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到将军的“蒙古骑兵克星”-马芳+相关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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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color=#ff0000][b]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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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cc]如果算年头，明王朝与蒙古部落之间的战争，可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之一。从公元1368年元顺帝败逃漠北开始，明蒙双方几十万军队以长城为线，展开了绵延二百多年的惨烈厮杀，这其间有战有和，有永乐大帝横扫漠北的荣耀，有土木堡惨案痛心疾首的溃败，有北京保卫战“用血肉铸长城”的慷慨悲壮，有庚戍之变“官跑的比兵快，兵跑的比老百姓快”的奇耻大辱，不变的是长城南北的烽火连天，汉蒙边民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漫长的战争成就了几代蒙古大汗“雄霸草原”的神话，也打出了无数大明英杰“民族英雄”的威名。阿鲁台，脱欢，也先，郭登，石亨，于谦，满都鲁，达延汗，王越，杨信，阿勒坦……一个个因为这场战争而熟悉的姓名，直到今天依旧流光溢彩。[/color]
却有这样一个人，他生活在明蒙战争最“白热化”的时代，一度因这场战争家破人亡，流落异乡，在明王朝日渐腐朽，北部边防废弛，遭遇蒙古“自成吉思汗后最杰出统帅”连年肆虐边陲的艰难困苦下，他却不屈不挠，亲手打造出一支敢于同蒙古铁骑硬碰硬的铁血军队，不但在抗击蒙古入侵的战场上屡建奇功，更打出了一场决定明蒙和平结局的伟大胜利。他的儿子和五个孙子，其后皆血沃沙场，堪比评书里杨家将的“满门忠烈”，天生孤傲的明朝诗人尹耕独为他拜服，挥毫写下“威名万里马将军，白发丹心天下闻”的咏叹，在民间戏曲中他更成为一段传奇，京韵大鼓《香莲帕》，川剧《鱼鳞阵》，京剧《困城》，皆以他真实的战争故事为蓝本编写。然而几个世纪以后，当这场战争里的诸多“侵略者”与“民族英雄”们皆耳熟能详，甚至因影视作品而大红大紫时，这位杰出的名将和他的辉煌，却在历史的角落中籍籍无名，为世人所知甚少。这位戎马一生，战功累累，而今却身后之名寂寂的铁血将军，就是大明王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时担任宣府总兵的名将————-马芳。
且让我们抽丝剥茧，还原这位将军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一生，不只为他一人，不为猎奇，只为还原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却慷慨悲壮的卫国战争岁月，和一代中国铁血军人以身赴国难的背影。
[color=#ff0000][b]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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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名将，免不得论出身，历代名将，有戎马世家，将门虎子的，也有“半路出家”，甚至投笔从戎的。轮到马芳，却更格外特殊，且听晚明才子钱谦益的一句评语：“观马公（马芳）出身，堪比仲卿（卫青）之寒微，更兼子卿（苏武）之精忠。”一个明朝将军，竟然与卫青，苏武两位西汉英杰同时有“人生交集”，如此“履历”，可谓传奇。
马芳，字德馨，山西蔚州（今山西张家口蔚县）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生人，其家为宣化边境农户，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蒙古鞑靼可汗巴图蒙克出动骑兵十万人，对明朝宣府，大同边镇展开了大规模侵扰，明朝边军一触即溃，史载“破城十余座，掳掠人口数万”。八岁的马芳也成受害者，其家乡村镇尽成焦土，父母在逃难中被冲散，还是孩童的马芳更惨遭蒙古骑兵掳掠，从此，开始了一段“堪比仲卿之寒微”的生活。小小的马芳流落蒙古草原，沦为一个替人放牧的骑奴，此后十余年，这个离乡背井双亲失散的孩子，过着任人驱使凌辱的奴隶生活，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苦难，小小年纪早已尽尝。
虽如此，但马芳确实“更兼子卿（苏武）之精忠”，纵是身为异乡贱奴，却忍辱负重，此后马芳小小年纪开始“曲木为弓”，精练骑射武艺，终练就了“箭无虚发”的本事，在崇尚勇士的蒙古军营里，他的地位也节节攀升，至青年时，一次随部落首领阿勒坦狩猎，忽又一只斑斓猛虎现身，直扑向“核心”阿勒坦可汗。众位“蒙古勇士”们登时惊慌失措，纷纷避之，唯独马芳面不改色，弯弓搭箭，当场击毙猛虎。这是阿勒坦与马芳————这对后来大明北疆老对手的第一次“对话”，而此时的阿勒坦立刻对马芳赞赏不已，赠予他“良弓矢，善马”。此后马芳成为阿勒坦的“随侍左右”。几年来跟随阿勒坦南征北战，不但渐渐深谙这位后来蒙古最杰出将领的作战之道，更渐对蒙古部落的活动规律和内部弱点了如指掌。阿勒坦不会想到，这个接受他馈赠的汉家男儿，在许多年后竟然会一次次用复仇的利箭击碎他马踏中原的梦想。身怀国恨家仇的马芳，并未因敌人的恩宠而忘却一个期待已经的愿望——-回归故土，杀敌报国。
机会终于来了，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乘跟随阿勒坦至临近明朝边镇的大同外围狩猎之机，马芳趁夜盗马逃出，连夜投奔至明朝大同军营，此时正是双方森严备战之时，稍有差池，不是会被蒙古兵当逃兵宰掉，就是会被明军当奸细处决。马芳“胜利大逃亡”抵达大同后，先被卫兵逮捕，但总算运气好，此时的大同总兵是周尚文，史载此人“多谋略，精骑射，优将才”，这位爱惜人才的名将见到马芳后立刻“奇之”，任命他为队长。不仅如此，周尚文更助马芳寻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接至大同团圆。感激涕零的马芳立誓道：“愿尽逐鞑掳，求一死以报国恩。”这个沉甸甸的誓言，从此被马家以世代忠烈的实现。
此后就是一连串的屡立战功，马芳从队长开始，每战奋勇冲杀。因他在蒙古生活多年，熟知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所以每战皆“对症下药”，屡次重创来敌。尤其是嘉靖二十八年，他献计率精骑抄袭蒙古骑兵后路，迫使蒙古大军北撤，周尚文大赞道：“汝他日必为能将。”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更成为马芳的“丰收年”，是年九月，已是千户（团长）的马芳先在怀柔遭遇到了“老主人”阿勒坦，马芳身先士卒，当场阵斩阿勒坦部将。迫使阿勒坦暂退，两个月后，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威远，马芳率部迎敌，他先是瞧穿了对手用孱弱骑兵引诱明军中伏的把戏，接着“以牙还牙”，反将蒙古军引入明军伏击圈，一场激战大败之。得胜后，部将们以为敌人已退，纷纷松一口气，马芳却冷静判断出敌人必然卷土重来，立刻在野马川布防，果见大队蒙古骑兵杀来，敌众我寡下马芳毫无惧色，命部将先撤退，自己亲率精壮勇士断后，一场恶战竟打得优势兵力的蒙古军溃逃，马芳立刻转守为攻，追击至山西泥河再次大破敌人。这一年，马芳先被提拔为宣府游击将军，继而破格提升为正二品都督佥事，至年末又加封为正一品左都督，以其十多年来一刀一剑杀出来的累累战功，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是马芳的“丰收年”，却也同时是明王朝对蒙古战争的“灾年”，就是在此年七月，阿勒坦可汗兵犯大同，继任周尚文担任大同总兵的张达以及副总兵林春双双战死，宣大总兵仇鸾更是草包，竟向阿勒坦送贿金以求免遭侵扰，两个月后，阿勒坦绕开明朝宣大防线侵入河北，在古北口大破明朝三万京军，趁势大掠怀柔，顺义一带，虽有马芳暂退阿勒坦的战功，却对整个战局于事无补。随后阿勒坦长驱直入至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三天，甚至一度劫掠明陵，掳掠大量人口，牲畜，财物满载而回。而北京周边十几万明军却畏敌不敢战，只是眼睁睁“礼送”蒙古大军离境，这就是明王朝军事史上最为“寒碜丢脸”的一笔——-[color=#ff0000]庚戎之变[/color]。随后明王朝一度接受阿勒坦的要求，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与蒙古贸易，企图“花钱买太平”，但事与愿违，贪得无厌的阿勒坦毫不知足，马市开设不到一年，立刻撕毁和议恢复南侵，大掠宣府，大同各州县，此后二十年，身为前线的山西北部，一度是蒙古骑兵南下骚扰的“重灾区”。然而就在连战连捷的阿勒坦正沉浸于一场场光辉的“胜利”时，不久的将来，一颗冉冉升起的大明将星，将成为他和他的蒙古铁骑的命定“苦手”————————马芳。
[b][color=#ff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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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年”过后，在战场上为明朝打出难得胜仗的马芳官运亨通，职务节节高升，但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糜烂不堪的边防局面，和一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此时正是明王朝嘉靖中期，论军备却只有四个字——惨不忍睹。爱道教胜过爱江山的嘉靖帝几十年难得上一次朝，拍马屁比干工作强的内阁首辅严嵩已然独柄朝纲，然后就是一个以贪污腐败为主要业务的“严党”祸乱朝纲的政局。对马芳有再造之恩的“老上级”周尚文，正是因为开罪于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而屡遭贬斥，马芳驻守宣府时，又与严嵩同党仇鸾（即那位向俺答送钱的草包总兵）不睦，曾因此坐连镇山敦之败而遭罚俸，其奇袭蒙古军迫其退兵的战果更被仇鸾窃取。朝局如此，军备可想而知，阿勒坦兵犯古北口时，明朝京军久疏战阵，竟然一触即溃。阿勒坦兵围北京时，周边有明军因畏惧出战，居然“嚎哭震天”。京军溃烂如此，边防军同样糟糕，明朝边镇士兵因土地兼并等原因逃亡严重，许多军镇卫所缺编竟达一半多，更兼军内腐败等因素，作战士气也低落不堪，多年以来，蒙古人来，明军跑，蒙古人杀，明军躲，蒙古军抢掠，明军瞧热闹，这是明朝边境每年都要上演的固定剧本，战败，已经是一种习惯。
明军溃烂如此，北面的对手——-蒙古人，却正经历着他们既元朝之后一个“回光返照”期，自明朝成化末年开始，蒙古“黄金家族”鞑靼部相继涌现出一代代强悍领袖，至嘉靖中期，蒙古虽已分裂成本部左翼（即由蒙古“黄金家族”可汗统领的“土蛮”部）和“右翼三万户”（即由阿勒坦汗统领的“鞑靼”部）两部，但统帅“右翼三万户”的[color=#ff0000]阿勒坦可汗[/color]，却可称当时蒙古草原最杰出军事家，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他南征北战，先是在蒙古草原的内战中，把代表“蒙古可汗正统”的土蛮部赶到了辽东。建立了他东起宣化地区，西低青海的庞大“势力范围”，继而挥师南下，频繁侵扰明王朝边陲。此人用兵极富韬略，擅打“闪电战”，其麾下军队更是彼时蒙古草原的最精锐力量。常上演虚实结合击破明军防线南下的好戏，“庚戍之变”即是其中妙笔。从明朝嘉靖至隆庆两朝，被他攻陷过的明朝重要边城不下二十坐，死于其手的明朝游击（师长）以上各级军官更高达十九人，正是这个强大无比的对手，把明军的战败，几十年来打成了一种“习惯”。
一支视战败为习惯的军队，一个把战败打成“习惯”的对手，这是马芳面临的现实，他的责任，是打破这个“习惯”，战胜这个对手。
马芳很早就知道这个“习惯”，如他曾与彼时边塞诗人尹耕纵论时坦言道“胡掳之强，强在视战为生，我军之弱，弱在畏战如死”。初归大同被委任为“队长”后，即每每身先士卒，浴血杀敌，袍泽们背地取外号叫“疯子马”，飞黄腾达后，“疯子马”更要部下们和他一起“疯”，任宣府游击时，重立“军战连坐法”，规定临战畏敌不前者，后队斩前队，将领畏敌不前者，士兵斩将领，每战更是“模范带头”，依旧率先冲杀敌阵，引得属下殊死效命。但马芳更要“治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马芳向兵部上奏，提出“[color=#0000ff]尽遣宣府客兵，以乡人守乡土，可得虎师。”[/color]直点中明王朝边备不振的要害，晚明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打造关宁铁骑的创举，正是马芳奏议的“山寨版”。明王朝采纳此议，在山西当地征募青壮从军，马芳更认定“兵之优劣，重在选练之效”，不但在军中制定严格的赏罚管理训练条例，招募当地拳师以及蒙古降兵为教官，更常在训练中“亲执械示范格杀”。对明朝军中将官刻薄虐待士卒的陋习，马芳也痛心疾首，调任宣府游击时便曾命亲兵在军中秘查，先后惩治虐待士兵克扣军饷的将官二十多人，一时间“军纪大振”。升任总兵后更颁布严格条令，规定将官有虐待士卒者，要处以至少八十军棍的刑罚，有克扣军粮者，不但大刑伺候，财产更要充公。为阻止当地权贵擅调士兵充奴婢，马芳竟对山西当地某皇亲国戚“拔刀怒向”，终迫使其归还被征调的士卒三百余人。“疯”到如此，麾下士兵更不用说，当千户（团长）的时候，一个团的士兵跟他一起疯，当游击（师长）的时候，一个师的士兵跟他一起“疯”，当总兵（军区司令）的时候，一个军区的士兵跟他一起“疯”，马芳还从麾下的“疯子”里挑出数十名最“疯”的精壮，组成“家兵”，这支他精心打造的“特种部队”，在以后的数场战争里，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砝码。
但马芳同样明白，仅仅依靠“疯”，是无法战胜面前这个强大的敌人。曾流离蒙古十二年的他深知，阿勒坦及其麾下的蒙古精骑，是一支同样“疯”的虎师。如他曾对明兵部尚书赵锦言道，明军较之蒙古军，有三“不可比”，一为蒙古军“天生骑射，弓马娴熟”，二为“来去迅即，顾此失彼”。三为“居无定所，进退自由”，为解决这三“不可比”，马芳并非像当时其他边将那样建议以守为主，靠修筑边墙来阻遏敌人进攻，相反却创造性思维，提出了“以骑制骑”的作战思路。即先是结合南宋吴阶的“叠阵法”，发挥明军在火器技术上的优势，为边镇骑兵大规模装配火器，作战中火熗骑兵，骑射兵，刀兵相互配合，反复冲杀，以此“可补骑射之短也”。明朝骑兵大规模装备“三眼铳”“五眼铳”等连发火器，正是从此时开始。而在作战思路上，马芳更将“以快制快”发挥到极致，主张每年冬春之季，派遣精锐骑兵组成小分队对蒙古草原进行反突击，以劫掠马匹和焚烧草场为作战目标，最大限度摧毁蒙古人的作战资源，而当蒙古军南下侵扰时，切忌闭关消极防守，而是要以长途奔袭，断绝蒙古军后路，聚歼蒙古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言：“克掳之道，重在料敌先发，敌欲动我先动，以我火器骑射之长，克敌弓弩骑射之短，重创敌于塞上，方为制胜之法也。”
在“被动挨打”数年的明王朝，马芳的动议可谓晴天惊雷，自然引起朝野的纷纷侧目。早在任参将的时候，御史夏阳就曾弹劾他“骄兵悍将，邀功贪战。”对其“以骑制骑”的战法，兵部侍郎赵应奎更斥为“沽名钓誉，不识边务。”论为官，马芳有时是一个“很不上路子”的人，宣大总兵仇鸾在任时，虽打仗草包，搂钱却精明，山西当地将官每逢过年都要按惯例送礼，美其名曰“冬礼”，马芳非但不参与，更常借口“过年加班”远避之。仇鸾获罪后“秋后算账”，马芳成了山西当地军官里少有的“清白人”。继任仇鸾的宣大总督杨顺更是混账，每逢蒙古骑兵侵扰时，他只会闭关求太平，只在敌人退走后才假摸三刀的出来追一气，更让人发指的是，他竟命部下时常屠戮逃难的汉族百姓，割头后剃发冒充蒙古兵以充边功，对此禽兽行为，马芳愤然抵制，严令属下“敢有随之杀良冒功者立斩”。因他“不上路子”，仇鸾在时，曾夺他奇袭阿勒坦之功，杨顺在时，也曾害他因“坐连战败”而罚俸。虽“小鞋”被穿了不少，但看似“不上路子”的马芳，其实是个官场上“很上路子”的人，坎坷的军旅生涯不但造就了他沙场上铮铮的硬骨，更成就了他生活中乖巧的性情。不“孝敬”仇鸾，因他深知仇鸾“性桀骜贪暴，势难长久也。”抵制杨顺“杀良”，更因他明白此举“必招怨怒，从之亦难免罪”。事实上都御史方逢时，几任兵部尚书王邦瑞，赵锦等皆于他交好，后来担任宣大总督的名将王崇古更将马芳“引以为知交”。马芳每镇守一地，除悉心练兵防御外，更留心搜集当地珍奇土特产，用以馈赠各位“上级领导”，苦心总算有回报，马芳此后选将练兵，整饬军备，从经费到武器都皆得各位“大佬”支持，每次都“精兵良械优给之”。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同样对马芳看得精，曾告诫杨顺道：“（马芳）虽表面憨鲁，实心细如发，更兼胸怀韬略，不可引之为仇也。”
而在此时，阿勒坦的“疯”也在继续，自嘉靖三十年（1551年）战端重开后，阿勒坦连年侵扰明朝边境，摧毁明朝边镇堡垒无数，特别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竟从二月至十月，连续对明朝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五大军事防区进行掠夺式侵扰，所过之处“军堡尽毁，府库尽遭掠，黎民流离被掳者无数”，在明朝边境上从东到西，轻轻松松的搞了场“自驾游”。期间明军总兵，参将，指挥等大小各级军官战死者数十人，军队损失更惨不忍睹。战败，依然还是明军的一种“习惯”。然而与此同时，马芳的“疯”，却开始打破这个“习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阿勒坦故伎重演，绕过宣大防线，率骑兵再次闪击至明朝京城外围的怀柔地区，一时间“京城大警”，数万明朝各路援军畏惧阿勒坦兵威，纷纷观望不敢战。危急之下，还是参将的马芳慨然出击，率麾下两千精骑在保安（河北逐鹿）与阿勒坦军血战，是役马芳军“奋勇跳荡，生猛敢战”，在数万“看热闹”的明军眼皮底下杀得阿勒坦部后退十数里。横遭重击的阿勒坦不知明军虚实，立刻下令全军北撤，一场险些复制“庚戎之变”的兵祸就此消解。此战中马芳身负五处刀伤，坐骑也被射杀，可谓以命相搏，连缩在金銮殿上吓出一头冷汗的嘉靖帝也闻之大奇，当场感叹道“勇不过马芳”。而蒙古军中也深知马芳威名，送他一个“马太师”的尊称。马芳之勇猛，从此一战成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屡立战功的马芳暂离山西，升任蓟镇副总兵，这次他的主要对手，换成了长期侵扰明朝东部边陲的蒙古土蛮部，马芳甫一到任，土蛮即发动十万骑兵南下侵扰，马芳一面命他的“家兵”从侧翼打击蒙古军，一面与总兵欧阳安一道在界岭口迎敌，一番激战，杀得土蛮前锋小却且俘获多人，审讯时有蒙古俘虏眼尖，盯着马芳脱口惊叫“马太师也！”马芳闻言立刻“免胄示之”。得悉对手正是数度重创蒙古骑兵的“马太师”，十几万土蛮骑兵立马脚底抹油，撒丫子仓皇北撤。土蛮刚“跑路”，老对手阿勒坦又卷土重来，是年六月阿勒坦侵扰河北地区，因时任蓟辽总督的王杼指挥无方，导致明军全线崩溃，遵化，玉田等重镇相继沦陷，马芳率领骑兵长途奔袭，在金山寺一战里重创蒙古骑兵，再次迫使阿勒坦北撤，但战后追究败因，马芳又被“连带责任”，以“抗敌不力”的罪名被剥夺副总兵一职，贬为都督佥事。嘉靖四十年（1561年），马芳移守宣府，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安排，让马芳和阿勒坦，这对彼时明蒙战争中最出名的“疯子”，等来了一次面对面“PK”的机会。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八月，阿勒坦南下侵扰，与以往分散式骚扰不同，这次他改为“重点打击”，兵锋直逼山西地区。明军当地部队一如既往的“习惯性失败”，纷纷溃退，身在宣府的马芳却决心“先发制人”，在阿勒坦部南下之初，即侦之其部队动向，经反复筹谋，终定下从宣府奔袭至山西，给这个骄横的对手以重击的方略。副将赵勇担忧此举风险太大，且山西并非宣府防区，“观望”可免责，一旦失败即罪不容赦，马芳慨然道：“今敌寇凶猛，避之必败，击之方有胜机，况身为朝廷之兵，即有守土之责，又何来分彼此，大丈夫身受国恩多年，正当杀敌报国，纵是此役必败，拼得我等性命一条，却要叫敌寇知我大明兵威，虽死又何妨”。尽管如此，马芳也知此战凶险，行前对三军放话，有兄弟同在军中的，弟弟留下，父子同在军中的，儿子留下。结果却是众将士“群情激昂争先从之”。马芳随即整军，率领着这群“疯子”长途奔袭，连夜急行军五百里抵达大同外围，终于捕捉到了阿勒坦主力，此时正是凌晨，马芳并不急于进攻，还是先以其精锐“家兵健儿”为先导，趁夜色潜入蒙古军营中放火，然后趁蒙古军营混乱时拼命高呼“马太师来了”。接着马芳军奋勇冲杀，在正面对蒙古军发起强攻，猝不及防的阿勒坦果然大溃，明军前仆后继，以死相拼，是役蒙古军“惊慌失措，相互踩踏死者无数”。但面临突发局面，阿勒坦却果断应对，他冷静的整合兵马，命令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且亲自留队断后，经殊死搏杀，终于成功的顶住马芳的强攻，安然抽身北退。不甘心的阿勒坦小退二十里，与马芳形成相持。
初战告捷，马芳乘胜追击，率部持续进逼阿勒坦，咬牙意图复仇的阿勒坦连续在兔儿岭，饮龙河等地与马芳接战，多年来马芳苦心练兵的心血终见效果，勇猛的宣府精骑反复拼杀，刀兵，火熗兵，骑射手波浪般来回纵马冲击，火熗与铁骑相互配合冲锋的战术，令只善骑射的蒙古军接连受挫，整齐划一的冲杀与轰鸣呼啸的火熗弹丸下，先前不可一世的蒙古勇士们纷纷被打落马，几次接战皆伤亡惨重，但阿勒坦的军队毕竟训练有素，每遇战事不利的情况，随即能够发挥机动性优势，通过交替掩护的方式安然撤退，随后连续五战，马芳攻，蒙古军败，马芳追，蒙古军退，虽节节胜利，却始终不能重创敌人。不服输的阿勒坦且战且退，渐退至明朝边境的怀安地区，阿勒坦意图绝地反击，先以小股骑兵诈败诱使马芳轻进，企图将马芳诱引至塞外草原，再发挥蒙古骑兵的机动力聚而歼之，马芳果然率部突进，阿勒坦大喜，正欲合围歼之，却见蒙古军两翼突现明军，原来，马芳早安排他的“家兵健儿”从侧翼突进，在战斗打响后将蒙古军拦腰斩断，一场原本阿勒坦计划内的伏击战，反成了明军的歼灭战，此战“持续昼夜，格杀甚烈，”马芳本人依旧身先士卒冲荡敌阵，冲杀间竟然“马刀砍损三把”，经一夜恶斗，骄横的蒙古骑兵终于倒在明军坚韧的精神面前，仓皇的扔下满战场的尸体拔马溃散。那是之前打遍草原无敌手的阿勒坦可汗一生里遭遇的第一场惨败。出塞，奔袭，破敌，追杀，决死恶斗，七战七捷，马芳以一场“疯子”间完胜的PK，为战败已成“习惯”的明军赢来一场扬眉吐气的胜利。从宣府到大同，从大同至怀安，马芳军的奔袭距离，在这场战斗中竟长达一千里。大明虎师的铁血军威，激荡千里路下的云和月。
捷报传来，大明上下震惊，朝野上下狂喜似“中彩票”。这一年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山东，河南，山西连闹水旱灾害，东南倭寇持续肆虐浙江，苏南一带，明军败绩连连，嘉靖帝的寝宫“万寿宫”也横遭火灾，在熊熊烈火中付之一炬。正在“倒霉大连环”时，马芳的胜利却为整个明王朝“冲了喜”，封赏随之而来：马芳复封左都督，擢升为宣府总兵。这位时年四十四岁历经坎坷的武将，此时已然走到了明代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上。对于给马芳升官当了“垫脚石”的阿勒坦可汗来说，这场令他颜面扫地的战败，不是一个结束，却是此后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color=#ff0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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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是阿勒坦“噩梦”的开始，不止因为这场酣畅淋漓的大捷粉碎了他“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并非因为马芳籍此飞黄腾达，一举成为“边帅武功之首”。最重要的是：俨然权倾一方的宣府总兵马芳，终于可以用充足的权力调动足够的资源，从此大展拳脚实现他筹谋经年的对蒙古作战方略————“敌欲动我先动，重创敌于塞上。”先前蒙古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侵扰，大明边军处处被动防守却处处挨打的“一边倒”局面，自此悄然扭转。
所谓“[color=#0000ff]敌欲动我先动，重创敌于塞上[/color]”，换成现代战争理论就八个字：先发制人，以暴制暴。当大明北疆诸多边将在滚滚胡骑面前纷纷闭关自守求太平时，马芳毫不犹豫的完成着这个强者的抉择，为实现“先发制人”，多年来马芳大打“情报战”，时常命亲兵化装混入被蒙古军掳走的逃难百姓里，趁机混入蒙古军中“卧底”，对阿勒坦所信任的“汉奸”们，马芳也苦心策反，先后发展了多位“线民”，并借机派细作混入其中。这些被马芳精心挑选派去“潜伏”的“情报员”，此后皆精忠报国，将各类重要情报历经千难万险送回。因此马芳对于蒙古部落特别是阿勒坦部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明史称他“有胆智，谙敌情。”马芳的“老领导”王崇古就任宣大总督伊始，曾与马芳一道商讨战事，事后大赞道：“胡骑来去虽快，却难逃马桂馨（马芳）耳目。”
凭成功的“情报战”，马芳逐渐放开手脚，大胆实现他“先发制人”的战略，从担任参将开始，马芳就开始着手组建隶属于他的“特种部队”——-家兵。每当阿勒坦进犯的情报送来后，马芳立刻将他的“家兵”散布在明蒙交界的边境线上，组成数支三十至四十人的“小分队”，当阿勒坦大举进犯后，马芳的“家兵”立刻全线出动，对蒙古人的后方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攻击，或抢夺马匹，或焚烧草场，或袭击阿勒坦的辎重粮草，与马芳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粉碎阿勒坦的入侵，担任宣府总兵后，马芳的“先发制人”更加胆大，除了每年频繁的“特种战”，更多次组织主力部队，对边境蒙古部落发动大规模的惩罚性袭击，史载他“或躬督战，或遣婢将”，每年“数出师捣巢”，多次“多所斩获，寇大震”。最为“嚣张”的一次，马芳亲率大军奔袭四百里，捣毁内蒙古兴和地区的蒙古部落后，竟然在当地旧堡垒遗址上“登高四望，耀兵而还”。但“嚣张”有时候也要付出代价，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4年），马芳率主力出击内蒙北沙滩，意图重创阿勒坦汗主力，但阿勒坦却巧妙绕开马芳兵锋，奇袭马芳辖区宣府，攻破重镇隆庆，事后马芳因“坐寇入”之罪遭明廷严斥，被夺去左都督职务。念及往昔战功被令“戴罪立功”。虽小胜一招，但阿勒坦却已对马芳越发忌惮，自马芳担任宣府总兵后，阿勒坦的侵扰重点，就逐渐转向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区，而视原来的“重灾区”山西为禁地，因马芳屡次“先发制人”，明朝边境诸多将领也有样学样，延绥总兵赵苛，大同总兵姜应熊等边将也屡次主动出击，对蒙古部落发动反攻，虽然有胜有败，但忌惮明军反扑的阿勒坦终不敢如往昔那般长驱直入，开始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战术，往日在明朝边境“自驾游”的好日子早一去不返。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后，蒙古部落连续数年频遭雪灾，外加明军“先发制人”战术的盛行，导致阿勒坦数次南侵皆损失惨重，渐渐陷入颓势，为扭转局面，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阿勒坦集结十万骑兵，以其长子辛爱统帅，发动了对明朝边境重镇万全右玉的大规模攻击，“戴罪立功”的马芳，也因此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凶险一战————[color=#0000ff]马莲堡会战[/color]。
说这场战役，不得不提战役的爆发地——-万全右卫，万全右卫，坐落于今河北万全镇，是明朝宣府西路长城的要冲，在明蒙战争中，它既是遏制蒙古军攻势的战略要地，更是一坐数次挫败蒙古军入侵的“英雄之城”，仅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间，蒙古各部对万全右卫城发动的中等规模以上的攻击就有二十七次，每次皆碰的头破血流，明朝兵部尚书赵锦曾赞颂此城为“铁壁”。但这次阿勒坦却一心要把这“铁壁”啃下来，竟一次动用了十万精骑的重兵，一旦万全右卫沦陷，阿勒坦此次南侵就将无后顾之忧，不但河北地区会惨遭涂毒，京城安全也将受严重威胁。战事爆发后，明朝迅速做出反应，兵部尚书杨博急命固原，延绥，宣府，大同，蓟镇五大总兵率精锐驰援，马芳率宣府军在正面迎击蒙古军主力，蓟镇援军从侧翼夹击，大同，延绥，固原三镇精兵山西天成，阳和地区设伏，意图扎起一个聚歼蒙古军主力的“口袋”。担任正面迎击的马芳，恰是明军战略中的关键棋子，孰料计划赶不上变化，马芳率一万精兵刚刚赶到万全右卫北面二十里的马莲堡，即与蒙古军侦骑遭遇，继而蒙古军十万主力部队火速扑来，敌众我寡下，有副将建议立刻南撤，与万全右卫守军会合后再战，马芳断然拒绝道：“今敌气势正盛，避之必覆没，唯痛击也。”当即下令全军在马莲堡设防，升起“马”字战旗，与蒙古军针锋相对。此时大同，延绥，固原三镇援军相距遥远，蓟镇援军尚在途中，万全右卫守军兵力单薄，马芳所在的马莲堡，已是彻头彻尾的“绝地”。慑于“马太师”的威名，蒙古军未敢立刻发起强攻，仅派小股骑兵连续试探，马芳镇定自若，坦然应对，命令部下大张旗鼓，摆出数万精兵坐镇的假象。不明虚实的蒙古军不敢近前，仅用硬弩和“土铳”（蒙古军使用的火器，为阿勒坦身边汉奸所制）不断轰击，双方对峙至下午，却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年久失修的马莲堡城墙在蒙古军的攻击下突然坍塌，正当马芳的部将正慌忙修缮城墙时，马芳却断然制止，相反命令全军偃旗息鼓，甚至对蒙古军的骚扰也不再还击，一时间全军“寂若无人”，大摇大摆的跟蒙古人唱起了“空城计”。入夜后为试探马芳虚实，蒙古军大张旗鼓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甚至点起火把彻夜呐喊辱骂，一时间“野烧蚀天，嚣呼达旦”，马芳却不慌不忙，命部下堂而皇之打开马莲堡城门，自己却在军帐里安然静坐，对蒙古军的挑衅充耳不闻。虚虚实实下，蒙古军果然上当，叫嚣整夜，却不敢贸然进攻。险中求胜的“空城计”，终为马芳赢得了金子般的反击时间，次日上午，马芳亲临阵前观察，判定蒙古军正准备撤退，马芳立刻下令全军追击，先命火器齐轰，然后全军冲杀，早在整夜“空城计”下憋足火的宣府精锐们悍然从马莲堡的废墟里冲出，雪亮马刀直砍向阿勒坦的“主力”们，明军“喊杀冲突，悍勇不可挡”。猝不及防的蒙古军再次大溃，不但被马芳追杀数十里，更被赶进了明军的“口袋”里，早已设伏良久的大同，延绥两镇精兵乘机出动，一路奋勇追杀，“沿途斩首俘获甚重”，原本要啃“铁壁”的阿勒坦再次大败亏输。此情此景，诚如战后兵部尚书杨博的奏折中所言：“此役同仇敌忾，追歼逐北，其酣畅淋漓，为九边罕见也。”对“空城计”破敌的马芳，杨博更赞不绝口，大赞马芳“以汉李广之智勇，首挫寇之兵锋，当为头功也。”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会战中，马芳的副将田世威和赵宣因为战败论罪，按律应处斩，马芳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赏赐为二人赎罪，反遭到御史弹劾，马芳本人也被嘉靖帝下诏“申斥”，马芳“仗义”，可得救的田世威“小人”，几年后田世威官复原职，却处处与马芳作对，对此马芳则坦然对待，素来“不与校”，胸襟宽广的马芳，不但因此在当时“边将多赞之。”更和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起，数百年后被写入一部经典京剧剧目中，至今依旧传唱不绝——-《困城》。
而就在万全右卫之战胜利后五个月，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帝朱厚熜驾崩，其子朱载垕登基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比起数年来沉于道教的嘉靖帝，新君隆庆帝朱载垕即位初期颇有作为，对北部边防大力整治，而一直“戴罪立功”的马芳也得到重用，恢复了原本被剥夺的“左都督”职位。朱载垕更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遣使抚慰封赏宣府，大同，蓟镇诸边将，下旨抚慰道“愿诸将协力，早破北虏”。求胜之心，可谓急迫。
[color=#ff000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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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隆庆帝期待着“早破北虏”，但隆庆元年（1567年），不服输的阿勒坦立刻给他来了个“下马威”，隆庆元年正月至四月，阿勒坦连续对明朝蓟镇，宣府，大同，固原诸重镇发动了七次侵扰，明军严防死守，皆迫使阿勒坦无功而返。受挫之下，阿勒坦决心再次对马芳实行“重点打击”，依其属下汉奸献策，阿勒坦仔细筹谋，命其子辛爱于隆庆二年（1568年）十一月率五万骑兵佯攻蔚州，待马芳中计出击后，再派精锐骑兵乘虚攻击宣府，企图重演嘉靖四十二年闪击宣府的好戏。吃过一次亏的马芳这次没有上当，当蒙古军“闪击”至宣府后，不但见宣府重镇已经严阵以待，马芳更砍伐周边树木在城墙周边环列成栅栏，组成一道遏制蒙古骑兵突击的防线。机关算尽的阿勒坦“识趣”，立刻拔马北返。马芳却不罢休，立刻率领部队尾随追杀二百里，终于在内蒙古长水海大破阿勒坦主力。吃了亏的阿勒坦哪肯作罢，马芳前脚刚班师，阿勒坦后脚立刻集结重兵，杀气腾腾的再次奔来，阿勒坦兵锋逼近时，马芳部尚在吃饭，闻讯时马芳当即“掷碗碟于地”，对众将大呼“且随我夺虏食”，立刻率兵出战，在内蒙古鞍子山与阿勒坦军硬碰硬血战，一场迎头痛击再次打得阿勒坦狼狈北逃。战后马芳命人烹制美食，与此战中阵亡将士的尸骨一起下葬。时任宣大总督的陈其学闻之感叹道：“爱兵如此，方有虎师也。”
宣府遇挫后，阿勒坦调转熗头，此后转而对邻近宣府的大同地区进行“重点打击”。自隆庆年间开始“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宣大总督陈其学判断失误，命大同总兵赵苛将重兵屯守在紫荆关，虽一度击退敌军，却反被阿勒坦避实击虚，绕开紫荆关攻入怀仁，山阴等地区。盛怒之下，陈其学干脆给阿勒坦打出“对对糊”，命宣府总兵马芳与大同总兵赵苛换防，让马芳调任宣府总兵防备阿勒坦，怎料阿勒坦继续“躲”马芳，不但不再攻击大同，反而再次掉转熗头，对宣府管辖的威远地区发起强攻，待到马芳率军驰援时，阿勒坦又立刻“脚底抹油”北逃。面对阿勒坦“欺软怕硬”的战术，马芳依旧“先发制人”，针对大同邻近蒙古地区，易受攻击的局面，马芳决定主动出击，如他对诸将所言“非大创之不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六月，马芳探知阿勒坦将主力屯于咸宁海子（今内蒙古商都），随即集中全部主力出击，战前马芳严令三军，全军弃掉辎重物资，每人仅带三日口粮，以示死战之心。四月七日全军开拔，一路上“人噤声，马衔枚”，悄无声息高速急行军，四月八日抵达咸宁海子外围时，正雄心勃勃筹谋新一轮南侵的阿勒坦竟毫无察觉。四月九日凌晨马芳发动总攻，先以火器攻击，马芳的“家兵”从阿勒坦大营两翼奇袭，马芳率主力正面突击，另有一支精骑在阿勒坦逃路上截杀，猝不及防的阿勒坦再次“中招”，马芳军“四面合围，驰突奔杀。”阿勒坦军“仓皇弃营，踩踏砍杀殒命者甚重。”经一夜血战，阿勒坦终于不支而逃，明军紧紧追赶，从咸宁海子一路向西追杀数十里。此战阿勒坦伤亡甚重，仅被擒的部落首领就有十数人，缴获战马辎重无数，可谓“大创之”。刚刚就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阅罢战报后当场大喜道：“大同可暂无事也。”
而就在四个月后，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令明蒙双方持续二百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落下帷幕。是年九月，因阿勒坦强娶其孙把汉纳吉的未婚妻乌纳楚，把汉纳吉一怒之下竟带部下家人数十人至大同投奔明朝。“家丑外扬”后阿勒坦震怒，立刻率领十余万骑兵杀至大同外围，企图用武力逼迫明朝“交人”。孰料挑衅几日，因马芳严防死守，丝毫未占到便宜。而此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深谋远虑，一面妥善安置把汉纳吉，一面向明朝提议趁机招抚阿勒坦。彼时支持明朝国政的髙拱，张居正两位大学士皆对此全力支持。偏巧此时阿勒坦的长子辛爱虽假意发兵协助阿勒坦，其实却按兵不动，企图借阿勒坦与明朝血拼的机会“抢班夺权”。可谓“雪上加霜”。十月初，在马芳小挫阿勒坦后，王崇古派百户鲍崇德为使与阿勒坦会谈，经一番舌战，色厉内荏的阿勒坦终于服软，屈服道“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得到阿勒坦承诺后，双方达成协议：阿勒坦向明朝交还之前叛逃至蒙古的赵全等十余名汉奸，明朝册封把汉纳吉为指挥使，礼送回阿勒坦处。十二月初四，双方正式“交换”，阿勒坦逮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麟、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九名汉奸至明朝，明朝也如约将把汉纳吉礼送归蒙古，为防阿勒坦“打击报复”，明朝使臣更警告阿勒坦“汝孙今为朝廷命官，不可轻辱也。”是日阿勒坦与把汉纳吉祖孙俩“相抱而哭，连连南向叩头。”阿勒坦更对明朝“遣使报谢，誓不犯大同”。此事“和平解决”后，阿勒坦主动示好，下令昆都力，吉能等蒙古部落停止对明朝边境的侵扰，王崇古也向明朝廷上奏，建议明朝“以先朝忠顺王故事”册封阿勒坦，“许贡入京”，且在边境上开放互市，从而实现明蒙双方的长期和平。虽有朝臣指责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因大学士髙拱，张居正等人支持，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明王朝终于下诏册封阿勒坦为“顺义王”，其兄弟子侄部下皆受封都督，同知，千户等官职，在延绥，红山敦，宁夏清水营等地开设“互市”，恢复蒙汉两族边民贸易。五月七日，阿勒坦在大同北面的晾马台正式举行“顺义王受封宣誓”仪式，歃血盟誓道“世世代代，永不复叛”。此誓果然成真，之后不但蒙古其他部落有样学样，以至“河套各部皆求归附”，且“边鄙又安，蓟宣以抵甘固，六十余年边民生息，遂长不识兵革也。”这件令明蒙双方彻底结束大规模战争局面，从此“不识兵革”的美事，便是史家至今津津乐道的[color=#ff0000]“隆庆和议”。[/color]
“隆庆和议”的成功，固然是由把汉纳吉的“叛逃”事件引发，由髙拱，张居正，王崇古等卓越政治家的缜密筹谋而实现，但不容忽略的依然还有马芳，事件起初，正是马芳在大同滴水不漏的防守，打出了双方的“谈判环境”，王崇古向朝臣解释“封贡”原因的奏折里，也将此时明军兵强马壮，“我兵非昔怯”作为论据。“和议”成功后，王崇古在奏折里大赞马芳“和议之成，芳实有功也”。阿勒坦方面，虽然“叛逃”事件里明朝的诚意是他和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常年的战争状态下，明朝对蒙古部落的“经济封锁”，以及马芳等边将的“以暴制暴”，早令他损失惨重，特别是在马芳咸宁子海大捷后，外强中干的阿勒坦其实已“打肿脸充胖子”，如他在受封顺义王后给明王朝上的《答谢表》中所讲：明朝的“经济封锁”让他“坐失抚赏”，数次南侵却在明朝边军的打击下“人马常被杀伤”，特别是马芳等边将的“以暴制暴”将他“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和平的“军功章”上，着实该有马芳的姓名。
而《明史》却清楚记录了马芳的战功————-“战膳房堡、朔州、登鹰巢、鸽子堂、龙门、万全右卫、东岭、孤山、土木、乾庄、岔道、张家堡、得胜堡、大沙滩，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擒部长数十人，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
[color=#ff00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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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时将帅冠”的马芳或许未曾想到，他的宦海生涯，会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一道发生逆转。
“隆庆和议”成功后，马芳作为大同总兵，每年五月皆受命率精兵护送王崇古到大同北面的弘赐堡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宣扬明朝威德，每次马芳部皆“兵甲威武，诸部皆拜服之”，帮助王崇古搞好“统战工作”。然而两年后的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这对“老战友”却一并在官场跌入谷底，此时隆庆皇帝过世，其子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在万历初期的政治斗争中，原内阁首辅髙拱失势被逐，大学士张居正取而代之。随后就是“政治清算”，先是身为髙拱亲信的王崇古被御史陈堂弹劾“弛防徇敌”，不得不引咎辞职，马芳随后也未能幸免，“战争年代”他行贿朝中要臣以及与将士私分“战利品”的旧事被巡阅侍郎吴百鹏揭发，虽有兵部尚书杨博说情，明朝廷依然免去马芳职务，勒令马芳“归家闲住”，这位一生历经血战，战功无数的名将，就这样背负着一个“行贿者”的污名告别了沙场。
四年后的万历五年（1577年），做了十年“王爷”的阿勒坦老毛病又犯，向明王朝狮子大开口“讨封赏”，并威胁要兵戎相见。明王朝立刻启用“勒令闲住”的马芳复任宣府总兵，马芳到任后整治兵马，在宣府郊外率领骑兵举行了数次“游猎”，“马”字战旗在蒙古部落眼前烈烈招展，蒙古各部闻讯大惊道“马太师归也。”阿勒坦立刻“识相”，火速向明王朝“奉表谢罪，痛悔前过。”原本一触即发的兵祸就此消解。次年马芳因积劳成疾退休回乡，终于彻底告别了他厮杀一生的战场。万历九年（1581年）十月，这位从奴隶到将军的铁血名将在家乡蔚州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享年六十四岁，过世前留遗嘱，葬入大同北面新平堡（今山西大同天镇城北五十里，马芳当年投奔大同后当“队长”的地方），次年二月十三日，“顺义王”阿勒坦也在黄河河套岸边的美岱召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公路的北侧）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岁，明王朝隆重“赐祭致礼”。这对周旋一生的“老对手”的相继离世，前后不过五个月。马芳过世后，其尸骨遵遗嘱葬入新平堡，然而此后历经战乱，其墓碑与尸骨皆相继流失，比起生前的沙场风光，可谓寂寂。
更为“寂寂”的却是马芳的身后之名，虽他的事迹被写入川剧《鱼鳞阵》，京剧《困城》等民间戏曲中，但更为“出名”的却是他的儿子。马芳育有两子，长子马栋后来官至提督，“出名”的却是他的次子马林，马林少年时即因马芳战功而萌官至大同参将，从此“子承父业”，可他却“子不类父。”身为名将之子，却偏偏“雅好文学，能工，善诗”，当然也很“爱好军事”，曾经上书“陈边务十策”。且“自许甚高”。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二月，马林以开原总兵的身份参加明王朝征讨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会战，受命统军从开原出击努尔哈赤，却在尚间崖之战中北努尔哈赤杀得全军覆没，史载“血满盈谷”。四个月后的开原之战，意图决死守城的马林指挥不力，中了努尔哈赤“声东击西”之计，被努尔哈赤用精骑攻破防线，马林与其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等人皆力战而死。两次惨烈的失败，陪衬了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虽然《明史》说马林“无大将才”，但以身殉国的壮烈，终捍卫着马芳的铁骨。同样“铁骨”的还有马家的其他后人们，马林的长子马燃，次子马灼之前皆战死在萨尔浒会战中，三子马炯在天启年间以“湖广总兵”身份征讨贵州叛乱，兵败后归家病逝，四子马旷“幼习兵略”“性坚毅忠勇”“颇有先祖遗风”，明朝辽东两任名将孙承宗和袁崇焕皆对他甚为器重，从天启到崇祯年间，他数次在辽东参与抗击女真入侵的战斗且屡建战功。至崇祯十二年时（1640年），他已因功升为甘州总兵，是年冬天，明末农民军首领贺锦率重兵四面包围甘州，马旷愤然拒绝招降，率领全城军民浴血奋战，在酷寒暴雪下坚守一个多月，终因弹尽粮绝而沦陷，马旷与其二子被俘后不屈遇害。两个月后，马旷的亲弟弟————盖州同知马飚同样在与农民军的力战中牺牲。从萨尔浒会战至明朝灭亡的三十六年间，马家为国捐躯者祖孙三代多达七人，可称满门忠烈。
[color=#0000ff][b]补充1：庚戍之变[/b][/color]
[color=#ff6600]明朝初年，退居蒙古草原的元皇室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派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16世纪中叶，蒙古地方势力中，鞑靼部领袖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俺答曾向明廷要求给他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王朝拒绝了这些要求。俺答的真心求贡得不到批准，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的仇鸾，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答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三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后，满载而归。因这年干支为“庚戍”，故称“庚戍之变”。
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至隆庆四年（1570）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始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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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size=6][b][color=#0000ff][size=3]补充2：孛儿只斤·阿勒坦[/size][/color][/b][/size]
孛儿只斤·阿勒坦：(公元1507～1582年)，蒙古族，又称作阿勒坦汗、谙达汗、安滩汗、索多汗、葛根汗，达延汗之孙；丰州滩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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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明史中称俺答汗。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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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的祖父为孛儿只斤·巴图蒙克，是实现北元后期蒙古大统一的“中兴烈士”达延汗，其父亲孛儿只斤·巴尔斯博罗特是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的济农(副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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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在三岁时，就养于蒙郭勒津之“额伯凯阿噶、锡尼凯乌尔鲁克之手”。后来畏兀特之阿巴里企图加害于他，他们二人保护着他，精心转移，始免于难。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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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孛儿只斤·阿勒坦即带兵打仗，早期的活动主要是辅助其长兄兖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吉囊)征讨良哈部、卫郭特、撤拉卫郭尔部和积极侵扰明朝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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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2年)，兖必里克墨尔根去世，阿勒坦汗独肩重任，势力日强，逐步控制了蒙古右翼地区，将察哈尔部的宗主汗逼迫迁往辽东地区。他立志继承其祖父达延汗的事业，以雄“长北主诸部”为已任。因为他的祖父达延汗在明正德十二年逝世后不久，其子孙又复各据一方，分裂成为四十余个独立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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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骁勇善战，“冠绝诸虏”。他率领军队先后六次征讨兀良哈部，并最终吞并了他们。之后四次进军青海，征服卫郭特部和撤拉卫郭尔部，留下他的儿子丙兔守青海、侄孙宾免据松山；又攻入喀木和西图伯特；还多次征讨瓦刺四部，终于称雄北徼。由于他武功煊赫，辈份最高，漠南蒙古各部均尊称他为俺答阿不害，归他节制。小王子孛儿只斤·博迪先后封他为索多汗和土谢图彻辰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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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当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威震明朝。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农历6月，他率军队由朔州、雁门南下，直达太原以南的沁汾、襄坦、长治、祁县，京师为之戒严。这次南下，从入塞到退出共三十四天，掠十卫三十八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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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农历8月，孛儿只斤·阿勒坦的铁骑再出古北口，包围了北京，朝廷大震，史称“庚戌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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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秋季，孛儿只斤·阿勒坦再次分三路进犯山西，一直深入到平遥、文水、交城、太谷一带，“男女死者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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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明军一直未敢撄其锋，所至州县均被残破，大臣大将死伤无数，有的将官甚至赂贿阿勒坦汗，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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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当孛儿只斤·阿勒坦汗率兵深入山西时，赵全曾一再劝他说：“莫若以此时，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西当晋代。进则饮河汾，退则重归云谷，此五伯之伐也。效不晋故事，南北之势成矣。”但孛儿只斤·阿勒坦不为所动。因此，连他的长子孛儿只斤·辛爱也曾日夜扼腕骂他：“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当时的明朝人等也说他“幸无大志”。其实，孛儿只斤·阿勒坦以他政治家、军事家的卓越眼光观察到：“一时率兵南下易，长期入主中原就困难多了。统一蒙古各部，长掌北方，与明朝建立通贡市关系，对草原民族才是最为有利的。”因此，他长期执着以求，“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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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农历4月，孛儿只斤·阿勒坦就曾经要求入贡。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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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蒙古地区遭天灾，人畜死计二、三万，孛儿只斤·阿勒坦大惧，遂往问神官。神官说，若要消灾免难，必须入贡南朝。于是，他派使臣石天爵和肯切，款大同阳和塞要求通贡。并说：“其父孛儿只斤·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父老相传以为盛事。互市则汉达两利。近来贡道不通，才每岁入掠。”他希望实现“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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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巡抚大同都的明朝御史史道上疏以闻，却遭到明世宗朱厚熜的拒绝。次年夏天，孛儿只斤·阿勒坦再次遣石天爵求贡，且声称：“予我市、通我贡；不者，岁一虔而郭”。不料昏庸的大同巡抚竟然诱缚使者，送至京师杀掉，并悬金求购孛儿只斤·阿勒坦的首级。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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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由此大怒，决定采取武力报复方式，于是连续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及境内，沿边各州县广遭蒙古铁骑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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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孛儿只斤·阿勒坦为争取互市，“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并在夏、秋两次派出使者联系，又“请为外臣，朝请瓯脱，给耕具食力，不纳”。孛儿只斤·阿勒坦这种恳切要求通贡的态度，使负责边境治安的明军总督侍郎翁万达也为所动，一再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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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七年夏(公元1548年)，翁万达再次上疏进言，称“阿勒坦汗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昏聩的明世宗不仅不听，反多次呵责翁万达“罔渎”。明世宗的这一顽固立场，终于酿成了著名的“庚戌虏变”。[/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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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请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孛儿只斤·阿勒坦率军一举突破明军防卫，包围了北京城，朝延震惊。孛儿只斤·阿勒坦纵所虏马房内官杨坤，持书入城求贡。明世宗吓得要求蒙古军队撤走后才允许议和。孛儿只斤·阿勒坦在退走后，派遣儿子脱脱入朝陈述原委，又缚献了叛逃的明兵，并以部落和虎喇记为人质，钻刀为誓。明世宗迫不得已，勉强允准互市。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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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请三十年(公元1551年)农历5月，马市开始，孛儿只斤·阿勒坦亲临市场，并告诫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马必身腰长，毛齿相应，然后入”。由于有他约束诸部，因此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市易后，孛儿只斤·阿勒坦“出塞甚喜”，又以贫者无马，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世宗竟又借口有蒙古部众犯边，乞请无厌，“帝恶之，诏罢马市”。自此以后，孛儿只斤·阿勒坦求贡无望，在绝望中便忿而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扰边活动，企图以武力要挟来达到互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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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一片至诚，求贡心切，但他的对手明世宗偏偏是个刚愎自用、英察自信、果于弄戮、以喜怒为生杀，且颇护已短的昏君，加之他所宠信的严嵩又是一个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的权臣。结果一个“常斋居内、厌兵事”，一个“让边帅率以贿进，军事或不以闻，或鼾乘张。”期间，明世宗又斩杀了立有卓越战功的三边侍郎曾铣以及其支持者大学士夏言，朝臣们从此不言边事，因此“边事大坏”。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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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学士张居正后来所说：“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许。然当其晨，庙堂失策，制御乘方”。大学士高拱也说，“阿勒坦汗求贡，边臣他卒不知所策，庙堂当事之臣惮于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自此拥众大举入犯，或者宣大、或者山西、或者蓟昌，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若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岁失计之明验也。”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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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以孛儿只斤·阿勒坦之孙孛儿只斤·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明、蒙之间又开始了和谈，孛儿只斤·阿勒坦以亡入自己领地的赵全等九名明朝官吏换回了孛儿只斤·把汉那吉。[/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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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政府敕封孛儿只斤·阿勒坦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又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农历2月为期，贡由小王子故道，贡马不得过五百匹，贡使不得过一百五十名。还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开始了明、蒙几十年和平友好的局面，促进了蒙古右翼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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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孛儿只斤·阿勒坦赴青海西会见西藏喇嘛索南嘉错时，尊称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是为“达赖”称号之始，并先后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建立寺庙。在孛儿只斤·阿勒坦的大力扶持下，藏传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至今笃信喇嘛教的蒙古族人民仍然深切怀念着孛儿只斤·阿勒坦。[/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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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color=#0000ff][size=3]补充3：蒙汉“隆庆和议”[/size][/color][/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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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庚戌之变”以后，蒙汉之间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长城内外汉蒙两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损害,都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俺答汗在扩展势力的同时，也努力试图恢复与明朝的经济联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发展与长城以南汉族的贸易往来。
在明朝这方面，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首辅高拱认为，过去对俺答汗的互市和好要求一概拒绝并非上策,反而会酿成祸害，主张与蒙古通贡互市，满足俺答汗等领主的要求,这样可以求得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又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缮和加固辖区内的长城，新筑1000余座敌台。这样，通贡互市也有了安全方面的保证。
隆庆四年（1570年）冬天，俺答汗与其孙子巴噶奈济发生家庭纠纷，因巴噶奈济仰慕汉族文化，出走降明。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诏封巴噶奈济为指挥使，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刚开始想武力从明朝夺回其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马市图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考，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以后不久，“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color]
[/color]
[b] [/b][color=#ff0000][b]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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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cc]如果算年头，明王朝与蒙古部落之间的战争，可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之一。从公元1368年元顺帝败逃漠北开始，明蒙双方几十万军队以长城为线，展开了绵延二百多年的惨烈厮杀，这其间有战有和，有永乐大帝横扫漠北的荣耀，有土木堡惨案痛心疾首的溃败，有北京保卫战“用血肉铸长城”的慷慨悲壮，有庚戍之变“官跑的比兵快，兵跑的比老百姓快”的奇耻大辱，不变的是长城南北的烽火连天，汉蒙边民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漫长的战争成就了几代蒙古大汗“雄霸草原”的神话，也打出了无数大明英杰“民族英雄”的威名。阿鲁台，脱欢，也先，郭登，石亨，于谦，满都鲁，达延汗，王越，杨信，阿勒坦……一个个因为这场战争而熟悉的姓名，直到今天依旧流光溢彩。[/color]
却有这样一个人，他生活在明蒙战争最“白热化”的时代，一度因这场战争家破人亡，流落异乡，在明王朝日渐腐朽，北部边防废弛，遭遇蒙古“自成吉思汗后最杰出统帅”连年肆虐边陲的艰难困苦下，他却不屈不挠，亲手打造出一支敢于同蒙古铁骑硬碰硬的铁血军队，不但在抗击蒙古入侵的战场上屡建奇功，更打出了一场决定明蒙和平结局的伟大胜利。他的儿子和五个孙子，其后皆血沃沙场，堪比评书里杨家将的“满门忠烈”，天生孤傲的明朝诗人尹耕独为他拜服，挥毫写下“威名万里马将军，白发丹心天下闻”的咏叹，在民间戏曲中他更成为一段传奇，京韵大鼓《香莲帕》，川剧《鱼鳞阵》，京剧《困城》，皆以他真实的战争故事为蓝本编写。然而几个世纪以后，当这场战争里的诸多“侵略者”与“民族英雄”们皆耳熟能详，甚至因影视作品而大红大紫时，这位杰出的名将和他的辉煌，却在历史的角落中籍籍无名，为世人所知甚少。这位戎马一生，战功累累，而今却身后之名寂寂的铁血将军，就是大明王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时担任宣府总兵的名将————-马芳。
且让我们抽丝剥茧，还原这位将军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一生，不只为他一人，不为猎奇，只为还原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却慷慨悲壮的卫国战争岁月，和一代中国铁血军人以身赴国难的背影。
[color=#ff0000][b]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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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名将，免不得论出身，历代名将，有戎马世家，将门虎子的，也有“半路出家”，甚至投笔从戎的。轮到马芳，却更格外特殊，且听晚明才子钱谦益的一句评语：“观马公（马芳）出身，堪比仲卿（卫青）之寒微，更兼子卿（苏武）之精忠。”一个明朝将军，竟然与卫青，苏武两位西汉英杰同时有“人生交集”，如此“履历”，可谓传奇。
马芳，字德馨，山西蔚州（今山西张家口蔚县）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生人，其家为宣化边境农户，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蒙古鞑靼可汗巴图蒙克出动骑兵十万人，对明朝宣府，大同边镇展开了大规模侵扰，明朝边军一触即溃，史载“破城十余座，掳掠人口数万”。八岁的马芳也成受害者，其家乡村镇尽成焦土，父母在逃难中被冲散，还是孩童的马芳更惨遭蒙古骑兵掳掠，从此，开始了一段“堪比仲卿之寒微”的生活。小小的马芳流落蒙古草原，沦为一个替人放牧的骑奴，此后十余年，这个离乡背井双亲失散的孩子，过着任人驱使凌辱的奴隶生活，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苦难，小小年纪早已尽尝。
虽如此，但马芳确实“更兼子卿（苏武）之精忠”，纵是身为异乡贱奴，却忍辱负重，此后马芳小小年纪开始“曲木为弓”，精练骑射武艺，终练就了“箭无虚发”的本事，在崇尚勇士的蒙古军营里，他的地位也节节攀升，至青年时，一次随部落首领阿勒坦狩猎，忽又一只斑斓猛虎现身，直扑向“核心”阿勒坦可汗。众位“蒙古勇士”们登时惊慌失措，纷纷避之，唯独马芳面不改色，弯弓搭箭，当场击毙猛虎。这是阿勒坦与马芳————这对后来大明北疆老对手的第一次“对话”，而此时的阿勒坦立刻对马芳赞赏不已，赠予他“良弓矢，善马”。此后马芳成为阿勒坦的“随侍左右”。几年来跟随阿勒坦南征北战，不但渐渐深谙这位后来蒙古最杰出将领的作战之道，更渐对蒙古部落的活动规律和内部弱点了如指掌。阿勒坦不会想到，这个接受他馈赠的汉家男儿，在许多年后竟然会一次次用复仇的利箭击碎他马踏中原的梦想。身怀国恨家仇的马芳，并未因敌人的恩宠而忘却一个期待已经的愿望——-回归故土，杀敌报国。
机会终于来了，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乘跟随阿勒坦至临近明朝边镇的大同外围狩猎之机，马芳趁夜盗马逃出，连夜投奔至明朝大同军营，此时正是双方森严备战之时，稍有差池，不是会被蒙古兵当逃兵宰掉，就是会被明军当奸细处决。马芳“胜利大逃亡”抵达大同后，先被卫兵逮捕，但总算运气好，此时的大同总兵是周尚文，史载此人“多谋略，精骑射，优将才”，这位爱惜人才的名将见到马芳后立刻“奇之”，任命他为队长。不仅如此，周尚文更助马芳寻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接至大同团圆。感激涕零的马芳立誓道：“愿尽逐鞑掳，求一死以报国恩。”这个沉甸甸的誓言，从此被马家以世代忠烈的实现。
此后就是一连串的屡立战功，马芳从队长开始，每战奋勇冲杀。因他在蒙古生活多年，熟知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所以每战皆“对症下药”，屡次重创来敌。尤其是嘉靖二十八年，他献计率精骑抄袭蒙古骑兵后路，迫使蒙古大军北撤，周尚文大赞道：“汝他日必为能将。”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更成为马芳的“丰收年”，是年九月，已是千户（团长）的马芳先在怀柔遭遇到了“老主人”阿勒坦，马芳身先士卒，当场阵斩阿勒坦部将。迫使阿勒坦暂退，两个月后，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威远，马芳率部迎敌，他先是瞧穿了对手用孱弱骑兵引诱明军中伏的把戏，接着“以牙还牙”，反将蒙古军引入明军伏击圈，一场激战大败之。得胜后，部将们以为敌人已退，纷纷松一口气，马芳却冷静判断出敌人必然卷土重来，立刻在野马川布防，果见大队蒙古骑兵杀来，敌众我寡下马芳毫无惧色，命部将先撤退，自己亲率精壮勇士断后，一场恶战竟打得优势兵力的蒙古军溃逃，马芳立刻转守为攻，追击至山西泥河再次大破敌人。这一年，马芳先被提拔为宣府游击将军，继而破格提升为正二品都督佥事，至年末又加封为正一品左都督，以其十多年来一刀一剑杀出来的累累战功，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是马芳的“丰收年”，却也同时是明王朝对蒙古战争的“灾年”，就是在此年七月，阿勒坦可汗兵犯大同，继任周尚文担任大同总兵的张达以及副总兵林春双双战死，宣大总兵仇鸾更是草包，竟向阿勒坦送贿金以求免遭侵扰，两个月后，阿勒坦绕开明朝宣大防线侵入河北，在古北口大破明朝三万京军，趁势大掠怀柔，顺义一带，虽有马芳暂退阿勒坦的战功，却对整个战局于事无补。随后阿勒坦长驱直入至北京，在北京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三天，甚至一度劫掠明陵，掳掠大量人口，牲畜，财物满载而回。而北京周边十几万明军却畏敌不敢战，只是眼睁睁“礼送”蒙古大军离境，这就是明王朝军事史上最为“寒碜丢脸”的一笔——-[color=#ff0000]庚戎之变[/color]。随后明王朝一度接受阿勒坦的要求，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与蒙古贸易，企图“花钱买太平”，但事与愿违，贪得无厌的阿勒坦毫不知足，马市开设不到一年，立刻撕毁和议恢复南侵，大掠宣府，大同各州县，此后二十年，身为前线的山西北部，一度是蒙古骑兵南下骚扰的“重灾区”。然而就在连战连捷的阿勒坦正沉浸于一场场光辉的“胜利”时，不久的将来，一颗冉冉升起的大明将星，将成为他和他的蒙古铁骑的命定“苦手”————————马芳。
[b][color=#ff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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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年”过后，在战场上为明朝打出难得胜仗的马芳官运亨通，职务节节高升，但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糜烂不堪的边防局面，和一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此时正是明王朝嘉靖中期，论军备却只有四个字——惨不忍睹。爱道教胜过爱江山的嘉靖帝几十年难得上一次朝，拍马屁比干工作强的内阁首辅严嵩已然独柄朝纲，然后就是一个以贪污腐败为主要业务的“严党”祸乱朝纲的政局。对马芳有再造之恩的“老上级”周尚文，正是因为开罪于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而屡遭贬斥，马芳驻守宣府时，又与严嵩同党仇鸾（即那位向俺答送钱的草包总兵）不睦，曾因此坐连镇山敦之败而遭罚俸，其奇袭蒙古军迫其退兵的战果更被仇鸾窃取。朝局如此，军备可想而知，阿勒坦兵犯古北口时，明朝京军久疏战阵，竟然一触即溃。阿勒坦兵围北京时，周边有明军因畏惧出战，居然“嚎哭震天”。京军溃烂如此，边防军同样糟糕，明朝边镇士兵因土地兼并等原因逃亡严重，许多军镇卫所缺编竟达一半多，更兼军内腐败等因素，作战士气也低落不堪，多年以来，蒙古人来，明军跑，蒙古人杀，明军躲，蒙古军抢掠，明军瞧热闹，这是明朝边境每年都要上演的固定剧本，战败，已经是一种习惯。
明军溃烂如此，北面的对手——-蒙古人，却正经历着他们既元朝之后一个“回光返照”期，自明朝成化末年开始，蒙古“黄金家族”鞑靼部相继涌现出一代代强悍领袖，至嘉靖中期，蒙古虽已分裂成本部左翼（即由蒙古“黄金家族”可汗统领的“土蛮”部）和“右翼三万户”（即由阿勒坦汗统领的“鞑靼”部）两部，但统帅“右翼三万户”的[color=#ff0000]阿勒坦可汗[/color]，却可称当时蒙古草原最杰出军事家，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他南征北战，先是在蒙古草原的内战中，把代表“蒙古可汗正统”的土蛮部赶到了辽东。建立了他东起宣化地区，西低青海的庞大“势力范围”，继而挥师南下，频繁侵扰明王朝边陲。此人用兵极富韬略，擅打“闪电战”，其麾下军队更是彼时蒙古草原的最精锐力量。常上演虚实结合击破明军防线南下的好戏，“庚戍之变”即是其中妙笔。从明朝嘉靖至隆庆两朝，被他攻陷过的明朝重要边城不下二十坐，死于其手的明朝游击（师长）以上各级军官更高达十九人，正是这个强大无比的对手，把明军的战败，几十年来打成了一种“习惯”。
一支视战败为习惯的军队，一个把战败打成“习惯”的对手，这是马芳面临的现实，他的责任，是打破这个“习惯”，战胜这个对手。
马芳很早就知道这个“习惯”，如他曾与彼时边塞诗人尹耕纵论时坦言道“胡掳之强，强在视战为生，我军之弱，弱在畏战如死”。初归大同被委任为“队长”后，即每每身先士卒，浴血杀敌，袍泽们背地取外号叫“疯子马”，飞黄腾达后，“疯子马”更要部下们和他一起“疯”，任宣府游击时，重立“军战连坐法”，规定临战畏敌不前者，后队斩前队，将领畏敌不前者，士兵斩将领，每战更是“模范带头”，依旧率先冲杀敌阵，引得属下殊死效命。但马芳更要“治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马芳向兵部上奏，提出“[color=#0000ff]尽遣宣府客兵，以乡人守乡土，可得虎师。”[/color]直点中明王朝边备不振的要害，晚明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打造关宁铁骑的创举，正是马芳奏议的“山寨版”。明王朝采纳此议，在山西当地征募青壮从军，马芳更认定“兵之优劣，重在选练之效”，不但在军中制定严格的赏罚管理训练条例，招募当地拳师以及蒙古降兵为教官，更常在训练中“亲执械示范格杀”。对明朝军中将官刻薄虐待士卒的陋习，马芳也痛心疾首，调任宣府游击时便曾命亲兵在军中秘查，先后惩治虐待士兵克扣军饷的将官二十多人，一时间“军纪大振”。升任总兵后更颁布严格条令，规定将官有虐待士卒者，要处以至少八十军棍的刑罚，有克扣军粮者，不但大刑伺候，财产更要充公。为阻止当地权贵擅调士兵充奴婢，马芳竟对山西当地某皇亲国戚“拔刀怒向”，终迫使其归还被征调的士卒三百余人。“疯”到如此，麾下士兵更不用说，当千户（团长）的时候，一个团的士兵跟他一起疯，当游击（师长）的时候，一个师的士兵跟他一起“疯”，当总兵（军区司令）的时候，一个军区的士兵跟他一起“疯”，马芳还从麾下的“疯子”里挑出数十名最“疯”的精壮，组成“家兵”，这支他精心打造的“特种部队”，在以后的数场战争里，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砝码。
但马芳同样明白，仅仅依靠“疯”，是无法战胜面前这个强大的敌人。曾流离蒙古十二年的他深知，阿勒坦及其麾下的蒙古精骑，是一支同样“疯”的虎师。如他曾对明兵部尚书赵锦言道，明军较之蒙古军，有三“不可比”，一为蒙古军“天生骑射，弓马娴熟”，二为“来去迅即，顾此失彼”。三为“居无定所，进退自由”，为解决这三“不可比”，马芳并非像当时其他边将那样建议以守为主，靠修筑边墙来阻遏敌人进攻，相反却创造性思维，提出了“以骑制骑”的作战思路。即先是结合南宋吴阶的“叠阵法”，发挥明军在火器技术上的优势，为边镇骑兵大规模装配火器，作战中火熗骑兵，骑射兵，刀兵相互配合，反复冲杀，以此“可补骑射之短也”。明朝骑兵大规模装备“三眼铳”“五眼铳”等连发火器，正是从此时开始。而在作战思路上，马芳更将“以快制快”发挥到极致，主张每年冬春之季，派遣精锐骑兵组成小分队对蒙古草原进行反突击，以劫掠马匹和焚烧草场为作战目标，最大限度摧毁蒙古人的作战资源，而当蒙古军南下侵扰时，切忌闭关消极防守，而是要以长途奔袭，断绝蒙古军后路，聚歼蒙古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言：“克掳之道，重在料敌先发，敌欲动我先动，以我火器骑射之长，克敌弓弩骑射之短，重创敌于塞上，方为制胜之法也。”
在“被动挨打”数年的明王朝，马芳的动议可谓晴天惊雷，自然引起朝野的纷纷侧目。早在任参将的时候，御史夏阳就曾弹劾他“骄兵悍将，邀功贪战。”对其“以骑制骑”的战法，兵部侍郎赵应奎更斥为“沽名钓誉，不识边务。”论为官，马芳有时是一个“很不上路子”的人，宣大总兵仇鸾在任时，虽打仗草包，搂钱却精明，山西当地将官每逢过年都要按惯例送礼，美其名曰“冬礼”，马芳非但不参与，更常借口“过年加班”远避之。仇鸾获罪后“秋后算账”，马芳成了山西当地军官里少有的“清白人”。继任仇鸾的宣大总督杨顺更是混账，每逢蒙古骑兵侵扰时，他只会闭关求太平，只在敌人退走后才假摸三刀的出来追一气，更让人发指的是，他竟命部下时常屠戮逃难的汉族百姓，割头后剃发冒充蒙古兵以充边功，对此禽兽行为，马芳愤然抵制，严令属下“敢有随之杀良冒功者立斩”。因他“不上路子”，仇鸾在时，曾夺他奇袭阿勒坦之功，杨顺在时，也曾害他因“坐连战败”而罚俸。虽“小鞋”被穿了不少，但看似“不上路子”的马芳，其实是个官场上“很上路子”的人，坎坷的军旅生涯不但造就了他沙场上铮铮的硬骨，更成就了他生活中乖巧的性情。不“孝敬”仇鸾，因他深知仇鸾“性桀骜贪暴，势难长久也。”抵制杨顺“杀良”，更因他明白此举“必招怨怒，从之亦难免罪”。事实上都御史方逢时，几任兵部尚书王邦瑞，赵锦等皆于他交好，后来担任宣大总督的名将王崇古更将马芳“引以为知交”。马芳每镇守一地，除悉心练兵防御外，更留心搜集当地珍奇土特产，用以馈赠各位“上级领导”，苦心总算有回报，马芳此后选将练兵，整饬军备，从经费到武器都皆得各位“大佬”支持，每次都“精兵良械优给之”。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同样对马芳看得精，曾告诫杨顺道：“（马芳）虽表面憨鲁，实心细如发，更兼胸怀韬略，不可引之为仇也。”
而在此时，阿勒坦的“疯”也在继续，自嘉靖三十年（1551年）战端重开后，阿勒坦连年侵扰明朝边境，摧毁明朝边镇堡垒无数，特别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竟从二月至十月，连续对明朝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五大军事防区进行掠夺式侵扰，所过之处“军堡尽毁，府库尽遭掠，黎民流离被掳者无数”，在明朝边境上从东到西，轻轻松松的搞了场“自驾游”。期间明军总兵，参将，指挥等大小各级军官战死者数十人，军队损失更惨不忍睹。战败，依然还是明军的一种“习惯”。然而与此同时，马芳的“疯”，却开始打破这个“习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阿勒坦故伎重演，绕过宣大防线，率骑兵再次闪击至明朝京城外围的怀柔地区，一时间“京城大警”，数万明朝各路援军畏惧阿勒坦兵威，纷纷观望不敢战。危急之下，还是参将的马芳慨然出击，率麾下两千精骑在保安（河北逐鹿）与阿勒坦军血战，是役马芳军“奋勇跳荡，生猛敢战”，在数万“看热闹”的明军眼皮底下杀得阿勒坦部后退十数里。横遭重击的阿勒坦不知明军虚实，立刻下令全军北撤，一场险些复制“庚戎之变”的兵祸就此消解。此战中马芳身负五处刀伤，坐骑也被射杀，可谓以命相搏，连缩在金銮殿上吓出一头冷汗的嘉靖帝也闻之大奇，当场感叹道“勇不过马芳”。而蒙古军中也深知马芳威名，送他一个“马太师”的尊称。马芳之勇猛，从此一战成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屡立战功的马芳暂离山西，升任蓟镇副总兵，这次他的主要对手，换成了长期侵扰明朝东部边陲的蒙古土蛮部，马芳甫一到任，土蛮即发动十万骑兵南下侵扰，马芳一面命他的“家兵”从侧翼打击蒙古军，一面与总兵欧阳安一道在界岭口迎敌，一番激战，杀得土蛮前锋小却且俘获多人，审讯时有蒙古俘虏眼尖，盯着马芳脱口惊叫“马太师也！”马芳闻言立刻“免胄示之”。得悉对手正是数度重创蒙古骑兵的“马太师”，十几万土蛮骑兵立马脚底抹油，撒丫子仓皇北撤。土蛮刚“跑路”，老对手阿勒坦又卷土重来，是年六月阿勒坦侵扰河北地区，因时任蓟辽总督的王杼指挥无方，导致明军全线崩溃，遵化，玉田等重镇相继沦陷，马芳率领骑兵长途奔袭，在金山寺一战里重创蒙古骑兵，再次迫使阿勒坦北撤，但战后追究败因，马芳又被“连带责任”，以“抗敌不力”的罪名被剥夺副总兵一职，贬为都督佥事。嘉靖四十年（1561年），马芳移守宣府，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安排，让马芳和阿勒坦，这对彼时明蒙战争中最出名的“疯子”，等来了一次面对面“PK”的机会。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八月，阿勒坦南下侵扰，与以往分散式骚扰不同，这次他改为“重点打击”，兵锋直逼山西地区。明军当地部队一如既往的“习惯性失败”，纷纷溃退，身在宣府的马芳却决心“先发制人”，在阿勒坦部南下之初，即侦之其部队动向，经反复筹谋，终定下从宣府奔袭至山西，给这个骄横的对手以重击的方略。副将赵勇担忧此举风险太大，且山西并非宣府防区，“观望”可免责，一旦失败即罪不容赦，马芳慨然道：“今敌寇凶猛，避之必败，击之方有胜机，况身为朝廷之兵，即有守土之责，又何来分彼此，大丈夫身受国恩多年，正当杀敌报国，纵是此役必败，拼得我等性命一条，却要叫敌寇知我大明兵威，虽死又何妨”。尽管如此，马芳也知此战凶险，行前对三军放话，有兄弟同在军中的，弟弟留下，父子同在军中的，儿子留下。结果却是众将士“群情激昂争先从之”。马芳随即整军，率领着这群“疯子”长途奔袭，连夜急行军五百里抵达大同外围，终于捕捉到了阿勒坦主力，此时正是凌晨，马芳并不急于进攻，还是先以其精锐“家兵健儿”为先导，趁夜色潜入蒙古军营中放火，然后趁蒙古军营混乱时拼命高呼“马太师来了”。接着马芳军奋勇冲杀，在正面对蒙古军发起强攻，猝不及防的阿勒坦果然大溃，明军前仆后继，以死相拼，是役蒙古军“惊慌失措，相互踩踏死者无数”。但面临突发局面，阿勒坦却果断应对，他冷静的整合兵马，命令部队交替掩护撤退，且亲自留队断后，经殊死搏杀，终于成功的顶住马芳的强攻，安然抽身北退。不甘心的阿勒坦小退二十里，与马芳形成相持。
初战告捷，马芳乘胜追击，率部持续进逼阿勒坦，咬牙意图复仇的阿勒坦连续在兔儿岭，饮龙河等地与马芳接战，多年来马芳苦心练兵的心血终见效果，勇猛的宣府精骑反复拼杀，刀兵，火熗兵，骑射手波浪般来回纵马冲击，火熗与铁骑相互配合冲锋的战术，令只善骑射的蒙古军接连受挫，整齐划一的冲杀与轰鸣呼啸的火熗弹丸下，先前不可一世的蒙古勇士们纷纷被打落马，几次接战皆伤亡惨重，但阿勒坦的军队毕竟训练有素，每遇战事不利的情况，随即能够发挥机动性优势，通过交替掩护的方式安然撤退，随后连续五战，马芳攻，蒙古军败，马芳追，蒙古军退，虽节节胜利，却始终不能重创敌人。不服输的阿勒坦且战且退，渐退至明朝边境的怀安地区，阿勒坦意图绝地反击，先以小股骑兵诈败诱使马芳轻进，企图将马芳诱引至塞外草原，再发挥蒙古骑兵的机动力聚而歼之，马芳果然率部突进，阿勒坦大喜，正欲合围歼之，却见蒙古军两翼突现明军，原来，马芳早安排他的“家兵健儿”从侧翼突进，在战斗打响后将蒙古军拦腰斩断，一场原本阿勒坦计划内的伏击战，反成了明军的歼灭战，此战“持续昼夜，格杀甚烈，”马芳本人依旧身先士卒冲荡敌阵，冲杀间竟然“马刀砍损三把”，经一夜恶斗，骄横的蒙古骑兵终于倒在明军坚韧的精神面前，仓皇的扔下满战场的尸体拔马溃散。那是之前打遍草原无敌手的阿勒坦可汗一生里遭遇的第一场惨败。出塞，奔袭，破敌，追杀，决死恶斗，七战七捷，马芳以一场“疯子”间完胜的PK，为战败已成“习惯”的明军赢来一场扬眉吐气的胜利。从宣府到大同，从大同至怀安，马芳军的奔袭距离，在这场战斗中竟长达一千里。大明虎师的铁血军威，激荡千里路下的云和月。
捷报传来，大明上下震惊，朝野上下狂喜似“中彩票”。这一年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山东，河南，山西连闹水旱灾害，东南倭寇持续肆虐浙江，苏南一带，明军败绩连连，嘉靖帝的寝宫“万寿宫”也横遭火灾，在熊熊烈火中付之一炬。正在“倒霉大连环”时，马芳的胜利却为整个明王朝“冲了喜”，封赏随之而来：马芳复封左都督，擢升为宣府总兵。这位时年四十四岁历经坎坷的武将，此时已然走到了明代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上。对于给马芳升官当了“垫脚石”的阿勒坦可汗来说，这场令他颜面扫地的战败，不是一个结束，却是此后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color=#ff000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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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是阿勒坦“噩梦”的开始，不止因为这场酣畅淋漓的大捷粉碎了他“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并非因为马芳籍此飞黄腾达，一举成为“边帅武功之首”。最重要的是：俨然权倾一方的宣府总兵马芳，终于可以用充足的权力调动足够的资源，从此大展拳脚实现他筹谋经年的对蒙古作战方略————“敌欲动我先动，重创敌于塞上。”先前蒙古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侵扰，大明边军处处被动防守却处处挨打的“一边倒”局面，自此悄然扭转。
所谓“[color=#0000ff]敌欲动我先动，重创敌于塞上[/color]”，换成现代战争理论就八个字：先发制人，以暴制暴。当大明北疆诸多边将在滚滚胡骑面前纷纷闭关自守求太平时，马芳毫不犹豫的完成着这个强者的抉择，为实现“先发制人”，多年来马芳大打“情报战”，时常命亲兵化装混入被蒙古军掳走的逃难百姓里，趁机混入蒙古军中“卧底”，对阿勒坦所信任的“汉奸”们，马芳也苦心策反，先后发展了多位“线民”，并借机派细作混入其中。这些被马芳精心挑选派去“潜伏”的“情报员”，此后皆精忠报国，将各类重要情报历经千难万险送回。因此马芳对于蒙古部落特别是阿勒坦部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明史称他“有胆智，谙敌情。”马芳的“老领导”王崇古就任宣大总督伊始，曾与马芳一道商讨战事，事后大赞道：“胡骑来去虽快，却难逃马桂馨（马芳）耳目。”
凭成功的“情报战”，马芳逐渐放开手脚，大胆实现他“先发制人”的战略，从担任参将开始，马芳就开始着手组建隶属于他的“特种部队”——-家兵。每当阿勒坦进犯的情报送来后，马芳立刻将他的“家兵”散布在明蒙交界的边境线上，组成数支三十至四十人的“小分队”，当阿勒坦大举进犯后，马芳的“家兵”立刻全线出动，对蒙古人的后方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攻击，或抢夺马匹，或焚烧草场，或袭击阿勒坦的辎重粮草，与马芳的主力部队前后夹击，粉碎阿勒坦的入侵，担任宣府总兵后，马芳的“先发制人”更加胆大，除了每年频繁的“特种战”，更多次组织主力部队，对边境蒙古部落发动大规模的惩罚性袭击，史载他“或躬督战，或遣婢将”，每年“数出师捣巢”，多次“多所斩获，寇大震”。最为“嚣张”的一次，马芳亲率大军奔袭四百里，捣毁内蒙古兴和地区的蒙古部落后，竟然在当地旧堡垒遗址上“登高四望，耀兵而还”。但“嚣张”有时候也要付出代价，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4年），马芳率主力出击内蒙北沙滩，意图重创阿勒坦汗主力，但阿勒坦却巧妙绕开马芳兵锋，奇袭马芳辖区宣府，攻破重镇隆庆，事后马芳因“坐寇入”之罪遭明廷严斥，被夺去左都督职务。念及往昔战功被令“戴罪立功”。虽小胜一招，但阿勒坦却已对马芳越发忌惮，自马芳担任宣府总兵后，阿勒坦的侵扰重点，就逐渐转向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区，而视原来的“重灾区”山西为禁地，因马芳屡次“先发制人”，明朝边境诸多将领也有样学样，延绥总兵赵苛，大同总兵姜应熊等边将也屡次主动出击，对蒙古部落发动反攻，虽然有胜有败，但忌惮明军反扑的阿勒坦终不敢如往昔那般长驱直入，开始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战术，往日在明朝边境“自驾游”的好日子早一去不返。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后，蒙古部落连续数年频遭雪灾，外加明军“先发制人”战术的盛行，导致阿勒坦数次南侵皆损失惨重，渐渐陷入颓势，为扭转局面，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阿勒坦集结十万骑兵，以其长子辛爱统帅，发动了对明朝边境重镇万全右玉的大规模攻击，“戴罪立功”的马芳，也因此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凶险一战————[color=#0000ff]马莲堡会战[/color]。
说这场战役，不得不提战役的爆发地——-万全右卫，万全右卫，坐落于今河北万全镇，是明朝宣府西路长城的要冲，在明蒙战争中，它既是遏制蒙古军攻势的战略要地，更是一坐数次挫败蒙古军入侵的“英雄之城”，仅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间，蒙古各部对万全右卫城发动的中等规模以上的攻击就有二十七次，每次皆碰的头破血流，明朝兵部尚书赵锦曾赞颂此城为“铁壁”。但这次阿勒坦却一心要把这“铁壁”啃下来，竟一次动用了十万精骑的重兵，一旦万全右卫沦陷，阿勒坦此次南侵就将无后顾之忧，不但河北地区会惨遭涂毒，京城安全也将受严重威胁。战事爆发后，明朝迅速做出反应，兵部尚书杨博急命固原，延绥，宣府，大同，蓟镇五大总兵率精锐驰援，马芳率宣府军在正面迎击蒙古军主力，蓟镇援军从侧翼夹击，大同，延绥，固原三镇精兵山西天成，阳和地区设伏，意图扎起一个聚歼蒙古军主力的“口袋”。担任正面迎击的马芳，恰是明军战略中的关键棋子，孰料计划赶不上变化，马芳率一万精兵刚刚赶到万全右卫北面二十里的马莲堡，即与蒙古军侦骑遭遇，继而蒙古军十万主力部队火速扑来，敌众我寡下，有副将建议立刻南撤，与万全右卫守军会合后再战，马芳断然拒绝道：“今敌气势正盛，避之必覆没，唯痛击也。”当即下令全军在马莲堡设防，升起“马”字战旗，与蒙古军针锋相对。此时大同，延绥，固原三镇援军相距遥远，蓟镇援军尚在途中，万全右卫守军兵力单薄，马芳所在的马莲堡，已是彻头彻尾的“绝地”。慑于“马太师”的威名，蒙古军未敢立刻发起强攻，仅派小股骑兵连续试探，马芳镇定自若，坦然应对，命令部下大张旗鼓，摆出数万精兵坐镇的假象。不明虚实的蒙古军不敢近前，仅用硬弩和“土铳”（蒙古军使用的火器，为阿勒坦身边汉奸所制）不断轰击，双方对峙至下午，却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年久失修的马莲堡城墙在蒙古军的攻击下突然坍塌，正当马芳的部将正慌忙修缮城墙时，马芳却断然制止，相反命令全军偃旗息鼓，甚至对蒙古军的骚扰也不再还击，一时间全军“寂若无人”，大摇大摆的跟蒙古人唱起了“空城计”。入夜后为试探马芳虚实，蒙古军大张旗鼓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甚至点起火把彻夜呐喊辱骂，一时间“野烧蚀天，嚣呼达旦”，马芳却不慌不忙，命部下堂而皇之打开马莲堡城门，自己却在军帐里安然静坐，对蒙古军的挑衅充耳不闻。虚虚实实下，蒙古军果然上当，叫嚣整夜，却不敢贸然进攻。险中求胜的“空城计”，终为马芳赢得了金子般的反击时间，次日上午，马芳亲临阵前观察，判定蒙古军正准备撤退，马芳立刻下令全军追击，先命火器齐轰，然后全军冲杀，早在整夜“空城计”下憋足火的宣府精锐们悍然从马莲堡的废墟里冲出，雪亮马刀直砍向阿勒坦的“主力”们，明军“喊杀冲突，悍勇不可挡”。猝不及防的蒙古军再次大溃，不但被马芳追杀数十里，更被赶进了明军的“口袋”里，早已设伏良久的大同，延绥两镇精兵乘机出动，一路奋勇追杀，“沿途斩首俘获甚重”，原本要啃“铁壁”的阿勒坦再次大败亏输。此情此景，诚如战后兵部尚书杨博的奏折中所言：“此役同仇敌忾，追歼逐北，其酣畅淋漓，为九边罕见也。”对“空城计”破敌的马芳，杨博更赞不绝口，大赞马芳“以汉李广之智勇，首挫寇之兵锋，当为头功也。”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会战中，马芳的副将田世威和赵宣因为战败论罪，按律应处斩，马芳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赏赐为二人赎罪，反遭到御史弹劾，马芳本人也被嘉靖帝下诏“申斥”，马芳“仗义”，可得救的田世威“小人”，几年后田世威官复原职，却处处与马芳作对，对此马芳则坦然对待，素来“不与校”，胸襟宽广的马芳，不但因此在当时“边将多赞之。”更和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起，数百年后被写入一部经典京剧剧目中，至今依旧传唱不绝——-《困城》。
而就在万全右卫之战胜利后五个月，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帝朱厚熜驾崩，其子朱载垕登基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比起数年来沉于道教的嘉靖帝，新君隆庆帝朱载垕即位初期颇有作为，对北部边防大力整治，而一直“戴罪立功”的马芳也得到重用，恢复了原本被剥夺的“左都督”职位。朱载垕更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遣使抚慰封赏宣府，大同，蓟镇诸边将，下旨抚慰道“愿诸将协力，早破北虏”。求胜之心，可谓急迫。
[color=#ff000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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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隆庆帝期待着“早破北虏”，但隆庆元年（1567年），不服输的阿勒坦立刻给他来了个“下马威”，隆庆元年正月至四月，阿勒坦连续对明朝蓟镇，宣府，大同，固原诸重镇发动了七次侵扰，明军严防死守，皆迫使阿勒坦无功而返。受挫之下，阿勒坦决心再次对马芳实行“重点打击”，依其属下汉奸献策，阿勒坦仔细筹谋，命其子辛爱于隆庆二年（1568年）十一月率五万骑兵佯攻蔚州，待马芳中计出击后，再派精锐骑兵乘虚攻击宣府，企图重演嘉靖四十二年闪击宣府的好戏。吃过一次亏的马芳这次没有上当，当蒙古军“闪击”至宣府后，不但见宣府重镇已经严阵以待，马芳更砍伐周边树木在城墙周边环列成栅栏，组成一道遏制蒙古骑兵突击的防线。机关算尽的阿勒坦“识趣”，立刻拔马北返。马芳却不罢休，立刻率领部队尾随追杀二百里，终于在内蒙古长水海大破阿勒坦主力。吃了亏的阿勒坦哪肯作罢，马芳前脚刚班师，阿勒坦后脚立刻集结重兵，杀气腾腾的再次奔来，阿勒坦兵锋逼近时，马芳部尚在吃饭，闻讯时马芳当即“掷碗碟于地”，对众将大呼“且随我夺虏食”，立刻率兵出战，在内蒙古鞍子山与阿勒坦军硬碰硬血战，一场迎头痛击再次打得阿勒坦狼狈北逃。战后马芳命人烹制美食，与此战中阵亡将士的尸骨一起下葬。时任宣大总督的陈其学闻之感叹道：“爱兵如此，方有虎师也。”
宣府遇挫后，阿勒坦调转熗头，此后转而对邻近宣府的大同地区进行“重点打击”。自隆庆年间开始“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宣大总督陈其学判断失误，命大同总兵赵苛将重兵屯守在紫荆关，虽一度击退敌军，却反被阿勒坦避实击虚，绕开紫荆关攻入怀仁，山阴等地区。盛怒之下，陈其学干脆给阿勒坦打出“对对糊”，命宣府总兵马芳与大同总兵赵苛换防，让马芳调任宣府总兵防备阿勒坦，怎料阿勒坦继续“躲”马芳，不但不再攻击大同，反而再次掉转熗头，对宣府管辖的威远地区发起强攻，待到马芳率军驰援时，阿勒坦又立刻“脚底抹油”北逃。面对阿勒坦“欺软怕硬”的战术，马芳依旧“先发制人”，针对大同邻近蒙古地区，易受攻击的局面，马芳决定主动出击，如他对诸将所言“非大创之不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六月，马芳探知阿勒坦将主力屯于咸宁海子（今内蒙古商都），随即集中全部主力出击，战前马芳严令三军，全军弃掉辎重物资，每人仅带三日口粮，以示死战之心。四月七日全军开拔，一路上“人噤声，马衔枚”，悄无声息高速急行军，四月八日抵达咸宁海子外围时，正雄心勃勃筹谋新一轮南侵的阿勒坦竟毫无察觉。四月九日凌晨马芳发动总攻，先以火器攻击，马芳的“家兵”从阿勒坦大营两翼奇袭，马芳率主力正面突击，另有一支精骑在阿勒坦逃路上截杀，猝不及防的阿勒坦再次“中招”，马芳军“四面合围，驰突奔杀。”阿勒坦军“仓皇弃营，踩踏砍杀殒命者甚重。”经一夜血战，阿勒坦终于不支而逃，明军紧紧追赶，从咸宁海子一路向西追杀数十里。此战阿勒坦伤亡甚重，仅被擒的部落首领就有十数人，缴获战马辎重无数，可谓“大创之”。刚刚就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阅罢战报后当场大喜道：“大同可暂无事也。”
而就在四个月后，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令明蒙双方持续二百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落下帷幕。是年九月，因阿勒坦强娶其孙把汉纳吉的未婚妻乌纳楚，把汉纳吉一怒之下竟带部下家人数十人至大同投奔明朝。“家丑外扬”后阿勒坦震怒，立刻率领十余万骑兵杀至大同外围，企图用武力逼迫明朝“交人”。孰料挑衅几日，因马芳严防死守，丝毫未占到便宜。而此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深谋远虑，一面妥善安置把汉纳吉，一面向明朝提议趁机招抚阿勒坦。彼时支持明朝国政的髙拱，张居正两位大学士皆对此全力支持。偏巧此时阿勒坦的长子辛爱虽假意发兵协助阿勒坦，其实却按兵不动，企图借阿勒坦与明朝血拼的机会“抢班夺权”。可谓“雪上加霜”。十月初，在马芳小挫阿勒坦后，王崇古派百户鲍崇德为使与阿勒坦会谈，经一番舌战，色厉内荏的阿勒坦终于服软，屈服道“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得到阿勒坦承诺后，双方达成协议：阿勒坦向明朝交还之前叛逃至蒙古的赵全等十余名汉奸，明朝册封把汉纳吉为指挥使，礼送回阿勒坦处。十二月初四，双方正式“交换”，阿勒坦逮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麟、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九名汉奸至明朝，明朝也如约将把汉纳吉礼送归蒙古，为防阿勒坦“打击报复”，明朝使臣更警告阿勒坦“汝孙今为朝廷命官，不可轻辱也。”是日阿勒坦与把汉纳吉祖孙俩“相抱而哭，连连南向叩头。”阿勒坦更对明朝“遣使报谢，誓不犯大同”。此事“和平解决”后，阿勒坦主动示好，下令昆都力，吉能等蒙古部落停止对明朝边境的侵扰，王崇古也向明朝廷上奏，建议明朝“以先朝忠顺王故事”册封阿勒坦，“许贡入京”，且在边境上开放互市，从而实现明蒙双方的长期和平。虽有朝臣指责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因大学士髙拱，张居正等人支持，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明王朝终于下诏册封阿勒坦为“顺义王”，其兄弟子侄部下皆受封都督，同知，千户等官职，在延绥，红山敦，宁夏清水营等地开设“互市”，恢复蒙汉两族边民贸易。五月七日，阿勒坦在大同北面的晾马台正式举行“顺义王受封宣誓”仪式，歃血盟誓道“世世代代，永不复叛”。此誓果然成真，之后不但蒙古其他部落有样学样，以至“河套各部皆求归附”，且“边鄙又安，蓟宣以抵甘固，六十余年边民生息，遂长不识兵革也。”这件令明蒙双方彻底结束大规模战争局面，从此“不识兵革”的美事，便是史家至今津津乐道的[color=#ff0000]“隆庆和议”。[/color]
“隆庆和议”的成功，固然是由把汉纳吉的“叛逃”事件引发，由髙拱，张居正，王崇古等卓越政治家的缜密筹谋而实现，但不容忽略的依然还有马芳，事件起初，正是马芳在大同滴水不漏的防守，打出了双方的“谈判环境”，王崇古向朝臣解释“封贡”原因的奏折里，也将此时明军兵强马壮，“我兵非昔怯”作为论据。“和议”成功后，王崇古在奏折里大赞马芳“和议之成，芳实有功也”。阿勒坦方面，虽然“叛逃”事件里明朝的诚意是他和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常年的战争状态下，明朝对蒙古部落的“经济封锁”，以及马芳等边将的“以暴制暴”，早令他损失惨重，特别是在马芳咸宁子海大捷后，外强中干的阿勒坦其实已“打肿脸充胖子”，如他在受封顺义王后给明王朝上的《答谢表》中所讲：明朝的“经济封锁”让他“坐失抚赏”，数次南侵却在明朝边军的打击下“人马常被杀伤”，特别是马芳等边将的“以暴制暴”将他“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和平的“军功章”上，着实该有马芳的姓名。
而《明史》却清楚记录了马芳的战功————-“战膳房堡、朔州、登鹰巢、鸽子堂、龙门、万全右卫、东岭、孤山、土木、乾庄、岔道、张家堡、得胜堡、大沙滩，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擒部长数十人，斩馘无算，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
[color=#ff000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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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时将帅冠”的马芳或许未曾想到，他的宦海生涯，会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一道发生逆转。
“隆庆和议”成功后，马芳作为大同总兵，每年五月皆受命率精兵护送王崇古到大同北面的弘赐堡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宣扬明朝威德，每次马芳部皆“兵甲威武，诸部皆拜服之”，帮助王崇古搞好“统战工作”。然而两年后的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这对“老战友”却一并在官场跌入谷底，此时隆庆皇帝过世，其子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在万历初期的政治斗争中，原内阁首辅髙拱失势被逐，大学士张居正取而代之。随后就是“政治清算”，先是身为髙拱亲信的王崇古被御史陈堂弹劾“弛防徇敌”，不得不引咎辞职，马芳随后也未能幸免，“战争年代”他行贿朝中要臣以及与将士私分“战利品”的旧事被巡阅侍郎吴百鹏揭发，虽有兵部尚书杨博说情，明朝廷依然免去马芳职务，勒令马芳“归家闲住”，这位一生历经血战，战功无数的名将，就这样背负着一个“行贿者”的污名告别了沙场。
四年后的万历五年（1577年），做了十年“王爷”的阿勒坦老毛病又犯，向明王朝狮子大开口“讨封赏”，并威胁要兵戎相见。明王朝立刻启用“勒令闲住”的马芳复任宣府总兵，马芳到任后整治兵马，在宣府郊外率领骑兵举行了数次“游猎”，“马”字战旗在蒙古部落眼前烈烈招展，蒙古各部闻讯大惊道“马太师归也。”阿勒坦立刻“识相”，火速向明王朝“奉表谢罪，痛悔前过。”原本一触即发的兵祸就此消解。次年马芳因积劳成疾退休回乡，终于彻底告别了他厮杀一生的战场。万历九年（1581年）十月，这位从奴隶到将军的铁血名将在家乡蔚州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享年六十四岁，过世前留遗嘱，葬入大同北面新平堡（今山西大同天镇城北五十里，马芳当年投奔大同后当“队长”的地方），次年二月十三日，“顺义王”阿勒坦也在黄河河套岸边的美岱召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公路的北侧）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岁，明王朝隆重“赐祭致礼”。这对周旋一生的“老对手”的相继离世，前后不过五个月。马芳过世后，其尸骨遵遗嘱葬入新平堡，然而此后历经战乱，其墓碑与尸骨皆相继流失，比起生前的沙场风光，可谓寂寂。
更为“寂寂”的却是马芳的身后之名，虽他的事迹被写入川剧《鱼鳞阵》，京剧《困城》等民间戏曲中，但更为“出名”的却是他的儿子。马芳育有两子，长子马栋后来官至提督，“出名”的却是他的次子马林，马林少年时即因马芳战功而萌官至大同参将，从此“子承父业”，可他却“子不类父。”身为名将之子，却偏偏“雅好文学，能工，善诗”，当然也很“爱好军事”，曾经上书“陈边务十策”。且“自许甚高”。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二月，马林以开原总兵的身份参加明王朝征讨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会战，受命统军从开原出击努尔哈赤，却在尚间崖之战中北努尔哈赤杀得全军覆没，史载“血满盈谷”。四个月后的开原之战，意图决死守城的马林指挥不力，中了努尔哈赤“声东击西”之计，被努尔哈赤用精骑攻破防线，马林与其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等人皆力战而死。两次惨烈的失败，陪衬了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虽然《明史》说马林“无大将才”，但以身殉国的壮烈，终捍卫着马芳的铁骨。同样“铁骨”的还有马家的其他后人们，马林的长子马燃，次子马灼之前皆战死在萨尔浒会战中，三子马炯在天启年间以“湖广总兵”身份征讨贵州叛乱，兵败后归家病逝，四子马旷“幼习兵略”“性坚毅忠勇”“颇有先祖遗风”，明朝辽东两任名将孙承宗和袁崇焕皆对他甚为器重，从天启到崇祯年间，他数次在辽东参与抗击女真入侵的战斗且屡建战功。至崇祯十二年时（1640年），他已因功升为甘州总兵，是年冬天，明末农民军首领贺锦率重兵四面包围甘州，马旷愤然拒绝招降，率领全城军民浴血奋战，在酷寒暴雪下坚守一个多月，终因弹尽粮绝而沦陷，马旷与其二子被俘后不屈遇害。两个月后，马旷的亲弟弟————盖州同知马飚同样在与农民军的力战中牺牲。从萨尔浒会战至明朝灭亡的三十六年间，马家为国捐躯者祖孙三代多达七人，可称满门忠烈。
[color=#0000ff][b]补充1：庚戍之变[/b][/color]
[color=#ff6600]明朝初年，退居蒙古草原的元皇室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派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16世纪中叶，蒙古地方势力中，鞑靼部领袖俺答，成了明北部地区的主要对手；俺答曾向明廷要求给他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王朝拒绝了这些要求。俺答的真心求贡得不到批准，导致了双方军事冲突进一步扩大。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的仇鸾，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引兵东去，自古北口入犯，长驱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答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三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后，满载而归。因这年干支为“庚戍”，故称“庚戍之变”。
此后20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至隆庆四年（1570）双方最终达成和议，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服属中央朝廷。长城一带始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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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size=6][b][color=#0000ff][size=3]补充2：孛儿只斤·阿勒坦[/size][/color][/b][/size]
孛儿只斤·阿勒坦：(公元1507～1582年)，蒙古族，又称作阿勒坦汗、谙达汗、安滩汗、索多汗、葛根汗，达延汗之孙；丰州滩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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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明史中称俺答汗。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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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的祖父为孛儿只斤·巴图蒙克，是实现北元后期蒙古大统一的“中兴烈士”达延汗，其父亲孛儿只斤·巴尔斯博罗特是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的济农(副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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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在三岁时，就养于蒙郭勒津之“额伯凯阿噶、锡尼凯乌尔鲁克之手”。后来畏兀特之阿巴里企图加害于他，他们二人保护着他，精心转移，始免于难。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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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孛儿只斤·阿勒坦即带兵打仗，早期的活动主要是辅助其长兄兖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吉囊)征讨良哈部、卫郭特、撤拉卫郭尔部和积极侵扰明朝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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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2年)，兖必里克墨尔根去世，阿勒坦汗独肩重任，势力日强，逐步控制了蒙古右翼地区，将察哈尔部的宗主汗逼迫迁往辽东地区。他立志继承其祖父达延汗的事业，以雄“长北主诸部”为已任。因为他的祖父达延汗在明正德十二年逝世后不久，其子孙又复各据一方，分裂成为四十余个独立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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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骁勇善战，“冠绝诸虏”。他率领军队先后六次征讨兀良哈部，并最终吞并了他们。之后四次进军青海，征服卫郭特部和撤拉卫郭尔部，留下他的儿子丙兔守青海、侄孙宾免据松山；又攻入喀木和西图伯特；还多次征讨瓦刺四部，终于称雄北徼。由于他武功煊赫，辈份最高，漠南蒙古各部均尊称他为俺答阿不害，归他节制。小王子孛儿只斤·博迪先后封他为索多汗和土谢图彻辰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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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当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威震明朝。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农历6月，他率军队由朔州、雁门南下，直达太原以南的沁汾、襄坦、长治、祁县，京师为之戒严。这次南下，从入塞到退出共三十四天，掠十卫三十八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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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农历8月，孛儿只斤·阿勒坦的铁骑再出古北口，包围了北京，朝廷大震，史称“庚戌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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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秋季，孛儿只斤·阿勒坦再次分三路进犯山西，一直深入到平遥、文水、交城、太谷一带，“男女死者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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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明军一直未敢撄其锋，所至州县均被残破，大臣大将死伤无数，有的将官甚至赂贿阿勒坦汗，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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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当孛儿只斤·阿勒坦汗率兵深入山西时，赵全曾一再劝他说：“莫若以此时，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西当晋代。进则饮河汾，退则重归云谷，此五伯之伐也。效不晋故事，南北之势成矣。”但孛儿只斤·阿勒坦不为所动。因此，连他的长子孛儿只斤·辛爱也曾日夜扼腕骂他：“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当时的明朝人等也说他“幸无大志”。其实，孛儿只斤·阿勒坦以他政治家、军事家的卓越眼光观察到：“一时率兵南下易，长期入主中原就困难多了。统一蒙古各部，长掌北方，与明朝建立通贡市关系，对草原民族才是最为有利的。”因此，他长期执着以求，“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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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农历4月，孛儿只斤·阿勒坦就曾经要求入贡。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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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蒙古地区遭天灾，人畜死计二、三万，孛儿只斤·阿勒坦大惧，遂往问神官。神官说，若要消灾免难，必须入贡南朝。于是，他派使臣石天爵和肯切，款大同阳和塞要求通贡。并说：“其父孛儿只斤·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父老相传以为盛事。互市则汉达两利。近来贡道不通，才每岁入掠。”他希望实现“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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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巡抚大同都的明朝御史史道上疏以闻，却遭到明世宗朱厚熜的拒绝。次年夏天，孛儿只斤·阿勒坦再次遣石天爵求贡，且声称：“予我市、通我贡；不者，岁一虔而郭”。不料昏庸的大同巡抚竟然诱缚使者，送至京师杀掉，并悬金求购孛儿只斤·阿勒坦的首级。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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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由此大怒，决定采取武力报复方式，于是连续率军侵扰明朝边境及境内，沿边各州县广遭蒙古铁骑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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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孛儿只斤·阿勒坦为争取互市，“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并在夏、秋两次派出使者联系，又“请为外臣，朝请瓯脱，给耕具食力，不纳”。孛儿只斤·阿勒坦这种恳切要求通贡的态度，使负责边境治安的明军总督侍郎翁万达也为所动，一再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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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七年夏(公元1548年)，翁万达再次上疏进言，称“阿勒坦汗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昏聩的明世宗不仅不听，反多次呵责翁万达“罔渎”。明世宗的这一顽固立场，终于酿成了著名的“庚戌虏变”。[/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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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请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孛儿只斤·阿勒坦率军一举突破明军防卫，包围了北京城，朝延震惊。孛儿只斤·阿勒坦纵所虏马房内官杨坤，持书入城求贡。明世宗吓得要求蒙古军队撤走后才允许议和。孛儿只斤·阿勒坦在退走后，派遣儿子脱脱入朝陈述原委，又缚献了叛逃的明兵，并以部落和虎喇记为人质，钻刀为誓。明世宗迫不得已，勉强允准互市。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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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请三十年(公元1551年)农历5月，马市开始，孛儿只斤·阿勒坦亲临市场，并告诫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马必身腰长，毛齿相应，然后入”。由于有他约束诸部，因此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市易后，孛儿只斤·阿勒坦“出塞甚喜”，又以贫者无马，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世宗竟又借口有蒙古部众犯边，乞请无厌，“帝恶之，诏罢马市”。自此以后，孛儿只斤·阿勒坦求贡无望，在绝望中便忿而进行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扰边活动，企图以武力要挟来达到互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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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阿勒坦一片至诚，求贡心切，但他的对手明世宗偏偏是个刚愎自用、英察自信、果于弄戮、以喜怒为生杀，且颇护已短的昏君，加之他所宠信的严嵩又是一个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的权臣。结果一个“常斋居内、厌兵事”，一个“让边帅率以贿进，军事或不以闻，或鼾乘张。”期间，明世宗又斩杀了立有卓越战功的三边侍郎曾铣以及其支持者大学士夏言，朝臣们从此不言边事，因此“边事大坏”。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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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学士张居正后来所说：“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许。然当其晨，庙堂失策，制御乘方”。大学士高拱也说，“阿勒坦汗求贡，边臣他卒不知所策，庙堂当事之臣惮于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自此拥众大举入犯，或者宣大、或者山西、或者蓟昌，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若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岁失计之明验也。”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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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以孛儿只斤·阿勒坦之孙孛儿只斤·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明、蒙之间又开始了和谈，孛儿只斤·阿勒坦以亡入自己领地的赵全等九名明朝官吏换回了孛儿只斤·把汉那吉。[/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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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政府敕封孛儿只斤·阿勒坦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又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农历2月为期，贡由小王子故道，贡马不得过五百匹，贡使不得过一百五十名。还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开始了明、蒙几十年和平友好的局面，促进了蒙古右翼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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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孛儿只斤·阿勒坦赴青海西会见西藏喇嘛索南嘉错时，尊称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是为“达赖”称号之始，并先后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建立寺庙。在孛儿只斤·阿勒坦的大力扶持下，藏传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至今笃信喇嘛教的蒙古族人民仍然深切怀念着孛儿只斤·阿勒坦。[/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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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color=#0000ff][size=3]补充3：蒙汉“隆庆和议”[/size][/color][/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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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庚戌之变”以后，蒙汉之间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长城内外汉蒙两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损害,都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俺答汗在扩展势力的同时，也努力试图恢复与明朝的经济联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发展与长城以南汉族的贸易往来。
在明朝这方面，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首辅高拱认为，过去对俺答汗的互市和好要求一概拒绝并非上策,反而会酿成祸害，主张与蒙古通贡互市，满足俺答汗等领主的要求,这样可以求得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又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缮和加固辖区内的长城，新筑1000余座敌台。这样，通贡互市也有了安全方面的保证。
隆庆四年（1570年）冬天，俺答汗与其孙子巴噶奈济发生家庭纠纷，因巴噶奈济仰慕汉族文化，出走降明。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诏封巴噶奈济为指挥使，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刚开始想武力从明朝夺回其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马市图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考，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以后不久，“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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