棣寻找建文帝的秘密使命的说法，说明嘉靖年间，将下西洋与建文帝行踪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已在风传。万历年间，为建文帝翻案的运动达到高峰。万历亲政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这段皇族往事，他被建文朝殉难臣子之忠烈感动，不久就对建文遗臣的后裔再开禁令，被抄没的家产给予退还，并承认了“建文”年号。这算是明朝官方意义上的彻底解禁了。
此后，关于建文帝逊国记载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以建文旧臣自述为视角的笔记“重现人间”，这些书籍用了大量笔墨刻画建文臣子忠心护主的事迹，出现了朱允炆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说法，其中《罪惟录》更是让郑和直接与建文帝见面，说建文帝逃到福州雪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书中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朱允炆想请郑和举事帮助自己复辟，郑和痛哭流涕却不能答应，而后离开，而最后也没有将建文帝的行踪出卖给棣。
伴随着追忆与同情而来的，往往也有附会和虚构。像《致身录》这样的“一手资料”很快遭到质疑，在钱谦益、潘耒等晚明学者的考证下，发现书中漏洞颇多，最后得出托名“伪书”的结论。实际上晚明涌现的这批文人笔记里，无论是涉及建文帝下落，还是对明成祖残忍杀人的细节描述，都写得绘声绘色，堪比小说。可仔细想想，虽然作者也是明朝人，但毕竟相隔200年，可信度能有多高？恐怕多是出于对建文君臣同情的角度而进行脑补的故事。
郑和寻找建文帝的传闻，就诞生于所谓逊国秘辛大行其道的年代。因为太过荒诞离奇，当时就人提出疑问。活跃于万历时期的官员朱国桢（一作国祯）在《皇明大政记》就提出反论：
“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
他认为建文帝即便存活也不能构成威胁。反观郑和下西洋，次数之多，人员之众，耗资之巨，为了寻找逃亡海外的建文帝而如此兴师动众，实在不合理。
可建文逊国故事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加上晚明私人修史现象繁荣，很多诞生于晚明的笔记、野史都被史家收录。例如谷应泰基于明代晚期史料，成书于清初的《明史纪事本末》里，就详细描述了建文帝出逃经过：朱元璋留下宝匣内含僧衣度牒，建文帝剃发为僧“应文”，经密道逃至泉州，后流亡海外。这个说法可以说为当代众多影视剧提供了绝佳素材。明朝遗民查继佐编修的《明书》（《罪惟录》）则采用了《致身录》的说法。至于《明史·郑和传》，极可能是受到晚明以来建文逊国传说的影响，才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之论。
但问题来了，剔除寻找建文帝这个主要动机后，应该如何解释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之举呢？仅说“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太过于抽象，总得有些具体目的。所以接下来需要解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下西洋？二、为什么选择郑和？
先说第一个问题的结论：永乐派遣郑和远航诸国的第一目的，无疑是扭转此前的外交政策，与南洋各国恢复官方贸易，而在采集海外珍宝异物、获取海外药材等看得见的社会经济原因背后，是永乐皇帝希望尽快重建大明天朝上国的权威，构筑以大明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接下来探究第二个问题：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
首先，出使南洋诸国兴师动众不假，但是否能完成使命甚至青史留名，并非永乐时期的人可以预见。其次，朱棣在登基之始就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积极态度，希望这些藩属国尽快前来朝贡，不要将他视为“篡贼”，派遣的内官使团也是多线进行。第三，最早派出使团的藩属国不是南洋，而是朝鲜，担任正使的太监叫黄俨。
整个永乐时期，明朝派出的使团中，以出使朝鲜的次数最多，而且大多由黄俨担任正使，若仅以出使频率和受信任度论，黄俨在当时的地位甚至可被视为“永乐朝第一大太监”。只不过黄俨为人贪鄙、飞扬跋扈，而且后来数次出使朝鲜又以索要女子、铜佛像等为目的，弄得声名狼藉。加上黄俨后来介入夺嫡之争，得罪了太子朱高炽，在仁宗即位后很快落得个不得善终的结局。
再看郑和。朱棣登基后，郑和因功升任正四品的内官监太监。这个分量有多重呢？要知道，明代宦官系统里的司礼监凭借“批红”等权力彻底崛起之前，内官监是明初宦官衙门的“第一署”。永乐朝是宦官权力进入扩张期，整个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皆被宦官所渗透，而这一过程中，十二监也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分割。内官监的权力被其他监所分割，司礼监凭借着其近侍衙门和参与机要政务的优势，权势复振，职权日渐扩大。但在此阶段，作为老牌衙门的内官监依然位高权重，由担任其太监的郑和主持下西洋这一国家级战略项目，正在情理之中。
此外，还有一本叫《古今识鉴》的相术类古籍里，对朱棣选择郑和下西洋的过程有更详细的记载。该书作者叫袁忠彻，出身相术世家，早年因其父袁珙的推荐，开始服务于燕王。朱棣称帝后，即召袁忠彻授鸿胪寺序班，赏赐甚厚。后来即便朱棣北上征伐，也要将袁大师带在左右，他不仅能为皇帝相龙颜，还能测吉凶。袁忠彻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最后在正统年间退隐后著书立说，写成《古今识鉴》，其中第八卷《国朝》人物里，记载了成祖、仁宗、宣宗几位皇帝以及一批臣僚，包括出身于燕王府的几位宦官，其中关于郑和的记载如下：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高七尺（有版本作“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
从这段描述看，郑和属于身材强壮、五官端正的人，外貌很适合担任使团长。书中还记载永乐皇帝因下西洋的人选踌躇不定时，问策于袁忠彻，后者答曰：
“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天妃灵应之记》碑中“际天极地，罔不臣妾”铭文。这八个字代表了明前期朱棣希望以大明朝为核心，重建朝贡体系的政治理想。这也是从永乐到宣德年间，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袁忠彻的称许或有助益，但永乐帝将下西洋的重任交给郑和的核心原因，源于在长期共同征战的岁月里，朱棣对郑和的能力与绝对忠诚建立了无可替代的信任。永乐三年（1403），郑和扬帆起航，他不辱使命，最终以七下西洋的旷世壮举，成就了一番光耀史册的航海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