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湘兰尺牍（吴门张氏制）
吴湖帆的题跋
人们之所以重视尺牍这种文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比起其他文体，“无意为文”的书简往往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时至今日，虽然传统尺牍早已失去了其实用功能，但尺牍典籍仍不失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料。
一
尺牍文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单纯的口头交流越来越难以满足人际交往的需要，尺牍这种书面交流形式便应运而生，刘勰《文心雕龙》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疎；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就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发展过程。
到了汉代，尺牍中的“言志”之作日益增多，出现了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展示出作者的个性色彩。不过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先秦两汉时期尺牍大多仍附载于史籍，作为史传叙述的一部分，还没有获得独立文体的地位，例如我们熟悉的李斯《谏逐客书》就附载于《史记·李斯列传》，《报任安书》则附载于《汉书·司马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包括“书”在内的各类文体概念逐渐明晰，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就专列《书记》一篇，虽然他对“书”的定义仍然比较宽泛，但已经明确指出了“书”这一文体“舒布其言，陈之简牍”的本质特点；中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则进一步将“书”从广义的“书记”中分离出来，划为与“表”、“上书”、“启”、“笺”等并列的文体种类，收录了《报任安书》、《报孙会宗书》、孔融《论盛孝章书》、曹丕《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等汉魏六朝书信名篇，从此“书”在各类别集与总集中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其独立文体地位终于确定。
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书”这一文体又成为古文家论道、议政、谈文的重要工具，如韩愈《答李翊书》自述治学为文心得，认为“立言”本于“道德”，提倡“惟陈言之务去”，薀团文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为无辜被贬的范仲淹辩护，痛责身为谏官却随声诋斥忠良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展现了嫉恶如仇、敢于直言的刚正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
二
人们之所以重视尺牍这种文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比起其他文体，“无意为文”的书简往往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为了更集中地领略作者的人格面貌，大约从北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收录个人尺牍的专集，上图馆藏的北宋人尺牍专集就有《范文正公尺牍》、《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山谷老人刀笔》、《欧苏手简》、《苏黄尺牍》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名臣、文豪的尺牍受到世人重视，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文辞之美，更主要的是缘于作者人格魅力“垂范后世”的教化作用。不过也有些尺牍别集并不因作者人格而增重，纯以文学价值而流传后世，上图馆藏的宋孙觌撰、李祖尧编注《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宋蔡氏家塾刻本)就是突出的一例。孙觌(1081-1169)，字仲益，晋陵(今江苏常州)人，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也可谓是“文人无行”的典型，其为人虽不足道，但其“名章俊语，少而成，壮而盈，晚而愈精” ，尺牍则“简练明达，读之虽与隔世，恍若同时，数语间曲见情愫，而调笑诙奇，姿态万状”，而且李祖尧为孙觌门生，其注多引用孙氏本人诗文，足资考订，其文学价值、史料价值都不可忽视。此书元明以来多次重刻，版本甚多，但追根溯源，仍以这一世所仅存的宋刻本为最善。
三
无论尺牍别集如何个性鲜明、文笔高妙，体现的终究只是一人之音容笑貌，更无法展现尺牍文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于是集合众家、择其精华的尺牍总集便缘此出现。最早出现的尺牍总集是汇集同人或师友书札而成，如南宋曾潍编刻的《艇斋师友尺牍》即收录其父曾季狸(裘父)之“师友往复书简”，这类总集虽重在记录交游，表彰先人，与尺牍选集宗旨有别，但仍“当为后世总集之先声”。
至明代中后期，尺牍选本开始大量面世，“尺牍”与一般“书”体之间的分野也逐渐清晰。台湾学者孙淑芳在《世变与风雅——周亮工〈尺牍新钞〉编选之研究》中认为这一历史过程始于嘉靖年间杨慎编选的《赤牍清裁》，而王世贞在杨书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尺牍清裁》则“无形间向文坛宣告新的‘文体’的诞生”。具体而言，杨慎编纂《赤牍清裁》的目的在于阐明尺牍文体的源流，纠正时人一味崇尚宋人尺牍的风气，为此不惜矫枉过正，不收唐以后作品，甚至在书名中特地用通假字“赤牍”来代替“尺牍”，以示不同流俗之意。王世贞不仅充分肯定杨慎“操尺扬牍”之功，还先后两次增订此书，将原本8卷扩充为60卷，收录时代下限延展至明代，成为一部“囊括古今”的尺牍总集，并将书名中的“赤牍”改为通行说法“尺牍”。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曾批评“隋唐以还，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强调“文至尺牍，斯称小道，有物有则，才者难之”，刻意区分“尺牍”与一般“书”体。王世贞之弟王世懋更是明确将“尺牍”文体不同于传统“书”体的特点概括为“体简而用繁”，“体简”是对“尺牍”篇幅、体制的要求，“用繁”则是对“尺牍”实用功能的要求。正如孙淑芳所说，王世贞“将尺牍与书体的文体功能和表现方法作了区分辨析，而将尺牍慢慢导向‘文人化’或‘俗用化’的文体性质”。王世贞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提倡这种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的新兴“尺牍”文体，对此后尺牍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末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尺牍创作与出版的高峰，在此期间问世的各类尺牍选本不下数十种，仅上图馆藏就有题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笺》、陈臣忠《尺牍隽言》、周诗雅《赤牍随笔》、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沈佳胤《翰海》、题万玉堂主人辑《隋唐五代小简精选》、《仙释小简精选》、题李贽评、汤宾尹辑《刻卓吾李先生批评国朝名公书启狐白》、凌迪知《国朝名公翰藻》、黄河清《风教云笺》、锺惺《如面谈》、《如面谈二集》、王焞《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吴从先《新刻小窗清笺》、何伟然《尺牍青莲钵》等等。这些选本既是选录尺牍名篇、名句供人阅读欣赏的文学典籍，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实用需求而编刊的“文化商品”，例如《翰海》的编辑原则是“牍中卑语、腐语，不足烦帐下儿，信手抹去；若夫巉骨冰棱，彤霞日映，令人心动者，亟收之”，此书从历代尺牍中择取短章或片断，分为“情”、“美言”、“自叙”、“交际”、“情至”、“药石”等十二部，编者明言这样分类编排是为了“适观”，建议读者“每书作数次读之，学成八面受敌，故东坡法也”，这不仅是为了让读者赏鉴文辞之美，体会前人“透映纸上”的“真精神”，可能也有帮助读者领会文人尺牍风格特点、以备日用应酬需要的用意。
此风延及清初，产生了诸如李渔《尺牍初徵》、周亮工《尺牍新钞》、徐士俊、汪淇《尺牍新语》等影响较大的尺牍选集，其中以《尺牍初徵》年代较早，李渔一方面认为尺牍“无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菽粟也”，强调尺牍的日常实用性；另一方面则有感于“兵燹以来，金石鸿编，遗弃殆尽”的严酷现实，对明末清初名人尺牍“广为搜猎”，“随录随刊”，意在保存文献，接续《尺牍清裁》等前人选本。《尺牍初徵》一书的编例也别具特色，“文不分类，使淹雅之士喜其错综；目则分门，使采掇之时嘉其裨益，而于一类之中又详分数类” ，例如“庆贺类”之下就细分为“寿”、“婚”、“诞育”、“迁移”、“入泮”、“登第”、“赴任”、“升迁”、“致仕”等小类。而为了防止“天下习于今而忘乎古”，李渔还编选了《古今尺牍大全》八卷，收录从春秋到明末的尺牍，同以唐前尺牍为重心的《尺牍清裁》相比，《大全》偏重于宋以后，后四卷全为明人尺牍，于苏轼、黄庭坚、汤显祖、袁宏道、陶望龄、高攀龙等人作品选录特多，显示出与晚明文学风尚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尺牍选集当推周亮工《尺牍新钞》，清初学者、藏书家黄虞稷称赞此书“以性命道德之精义，文章问学之微言，而寓诸寒温之绪语”，将之与钱谦益《列朝诗集》、方以智《通雅》并称为“世所不可不有之书”。孙淑芳曾指出，周氏明确反对晚明尺牍风尚与“尺牍小道”的观念，所选“必有关大道，裨益古心”，其宗旨正是要在明清易代“世变”的大背景下“阐幽搜佚”、“扶持风雅”，反映了明清之际文化思潮的变迁，其书之意义与价值不可小视。
四
有清一代，尺牍的发展呈现出“众流并进”的复杂面貌，无论学者论学、文人抒怀、寒士干谒……都可谓“各擅胜场”。袁枚《小仓山房尺牍》、许思湄(葭村)《秋水轩尺牍》、龚萼(未斋)《雪鸿轩尺牍》并称清代三大著名尺牍别集，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代，三书一再重刻翻印，还出现了多种注本以至“言文对照”本，一时有“尺牍模范”之称。许、龚都是以游幕为生的“绍兴师爷”，其尺牍内容多为候叙、庆吊、劝慰、请托、辞谢、索借之类，所叙情事浅近，且多酬应套语，好用典故、骈俪，虽文辞雅丽，切合实用，却千篇一律，缺少真意。
相比之下，号称乾嘉诗坛“都头领”“及时雨” 的袁枚则确实不愧一代尺牍大家之名，虽然他曾说过“尺牍，古文之唾余”，但比起“体最严洁”的古文，尺牍“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的特点似乎更适合这位标举“性灵”的大诗人发挥才华，所作“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例如袁枚从徐秉鉴信中获知寄给徐的两部《随园全集》途中被人抽匿一部，非但并不气恼，反而自觉“倍有荣焉”，“感窃书人之知己，而服世兄之神明，特再寄一部，纸墨刷印，大胜于前”，得意之色跃然纸上，令人莞尔。舒位评袁枚云：“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 ，虽意在评诗，但用以评价此类个性十足的尺牍妙品似更为确当。
常被人与袁枚相提并论的还有晚清经学大师俞樾。俞樾还曾自制信笺多种，其中以文字入画的“墨戏笺”尤具特色。
五
从本质上来说，尺牍是“无人可以不作”的日常实用文体，因此对于难以“自铸伟词”的普通人而言，可供模仿套用的书仪等实用参考书就变得颇为重要。现存最早的书仪是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月仪帖》，敦煌藏经洞也发现了百余件唐五代时期的书仪写本。北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将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等实用文书的写作格式置于首卷，体现了书仪在传统礼制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唐宋以降的社会变迁，书仪等尺牍参考书也经历了从贵族化到世俗化的过程，繁复森严的礼制色彩逐渐淡化，与日常生活结合得日益紧密，实用性逐渐增强。明末清初各种尺牍选本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就和时人对尺牍参考书的需求有关，虽然周亮工曾批评过当时尺牍选本分门别类、“利浅学之渔猎，便不文之袭取”的现象 ，但由于此类“合俗简编”切合多数读者的实际需求，其繁荣并未稍减，甚至还吸引了若干著名文人参与编选，上文提及的《如面谈》、《尺牍初徵》等书即其显例，冯梦龙为《如面谈》一书作序，就特别强调其便于日常参考的实用功能：
善读书者，即此编推之，无不可漂秦溺汉；不善读书者，就此编而步之趋之，谈者遥遥，阅者唯唯，……而故人千里，并随明月同来；一片相思，不共白云留住矣。
清末民初再次出现了尺牍书籍的出版高峰，不仅曾国藩、吴汝纶等名人尺牍风靡一时，冠以“尺牍大全”、“最新尺牍”等名号的各类实用尺牍参考书也大行其道，还出现了《详注通用妇女尺牍》、《白话学生尺牍》、《白话商业尺牍》等针对特定读者群体需要的尺牍书籍，可谓品种繁多、五花八门。时至今日，虽然传统尺牍早已失去了其实用功能，但这些尺牍典籍仍不失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