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渡过湘江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前进方向在哪里？如何摆脱敌重兵的围追堵截？到哪里创建新的根据地？
主动求变开新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央红军选择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
蒋介石部署40余万兵力，企图在遵义一带歼灭红军。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为避免不利决战，在土城主动撤出战斗，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为摆脱追敌，集结云南扎西地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扎西地区召开系列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在扎西，红军经过整编、扩红，充实连队，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为适应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在敌重兵之间迂回穿插，二渡赤水，回师东进，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动诱敌，重回川南；四渡赤水，折返贵州，随即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大踏步地机动，战场态势逐渐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
调出滇军“瞒天过海”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继续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前锋逼近贵阳。沿途虚张声势，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数天前还在赤水、乌江一带转战的红军，转眼间已直逼贵阳近郊，蒋介石顿时惶恐不安，手忙脚乱。当时，驻守贵阳及其周围地区的仅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贵阳城防兵力连同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急令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并令城防部队赶修工事、死守飞机场，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
滇军孙渡纵队立功心切，兼程猛进，急行军200公里赶到贵阳，恰好为中央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一条通道。战场态势由此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局面，为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关键条件。
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县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意在调开滇军的同时甩掉身后追兵。蒋介石果然中计，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又令已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4月上旬，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结，云南境内兵力已显空虚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接着掉头向西，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疾进。战场上出现一方向东追，一方往西赶，两支军队背道而驰、快速行军的奇特场面。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随之落空。
4月18日，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之后连克数城，逼近滇黔边境，打开了进入云南的道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既怕红军占领云南，推翻其统治，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虢”。此时，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救援贵阳后正在尾追红军的路上，留在云南的仅有刘正富所率的1个旅。为阻止红军入滇，龙云孤注一掷，急令李崧独立团赶赴富源，调刘正富旅开往兴义堵截。
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很可能将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与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会合，然后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连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滇军孙渡纵队尾追红军，黔军在黔西地区部署部队堵截，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宣威、威宁地区。
中革军委将计就计，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地区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向北；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除少数兵力阻滞敌军外，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滇中挺进。
对中央红军入滇后的去向，龙云致电蒋介石，作出三种判断：一是红军可能由富源、宣威到水城、威宁与罗炳辉会合；二是由宣威、昭通到盐津、绥江；三是由沾益至会泽、巧家渡金沙江。与此同时，龙云再次急令巧家县县长尽数收藏船只，如红军到会泽，“应即将船只全部销毁”。
4月24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在进入云南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敌情。毛泽东指挥部队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快速通过，不与敌纠缠。担任前卫的红一师第二团到达羊场营时，在白龙山一带与滇军李崧独立团遭遇。经过白龙山、车心口两次战斗，红军打垮李崧独立团，清除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震慑了滇军，打出了威名。
因敌而变西进待机
中央红军快速向滇中挺进，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却紧追不舍，尤其是安恩溥旅，如影随形，黏着红军不放。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干扰，4月25日，中共中央向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发出《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向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紧接着，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消灭曲靖白水之敌的命令》。《指示》和《命令》在各军团传达后，指战员群情激奋，积极做好歼敌准备。
此时，红九军团已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富源、沾益等县，距中革军委右翼红三军团不到一天路程。为了迷惑和分散敌人，军委指示红九军团继续从侧翼掩护主力，相机占领宣威。
国民党军将领们却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认为红军进入云南，“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自陷死地”，他对龙云盘踞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存忌恨，如今既可消灭红军，又能插手云南的机会送上了门。蒋介石一面极力抚慰龙云，令其追堵红军，想借地方势力与红军拼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面又督令中央军加速入滇，可当周浑元、吴奇伟等部到达云贵边境时，却令其放慢脚步，保存实力，而让立功心切的滇军孙渡纵队紧追不舍。
龙云则怕落得像贵州王家烈一样的下场。他一面想借蒋介石之手拦截、消灭红军；一面又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入滇心存戒备，以种种借口迟滞中央军的行动，反复向蒋介石请求派飞机轰炸红军。孙渡曾在红军佯攻贵阳时因“救驾”有功，被蒋介石当面犒赏两万元，此时也想抱紧这棵大树，于是命令安恩溥旅尾追红军不放。蒋介石、龙云之间的钩心斗角，造成各路“追剿”部队之间行动不协调。
4月26日，当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沾益、白水和曲靖一线，已预设好打击安恩溥旅的战场。然而，由于红军进军神速，滇军主力尚在黔境或黔滇边，云南境内多为地方保安部队、民团武装，昆明防守力量空虚。龙云为力保省会，加紧部署昆明城防，急调距红军最近的刘正富旅、安恩溥旅及龚顺璧旅折向罗平，取道陆良，从宜良乘火车赶赴昆明防守。
敌情已发生了变化，原定的歼敌计划是否还有必要执行？中央红军主力是原地停留、转战滇黔边，还是继续向西前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军团负责人的建议，经过综合考虑，决定不打安恩溥旅，主力继续西进，向沾益、马龙一线转移。
巧获地图决策西转
滇军向昆明方向靠拢，中央红军虽未能实现歼敌计划，却赢得一个极好的机会，前方再无堵军，可以大踏步前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随即向昆明方向挺进。
4月27日，为掩护中央纵队前进，红三军团先围沾益城，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后，撤离战场，继续向西移动。红一军团对曲靖县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同日下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第六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马龙县城。
在白水地区，红三军团第十一团继续担任掩护任务，吸引国民党湘军李韫珩（李抱冰）部来攻。第十一团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仅以1个营的兵力，在正面约1.5公里、纵深约5公里的宽大区域内，布置了4道防御阵地。敌人每攻一道防线，红军便以猛烈火力杀伤，继之以反冲锋将其打垮，然后撤至下一道阻击线。如此反复，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3时，敌人仅前进了6.5公里，当国民党军又将3个团展开进攻时，红军早已主动撤离，继续前进。
中央纵队进军途中，军委四局管理科科长刘金定、中央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和侦察队队长陈育才率先遣分队到达曲靖西山乡关下村时，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里面恰好装有红军急需的云南十万分之一比例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云南白药1000多包、宣威火腿等物资。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这次缴获，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趣谈。当天下午，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根据这些地图精准规划出西进行军路线。晚上即作出“28日野战军开始西转，求速达寻甸、松林之线”的决策。
此时，昆明兵力空虚，龙云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急电孙渡取捷径直奔昆明，又急调各地民团集中守城。这不仅未能缓解危局，反而进一步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经会泽，一入会理，一由巧家入宁南；或经寻甸、禄劝而入会理。如上地不能通过，再由巧家北向永善而至雷波。我金沙江防务至为重要”。于是严令龙云与刘文辉部加强联络，要求龙云“凡与川境毗连各地，均应一律筑碉，以资固守”。
4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向西行进。为了转移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将领的视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积极行动，决定拿下宣威城。
佯攻昆明“暗度陈仓”
4月28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在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给各军团的指示》，明确规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部署。在行军策略上，要求各军团渡江前采取急行军摆脱国民党追兵，使先头部队能够比敌人提前三天到达金沙江畔；后卫部队与本队保持一天至一天半的行程距离；本队须于5月5日达到金沙江边。在遇敌策略上，《指示》规定：遇阻敌则消灭，城坚则绕行，追敌则迟阻，若紧逼则击退之。
当时昆明城内及周边兵力极为空虚，而蒋介石派出的追击部队距红军还有三天以上的路程。毛泽东佯攻昆明、攻其必救的谋略，已然奏效。4月30日，中革军委总部进驻寻甸县丹桂村，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部署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当晚，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步行到离丹桂村一公里多的柯渡街军委卫生部驻地，看望了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同时看望了伤病员，动员他们做好急行军和渡金沙江的准备。5月1日，毛泽东等到达金沙江边小仓街，经实地勘察后调整了渡江点，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具体部署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疾进，红九军团在侧翼掩护并相机袭占会泽。各路纵队相互配合，交替掩护，进展神速。红一军团继续“引敌人向西”，将大部国民党军吸引至元谋方向。此时，蒋介石虽认定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无疑”，却始终弄不清中央红军究竟在哪里渡江，只是说“巧家至永仁一段江防至为重要”。当天，红一军团第四团先头分队3个连，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县，直趋金沙江畔；红一军团后续部队经过时，遇守敌顽抗，采取攻城的方式再次夺取禄劝、武定县城。红九军团进入会泽者海坝子。一部分红军进入者海镇，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义仓将6万余斤积谷分发给穷苦百姓。5月3日，当红一军团主力到达元谋时，国民党元谋县县长已弃城而逃。
出其不意巧取皎平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毛泽东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他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速取皎平渡。金沙江几个主要渡口中，皎平渡最难渡，江面宽阔，激流滚滚，两岸皆绝壁，极为险峻。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旅长刘元塘。他认为红军主力不敢从皎平渡过江，于是将此地的防务交给江防大队负责，仅派一个营前去协防，在江边只摆了一个连。岸边也未加强防守，只有民团30余人。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刘伯承立即赶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制定作战方案，挑选第二营及工兵组成先遣队，由第五连担任前卫连，抢占皎平渡。
5月2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的速度，从小仓出发，经龙海塘、石板河等地，直奔皎平渡。先遣队抵达皎平渡口时，天色已漆黑。在渡口，船民张朝寿主动帮助红军找到了当地土司沉在江底的一只旧船，经修理后勉强可用，又夺得一只从对岸划过来的船只。前卫连很快完成战斗部署：连长萧应棠率一排、二排先渡江，控制渡口；三排担任警戒，随时准备火力支援。船只靠岸后，两名战士顺着石级向上摸去，黑暗中突然传来喝问：“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位战士没有回答，加快脚步，待接近敌哨兵几步时，猛地扑上去，将其俘虏。萧应棠随即令一排顺街向右消灭敌边防连，二排向左解决保安队，渡船则返回接后续部队。
前卫连一排摸到敌边防连驻地时，迅速俘虏了哨兵。全排冲进院子，分头踢开几间房门，大喊：“缴枪不杀！”只见各屋都烟雾腾腾，敌兵见到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军连声说：“莫误会，莫误会，我们是今天才到的，咱们是自己人。”红军战士厉声道：“我们是红军，正是来找你们的。”敌兵在乌黑的枪口下，只得乖乖走到院子里集合。只有敌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一间屋子里，听见声音，知道不妙，打了几枪便趁乱逃跑了。二排在张朝寿的帮助下，冒充交税的百姓去敲厘金局的大门，红军对张朝寿说：“我们的口音不同，你来叫门。”张朝寿便高声喊道：“林师爷，我们吆猪的来上税啰！”保安队听说有人来缴税，喜出望外，忙打开了门，结果糊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随后，按预定计划，南北两岸分别燃起两堆篝火，南岸见到火光，知道已经得手，只待渡船返回续渡。
干部团渡江后，迅速控制了南北两岸渡口。刘伯承令干部团主力迅速翻过中武山，猛攻通安镇，直抵会理城下，打通了渡江北进的通道。5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负责统一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江守则》，精细规划渡江步骤，严明渡江纪律。
《渡江守则》规定：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顺序，依次过江，不得争抢。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靠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每只空船返回渡口时，按照该船可载人数，安排好渡口沙滩等待的人数，并预先指定先上哪只船。每艘船都编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标明座位次序。同时规定：不得多人同时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依次上船。除船夫外，每只船上设一名船上司令员，负责指挥过江事务。即使军团长、师长渡江，亦须按渡江规则依次上船，听命于渡江指挥部。
开始时，只有18名船工，仅靠2只船，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一昼夜只能渡1200余人。后来，张朝寿等人帮助红军又找到了4只大船，并联络了四川、云南两岸30余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刘伯承经过精确测算，向朱德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
“上下同欲者胜”
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于5月4日抵达金沙江畔的洪门渡，但只弄到一条渡船，加上此处水流湍急，无法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同一天，红一军团主力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江宽水急，国民党军机又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未能成功。红一军团主力虽已成功吸引大批敌人向元谋方向追击，基本完成了“引敌人西向”的任务，但若架桥不成，势必造成前后部队拥挤，情况十分紧急。
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发现了红军在龙街渡、洪门渡的活动情况，但红军采取多路进发、多点渡江，相互配合、交替掩护，金沙江南岸到处都有红军出没，哪些是红军主力，哪些是掩护部队，蒋介石、龙云、薛岳都被搞得一头雾水。
5月5日下午，龙云收到刘元塘的报告，说红军一部已于5月3日“在中武山渡口（皎平渡北岸）偷渡”，并称已亲自带兵前往通安堵截。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龙云的重视，6日龙云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此也不以为意，他深知毛泽东善用声东击西的策略，自己多次中计，所以坚信在皎平渡渡江的红军不过是小股佯动部队，真正的主力必定会在仁和一带的大小渡口过江。
薛岳判断红军主力“必在永仁北之仁合（和）渡江，一部在元谋北之金沙江渡江”，他认定，这一带江水湍急，无法架桥，渡船又被收走，加之北岸有西康部队驻守，红军根本不可能过江，只能在元谋附近的江边与他背水决战。孙渡也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必将把红军“追至江边解决”。蒋介石还专门训令部队全力以赴，“务竟全功”，并给炸毁红军浮桥的飞行员发了1万元奖金。
就在红一、红三军团为渡江犯愁的时候，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利用追敌万耀煌部在团街踌躇不前的时机果断决定，两个军团全部集中到皎平渡渡江。朱德于5月5日电示红一军团，要求“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同时电示红三军团，限于6日上午赶到皎平渡口渡江，不得延误，指出刘元塘、万耀煌两敌有夹击红军于金沙江两岸的危险，又令第十三团在洪门渡全部过江后，烧毁船只，兼程向通安前进，协同干部团消灭敌刘元塘部，接受刘伯承、宋任穷指挥。这几道紧急电令，为红一、红三军团指明了一条渡过金沙江的胜利之路。
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董振堂等指挥红五军团在石板河坚决阻击敌人。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多次打退追敌的进攻，完成任务后，交替掩护，撤出阵地，赶到皎平渡过江。
千军万马齐聚皎平渡，就凭这几条船过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但老百姓的支持，就是最大的保障。中央红军过云南期间，沿途开展宣传动员，各族群众中有不少子弟加入红军队伍。红军严明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感召着当地老百姓，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干人”（当地方言，指穷苦人）的队伍，从行动上积极支持红军。船工们在张朝寿带领下，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后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划船1小时，下来休息1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
毛泽东将北岸一个当地农民放牧避雨的石洞作为自己的住处和指挥所。在这个又闷又潮的石洞里，他随时关注着敌人动向，日夜惦记着各部队的位置和进展情况。组织指挥渡江间隙，他伫立岸边，注视着在浪涛中摆渡的船只。渡过江的战士一上岸，毛泽东便举起手，向从他面前经过的战士们亲切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胜利了！”朱德在北岸临江的小山包上，指挥部队迅速离开码头。刘伯承在南岸具体负责指挥按序列登船，他站在江边那块龙头石上，给即将登船的部队讲话，交代注意事项，指挥船工来回摆渡。邓小平则负责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
5月3日至9日，整整7个昼夜，2万余中央红军主力，依靠6条船，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从皎平渡口成功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两天后，追敌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无影无踪。担负掩护任务、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攻占会泽，扩红1500余人，于5月6日从树桔渡全部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执笔：张李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
主动求变开新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央红军选择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
蒋介石部署40余万兵力，企图在遵义一带歼灭红军。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为避免不利决战，在土城主动撤出战斗，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为摆脱追敌，集结云南扎西地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扎西地区召开系列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在扎西，红军经过整编、扩红，充实连队，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为适应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在敌重兵之间迂回穿插，二渡赤水，回师东进，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动诱敌，重回川南；四渡赤水，折返贵州，随即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大踏步地机动，战场态势逐渐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
调出滇军“瞒天过海”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继续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前锋逼近贵阳。沿途虚张声势，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数天前还在赤水、乌江一带转战的红军，转眼间已直逼贵阳近郊，蒋介石顿时惶恐不安，手忙脚乱。当时，驻守贵阳及其周围地区的仅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贵阳城防兵力连同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急令第二路“追剿”军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并令城防部队赶修工事、死守飞机场，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
滇军孙渡纵队立功心切，兼程猛进，急行军200公里赶到贵阳，恰好为中央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一条通道。战场态势由此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局面，为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关键条件。
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救驾”之际，毛泽东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于4月5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进到开阳县东南部的清水江西岸集结，并以一部兵力进到清水江，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意在调开滇军的同时甩掉身后追兵。蒋介石果然中计，认为中央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于是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又令已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4月上旬，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结，云南境内兵力已显空虚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兵分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人防线，越过湘黔公路。接着掉头向西，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广顺、鸡场、定番（今惠水）、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疾进。战场上出现一方向东追，一方往西赶，两支军队背道而驰、快速行军的奇特场面。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随之落空。
4月18日，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之后连克数城，逼近滇黔边境，打开了进入云南的道路。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既怕红军占领云南，推翻其统治，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虢”。此时，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救援贵阳后正在尾追红军的路上，留在云南的仅有刘正富所率的1个旅。为阻止红军入滇，龙云孤注一掷，急令李崧独立团赶赴富源，调刘正富旅开往兴义堵截。
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很可能将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与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会合，然后向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连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滇军孙渡纵队尾追红军，黔军在黔西地区部署部队堵截，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宣威、威宁地区。
中革军委将计就计，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动，由水城地区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向北；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除少数兵力阻滞敌军外，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滇中挺进。
红军西进云南和巧渡金沙江要图
4月23日，中革军委准备在兴（仁）盘（县）路上消灭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第十三师，后因地形不利，决定向西北转移。随即，中革军委部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的行动，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富源、沾益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曲靖疾进；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向羊场营方向推进。对中央红军入滇后的去向，龙云致电蒋介石，作出三种判断：一是红军可能由富源、宣威到水城、威宁与罗炳辉会合；二是由宣威、昭通到盐津、绥江；三是由沾益至会泽、巧家渡金沙江。与此同时，龙云再次急令巧家县县长尽数收藏船只，如红军到会泽，“应即将船只全部销毁”。
4月24日，中央红军各纵队在进入云南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敌情。毛泽东指挥部队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快速通过，不与敌纠缠。担任前卫的红一师第二团到达羊场营时，在白龙山一带与滇军李崧独立团遭遇。经过白龙山、车心口两次战斗，红军打垮李崧独立团，清除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震慑了滇军，打出了威名。
因敌而变西进待机
中央红军快速向滇中挺进，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却紧追不舍，尤其是安恩溥旅，如影随形，黏着红军不放。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干扰，4月25日，中共中央向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发出《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向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敌安旅。”紧接着，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消灭曲靖白水之敌的命令》。《指示》和《命令》在各军团传达后，指战员群情激奋，积极做好歼敌准备。
此时，红九军团已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富源、沾益等县，距中革军委右翼红三军团不到一天路程。为了迷惑和分散敌人，军委指示红九军团继续从侧翼掩护主力，相机占领宣威。
国民党军将领们却各打各的算盘。蒋介石认为红军进入云南，“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自陷死地”，他对龙云盘踞云南，向国民党中央闹独立早存忌恨，如今既可消灭红军，又能插手云南的机会送上了门。蒋介石一面极力抚慰龙云，令其追堵红军，想借地方势力与红军拼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面又督令中央军加速入滇，可当周浑元、吴奇伟等部到达云贵边境时，却令其放慢脚步，保存实力，而让立功心切的滇军孙渡纵队紧追不舍。
龙云则怕落得像贵州王家烈一样的下场。他一面想借蒋介石之手拦截、消灭红军；一面又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入滇心存戒备，以种种借口迟滞中央军的行动，反复向蒋介石请求派飞机轰炸红军。孙渡曾在红军佯攻贵阳时因“救驾”有功，被蒋介石当面犒赏两万元，此时也想抱紧这棵大树，于是命令安恩溥旅尾追红军不放。蒋介石、龙云之间的钩心斗角，造成各路“追剿”部队之间行动不协调。
4月26日，当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沾益、白水和曲靖一线，已预设好打击安恩溥旅的战场。然而，由于红军进军神速，滇军主力尚在黔境或黔滇边，云南境内多为地方保安部队、民团武装，昆明防守力量空虚。龙云为力保省会，加紧部署昆明城防，急调距红军最近的刘正富旅、安恩溥旅及龚顺璧旅折向罗平，取道陆良，从宜良乘火车赶赴昆明防守。
敌情已发生了变化，原定的歼敌计划是否还有必要执行？中央红军主力是原地停留、转战滇黔边，还是继续向西前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军团负责人的建议，经过综合考虑，决定不打安恩溥旅，主力继续西进，向沾益、马龙一线转移。
巧获地图决策西转
滇军向昆明方向靠拢，中央红军虽未能实现歼敌计划，却赢得一个极好的机会，前方再无堵军，可以大踏步前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随即向昆明方向挺进。
4月27日，为掩护中央纵队前进，红三军团先围沾益城，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前进的任务后，撤离战场，继续向西移动。红一军团对曲靖县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同日下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第六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马龙县城。
在白水地区，红三军团第十一团继续担任掩护任务，吸引国民党湘军李韫珩（李抱冰）部来攻。第十一团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仅以1个营的兵力，在正面约1.5公里、纵深约5公里的宽大区域内，布置了4道防御阵地。敌人每攻一道防线，红军便以猛烈火力杀伤，继之以反冲锋将其打垮，然后撤至下一道阻击线。如此反复，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3时，敌人仅前进了6.5公里，当国民党军又将3个团展开进攻时，红军早已主动撤离，继续前进。
中央纵队进军途中，军委四局管理科科长刘金定、中央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和侦察队队长陈育才率先遣分队到达曲靖西山乡关下村时，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里面恰好装有红军急需的云南十万分之一比例军用地图20余份，以及云南白药1000多包、宣威火腿等物资。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这次缴获，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趣谈。当天下午，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根据这些地图精准规划出西进行军路线。晚上即作出“28日野战军开始西转，求速达寻甸、松林之线”的决策。
此时，昆明兵力空虚，龙云向蒋介石紧急呼救，急电孙渡取捷径直奔昆明，又急调各地民团集中守城。这不仅未能缓解危局，反而进一步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经会泽，一入会理，一由巧家入宁南；或经寻甸、禄劝而入会理。如上地不能通过，再由巧家北向永善而至雷波。我金沙江防务至为重要”。于是严令龙云与刘文辉部加强联络，要求龙云“凡与川境毗连各地，均应一律筑碉，以资固守”。
4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向西行进。为了转移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将领的视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积极行动，决定拿下宣威城。
佯攻昆明“暗度陈仓”
4月28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在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给各军团的指示》，明确规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部署。在行军策略上，要求各军团渡江前采取急行军摆脱国民党追兵，使先头部队能够比敌人提前三天到达金沙江畔；后卫部队与本队保持一天至一天半的行程距离；本队须于5月5日达到金沙江边。在遇敌策略上，《指示》规定：遇阻敌则消灭，城坚则绕行，追敌则迟阻，若紧逼则击退之。
1935年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渡金沙江的政治工作指示
29日，右纵队红三军团占领昆明北面重要屏障寻甸县城；左纵队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化装占领昆明外围据点杨林，并攻克嵩明县城，兵锋直指昆明。沿途大造声势，喊出“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口号；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200多人后，向会泽挺进。当时昆明城内及周边兵力极为空虚，而蒋介石派出的追击部队距红军还有三天以上的路程。毛泽东佯攻昆明、攻其必救的谋略，已然奏效。4月30日，中革军委总部进驻寻甸县丹桂村，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部署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当晚，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步行到离丹桂村一公里多的柯渡街军委卫生部驻地，看望了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同时看望了伤病员，动员他们做好急行军和渡金沙江的准备。5月1日，毛泽东等到达金沙江边小仓街，经实地勘察后调整了渡江点，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具体部署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1935年5月3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干部团四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对岸的这一山洞内指挥后续红军继续渡过金沙江
这一决定，使中央红军的渡江点增多，江岸线拉长，既可分散追敌，又增加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只要有一个点抢渡成功，红军就有生存的希望，就有可能打破敌人将红军聚歼于金沙江南岸的图谋。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疾进，红九军团在侧翼掩护并相机袭占会泽。各路纵队相互配合，交替掩护，进展神速。红一军团继续“引敌人向西”，将大部国民党军吸引至元谋方向。此时，蒋介石虽认定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无疑”，却始终弄不清中央红军究竟在哪里渡江，只是说“巧家至永仁一段江防至为重要”。当天，红一军团第四团先头分队3个连，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县，直趋金沙江畔；红一军团后续部队经过时，遇守敌顽抗，采取攻城的方式再次夺取禄劝、武定县城。红九军团进入会泽者海坝子。一部分红军进入者海镇，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义仓将6万余斤积谷分发给穷苦百姓。5月3日，当红一军团主力到达元谋时，国民党元谋县县长已弃城而逃。
出其不意巧取皎平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毛泽东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他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速取皎平渡。金沙江几个主要渡口中，皎平渡最难渡，江面宽阔，激流滚滚，两岸皆绝壁，极为险峻。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旅长刘元塘。他认为红军主力不敢从皎平渡过江，于是将此地的防务交给江防大队负责，仅派一个营前去协防，在江边只摆了一个连。岸边也未加强防守，只有民团30余人。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刘伯承立即赶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制定作战方案，挑选第二营及工兵组成先遣队，由第五连担任前卫连，抢占皎平渡。
5月2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的速度，从小仓出发，经龙海塘、石板河等地，直奔皎平渡。先遣队抵达皎平渡口时，天色已漆黑。在渡口，船民张朝寿主动帮助红军找到了当地土司沉在江底的一只旧船，经修理后勉强可用，又夺得一只从对岸划过来的船只。前卫连很快完成战斗部署：连长萧应棠率一排、二排先渡江，控制渡口；三排担任警戒，随时准备火力支援。船只靠岸后，两名战士顺着石级向上摸去，黑暗中突然传来喝问：“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位战士没有回答，加快脚步，待接近敌哨兵几步时，猛地扑上去，将其俘虏。萧应棠随即令一排顺街向右消灭敌边防连，二排向左解决保安队，渡船则返回接后续部队。
前卫连一排摸到敌边防连驻地时，迅速俘虏了哨兵。全排冲进院子，分头踢开几间房门，大喊：“缴枪不杀！”只见各屋都烟雾腾腾，敌兵见到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军连声说：“莫误会，莫误会，我们是今天才到的，咱们是自己人。”红军战士厉声道：“我们是红军，正是来找你们的。”敌兵在乌黑的枪口下，只得乖乖走到院子里集合。只有敌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一间屋子里，听见声音，知道不妙，打了几枪便趁乱逃跑了。二排在张朝寿的帮助下，冒充交税的百姓去敲厘金局的大门，红军对张朝寿说：“我们的口音不同，你来叫门。”张朝寿便高声喊道：“林师爷，我们吆猪的来上税啰！”保安队听说有人来缴税，喜出望外，忙打开了门，结果糊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随后，按预定计划，南北两岸分别燃起两堆篝火，南岸见到火光，知道已经得手，只待渡船返回续渡。
干部团渡江后，迅速控制了南北两岸渡口。刘伯承令干部团主力迅速翻过中武山，猛攻通安镇，直抵会理城下，打通了渡江北进的通道。5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负责统一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江守则》，精细规划渡江步骤，严明渡江纪律。
《渡江守则》规定：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顺序，依次过江，不得争抢。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靠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每只空船返回渡口时，按照该船可载人数，安排好渡口沙滩等待的人数，并预先指定先上哪只船。每艘船都编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标明座位次序。同时规定：不得多人同时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依次上船。除船夫外，每只船上设一名船上司令员，负责指挥过江事务。即使军团长、师长渡江，亦须按渡江规则依次上船，听命于渡江指挥部。
开始时，只有18名船工，仅靠2只船，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一昼夜只能渡1200余人。后来，张朝寿等人帮助红军又找到了4只大船，并联络了四川、云南两岸30余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刘伯承经过精确测算，向朱德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
“上下同欲者胜”
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于5月4日抵达金沙江畔的洪门渡，但只弄到一条渡船，加上此处水流湍急，无法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同一天，红一军团主力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江宽水急，国民党军机又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未能成功。红一军团主力虽已成功吸引大批敌人向元谋方向追击，基本完成了“引敌人西向”的任务，但若架桥不成，势必造成前后部队拥挤，情况十分紧急。
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发现了红军在龙街渡、洪门渡的活动情况，但红军采取多路进发、多点渡江，相互配合、交替掩护，金沙江南岸到处都有红军出没，哪些是红军主力，哪些是掩护部队，蒋介石、龙云、薛岳都被搞得一头雾水。
5月5日下午，龙云收到刘元塘的报告，说红军一部已于5月3日“在中武山渡口（皎平渡北岸）偷渡”，并称已亲自带兵前往通安堵截。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龙云的重视，6日龙云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此也不以为意，他深知毛泽东善用声东击西的策略，自己多次中计，所以坚信在皎平渡渡江的红军不过是小股佯动部队，真正的主力必定会在仁和一带的大小渡口过江。
薛岳判断红军主力“必在永仁北之仁合（和）渡江，一部在元谋北之金沙江渡江”，他认定，这一带江水湍急，无法架桥，渡船又被收走，加之北岸有西康部队驻守，红军根本不可能过江，只能在元谋附近的江边与他背水决战。孙渡也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必将把红军“追至江边解决”。蒋介石还专门训令部队全力以赴，“务竟全功”，并给炸毁红军浮桥的飞行员发了1万元奖金。
就在红一、红三军团为渡江犯愁的时候，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利用追敌万耀煌部在团街踌躇不前的时机果断决定，两个军团全部集中到皎平渡渡江。朱德于5月5日电示红一军团，要求“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同时电示红三军团，限于6日上午赶到皎平渡口渡江，不得延误，指出刘元塘、万耀煌两敌有夹击红军于金沙江两岸的危险，又令第十三团在洪门渡全部过江后，烧毁船只，兼程向通安前进，协同干部团消灭敌刘元塘部，接受刘伯承、宋任穷指挥。这几道紧急电令，为红一、红三军团指明了一条渡过金沙江的胜利之路。
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董振堂等指挥红五军团在石板河坚决阻击敌人。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多次打退追敌的进攻，完成任务后，交替掩护，撤出阵地，赶到皎平渡过江。
千军万马齐聚皎平渡，就凭这几条船过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但老百姓的支持，就是最大的保障。中央红军过云南期间，沿途开展宣传动员，各族群众中有不少子弟加入红军队伍。红军严明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感召着当地老百姓，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干人”（当地方言，指穷苦人）的队伍，从行动上积极支持红军。船工们在张朝寿带领下，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后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划船1小时，下来休息1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
毛泽东将北岸一个当地农民放牧避雨的石洞作为自己的住处和指挥所。在这个又闷又潮的石洞里，他随时关注着敌人动向，日夜惦记着各部队的位置和进展情况。组织指挥渡江间隙，他伫立岸边，注视着在浪涛中摆渡的船只。渡过江的战士一上岸，毛泽东便举起手，向从他面前经过的战士们亲切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胜利了！”朱德在北岸临江的小山包上，指挥部队迅速离开码头。刘伯承在南岸具体负责指挥按序列登船，他站在江边那块龙头石上，给即将登船的部队讲话，交代注意事项，指挥船工来回摆渡。邓小平则负责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
为红军划船、做饭的饶顺标、糯有珍夫妇
5月3日至9日，整整7个昼夜，2万余中央红军主力，依靠6条船，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从皎平渡口成功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两天后，追敌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无影无踪。担负掩护任务、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攻占会泽，扩红1500余人，于5月6日从树桔渡全部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执笔：张李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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