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博物馆“网红”展品“刘德华城砖”
------------------------------- “刘德华”们从水路抵达南京 -------------------------------
从1366年至1393年，历时28年，朱元璋动用各类筑城人员达百万之众，大规模建造南京四重城墙，即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其中的京城城墙，已成为世界现存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代城墙。
朱元璋对南京城的营建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明中都罢建前后。利用不同砖石对不同地段的城墙进行加高增高，发生在第二阶段。基于朱元璋最终对南京地位的确立，该阶段的城墙营建工程，人力物力的运用均远超第一阶段。
“水上运输通道，是以长江中下游水系为主要运输通道。”据南京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的《宅中图大——朱元璋与南京营造》介绍，其时，城砖及其他建材主要通过水路运抵南京，所涉河流、湖泊计达几十处，包括今天的长江、赣江、鄱阳湖、大运河等；所关联的府县，也都处于长江水系之中，涉及长江中下游36个府州的170多个县级产地。所以，有人说南京明城墙是从长江上“漂”来的。这些城砖，一度被集中屯放于某处，营造时再统一调配。
除了用材之精、涉及范围之广，城砖的烧制也越发标准化和制度化。这就有了砖文上的府州县官员与基层组织到具体制作人的实名制。为了保证质量，每一块城墙砖上都有铭文，确定这块砖可以追溯到某个地方的某个人。
------------------------------- 砖文“实名制”趋于完善 -------------------------------
引起大众关注的“刘德华”，就是当时造砖的一位普通百姓。截至目前，刻有“刘德华”铭文的城砖已发现10多块。
从铭文可以知道，当年造砖人正是“刘德华”，他是明初瑞州府上高县人（今江西宜春上高县），在城砖烧制中既是“甲首”，又是“造砖人夫”。“甲首”是明城砖烧制中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其上有“总甲”，其名下辖若干“小甲”；“造砖人夫”又称“造砖人”“人夫”“人户”等，是直接参与烧制城砖工役的普通百姓。
杨国庆认为，城墙营建的两个主要阶段，其城砖上的铭文信息也有所不同。在此过程中，不管是人力组织还是物资调配，都在从简到繁、逐步完善，“只有逐步采取严密且有效的征役组织架构，并形成制度，才有可能为京师城建提供重要保障。”
洪武三年，朱元璋启动均工夫役，这就有了均工夫烧制的城砖，提调官也随之出现，一改过去民砖砖文仅注明产地的情形，并成为一项制度被沿袭下来。在此过程中，提调官的实名制也在逐步完善，比如，最初有一些官员并不愿意将姓名留在城砖上。
随着南京进入明初第二阶段的城建，砖文中开始出现“总甲、甲首、小甲”。在袁州府洪武十年砖文中，凡是标有“提调官通判隋赟”的，已全部为完备的府县两级“提调官”“总甲、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的实名制，砖文的制版也基本统一样式。这表明城砖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化要求。
据了解，隋赟出任袁州府提调官后，该地区烧制的城砖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这使得他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就从正六品跃升至正三品。
------------------------------- 第一负责人最高职位为正四品 -------------------------------
作为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在城砖的烧造和运送中，这套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呢？
“在这一责任制体系中，各级提调官居于顶层核心，是府、州、县各级城砖烧造的第一负责人。”南京城墙砖文研究者杨健雄介绍，提调官并非常设职官，是为特定事务管理而临时设置，由各级职官兼任，不仅负责窑场管理、质量监督，还需统筹人力征集、物料筹备、建材征运与民夫征派等事务。
砖文之中还发现有“委提调官”“权提调官”“管工推官”“管工委官”等。其中，委，即委任、委派，通常由府衙委派县级官员兼任府级提调官，职能与提调官完全等同；“权提调官”简称“权官”，其核心是授权代理，即由非本地官员暂代属地提调官之职，职能与提调官相同。这些都显示出其行政与工程管理的严谨与细致。
据杨国庆介绍，出现在南京城墙砖文中的提调官，职位最高的是应天府府丞王恪，为正四品。他原为郴州府知府，由外府调至京师，充任应天府府丞，从职级官品上看属平调，却有被重用之意。
“主簿”则是县级提调官最多的职官，两块刻有“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字样的明城砖，居然在安庆岳西县被发现，也让一段历史浮出水面：“明朝此地曾出主簿官，故取名主簿”，提调官主簿高亨是岳西主簿镇人，当初千里迢迢从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带两块城砖回乡纪念。
在府、州、县提调官之下，普遍设置一名专职吏员，作为本级烧造事务的第二责任人，专司文书往来、造册登记、物料核对、流程督办等事务，是连接官与匠、府与县、朝官府与基层的重要纽带。官吏和基层造砖人的实名制，确保了城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