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唐虞之世，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史料匮乏，许多历史真相已被岁月的迷雾所笼罩。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议题，便是被后世儒家学者赞颂千年的尧舜禅让制。 所谓“禅让”，其本质是以和平的方式移交政权，与今日的选举投票有异曲同工之妙，即由呼声最高的贤者接替大权。 世人心中所憧憬的禅让，并非秦汉之后那些篡权者以逼迫手段迫使前朝君王“禅位”的情形，而是如尧、舜等圣王所展现的“相禅”之德。 这种禅让，不仅体现出让位者的心甘情愿，更在于接位者不受血统、身份的限制，体现了公平与贤能至上的原则。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尚书》的《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等篇章中，记载了尧帝在位70年的事迹。 每读到此处，不禁对史籍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秦代以前的帝王似乎都拥有超乎常人的寿命，如黄帝在位100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宋景公在位64年，齐宣公在位51年。 这样的记载，不禁让人怀疑是否由于帝王世系的断档，后世将数代合并为一代所致。 根据记载，尧帝之子丹朱并非贤能之才，并不受百姓的喜爱。而舜，作为驸马，却已经暗中摄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尧帝依然坚持让丹朱治理南河长达8年。 直至朝臣和百姓普遍认为丹朱已朽木不可雕，纷纷转而支持“贤明”的舜，尧帝才以“天意”为由，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 《尚书》中另有记载：“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这里提到的共工、欢兜、三苗、鲧，均为当时部落的首领。而“流”、“放”、“窜”、“殛”等动词，均表示流放之意。这些举措，无疑彰显了尧帝的权威和决断力。 显然，共工及其同僚的势力对舜的继位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舜采取了贬抑他们的策略。这种策略，用“杀鸡儆猴”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也有人提出，四人各自都有被流放的理由，这便是有名的“四凶”理论。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尧曾听取欢兜对共工的建议，认为不可取，并尝试让其担任工师，结果共工行为荒淫悖逆。四岳推荐鲧治理洪水，尧起初认为不可，但在四岳的坚持下试验了鲧，却未见成效，导致百姓生活不便。 三苗在江淮、荆州地区屡次生乱。舜于是向尧进言，请求将共工流放到幽陵，以改变北方狄人的习俗；将欢兜放逐到崇山，以影响南方蛮族；将三苗迁往三危，以教化西戎；将鲧处死于羽山，以惩戒东夷。通过这四项措施，天下自此安定。 所谓的“四凶”即指欢兜、共工、三苗、鲧。他们被流放的地点——幽州（今北京地区）、崇山（今湘西）、三危（今甘肃敦煌）、羽山（今苏鲁交界处）——被视为当时的“天下四极”，即最为偏远之地。 而他们被迁之后，所领族群逐渐演化为蛮、夷、戎、狄“四夷”，后来成为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司马迁对“四凶”流放的论断，其说服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存疑。欢兜因荐人不当，共工因邪恶放荡，三苗因屡次作乱，鲧因治水无功，最终被舜帝放逐至“四极”。 这些理由在当时的情境下，似乎不足以构成严惩的依据，尤其是欢兜，仅因推荐了共工便遭受重罚，而与之情况相似的四岳（羲和四子，当时担任四方诸侯）在推荐鲧治水无功后，却未受到任何惩处。 这种不均衡的处理显然暗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了揭示这一层背后的真相，有必要对这四位“凶人”进行简要的背景了解—— 共工，作为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其先祖与颛顼争夺领导权，怒而撞断不周山，共工氏的威名由此而来。据传，共工氏姓姜，源自神农氏之后，是炎帝的后裔，属于名门望族，其家族地位显赫，影响力深远。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其他三位“凶人”的背景及其与舜帝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共工，在古代神话中，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治水专家，其传说故事几乎都与水息息相关。 据《竹书纪年》所载，帝尧时期便可见共工治水的身影：“帝尧十九年，命共工负责治理河水；至六十一年，又命崇伯鲧接替其事；然而在六十九年，崇伯鲧因故被黜；而帝舜七十五年，则是司空禹担纲治河重任。” 这一条清晰的治水时间线，为我们揭示了共工在中国古代治水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共工无疑是古代中国治水领域的开山鼻祖，他的名字与治水事业紧密相连，成为了我国治水第一人的代名词。 共工开创了壅防堙填的治水之法，其核心在于削高填低，以土堤围堵洪水。然而，此法并未触及河道疏通的根本，洪水依旧肆虐，最终导致共工的治水之策以失败告终。 随后，鲧继承了这一方法继续治水，亦未能成功，直至大禹的出现，才以疏导为主的策略成功解决了水患。 欢兜，亦称骥兜，据传是颛顼之子，并被现代公认为苗族先祖之一。他不仅是当时三苗族的首领，更是尧帝的得力助手，曾担任“司徒”一职，位列“八伯”之列（伯为五官之长）。 因此，后世尊称他为“相公”。由于欢兜在尧帝身边具有重要地位，尧帝在作出许多重大决策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 在《舜典》的记载中，三苗被描述为一个国名，其起源可追溯至缙云氏的后裔。作为当时的诸侯国，三苗以“饕餮”为号，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三苗是南方地区的一支强大部族，其建立者正是缙云氏的后人。 缙云氏，作为黄帝时期的夏官，其封地位于今日浙江的缙云山一带，是黄帝众多诸侯国之一。三苗与中原的华夏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既有和睦共处的时期，也有冲突与战争的阶段。在尧帝时期，三苗曾对华夏构成威胁，遭到过征伐。 “三苗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关系跌宕起伏，时而和平共处，时而反目成仇。史料记载，尧帝时期，三苗曾对华夏构成挑战，引发了征伐。舜帝继任后，尽管三苗一度反抗，但舜帝凭借其智慧和策略，未动干戈便使三苗归顺。 此后，舜帝对三苗实行了安抚与削弱并行之策，不仅流放了三苗的首领，还将部分族民迁移，以削弱其势力。” 鲧，据传为黄帝六世孙，颛顼之裔，亦是大禹的父亲。他曾建都于崇，号为崇伯，位列诸侯之列。因其性情刚烈，面貌不凡，世人亦以梼杌称之。 史册中关于他的记载，多与治水事迹相牵。在尧帝时期，洪水肆虐，尧帝急于寻找能人治水，各路诸侯纷纷推荐鲧。然而，尧帝起初对其持保留态度，但诸侯之长却认为：“鲧刚毅勇猛，体格强健，正适合承担此重任。” 尧帝这才下定决心，任命鲧负责治水。鲧受命后，大力征召民工，筑起了高达九仞的堤坝。然而，此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九年过去，治水成果却微乎其微，反而使得洪水愈发猖獗。当时，舜帝代理天子之位，巡狩四方，目睹鲧治水成效不佳，遂上奏尧帝，将他罢免。 在审视这四位历史人物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性：他们均属于某一强大的势力集团，且对舜的继位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公开反对过尧将天下禅让给舜。 正如《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所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一记载揭示了三苗之君曾对尧禅让天下之举表示反对，并因此遭到了帝的惩罚，三苗之民遂南迁至南海，形成了三苗国。 欢兜也似乎曾对将天下传给舜持有异议。唐代诗人沈侄期在其诗作《从骥州解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中提到：“古来尧禅舜，何必罪骥兜？”这诗句暗示了欢兜可能也曾反对过尧将帝位传于舜的事实。 舜与禹之间的传承关系则更为复杂。舜作为禹的杀父仇人，很难想象他会心甘情愿地将帝位传给禹之子。即便在父系社会盛行的上古时期，这种个人恩怨也足以成为继位的一大障碍。 《史记》记载舜南巡途中不幸病逝，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不同的版本：舜因年老体衰，禹逼迫他前往南方巡视，最终在途中离世，而舜的两个妃子城皇、女英并未随行。 在晋代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感人的场景：“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此情此景，若非帝崩之悲，张华又何必以如此凄凉之笔触描绘？正如《竹书纪年》所载，舜的南巡实则是一场“放逐”。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亦曾提及“舜逼尧，禹逼舜”的历史传闻。 回顾唐虞之世，华夏联盟并非铁板一块，陶唐氏、有虞氏与夏后氏均拥有相对强大的势力，且实力相当，三者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 尧为陶唐氏之首领，舜则执掌有虞氏，禹则是夏后氏的领袖。三者的族群背景各异，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 在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各部族首领之间基于实力较量，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这种竞争往往以实力为支撑，明争暗斗屡见不鲜。禅让制在此背景下，或许更多是一种斗争后的权宜之计，而非尧舜二帝出自本心的选择。 他们在客观形势和现实斗争的迫使下，才不得不进行禅让。骥兜等所谓的“四凶”，作为权力争夺中的败者，自然成为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后世之人出于同情，给予他们诸如“善言”、“顽凶”等带有同情色彩的评价，实则这些评价多有不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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