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界泰斗，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先生
今天看的报纸名字，而我觉得他是当得起这个名号的
我为之前从不知道这个人而感到羞愧，他做出的贡献应该让世人紧记吧
文化虽然没有国界，可是如果你看不懂，又如何体会它的魅力呢
感谢杨宪益先生和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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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杨宪益[/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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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英译本作者杨宪益
[color=#669900]概述[/color]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
[table=100%][tr][td]中文名：杨宪益[/td][td]逝世日期：2009年11月23日[/td][/tr][tr][td]国籍：中国[/td][td]职业：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td][/tr][tr][td]出生地：天津[/td][td]毕业院校：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td][/tr][tr][td]出生日期：1915年1月10日[/td][td]代表作品：《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td][/tr][/table]
[color=#669900]生平简介[/color]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 - 2009年11月23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生于天津。
据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他出生于“甲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历1915年1月10日；阴历仍为甲寅年（1914年）冬季，未到乙卯年（1915年）春节。
1934 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 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43年4月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在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译余偶拾》于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册）。
1953年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均先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1993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此外他还写有英文自传体《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名《漏船载酒忆当年》，于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薛鸿时译，印刷10000册。
[1]2009年11月23日早上6时45分，这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
[color=#669900]主要著作[/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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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自著作品[/color]
零墨新笺（随笔集）1947，中华书局
《离骚》英文版零墨续笺（随笔集）1950自印
赤眉军（中篇小说）1957，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译余偶拾（随笔集）1983，三联书店
[color=#6699cc]翻译作品[/color]
老残游记（长篇小说）1947，南京独立出版社
英国近代诗抄 1948，中华书局
离骚（楚辞）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屈原（话剧）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雪峰寓言 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唐代传奇 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与戴乃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白毛女（歌剧）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长生殿（戏剧）与戴乃迭合译，，1955，外文出版社
鲁迅选集（1—4卷）与戴乃迭合译，1956，人文出版社
宋明平话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6，外文出版社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与戴乃迭合译，1957，人文出版社
牧歌（诗歌）古罗马维吉尔著，1957，人文出版社
汉魏六朝小说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关汉卿杂剧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 古希腊阿里斯多芬著，1959，人文出版社
地心游记（长篇小说）法国凡尔纳著，与闻时清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文学史）与戴乃迭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故事新编（短篇小说集）与戴乃迭合译，1961，外文出版社
野草（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76，外文出版社
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1978—1980，外文出版社
史记选 与戴乃迭合译，1979，外文出版社
奥德修纪（史诗）古希腊荷马著，1979，译文出版社
呐喊（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彷徨（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三部古典小说节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聊斋故事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卖花女（戏剧）英国肖伯纳著，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古罗马喜剧三种 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1985，中国戏剧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文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6，《中国文学》杂志社
[color=#669900]人物轶事[/color]
[color=#6699cc]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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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color=#ff99cc]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color]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color=#6699cc]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color]
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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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杨老先生
[color=#6699cc]与夫人合译全本《红楼梦》[/color]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color=#6699cc]钱钟书欣赏他的诗[/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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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color=#ff33cc]《去日苦多》[/color]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去日苦多》封面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
[color=#6699cc]帮助四千件甲骨文送交南博[/color]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color=#6699cc]杨宪益谈英语学习[/color]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 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 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 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 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color=#669900]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color]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color=#6699cc]白虎星照命[/color]
[color=#ff99cc]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color]。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color=#6699cc]《离骚》可以翻译吗？[/color]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color=#6699cc]煤油与壮阳药[/color]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color=#6699cc]酒气最香的囚犯[/color]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color=#6699cc]红宝书撕掉了一页[/color]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熗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color=#6699cc]最后的士大夫[/color]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color=#ff99cc]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color]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color=#669900]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color]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
[attachment=1132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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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杨老先生一生的经历，是真名士。和上文有一些些重复部分，可我舍不得删除，这样才最完整，请大家见谅）[/color]
[color=#ff0000]是真名士自风流--杨宪益先生的凡人生活[/color]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当母亲知道戴乃迭要嫁给杨宪益，极力反对，戴乃迭不为所动，母亲伤心而悲痛地指出，如果与杨结婚，他们的后代会自杀的。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在文革中自杀。尽管儿子的结局被母亲不行言中，但戴乃迭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益一同走向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手同归我府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
节选自《杨宪益与戴乃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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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先生喜欢推杯换盏 [/color]
已经88岁的杨宪益先生一向气色尚佳，只要我们去看望他，下午四点就会赶上老人午后的喝酒时间。先生见酒就高兴，就与客人推杯换盏起来。看上去酒桌上没了什么辈分，只有酒情。人们用玻璃茶杯装满酒估计能有二三两。杨先生关爱晚辈，专门拿出一罐花生米伴酒，不会喝酒的客人也有浓茶招待。而杨先生自己呢，精神矍烁地端着自己的二锅头，边喝边聊，慢条斯理，温文雅致地讲到了自己的写作，我们从他的精神里面，一点也看不见他苍苍白发里的沧桑……
先生讲话不乏幽默与情趣，他说其实这么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吗？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
杨先生端坐在沙发上，字正腔圆地说着，还不时呷上一口酒。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只是常常独自呆在什刹海畔一座宁静的小院中喝喝酒，聊聊天，会会朋友。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展示”着跟名家黄永玉和黄苗子的通信，赏心悦目地读来品去。从那些艺术品一样的信里我们读得出，患难之交就是患难之交。而不值一谈的人，杨宪益先生也并不是不屑一顾，不是厌恶与诀别，而是在谈笑之间化晦涩为清彻了，比如杨先生谈到了与老文人周而复先生的深交，令我们非常感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情味儿在杨宪益身上显得浓郁得很。
[color=#6699cc]杨先生抿上一口酒，习惯地并拢手指梳理一下银白的头发。他的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后，自费留学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钱钟书。不过钱钟书不是自费学生，是庚子赔款的公派，钱钟书稍年长杨宪益4岁，而且当时钱已经是名响文坛的人物了。
与杨宪益留学的同学中，有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还有文似苏东坡、人似东坡肉的胖子诗人卢冀野。早从留学开始，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比如，杨宪益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前例。 [/color]
[color=#669900]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color]
杨宪益先生述往之际，会时不时地站起身来，在简约大方的客厅里走一走。在中外国家的酒瓶子挺多的客厅东面的墙壁上，端挂着杨先生与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是当年杨宪益留学时的同窗，由于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吻，他们成了互相的“宝贝”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畅了珠联璧合的坦途……
戴乃迭与中国的缘分渊源深长，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戴乃迭出生在北京，所以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上世纪四十年代杨宪益留学期间，戴乃迭终与这位翩翩才子共浴爱河喜结连理。他们之间的情感生活是相当动人的——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样流动。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杨宪益都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语言上，杨宪益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戴乃迭还为此落下“话柄”，称自己汉语不大流畅的原因，笑怨老公的英文过分熟练……
杨宪益又饮一口酒。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半世纪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晚年里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的日子数也数不过来。只可惜暮年戴乃迭却病得不轻，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幸亏她还算是能够理解心身俱苦的丈夫。对一个外国女性来讲，能够毫不利己相随一个中国人白头偕老善终随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在迟滞的感情余温里，老两口儿用心去自伤自慰，更加难得的是，杨宪益一片痴心不已，在夫人病难的日子里，寸步没有离开她，陪伴她度完和陨落了生命最后的残红。
[color=#669900]杨宪益爱写打油诗[/color]
杨先生在聊天中谈到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他最关心的是他过去生活里面的那些老朋友，包括自己的挚交和跟自己有分歧的人。比如他谈到了吕叔湘，那还是早在留学年代，杨宪益就与吕叔湘一起共办了专给华侨看的《抗战时报》了。比如他想起了卞之琳，甚至还清晰记得卞之琳成名的诗作《断章》。他还回忆到了冯至、罗大冈、袁可嘉、周扬、胡乔木等等。说到快意之际，先生又喝上一口，燃起一根国产香烟，轻轻抽上一口，然后举在一边。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个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出神入化。杨先生提到他的新西兰老朋友路易·艾黎先生的译诗风格时，评品说艾黎的诗风好随易和自由，比如译李白译杜甫译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艾黎也颇为自由，自由的有点不大像李杜的诗了，而像他自己艾黎的诗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译亦如其人，这个理论怕是共同的吧？说着说着，杨先生的香烟熄了，又点燃……这烟灭又燃的小动作，不免叫人联想到戴乃迭夫人称丈夫的话：达观而明镜般生生不息……
做正经学问的同时，杨宪益爱写打油诗。“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句“自嘲”似的笑话是杨宪益的一句口头禅。打油诗对杨先生来讲可能是一种消遣中的觉悟？倜傥和锋芒暗含其中。杨先生的打油诗属即兴偶得，信笔拿下，写妥后当时就被朋友们收集珍藏走了，难得有心人还为他搜集成册了一个《银翘集》。为何叫《银翘集》呢？杨先生解典讲道———当年与黄苗子兄唱和诗，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
杨宪益又喝上两口酒。这时，我们不由得又想起杨先生那首很有意思的打油诗《祝酒辞》：
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
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
其实，杨宪益先生的另一首《谢酒辞》打油诗，只与《祝酒辞》相差几字，可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先生的打油诗，常常是对辛苦挣扎的超越与摆脱？
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
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读罢诗作，杨先生跟我碰了碰酒杯，一仰喝尽。然后再斟上大半杯，又给我满上。他再点燃熄灭了的香烟。又接着聊。
[color=#669900]先生谈话一直忘不了喝酒 [/color]
杨宪益先生的话题是宽泛和超常的，他能从马克思、丘吉尔、斯大林聊到毛泽东、邓小平和乡下农民。也能从英美现代文学聊到古希腊、古罗马，还能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聊到舞台上样板戏和“文革”第一模范监狱班房里排沙丁鱼似的犯人卧铺……
杨先生给人的清爽和锐敏是愉悦的，即使在谈萧疏的过去，也显得温婉豁达。聊着聊着，杨先生一定忘不了自己的酒。既然是会客，客是主题酒也是。整整一个午后的聊天，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厅堂里，我们又与杨先生在王世襄题赠的对联“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前留影。
每次看望杨先生告辞出门的时候，杨先生总要把我们送到门厅。离开清净雅致的杨家小院已经好远好远了，我们还不由得回过头张望几下，心里暗想许许多多没容问上杨先生的话——比如：生活里为杨宪益红袖添香不少的戴乃迭夫人平常喝多少酒呢？比如：生活里跟杨宪益相依为伴的二锅头真的能够成为对酒当歌的人生知己吗？我们还想知道，我们走了，杨宪益先生自己是不是又为自己满上了二锅头？自己对着自己又干起来？我们还想到，这些平常而又宁静的日常生活，已然是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要不，他的生活的味道该有多寡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银锭桥，站在桥上，我们看着正降落着的夕阳，正好非常火红……
[color=#ff0000]杨宪益这个人—— [/color]
1915年1月10月出生于天津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祖籍安徽省泗洲。杨父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也是中国当年最为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自小读私塾至12岁，进入天津法租界内英国教会学校TACC上预科。1936年春天，杨宪益在英国通过考试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40年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共同返回中国。四十年代主要在四川、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文人”工作与“平常”生活。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和生活，在京城百万庄一带生活了将近40年。杨先生的学术作品丰硕可人，中译英文的主要有《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鲁迅选集》等等。曾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4月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杨宪益还是中国作协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同时还是中国笔会、外文文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红楼梦学会等等众多文化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
[color=#ff0000]众人说—— [/color]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color=#ff0000]——邵燕祥 [/color]
“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诸葛先生唱《空城计》时气定神闲，但这一瞬间，沉重的历史使命、社稷安危，令他内心十分激动。这散淡的外表，内蕴着神圣的忧危。我无意把杨宪益“拔高”到诸葛亮。但眼下有些读书人那种茫茫然、戚戚然的心情，从哪里去找到抒散呢？
[color=#ff0000]“幸有银翘解毒丸”！——黄苗子 [/color]
1940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到重庆时，我正在中央大学读书。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戴乃迭还被称为MissJaylor，她面目姣好，身材修长，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的样子。杨宪益则一袭中式长袍，显得非常潇洒。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授，除个别人以外，差不多都是穿中山装的。相反，中文系教授穿西装的倒颇不乏人。
[color=#ff0000]——钱谷融 [/color]
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的合作是那么默契，生活中也相敬如宾。只是有一点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不沾对方的光：杨宪益作为政协委员有许多可以偕夫人的旅游或视察活动，戴乃迭从来不去；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亦有休养一类的优待，杨宪益也不参加。1993年夏天，他们与其他外国专家同去兴城避暑，戴乃迭又满意又抱怨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答应陪我去！”因为她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杨宪益只好亲自出马了。如水
[color=#ff0000]杨宪益说自己—— [/color]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
注：此是近年来自书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诗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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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祖籍盱眙的文化名家杨氏三兄妹[/color]
泗州（今盱眙）杨氏是近代中国一非常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继清末民初涌出的淮安知府、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北洋大臣、民国“左相”、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之后，又涌现出翻译家、画家、诗人、学者、专家教授等众多文化名家，他们活跃在文坛上，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蜚声海内外，杨宪益三兄妹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color=#669900]一、文坛奇人杨宪益[/color][color=#ff99cc]（这部分可以略过，上文已经很详细^^ ）[/color]
1957年国庆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场盛大的国宴。宴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到场和与会代表见面，当他们来到一位五十余岁的中年人面前时，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就是把《楚辞》翻译成英文的杨宪益同志。”毛泽东和中年人握了握手说：“把屈原的诗译成英文，这很好！那么能把中国的《诗经》、《易经》都译成英文吗？” “当然可以，凡是有中国文字的东西，都可以译成英文。”中年人欣然答道。他就是我国当代文坛奇人杨宪益先生。
杨宪益原名杨维武，安徽泗县（今盱眙）人，1915年生，译界泰斗、著名学者、诗人，被誉为“文坛奇人”。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1940年归国后先后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等院校任教。
1943年，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负责人梁实秋先生想在翻译园地开辟一块新领域，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杨宪益被梁实秋聘为翻译委员会编纂。
其实，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期，杨宪益就翻译了《楚辞》。后来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又翻译了《儒林外史》、《阿Q正传》。1952年，在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建国后由新政府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有三十多个国家近四百名代表参加，需一批翻译精英，杨宪益夫妇奉调入会，其间他和妻子戴乃迭（英籍）还被单独抽出，为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
1953年，杨宪益奉调入京在外文出版局工作，1978年任外文版《中国文学》副主编，1980年茅盾病逝，杨宪益继任主编。1979年起兼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数十年来，杨宪益一方面和妻子戴乃迭合作，把《屈原》、《史记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宋明平话选》、《红楼梦》、《老残游记》、《白毛女》、《鲁迅选集》（1～4卷）、《青春之歌》等大量古今文学名著译成英文出版，同时还把荷马的《奥德修纪》、阿里斯托芬的《鸟》、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和《卖花女》等西方古今名著译成中文出版。译作逾千万字。
杨宪益译作以简洁、流畅、传神而深受读者喜爱，尤以其英文版《红楼梦》的问世蜚声海内外。在《红楼梦》英译本中，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 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举世公认二最佳全译本。但霍氏译本注重信息的传递和读者阅读习惯及心理，强调译著的可读性。而杨氏译本则以“忠于原文”为第一要义，讲究原著的韵味和意境。
1980年香港《开卷》杂志刊载一篇题为《评“红楼梦”诗词的英译》的文章，文中指出：如果要译好中国的诗词，特别是曹雪芹在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红楼梦》中使用的古典诗词，必须做到，第一不失其原意，这是个对于汉语原著透彻理解的问题；第二要得体，这要求译者对于汉语和英语的诗歌有较高的造诣。而这两者都被杨宪益夫妇得心应手地做到了、做绝了。
杨宪益还是位出色的诗人、名学者。有旧体诗集《银翘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三家诗》里收有杨诗100首。此外，杨宪益还撰有《零墨新笺》、《零墨续笺》、《译余偶拾》等学术著作多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宪益多次应邀到澳大尼亚、印度、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1982年、1984年两度受母校英国牛津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也对杨宪益进行了专访和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为杨宪益夫妇制作了长达数十分钟的专题片。
1993年3月，香港大学因杨宪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对开拓学问知识等方面有重大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获此殊荣者，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莉莎修女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
[color=#669900]二、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杨敏如[/color]
杨敏如，1916年生。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考取硕士研究生。1954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第五届全国妇联执委、民盟中央第七届委员，第五、六届妇委会副主任。
杨敏如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她讲过的课很多，但她最为喜爱、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讲起唐诗宋词时，她旁征博引，她的心、神、灵魂完全融入其中，精彩的讲解使古典诗词长久而深远的艺术魅力在莘莘学子心中激起感情波澜和思想上共鸣。
杨敏如先后出版好几本唐诗宋词著作，如《宋词百阙》、《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等。1997年叶嘉莹先生为杨敏如著《唐宋词选读百首》作序，不由得赞叹道：“讲到稼轩词的慷慨激昂之处，就真的投入了稼轩这位词人的激昂慷慨的感情境界之中，所以能使在场的听众举座动容。”此外，她还和刘东宇合著《红楼梦讲读》。
2006年杨敏如90寿辰时，北师大文学院赵仁硅教授作了一首《望海潮·贺杨敏如先生九十大寿》：
左芬兄妹，易安伉俪，今生泗水杨家。即席吟诗，当堂应对，敏如临场八叉。妙语出奇葩。生徒争列座，击节称佳。七秩耕耘，新桃旧李遍天涯。
平生回首堪嗟。有雄心壮志，非止文华。耿耿衷情，唯天可表，怨谁阴错阳差。莫道黑云遮。且幸晚风吹，天满红霞。眉寿有如梅树，老干着繁花。
按：左芬，西晋女文学家，我国最早的女诗人，其兄左思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易安指李清照，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其夫赵明诚，南宋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杨敏如哥哥杨宪益，大翻译家、当代学人；丈夫罗霈霖，物理学家、两院院士。“八叉”指晚唐诗人温庭筠，他才思敏捷，每临场作赋时，叉手八次即可成文，时人称之“温八叉”。
[color=#669900]三、“呼啸山庄”译名的创译者杨苡[/color]
杨苡，学名杨静如，曾用笔名晓黛、黑苓等。1919年生。著名翻译家、儿童作家、散文家。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有拜伦《栖龙的囚徒》，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贝特逊《伟大的时刻》，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等。所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获庆祝建国10周年优秀儿童文学奖。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以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该书有许多中译本，然而最早采用“呼啸山庄”作为此书译名的是著名翻译家杨苡。
国内第一位真正译出此书的是梁实秋先生，1937年以《咆哮山庄》为名，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苡始终觉得这个书名不妥，因为“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原属于恩萧家族住宅的名称，杨苡认为任何房主是不会用“咆哮”二字作为住宅名字来吓唬来访者的。好长一段时间杨苡一直在琢磨书的译名。杨苡在《一枚酸果》写道：“有一天夜里，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落在我所住房子的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房子外面本来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地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3年杨苡着手翻译《呼啸山庄》，1955年6月该书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文革”后，此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重新出版。1990年，《译林》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出成立了译林出版社，把《呼啸山庄》再版。
在众多《呼啸山庄》中译本中，“杨苡译本”更权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呼啸山庄》日汉对照本中的中文即采用杨苡的译本，该书序言云：“日文采用日本最著名版本，中文采用译林出版社译本（即杨苡译本），均出自我国著名翻译家之手，因此，所选版本具有权威性”。
《呼啸山庄》“杨苡译本”自1980年再版以来，先后被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竞相出版、重印，经久不衰！
2002年，杨宪益、杨敏如、杨苡兄妹仨皆年逾八旬，杨敏如赋《蝶恋花》一首：
2002年春夏月，兄妹三人俱达耄耋。在京门时相过从，言笑晏晏，恍如往昔。不料沛霖猝病，不得外出。阿兄关情，日传一电，阿妹依恋，屡滞归期。感而赋此。呈燕祥方家暑日一粲
手足情深深几许，雁序成行，共举还回护。本是同根棠棣树，繁枝盛叶花承露。秋肃春温留不住，白发飘萧，依旧童騃侣。勘破人间悲喜剧，只因味到情浓处。
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兄妹之情，切切手足之意！令人感喟，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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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color=#ff99cc]个人ps
不了解完全不知道杨老先生和他夫人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按照小说里面的YY，这就是一个高干公子的一生呀
去留学，身边的人的名字说出来真的是如雷贯耳
可是杨老先生的名字呢？
真汗颜！我是今天看报纸才知道这件事情，才了解到这个人
希望杨老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相遇吧
另外，他夫人真漂亮啊！！让我有惊艳的感觉^^[/color][/color]
我为之前从不知道这个人而感到羞愧，他做出的贡献应该让世人紧记吧
文化虽然没有国界，可是如果你看不懂，又如何体会它的魅力呢
感谢杨宪益先生和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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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杨宪益[/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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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英译本作者杨宪益
[color=#669900]概述[/color]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
[table=100%][tr][td]中文名：杨宪益[/td][td]逝世日期：2009年11月23日[/td][/tr][tr][td]国籍：中国[/td][td]职业：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td][/tr][tr][td]出生地：天津[/td][td]毕业院校：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td][/tr][tr][td]出生日期：1915年1月10日[/td][td]代表作品：《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td][/tr][/table]
[color=#669900]生平简介[/color]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 - 2009年11月23日），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生于天津。
据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他出生于“甲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历1915年1月10日；阴历仍为甲寅年（1914年）冬季，未到乙卯年（1915年）春节。
1934 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 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43年4月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在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译余偶拾》于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册）。
1953年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均先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1993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此外他还写有英文自传体《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名《漏船载酒忆当年》，于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薛鸿时译，印刷10000册。
[1]2009年11月23日早上6时45分，这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
[color=#669900]主要著作[/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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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自著作品[/color]
零墨新笺（随笔集）1947，中华书局
《离骚》英文版零墨续笺（随笔集）1950自印
赤眉军（中篇小说）1957，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译余偶拾（随笔集）1983，三联书店
[color=#6699cc]翻译作品[/color]
老残游记（长篇小说）1947，南京独立出版社
英国近代诗抄 1948，中华书局
离骚（楚辞）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屈原（话剧）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雪峰寓言 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
唐代传奇 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与戴乃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白毛女（歌剧）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
长生殿（戏剧）与戴乃迭合译，，1955，外文出版社
鲁迅选集（1—4卷）与戴乃迭合译，1956，人文出版社
宋明平话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6，外文出版社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与戴乃迭合译，1957，人文出版社
牧歌（诗歌）古罗马维吉尔著，1957，人文出版社
汉魏六朝小说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关汉卿杂剧选 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
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 古希腊阿里斯多芬著，1959，人文出版社
地心游记（长篇小说）法国凡尔纳著，与闻时清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文学史）与戴乃迭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
故事新编（短篇小说集）与戴乃迭合译，1961，外文出版社
野草（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76，外文出版社
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1978—1980，外文出版社
史记选 与戴乃迭合译，1979，外文出版社
奥德修纪（史诗）古希腊荷马著，1979，译文出版社
呐喊（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彷徨（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
三部古典小说节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聊斋故事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
卖花女（戏剧）英国肖伯纳著，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古罗马喜剧三种 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1985，中国戏剧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文选 与戴乃迭合译，，1986，《中国文学》杂志社
[color=#669900]人物轶事[/color]
[color=#6699cc]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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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color=#ff99cc]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color]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color=#6699cc]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color]
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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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杨老先生
[color=#6699cc]与夫人合译全本《红楼梦》[/color]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color=#6699cc]钱钟书欣赏他的诗[/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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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color=#ff33cc]《去日苦多》[/color]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去日苦多》封面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
[color=#6699cc]帮助四千件甲骨文送交南博[/color]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color=#6699cc]杨宪益谈英语学习[/color]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 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 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 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 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
[color=#669900]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color]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color=#6699cc]白虎星照命[/color]
[color=#ff99cc]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color]。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color=#6699cc]《离骚》可以翻译吗？[/color]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color=#6699cc]煤油与壮阳药[/color]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color=#6699cc]酒气最香的囚犯[/color]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color=#6699cc]红宝书撕掉了一页[/color]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熗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color=#6699cc]最后的士大夫[/color]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color=#ff99cc]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color]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color=#669900]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color]
人物周刊：回望一生，您对命运抱何态度？
杨宪益：我无所谓，我不信命运这些东西。不过大家都说，算命的还算得有点道理：我幼年丧父，我儿子后来也去世人物周刊对话杨宪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家里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们把我的一个自传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在您的自传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你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的时候，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你在他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你的未来。他说：“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这和您后来的经历很相似。
杨宪益：对，这事就发生在我认识我爱人之前一两年。很奇妙，但我还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乃迭这个名字很美，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杨宪益：那是我翻译的，就是简单的音译。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变成乃迭了，没什么特别含义。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热闹、兴旺一点。
人物周刊：说说《红楼梦》吧，跟《离骚》可不可翻的问题一样，《红楼梦》翻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难度也很大吧？里面那些多谐音的伏笔、暗示、隐喻……
杨宪益：也有可以解决的，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译的就翻译，解决不了的就加一个注解。当然，能解决得了的只是少数。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您妹妹说：“我哥哥最高兴的事，就是别人说没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么好。”是这样吗？乃迭对于您的翻译事业帮助非常大是吗？
杨宪益：我说这个是因为她的英文应该是比我好，毕竟她是英国人，小时候在中学也是一个好学生，从小就读许多莎士比亚。我刚刚开始中翻英的时候，那时她的中文还不行。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人物周刊：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样的？你们俩一辈子都很默契？
杨宪益：我们两个人从没有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不过，我儿子去世以后我们俩都很悲伤。她的身体、心情就一下子恶化了。人物周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蹲监狱、扫厕所、游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钱钟书、杨绛等都有过类似经历。
杨宪益：我算运气比较好的。我被关了4年，可是我那4年还比较舒服，跟我蹲一间牢房的有三十几个人，都跟我关系很好，管我们的人也算客气，平时没有打骂。幸亏我被关起来了，在外面可能受冲击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许就死了。
人物周刊：所以您入狱前精神压力比较大，那段时间好像有点分裂的先兆反应，比如幻听和幻觉，到了监狱里倒没有了。
杨宪益：没有进监狱以前状态是不大好的，(对“文革”的事情)比较有情绪。比如说，过去我很佩服周恩来，见过几面，一直很欣赏他。可是我在被关以前，有人请我去吃饭，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带着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们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来后面。当时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我硬把头转过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没有招呼，假装不认识他。后来想想，挺后悔的，周恩来其实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人物周刊：我其实特别想了解，戴乃迭作为一个外国人，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以后的那么多事情，她对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态度。
杨宪益：乃迭对共产党基本上是拥护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还邀请我见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赞成。实际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乃迭，还有她的父母亲，对中国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
杨宪益：现在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早上起来看看电视。看完电视，有的时候，朋友来了，我们说两句话。从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岁数差不多大。后来我认识了年纪比我轻一些的，黄永玉我们也认识，关系还好，他给我画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收藏，我的东西丢得很厉害。这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王世襄写给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杨敏如的同学。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很少见面了。
[attachment=1132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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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杨老先生一生的经历，是真名士。和上文有一些些重复部分，可我舍不得删除，这样才最完整，请大家见谅）[/color]
[color=#ff0000]是真名士自风流--杨宪益先生的凡人生活[/color]
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当母亲知道戴乃迭要嫁给杨宪益，极力反对，戴乃迭不为所动，母亲伤心而悲痛地指出，如果与杨结婚，他们的后代会自杀的。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在文革中自杀。尽管儿子的结局被母亲不行言中，但戴乃迭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为能与杨宪益一同走向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手同归我府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
节选自《杨宪益与戴乃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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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先生喜欢推杯换盏 [/color]
已经88岁的杨宪益先生一向气色尚佳，只要我们去看望他，下午四点就会赶上老人午后的喝酒时间。先生见酒就高兴，就与客人推杯换盏起来。看上去酒桌上没了什么辈分，只有酒情。人们用玻璃茶杯装满酒估计能有二三两。杨先生关爱晚辈，专门拿出一罐花生米伴酒，不会喝酒的客人也有浓茶招待。而杨先生自己呢，精神矍烁地端着自己的二锅头，边喝边聊，慢条斯理，温文雅致地讲到了自己的写作，我们从他的精神里面，一点也看不见他苍苍白发里的沧桑……
先生讲话不乏幽默与情趣，他说其实这么些年来，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也就是翻译点德文，翻译点法文，翻译希腊文，翻译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别的事情吗？我也没做更多的什么……
杨先生端坐在沙发上，字正腔圆地说着，还不时呷上一口酒。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杨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不怎么出门，只是常常独自呆在什刹海畔一座宁静的小院中喝喝酒，聊聊天，会会朋友。我们看望杨先生的时候，他还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展示”着跟名家黄永玉和黄苗子的通信，赏心悦目地读来品去。从那些艺术品一样的信里我们读得出，患难之交就是患难之交。而不值一谈的人，杨宪益先生也并不是不屑一顾，不是厌恶与诀别，而是在谈笑之间化晦涩为清彻了，比如杨先生谈到了与老文人周而复先生的深交，令我们非常感动……聊天和忆旧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情味儿在杨宪益身上显得浓郁得很。
[color=#6699cc]杨先生抿上一口酒，习惯地并拢手指梳理一下银白的头发。他的端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家气派的学者——杨宪益出生在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里，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后，自费留学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当时与他同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就有钱钟书。不过钱钟书不是自费学生，是庚子赔款的公派，钱钟书稍年长杨宪益4岁，而且当时钱已经是名响文坛的人物了。
与杨宪益留学的同学中，有爱写闲适小品文章的梁实秋，还有文似苏东坡、人似东坡肉的胖子诗人卢冀野。早从留学开始，杨宪益就热衷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比如，杨宪益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最早走向世界的前例。 [/color]
[color=#669900]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color]
杨宪益先生述往之际，会时不时地站起身来，在简约大方的客厅里走一走。在中外国家的酒瓶子挺多的客厅东面的墙壁上，端挂着杨先生与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是当年杨宪益留学时的同窗，由于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吻，他们成了互相的“宝贝”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畅了珠联璧合的坦途……
戴乃迭与中国的缘分渊源深长，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戴乃迭出生在北京，所以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上世纪四十年代杨宪益留学期间，戴乃迭终与这位翩翩才子共浴爱河喜结连理。他们之间的情感生活是相当动人的——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样流动。无论在英伦还是在中国，杨宪益都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语言上，杨宪益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戴乃迭还为此落下“话柄”，称自己汉语不大流畅的原因，笑怨老公的英文过分熟练……
杨宪益又饮一口酒。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半世纪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晚年里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的日子数也数不过来。只可惜暮年戴乃迭却病得不轻，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幸亏她还算是能够理解心身俱苦的丈夫。对一个外国女性来讲，能够毫不利己相随一个中国人白头偕老善终随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在迟滞的感情余温里，老两口儿用心去自伤自慰，更加难得的是，杨宪益一片痴心不已，在夫人病难的日子里，寸步没有离开她，陪伴她度完和陨落了生命最后的残红。
[color=#669900]杨宪益爱写打油诗[/color]
杨先生在聊天中谈到了自己的亲朋好友，他最关心的是他过去生活里面的那些老朋友，包括自己的挚交和跟自己有分歧的人。比如他谈到了吕叔湘，那还是早在留学年代，杨宪益就与吕叔湘一起共办了专给华侨看的《抗战时报》了。比如他想起了卞之琳，甚至还清晰记得卞之琳成名的诗作《断章》。他还回忆到了冯至、罗大冈、袁可嘉、周扬、胡乔木等等。说到快意之际，先生又喝上一口，燃起一根国产香烟，轻轻抽上一口，然后举在一边。
与杨宪益先生聊他的翻译专业是一个极大的享受，他能把许多枯燥的工作调侃得出神入化。杨先生提到他的新西兰老朋友路易·艾黎先生的译诗风格时，评品说艾黎的诗风好随易和自由，比如译李白译杜甫译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艾黎也颇为自由，自由的有点不大像李杜的诗了，而像他自己艾黎的诗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译亦如其人，这个理论怕是共同的吧？说着说着，杨先生的香烟熄了，又点燃……这烟灭又燃的小动作，不免叫人联想到戴乃迭夫人称丈夫的话：达观而明镜般生生不息……
做正经学问的同时，杨宪益爱写打油诗。“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句“自嘲”似的笑话是杨宪益的一句口头禅。打油诗对杨先生来讲可能是一种消遣中的觉悟？倜傥和锋芒暗含其中。杨先生的打油诗属即兴偶得，信笔拿下，写妥后当时就被朋友们收集珍藏走了，难得有心人还为他搜集成册了一个《银翘集》。为何叫《银翘集》呢？杨先生解典讲道———当年与黄苗子兄唱和诗，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
杨宪益又喝上两口酒。这时，我们不由得又想起杨先生那首很有意思的打油诗《祝酒辞》：
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
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
其实，杨宪益先生的另一首《谢酒辞》打油诗，只与《祝酒辞》相差几字，可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先生的打油诗，常常是对辛苦挣扎的超越与摆脱？
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
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读罢诗作，杨先生跟我碰了碰酒杯，一仰喝尽。然后再斟上大半杯，又给我满上。他再点燃熄灭了的香烟。又接着聊。
[color=#669900]先生谈话一直忘不了喝酒 [/color]
杨宪益先生的话题是宽泛和超常的，他能从马克思、丘吉尔、斯大林聊到毛泽东、邓小平和乡下农民。也能从英美现代文学聊到古希腊、古罗马，还能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聊到舞台上样板戏和“文革”第一模范监狱班房里排沙丁鱼似的犯人卧铺……
杨先生给人的清爽和锐敏是愉悦的，即使在谈萧疏的过去，也显得温婉豁达。聊着聊着，杨先生一定忘不了自己的酒。既然是会客，客是主题酒也是。整整一个午后的聊天，我们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辞。厅堂里，我们又与杨先生在王世襄题赠的对联“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前留影。
每次看望杨先生告辞出门的时候，杨先生总要把我们送到门厅。离开清净雅致的杨家小院已经好远好远了，我们还不由得回过头张望几下，心里暗想许许多多没容问上杨先生的话——比如：生活里为杨宪益红袖添香不少的戴乃迭夫人平常喝多少酒呢？比如：生活里跟杨宪益相依为伴的二锅头真的能够成为对酒当歌的人生知己吗？我们还想知道，我们走了，杨宪益先生自己是不是又为自己满上了二锅头？自己对着自己又干起来？我们还想到，这些平常而又宁静的日常生活，已然是老人生活的一个部分，要不，他的生活的味道该有多寡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银锭桥，站在桥上，我们看着正降落着的夕阳，正好非常火红……
[color=#ff0000]杨宪益这个人—— [/color]
1915年1月10月出生于天津一个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祖籍安徽省泗洲。杨父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也是中国当年最为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杨宪益自小读私塾至12岁，进入天津法租界内英国教会学校TACC上预科。1936年春天，杨宪益在英国通过考试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40年与英国一位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订婚并且共同返回中国。四十年代主要在四川、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文人”工作与“平常”生活。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和生活，在京城百万庄一带生活了将近40年。杨先生的学术作品丰硕可人，中译英文的主要有《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鲁迅选集》等等。曾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4月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杨宪益还是中国作协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同时还是中国笔会、外文文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红楼梦学会等等众多文化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
[color=#ff0000]众人说—— [/color]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color=#ff0000]——邵燕祥 [/color]
“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诸葛先生唱《空城计》时气定神闲，但这一瞬间，沉重的历史使命、社稷安危，令他内心十分激动。这散淡的外表，内蕴着神圣的忧危。我无意把杨宪益“拔高”到诸葛亮。但眼下有些读书人那种茫茫然、戚戚然的心情，从哪里去找到抒散呢？
[color=#ff0000]“幸有银翘解毒丸”！——黄苗子 [/color]
1940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到重庆时，我正在中央大学读书。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戴乃迭还被称为MissJaylor，她面目姣好，身材修长，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的样子。杨宪益则一袭中式长袍，显得非常潇洒。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授，除个别人以外，差不多都是穿中山装的。相反，中文系教授穿西装的倒颇不乏人。
[color=#ff0000]——钱谷融 [/color]
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的合作是那么默契，生活中也相敬如宾。只是有一点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不沾对方的光：杨宪益作为政协委员有许多可以偕夫人的旅游或视察活动，戴乃迭从来不去；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亦有休养一类的优待，杨宪益也不参加。1993年夏天，他们与其他外国专家同去兴城避暑，戴乃迭又满意又抱怨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答应陪我去！”因为她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杨宪益只好亲自出马了。如水
[color=#ff0000]杨宪益说自己—— [/color]
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
注：此是近年来自书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故陶诗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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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祖籍盱眙的文化名家杨氏三兄妹[/color]
泗州（今盱眙）杨氏是近代中国一非常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继清末民初涌出的淮安知府、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北洋大臣、民国“左相”、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之后，又涌现出翻译家、画家、诗人、学者、专家教授等众多文化名家，他们活跃在文坛上，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蜚声海内外，杨宪益三兄妹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color=#669900]一、文坛奇人杨宪益[/color][color=#ff99cc]（这部分可以略过，上文已经很详细^^ ）[/color]
1957年国庆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场盛大的国宴。宴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到场和与会代表见面，当他们来到一位五十余岁的中年人面前时，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就是把《楚辞》翻译成英文的杨宪益同志。”毛泽东和中年人握了握手说：“把屈原的诗译成英文，这很好！那么能把中国的《诗经》、《易经》都译成英文吗？” “当然可以，凡是有中国文字的东西，都可以译成英文。”中年人欣然答道。他就是我国当代文坛奇人杨宪益先生。
杨宪益原名杨维武，安徽泗县（今盱眙）人，1915年生，译界泰斗、著名学者、诗人，被誉为“文坛奇人”。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1940年归国后先后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等院校任教。
1943年，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负责人梁实秋先生想在翻译园地开辟一块新领域，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杨宪益被梁实秋聘为翻译委员会编纂。
其实，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期，杨宪益就翻译了《楚辞》。后来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又翻译了《儒林外史》、《阿Q正传》。1952年，在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建国后由新政府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有三十多个国家近四百名代表参加，需一批翻译精英，杨宪益夫妇奉调入会，其间他和妻子戴乃迭（英籍）还被单独抽出，为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
1953年，杨宪益奉调入京在外文出版局工作，1978年任外文版《中国文学》副主编，1980年茅盾病逝，杨宪益继任主编。1979年起兼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数十年来，杨宪益一方面和妻子戴乃迭合作，把《屈原》、《史记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宋明平话选》、《红楼梦》、《老残游记》、《白毛女》、《鲁迅选集》（1～4卷）、《青春之歌》等大量古今文学名著译成英文出版，同时还把荷马的《奥德修纪》、阿里斯托芬的《鸟》、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和《卖花女》等西方古今名著译成中文出版。译作逾千万字。
杨宪益译作以简洁、流畅、传神而深受读者喜爱，尤以其英文版《红楼梦》的问世蜚声海内外。在《红楼梦》英译本中，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 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举世公认二最佳全译本。但霍氏译本注重信息的传递和读者阅读习惯及心理，强调译著的可读性。而杨氏译本则以“忠于原文”为第一要义，讲究原著的韵味和意境。
1980年香港《开卷》杂志刊载一篇题为《评“红楼梦”诗词的英译》的文章，文中指出：如果要译好中国的诗词，特别是曹雪芹在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红楼梦》中使用的古典诗词，必须做到，第一不失其原意，这是个对于汉语原著透彻理解的问题；第二要得体，这要求译者对于汉语和英语的诗歌有较高的造诣。而这两者都被杨宪益夫妇得心应手地做到了、做绝了。
杨宪益还是位出色的诗人、名学者。有旧体诗集《银翘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三家诗》里收有杨诗100首。此外，杨宪益还撰有《零墨新笺》、《零墨续笺》、《译余偶拾》等学术著作多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宪益多次应邀到澳大尼亚、印度、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1982年、1984年两度受母校英国牛津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也对杨宪益进行了专访和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为杨宪益夫妇制作了长达数十分钟的专题片。
1993年3月，香港大学因杨宪益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他对开拓学问知识等方面有重大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获此殊荣者，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莉莎修女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
[color=#669900]二、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杨敏如[/color]
杨敏如，1916年生。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考取硕士研究生。1954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第五届全国妇联执委、民盟中央第七届委员，第五、六届妇委会副主任。
杨敏如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她讲过的课很多，但她最为喜爱、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讲起唐诗宋词时，她旁征博引，她的心、神、灵魂完全融入其中，精彩的讲解使古典诗词长久而深远的艺术魅力在莘莘学子心中激起感情波澜和思想上共鸣。
杨敏如先后出版好几本唐诗宋词著作，如《宋词百阙》、《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等。1997年叶嘉莹先生为杨敏如著《唐宋词选读百首》作序，不由得赞叹道：“讲到稼轩词的慷慨激昂之处，就真的投入了稼轩这位词人的激昂慷慨的感情境界之中，所以能使在场的听众举座动容。”此外，她还和刘东宇合著《红楼梦讲读》。
2006年杨敏如90寿辰时，北师大文学院赵仁硅教授作了一首《望海潮·贺杨敏如先生九十大寿》：
左芬兄妹，易安伉俪，今生泗水杨家。即席吟诗，当堂应对，敏如临场八叉。妙语出奇葩。生徒争列座，击节称佳。七秩耕耘，新桃旧李遍天涯。
平生回首堪嗟。有雄心壮志，非止文华。耿耿衷情，唯天可表，怨谁阴错阳差。莫道黑云遮。且幸晚风吹，天满红霞。眉寿有如梅树，老干着繁花。
按：左芬，西晋女文学家，我国最早的女诗人，其兄左思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易安指李清照，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其夫赵明诚，南宋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杨敏如哥哥杨宪益，大翻译家、当代学人；丈夫罗霈霖，物理学家、两院院士。“八叉”指晚唐诗人温庭筠，他才思敏捷，每临场作赋时，叉手八次即可成文，时人称之“温八叉”。
[color=#669900]三、“呼啸山庄”译名的创译者杨苡[/color]
杨苡，学名杨静如，曾用笔名晓黛、黑苓等。1919年生。著名翻译家、儿童作家、散文家。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大学东方语文学院讲师，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有拜伦《栖龙的囚徒》，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杨·贝特逊《伟大的时刻》，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等。所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获庆祝建国10周年优秀儿童文学奖。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以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该书有许多中译本，然而最早采用“呼啸山庄”作为此书译名的是著名翻译家杨苡。
国内第一位真正译出此书的是梁实秋先生，1937年以《咆哮山庄》为名，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苡始终觉得这个书名不妥，因为“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原属于恩萧家族住宅的名称，杨苡认为任何房主是不会用“咆哮”二字作为住宅名字来吓唬来访者的。好长一段时间杨苡一直在琢磨书的译名。杨苡在《一枚酸果》写道：“有一天夜里，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落在我所住房子的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房子外面本来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地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3年杨苡着手翻译《呼啸山庄》，1955年6月该书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文革”后，此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重新出版。1990年，《译林》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出成立了译林出版社，把《呼啸山庄》再版。
在众多《呼啸山庄》中译本中，“杨苡译本”更权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呼啸山庄》日汉对照本中的中文即采用杨苡的译本，该书序言云：“日文采用日本最著名版本，中文采用译林出版社译本（即杨苡译本），均出自我国著名翻译家之手，因此，所选版本具有权威性”。
《呼啸山庄》“杨苡译本”自1980年再版以来，先后被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竞相出版、重印，经久不衰！
2002年，杨宪益、杨敏如、杨苡兄妹仨皆年逾八旬，杨敏如赋《蝶恋花》一首：
2002年春夏月，兄妹三人俱达耄耋。在京门时相过从，言笑晏晏，恍如往昔。不料沛霖猝病，不得外出。阿兄关情，日传一电，阿妹依恋，屡滞归期。感而赋此。呈燕祥方家暑日一粲
手足情深深几许，雁序成行，共举还回护。本是同根棠棣树，繁枝盛叶花承露。秋肃春温留不住，白发飘萧，依旧童騃侣。勘破人间悲喜剧，只因味到情浓处。
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兄妹之情，切切手足之意！令人感喟，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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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color=#ff99cc]个人ps
不了解完全不知道杨老先生和他夫人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按照小说里面的YY，这就是一个高干公子的一生呀
去留学，身边的人的名字说出来真的是如雷贯耳
可是杨老先生的名字呢？
真汗颜！我是今天看报纸才知道这件事情，才了解到这个人
希望杨老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子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相遇吧
另外，他夫人真漂亮啊！！让我有惊艳的感觉^^[/color][/color]
[ 此贴被oo71在2009-12-21 18:14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