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撤出苏南东路地区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将留在东路的少量武装，交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与地方配合坚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加强领导，新四军一批干部奉命返回东路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西撤时留在常熟地区养伤的刘飞、夏光等人取得联系，分析东路形势，制订重建人民抗日武装的计划。11月6日，以隐蔽在阳澄湖畔的30余名伤病员为基础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此后，新“江抗”相继进行了沈浜、陆家桥、华村等战斗，在日伪军据点间穿插袭击，令敌人寝食难安。
1940年4月，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奉命到苏南东路，负责统一指挥。下旬，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组建，谭震林任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5月，为了在这片河网密布的敌占腹地宣传抗战形势、增强军民必胜信心，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机关报《东进报》正式创刊。
《东进报》创刊时为油印小报，7日刊，每期仅印800余份。身处日伪顽三面夹击的水乡游击区，报社需频繁转移避敌“扫荡”，始终无固定驻地，常年以“水上办报”模式运转：白天，编辑人员分散在沿岸民房编稿、刻版、排字；印刷设备则装载船上，隐入芦苇荡深处。入夜后，印报船驶进僻静河浜，在摇晃的船舱内完成印刷。这套特殊运作方式被根据地军民亲切称为“水上印刷厂”。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在各方力量支持下，报社人员克服困难，使《东进报》成功从油印升级为铅印，刊期缩短至3日刊，发行量大幅增加至5000余份，并细分出部队版和地方版。
部队版《东进报》紧扣苏南东路抗战大局，记录了战火中新“江抗”的成长轨迹。谭震林多次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为部队作战与根据地建设明确战略方向。此外，《东进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新“江抗”打击敌伪、开辟游击根据地和开展各项建设的实际情况。1941年元旦出版的新年号上，谭震林以化名“林俊”、新“江抗”副司令员何克希以化名“王耑”联名刊发长篇社论《一九四一年的斗争任务》，展现了东路军政委员会对新年度根据地建设的完整战略谋划；同期刊载的《“老虎”支队威震张家浜》一文，生动记录了新“江抗”第2支队在张家浜战斗中粉碎日伪进攻的机智与英勇。
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东进报》随之调整为该旅机关报。部队版《东进报》专门刊发相关社论，回顾了新“江抗”从弱到强的斗争发展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牺牲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深入团结、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部队“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大江以南的抗战主力，成为革命力量铁的前卫”。在这一新的战略目标指引下，第18旅投入巩固扩大东路抗日根据地、反日伪“清乡”的艰苦斗争，之后北渡长江转战苏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屡立功勋，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常胜之师。
1941年5月，受江南社印刷厂遭敌袭击破坏的影响，《东进报》正式停刊。之后，该报改版更名为《前哨报》，成为苏中一分区机关报，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一直出版到1950年6月，总计发行515期。
这份诞生于苏南水乡抗日烽火中的报纸，在日伪顽夹击的艰苦环境下扎根群众、服务抗战，将党的抗战主张和前线捷报源源不断送到军民手中，为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发挥重要作用，其在敌后游击环境中摸索出的办报经验，在我党我军战时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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