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李鸿章
历史上李鸿章签订过大约30多个条约，大部分是不平等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多少年来，李鸿章被人众口一词地指骂为“卖国专业大户”，并且铁案如山。历史人物往往是个多面的晶体，具有丰富的内含，不能笼统地说是好人或坏人、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随意神化和鬼化（妖魔化）历史人物，或者瞎贴标签，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一定会走向形而上学。一个历史人物呈现面前，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形成了成熟的观点，才能把观点亮出来。
如今，理论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观点纷呈，综合方家观点，我谈谈看法。
慈禧太后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不折不扣是“洋人的朝廷”。李鸿章是朝廷大员，在朝中苟且，朝廷卖国，他脱不了干系。但是，他内心对清廷的媚洋行径是极为不满的。清政府气数将尽，他把死马当活马医，尽力做了不少“自强求富”、“保家卫国”的事情，如兴办洋务、强大海军，等等。近代中国的机械制造、开山采煤、电线电报、办新式学堂、派遣留洋学生等方面，都与李鸿章的力推有关。这些事情反映了李鸿章对清廷命运的担忧，用行动对清廷诸多不良行径进行了尽量的弥补。不论这些事情结果如何，初衷毫无疑问是善意为国的。
李鸿章是清政府内少数具有世界眼光，又性格刚毅的人。屈辱的《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李鸿章从日本回国，发誓“终生不履日地”。第二年，即1896年，李鸿章完成访问欧美任务，从美国回国，在日本横滨换船。为履行诺言，无论如何不肯踏上日本横滨码头，人们只好在美国轮船和他要换乘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木板，年迈的李鸿章踩着这块木板，摇摇晃晃才换了船。这是一种什么情感？对国家现状的无奈！对凶恶敌人的仇恨！面对人们的各种讥议，李鸿章的苦心和委屈实难找人理论。有一次，全体军机大臣给皇帝上奏折，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李鸿章听罢老泪纵横，总算还有人理解。
有人说，李鸿章操办洋务等事体不是为了“中国”，是在为清廷，而清廷是爱新觉罗一姓之家的。清廷一再与列强签约，用国家利益作筹码与列强进行交易，取得自身的苟存，这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帮助清廷就是否定国家利益。虽然如此，但是，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可以说清廷不是中华江山的所有者，所有者是百姓，却可以说，清廷是国家利益的掌管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廷代表着实际意义上的中国。李鸿章即使是在为清廷，但对中国有好处，百姓会受益。李鸿章为清廷利益的竭力奋争客观上有利于国家，从客观行为推论其主观想法，有限度地肯定李鸿章的民族感情或许是可以的。
基于这种考虑，再来看李鸿章对外签约行为，我觉得有两点要加以说明：
第一，李鸿章签约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已然不适应社会发展，其终结不可挽回，临终之时，人为刀俎，我为渔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仗败无奈之下，总得有个人出来做事。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被并称为清末4大怪才。李鸿章熟悉国际规则，与洋人打交道经验老道，清廷和洋人都看好。于是，李鸿章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代表清国与洋人签订了不少卖国条约。一个人再无耻，也不致心甘情愿将大好河山和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人。国家受制于人，签约实属迫不得已，政府无能，不得不任人摆布。李鸿章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肯定要听命于朝廷，否则，还会有朱鸿章、牛鸿章、马鸿章。李鸿章有意改变历史，也没有这个实际能力。
第二，李鸿章为了国家利益已属尽力。晚清的腐败与落后注定了清廷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奉命行事，这种卖国是清政府在卖国。但是，与此同时，李鸿章又以自己特有的个人能力想方设法在让清政府的损失降到最低，维护着国家利益。《马关条约》签订时，李鸿章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腾博文反复交涉，讨价还价，话还说到了这个地步：“你再让几千万两银子吧，就算是老夫回国的川资！”以至于日本国内右翼暴徒还想刺杀李鸿章。《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年岁已高，抱着病体，跟列强据理力争，几乎声嘶力竭。但是，弱国无外交，这时，派一个非常爱国之士大概也难以签出比李鸿章更能签的条约来。
1901年9月，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4.5亿中国人“人均一两”，这是列强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签字回来，李鸿章恼羞疾犯，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再度发难，提出与中国订立更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于9月27日去世，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78岁的曲折人生历程。咽气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站在李鸿章床头，还在威逼李鸿章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只有眼泪长流，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少年科举，青年戎马，中年封疆，盛年洋务，晚年背负“汉奸卖国贼”骂名。李鸿章的悲剧是历史过程中的悲剧，他是历史必然性中的悲剧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称李鸿章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好歹有个中肯的评价。
对李鸿章，我也一直高看三分。（转自张德鹏博客）
如今，理论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观点纷呈，综合方家观点，我谈谈看法。
慈禧太后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不折不扣是“洋人的朝廷”。李鸿章是朝廷大员，在朝中苟且，朝廷卖国，他脱不了干系。但是，他内心对清廷的媚洋行径是极为不满的。清政府气数将尽，他把死马当活马医，尽力做了不少“自强求富”、“保家卫国”的事情，如兴办洋务、强大海军，等等。近代中国的机械制造、开山采煤、电线电报、办新式学堂、派遣留洋学生等方面，都与李鸿章的力推有关。这些事情反映了李鸿章对清廷命运的担忧，用行动对清廷诸多不良行径进行了尽量的弥补。不论这些事情结果如何，初衷毫无疑问是善意为国的。
李鸿章是清政府内少数具有世界眼光，又性格刚毅的人。屈辱的《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李鸿章从日本回国，发誓“终生不履日地”。第二年，即1896年，李鸿章完成访问欧美任务，从美国回国，在日本横滨换船。为履行诺言，无论如何不肯踏上日本横滨码头，人们只好在美国轮船和他要换乘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木板，年迈的李鸿章踩着这块木板，摇摇晃晃才换了船。这是一种什么情感？对国家现状的无奈！对凶恶敌人的仇恨！面对人们的各种讥议，李鸿章的苦心和委屈实难找人理论。有一次，全体军机大臣给皇帝上奏折，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李鸿章听罢老泪纵横，总算还有人理解。
有人说，李鸿章操办洋务等事体不是为了“中国”，是在为清廷，而清廷是爱新觉罗一姓之家的。清廷一再与列强签约，用国家利益作筹码与列强进行交易，取得自身的苟存，这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帮助清廷就是否定国家利益。虽然如此，但是，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可以说清廷不是中华江山的所有者，所有者是百姓，却可以说，清廷是国家利益的掌管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廷代表着实际意义上的中国。李鸿章即使是在为清廷，但对中国有好处，百姓会受益。李鸿章为清廷利益的竭力奋争客观上有利于国家，从客观行为推论其主观想法，有限度地肯定李鸿章的民族感情或许是可以的。
基于这种考虑，再来看李鸿章对外签约行为，我觉得有两点要加以说明：
第一，李鸿章签约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已然不适应社会发展，其终结不可挽回，临终之时，人为刀俎，我为渔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仗败无奈之下，总得有个人出来做事。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被并称为清末4大怪才。李鸿章熟悉国际规则，与洋人打交道经验老道，清廷和洋人都看好。于是，李鸿章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代表清国与洋人签订了不少卖国条约。一个人再无耻，也不致心甘情愿将大好河山和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人。国家受制于人，签约实属迫不得已，政府无能，不得不任人摆布。李鸿章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肯定要听命于朝廷，否则，还会有朱鸿章、牛鸿章、马鸿章。李鸿章有意改变历史，也没有这个实际能力。
第二，李鸿章为了国家利益已属尽力。晚清的腐败与落后注定了清廷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奉命行事，这种卖国是清政府在卖国。但是，与此同时，李鸿章又以自己特有的个人能力想方设法在让清政府的损失降到最低，维护着国家利益。《马关条约》签订时，李鸿章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腾博文反复交涉，讨价还价，话还说到了这个地步：“你再让几千万两银子吧，就算是老夫回国的川资！”以至于日本国内右翼暴徒还想刺杀李鸿章。《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年岁已高，抱着病体，跟列强据理力争，几乎声嘶力竭。但是，弱国无外交，这时，派一个非常爱国之士大概也难以签出比李鸿章更能签的条约来。
1901年9月，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4.5亿中国人“人均一两”，这是列强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签字回来，李鸿章恼羞疾犯，大口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再度发难，提出与中国订立更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李鸿章气恼交加，呕血不起，于9月27日去世，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78岁的曲折人生历程。咽气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站在李鸿章床头，还在威逼李鸿章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只有眼泪长流，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少年科举，青年戎马，中年封疆，盛年洋务，晚年背负“汉奸卖国贼”骂名。李鸿章的悲剧是历史过程中的悲剧，他是历史必然性中的悲剧人物。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称李鸿章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好歹有个中肯的评价。
对李鸿章，我也一直高看三分。（转自张德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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