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高贵的烈士
曹髦（241－260）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身为宗室的曹髦被立为新君，但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领宫人讨伐司马昭；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谋士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
曹髦的勇气与胆识
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继魏帝曹芳被司马师所废、“归藩 于齐”后，曹丕嫡孙、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改年号正元。这一年， 曹髦才十四岁。虽然正值少年，但王室的变故、宫廷的争斗以及曹氏势力的日趋衰微，已使曹髦过早地告别了天真烂漫而显得成熟和世故，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曹髦初入洛阳时，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见此阵容，赶紧下轿回拜还礼。礼宾官员从旁说：“按礼仪，君不臣。”曹髦应道：“我现在也是人臣啊。”进城至皇宫止车门，曹髦规矩地下轿步行，左右说：“你有资格坐轿进去。”他答道：“我受皇太后征召来，还不知要做什么。”遂入至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这些谨慎而得体、大方而稳重的举止，赢得满朝喝彩，“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但开局的告捷并不意味着坦途和顺利。曹髦深知自己登基于日薄之际，行事于危难之间，面对急欲纂权的司马家族，他深感这只是宫廷政治较量的开始。为了挽回颓势，重振曹氏声威，曹髦颇有心计地展开了一些拉拢人心的工作。即位不久，“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冤枉失职者。”同时，他自己率先垂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曹髦还多次下诏，对那些战死的将士和饱受战火创伤的地方，表达哀悼和安抚之情。
曹髦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有心有识的人。一些忠于司马家族的大臣看出曹髦的“权道非常”，建议司马兄弟“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司马兄弟心知肚明，越发加快了篡魏步伐。在他们的威逼下，曹髦不得不先后赋予司马兄弟“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权，以至“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其政治待遇几达顶点。然而，处于守势的曹氏集团并未一味消极，也曾对处于攻势的司马氏集团发动反击。如：正元二年春，忠于魏室的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抗司马氏。在被司马师率兵镇压下去后，曹髦又抓住司马师病逝于回师途中的时机，以“东南新定”为由，命奔丧的司马昭留镇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但这一企图也因司马昭“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而破灭。
一方在狠逼，一方欲死保，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终究要以激烈的形式爆发。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近臣商议：“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道：权在司马，为日久矣；满朝文武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皇上宿卫空阙，兵甲寡弱，有何恃仗？不如放弃。曹髦断然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决心已定，不可改变，大不了一死，死又何所惧！曹髦在采取这种激进的行动时也知道自己的本钱贫乏，唯一的资本就是“皇帝”这张牌。他以为只要打出皇帝这张牌，别人可能也不敢把他怎样。于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皇帝为捍卫自己的权力、高贵与尊严的最惨烈的一幕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曹髦拔剑升辇，自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击战鼓，出云龙门。行至东止车门，遇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左右呵之，“众奔走”，谁也不敢阻拦皇帝。又遇司马昭亲信贾充于南阙下，曹髦自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贾充一看急了，对帐下督成、成济兄弟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有种乎？何不出击！”成济应声，“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刀锋穿透了曹髦的前胸后背，当即倒下。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年轻皇帝终以这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20岁的年华。
过去的史家曾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我以为这个评价欠妥。试想，曹髦除了亲自出马外，还有其他选择和招术吗？没有。或许有人说，曹髦不可以等待时机吗？可反过来问：司马昭会给他这个时机吗？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虽然未获成功，但他确实做到了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在力争百分之几的机会。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曹髦的勇气与胆识
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继魏帝曹芳被司马师所废、“归藩 于齐”后，曹丕嫡孙、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改年号正元。这一年， 曹髦才十四岁。虽然正值少年，但王室的变故、宫廷的争斗以及曹氏势力的日趋衰微，已使曹髦过早地告别了天真烂漫而显得成熟和世故，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曹髦初入洛阳时，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见此阵容，赶紧下轿回拜还礼。礼宾官员从旁说：“按礼仪，君不臣。”曹髦应道：“我现在也是人臣啊。”进城至皇宫止车门，曹髦规矩地下轿步行，左右说：“你有资格坐轿进去。”他答道：“我受皇太后征召来，还不知要做什么。”遂入至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这些谨慎而得体、大方而稳重的举止，赢得满朝喝彩，“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但开局的告捷并不意味着坦途和顺利。曹髦深知自己登基于日薄之际，行事于危难之间，面对急欲纂权的司马家族，他深感这只是宫廷政治较量的开始。为了挽回颓势，重振曹氏声威，曹髦颇有心计地展开了一些拉拢人心的工作。即位不久，“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冤枉失职者。”同时，他自己率先垂范，“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曹髦还多次下诏，对那些战死的将士和饱受战火创伤的地方，表达哀悼和安抚之情。
曹髦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有心有识的人。一些忠于司马家族的大臣看出曹髦的“权道非常”，建议司马兄弟“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司马兄弟心知肚明，越发加快了篡魏步伐。在他们的威逼下，曹髦不得不先后赋予司马兄弟“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等特权，以至“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其政治待遇几达顶点。然而，处于守势的曹氏集团并未一味消极，也曾对处于攻势的司马氏集团发动反击。如：正元二年春，忠于魏室的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抗司马氏。在被司马师率兵镇压下去后，曹髦又抓住司马师病逝于回师途中的时机，以“东南新定”为由，命奔丧的司马昭留镇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但这一企图也因司马昭“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而破灭。
一方在狠逼，一方欲死保，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终究要以激烈的形式爆发。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近臣商议：“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道：权在司马，为日久矣；满朝文武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皇上宿卫空阙，兵甲寡弱，有何恃仗？不如放弃。曹髦断然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决心已定，不可改变，大不了一死，死又何所惧！曹髦在采取这种激进的行动时也知道自己的本钱贫乏，唯一的资本就是“皇帝”这张牌。他以为只要打出皇帝这张牌，别人可能也不敢把他怎样。于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皇帝为捍卫自己的权力、高贵与尊严的最惨烈的一幕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曹髦拔剑升辇，自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击战鼓，出云龙门。行至东止车门，遇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左右呵之，“众奔走”，谁也不敢阻拦皇帝。又遇司马昭亲信贾充于南阙下，曹髦自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贾充一看急了，对帐下督成、成济兄弟说：“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有种乎？何不出击！”成济应声，“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刀锋穿透了曹髦的前胸后背，当即倒下。这位被称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年轻皇帝终以这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20岁的年华。
过去的史家曾批评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我以为这个评价欠妥。试想，曹髦除了亲自出马外，还有其他选择和招术吗？没有。或许有人说，曹髦不可以等待时机吗？可反过来问：司马昭会给他这个时机吗？曹髦不愿做傀儡，不愿重蹈曹芳下场，而要做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曹髦虽然未获成功，但他确实做到了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在力争百分之几的机会。特别可贵的是，在政治凌辱和死亡威胁下，曹髦没有软弱、屈辱和退让，而是敢于直面，奋起抗争，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有类似遭遇的皇帝群体中，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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