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时间的流光－－-那些国之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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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家有一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名录，共列六十四件国家一级文物。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多如繁星，然而这六十四件文物被专列出来禁止出国，不论从保护手段还是重视程度上来说，都令人不禁刮目相看，也因此，在许多人的心中，这六十四件文物便成为国宝中的国宝，绝世无匹的珍宝。
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这个禁止出国名单是按照文物的价值来排定甄选的。喜欢用价值来衡量文物，常常说起什么文物值多少钱，尤其现在鉴宝搜宝之类的节目多了，更是如此。但实际上，真正珍贵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既然无价，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按照价值排定甄选名单。因此必须要说明的是，入选这个名单的固然是世间的珍品，没有入选的也未必就不如他们。
关于禁止出国文物，国家文物局有明确的规定：
按照规定，下列文物被禁止出国展览：
1、历代出土古尸
2、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
3、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
4、元以前书画、丝作品
5、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
不难看出，这些文物禁止出国主要是出于保护的考虑，被列入名单的，都是不好保存非常脆弱的文物。当然，在现在六十四个文物中，不少青铜器物入选，只怕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了。
废话少说，先贴一个六十四件宝物的名单：
◆ “五星出东方”护膊
◆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 陶鹰鼎
◆ 司母戊铜鼎
◆ 利簋
◆ 大盂鼎
◆ 虢季子白盘
◆ 凤冠
◆ 嵌绿松石象牙杯
◆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 大克鼎
◆ 太保鼎
◆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 良渚出土玉琮王
◆ 水晶杯
◆ 淅川出土铜禁
◆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 齐王墓青铜方镜
◆ 铸客大铜鼎
◆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 涅槃变相碑
◆ 常阳太尊石像
◆ 大玉戈
◆ 曾侯乙编钟
◆ 曾侯乙墓外棺
◆ 曾侯乙青铜尊盘
◆ 彩漆木雕小座屏
◆ 红山文化女神像
◆ 鸭形玻璃注
◆ 青铜神树
◆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 摇钱树
◆ 铜奔马
◆ 铜车马
◆ 墙盘
◆ 淳化大鼎
◆ 何尊
◆ 茂陵石雕
◆ 河姆渡土“陶灶”
◆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 兽首玛瑙杯
◆ 景云铜钟
◆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 八重宝函
◆ 铜浮屠
◆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 中山王铁足铜鼎
◆ 刘胜金缕玉衣
◆ 长信宫灯
◆ 铜屏风构件5件
◆ 角形玉杯
◆ 人物御龙帛画
◆ 人物龙凤帛画
◆ 直裾素纱禅衣
◆ 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 红地云珠日天锦
◆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
◆ 青花釉里红瓷仓
◆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其他未被八到的，详情请见度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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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五星出东方”护膊[/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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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上面的介绍来自国家文物局网站，应该算是官方信息。
这件文物是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1995年对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的。那一次的考古收获颇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历史气候环境变迁等等方面都意义重大，但是更为人所熟知的，并且广为流传的，还是这个“五星出东方”护膊。无他，全是因为那神秘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让现代人颇为yy的字。
其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五星跟俺们的五星红旗没有关系，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天体；东方也不是咱们歌里唱的东方有条龙的东方，而是天空东部，具体表述天体的位置；至于中国，就更不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国字，最早是指都城，城邑，所谓国人暴动，就是都城市民们造反了。后来渐渐地，国字有了地理位置的含义，比如诸侯分封的地方叫国。再然后又有了表示地域的说法，所谓南国，北国之类。中国这个叫法，在东汉到魏晋时代，也就是这个宝贝所属的时代，泛指中原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实际上是一句占卜辞。
有一种说法，是说和这块五星出于东方护膊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一块类似的护膊，彼此可以拼接，有人猜测两个为一对，那个上面有三个字：讨南羌。连起来的意思就很明白：五星出于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实际上是中央政权对治理边患的口号，跟一寸山河一寸血，反攻大陆，超英赶美差不多。
只是令人好奇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尼雅这个地方。
让我们先来看看尼雅这个地方。
话说，多谢《鬼吹灯》的大热，尼雅的另外一个名字大伙儿可能更熟悉些：精绝。
没错，尼雅遗址，出土了这个让很多人觉得神奇的五星出东方宝贝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精绝古城。
《汉书•西域传》里有对精绝的记载： “精绝国，国王驻精绝城，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入，其中胜兵五百人。设置有精绝都尉、左右将军、译长各一人。北距西域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距戎卢国四日的行程。地形闭塞，交通不便；向西通扜弥国四百六十里。”
话说，西汉时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人，这个规模现在一个规模大点的村子都差不多。当年的精绝还是一片绿洲，坐落在沙漠中一片绿洲之上，它的水源是一条后来被叫做尼雅河的古河流。东汉时期精绝被并入了鄯善，其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尼雅古国。另外，唐僧哥哥取经回来写的汇报帖《大唐西域记》里曾经提到过一个尼壤城，有人认为就是尼雅，但这个说法这两年又有人提出质疑，暂时存疑吧。
据说，尼雅人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佉卢文”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上世纪初著名的那个斯坦因（凡是新疆西域一代的古迹，没有跟这人无关的）发掘尼雅遗迹时发现了一批，但是至今这种文字也没有人能够破译。与佉卢文一起发现的，还有700多块汉文简牍以及少量梵文经卷。
在东汉魏晋时期，这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有多种文化的痕迹也不是奇怪的事情。这个五星出东方的护膊是一种叫做铭文锦的织物，所谓铭文锦是一种以文字作为花饰的织锦，在东晋时期十分流行，传入西域也不足为奇。有趣的是，与这个护膊同时出土的其他织物上装点的文字，多数是“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千秋万岁宜子孙”之类的吉利话，只有这个护膊是如此杀气腾腾意义明确。
“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的织锦格外醒目，当一点一点地将这块织锦翻开时，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色彩，还看到在蓝底上用白色织出的汉文“中国”，紧接着陆续看到“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上面这段话摘自唐史学者齐东方先生所著《唤醒沉睡的王国：尼雅探秘》。作为当年考察队的一员，齐先生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发现这个护膊的过程。根据齐先生的记载，这个护膊是在一对夫妻合葬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棺墓，顶部覆盖着较厚的毛毡毯，毯上有格状花纹，糟朽严重，一触即破。木棺里面葬着2人，女左男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还有早已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同样的器物，不过右放置的是箭、箭筒，弓、弓囊。整个墓葬从未扰乱过，完整表现着下葬时的情景。……不过最珍贵的物品还是尸体身穿的衣料等和各种织物，彩色斑斓的织锦是大宗。许多锦上织出汉字，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安乐绣”、“文大”、“千秋万岁宜子孙”，都属于吉祥用语，是汉至魏晋时期织物上常见的作法。当然，这些精美的织锦产于内地。”
从书中对棺中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的描述来看，这应该是一对土生土长的精绝夫妻。身边的物品，除了那些精美的织品外，还有就是镜袋中一枚四乳铜镜，应该是来自内地的。当时精绝国应该已经并入鄯善成为精绝州，而鄯善在当时受中原魏晋朝廷的节制，加之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丝织物流入大致是贸易和官方赏赐两种途径。
记得奥运会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新闻，是说有专家鉴定，五星出东方织锦为蜀锦。蜀锦产自四川成都，东汉时就风靡天下，并被朝廷采用为特供产品，设有锦官，因此成都又名锦官城。
而护膊这个东西则是游牧民族在秋冬季骑马放牧狩猎时系在肘部防风保暖的用具，类似如今的护膝护肘。
成都地处盆地，并不游牧，也没有秋冬季防风的需求，因此如果不是特别需求的话，大致上是不会生产护膊这种东西的。而考虑到蜀锦的官用记录，楼主俺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护膊是中央朝廷对西域属国的某种赏赐。
再看回“讨南羌”的话。南羌是指活动在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以南的羌人，汉晋时代骚扰边疆成患。尼雅虽地处西域，与南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人猜测，也许这宝贝是作为墓主人参与遏制南羌行动的奖赏。当然，这都只是猜测，而且楼主觉得颇为牵强，存疑吧。
话说，虽然楼主一个劲儿强调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话跟现代汉语的意义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巧合还是会令人怦然心动，尤其，越是巧合，似乎就越是仿佛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安排。不禁会想，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相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偏偏这几个字的语序词义在现代人看来如此明确，说不定人家真的就是想让俺们按照俺们所熟知的意思去理解也说不定呢（表问俺人家是谁……）
另外一个小花絮：前面提到的齐东方先生当时就在这护膊发现的现场，当这几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激动不已，YY道：俺叫东方，这玩意被俺发现鸟，莫不是天命？
（其实非常羡慕齐东方先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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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2、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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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
先给大家一个参考数据，一般来说，一张椅子椅面的标准高度是45cm，这个陶罐的高度是47，比椅子高出两厘米。而它的口径则比饮水机所用的标准水瓶的瓶底宽了6厘米。刚才又去量了一下，不算瓶颈，桶装水瓶子的高度是40公分。也就是说，这个陶缸比我们平时用的桶装水瓶子要高大，缸口也要宽出很多。
我如此强调尺寸，是为了解开自己心里的一个疑惑，因为在切实去量之前，我很怀疑这个陶缸怎么发挥它的作用。据说，它是用来装尸体的。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缸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人死之后，既不土葬，也不火化，而是将遗体放置到一口陶缸中密封，并且多年不腐。”
其实这种缸葬的正确叫法是“瓮棺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宝贝的这个陶缸，实际上叫做瓮棺，一个被当做棺材用的陶瓮。这是仰韶文化普遍使用的丧葬形式，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瓮棺葬遗址有50多座，瓮棺墓700多个。半坡遗址也好，这个鹳鱼石斧陶缸所出土的临汝地区也好，恰恰都属于仰韶文化的范围。区别只是，半坡遗址所发现的瓮棺都是装婴儿和儿童的，而这个鹳鱼石斧缸则是罕见的成人瓮棺。
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陶缸不是普通日常器皿而是葬具后，它身上漂亮的图案对我们来说也就不仅仅是中国最早美术作品那么简单了。因为这个图案，也许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发挥着标示墓主人身份的作用。
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相信，缸身上的石斧，尤其是石斧身上那个叉叉，代表着墓主人的权势和地位，还有人相信这个根本不是石斧，而是代表权力的钺。（钺是一种古代兵器，后来成为仪仗的一种，长的有点像斧，但是柄很长，多数是青铜的，用作仪仗的时候也有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石钺，并且由此将钺的使用年代向前推了一两千年。）
而关于鹳和鱼的说法就更多了。有人认为鹳和鱼分别是两个部落的图腾，由于这个图案里的鱼被鹳衔住，且鹳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因此推测墓主人本是鹳部落的首领，带领部落打败了鱼部落并且将之兼并，因此成为两个部落的共主。而这幅图画则是在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光辉事迹。
更有人将此说发扬光大，认为这个图表现的是黄帝和炎帝的战争，而石斧是黄帝部落联盟所有部落共有的图腾。对这个说法，俺就不做评判了。同学们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相关文章。
还有更确切的说法，是有人说这个图表示这个部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这个……楼主只能存疑了。（话说俺想起了当年看到蚕丛及鱼凫的解释，是说古蜀国最早的先民养蚕为生，因此首领叫做蚕丛。而接下来取而代之的部落是以用鱼鹰捕鱼为生，因此首领叫做鱼凫。也不是没有道理，对吧？）
也有比较缺乏想象力的说法。就是说鸟啊，鱼啊，斧头啊，都是反映史前先民们日常生活劳动的情景，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对这个说法，俺是不大赞同的。比较一下同时期留下来的其他图画，那些手拉手腰间某物突出跳着舞的小人，人面纹之类的，那才是日常生活的写照。这幅图分明有着大写意的味道，画面上的元素本身并不具备日常生活的特征，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元素而已，楼主俺个人认为这幅图案所表达的意义还是很抽象的。
另外，须知这个陶罐制作于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图中的石斧也好，陶罐本身也好在当时都算是相当精致奢华的器物，这样的东西自然不是给普通人用于日常生产的。此外，就像前面说过的，成人的瓮棺非常罕见，绝大多数都是儿童的，这也是因为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古人相信死去的人放在罐子里，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这是对死亡最美好的解释。如果有条件，人人都会希望有这样的归宿，但生产能够装下成人的陶罐，对于那时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也因此这件陶罐才成为了目前所出土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重宝。所以楼主俺自己的一家看法是，墓主人的身份肯定不低，而陶罐上的图案也不是墓主人打猎捕鱼的写照。
不同的人看同一样事物，往往会发现事物的不同特质，这就是广大淫民群众所熟知的淫者见淫。比如俺喜欢追问文物背后的故事，俺就比较关心这个陶缸作为葬具所传达出的信息。艺术家们会从这个罐子的画上看出中国画的雏形。而瓷器的爱好者们则又骄傲又感伤地把这个罐子称作汝瓷的前身，汝陶的杰出代表。
这个罐子被发现的地方时河南临汝县，也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瓷之首汝瓷的故乡。据说是因为这里的土质与别处不同，因此不管是六千年前的陶器也好，还是一千年前的汝瓷也好，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惊人的美感。而这个罐子对汝州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为汝州瓷找到了长达6000年的文化传承。当俺读到那句“汝州窑的熊熊火光燃烧了六千年不曾熄灭”的时候，还是狠狠地感动了一下。
最后，关于仰韶文化，再废话几句科普：
1916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勘探铜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人类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因此被叫做仰韶遗址。而与该遗址同时代，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遗址陆续被发现后都被归入同一种古人类文化圈，这就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指活跃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再废话一句，发现仰韶遗址的渑池县就是当年秦赵会盟蔺相如同学完璧归赵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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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3、陶鹰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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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鹰鼎
“商代。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进一步八这件宝贝之前，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做个说明。上面这段说明来自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理论上说应该算是比较官方的介绍。但是这个介绍中的年代被说成是商代，这点让俺比较疑惑。因为其他资料看来，陶鹰鼎属于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庙底沟时期的文物。这只鸟到底是鹰还是猫头鹰，这个器皿到底是鼎还是尊也一直都有争议，因此除了陶鹰鼎这个名字外，它还被称为陶鸮鼎，陶鹰尊。
“1957年的一天，陕西华县太平庄的农民殷思义正在用用双轮双铧犁深翻土地，突然手头一震，犁头碰到了地里的硬物，他估摸着是地里的大石头，便准备把石头挖出来，以免碰断犁头，谁知翻开浮土，却是一件表面颇为光滑的陶器，待把这件陶器全部挖出来，才发现是一件鸟形模样的陶器。”在陕西这个神奇的地方，从地里挖出个什么东西来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儿。举世闻名的兵马俑也是因为几个农民打井发现的。殷思义对这个模样古怪的陶罐并没有想太多，顺手将一同翻出来的陶片填回去，陶罐则拿回家当了一个鸡食盆。1958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在三门峡上游黄河流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清理调查，当工作人员来到太平庄对文物保护知识进行普及时，殷思义意识到所有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国家，于是将自家的鸡食盆上交，这才让这件国宝第一次见了天日。
淳朴老实的殷思义大概不会想到他所上交的这个鸡食盆带来的后续影响有多么巨大。楼主俺个外行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查找资料，只为确认两个地名：太平庄，泉护村。如果我找到的资料没有错的话，华县的太平庄东与泉护村南是相接的。之所以这么强调这两个地名，是因为泉护村在我国新石器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古学中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泉护文化，专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而发现这个陶鹰鼎的太平庄实际上与泉护遗址是一体的。陶鹰鼎也是泉护文化的产物。证实殷思义所上交的文物引发了这一代大规模的发掘考察，才有了泉护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58年开始的对泉护遗址的发掘收获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在楼主俺看来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都不会弱于陶鹰鼎。比如刻有玫瑰花形象的陶罐，这是人类记录下的玫瑰花最早的形象。有一种说法认为，庙底沟文化的特征就是以花卉为图腾，其中泉护遗址的玫瑰花（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蔷薇科植物）和庙底沟的菊花图案分别代表着两个部落。而古代花与华相通，因此有人推测华县，华山，华族，都来自花这个图腾。这也是人们将华县玫瑰与龙相提并论称之为构成中华文化两大要素的原因。在陆思贤先生所著《神话考古》中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端之始。
泉护遗址的另外一个大发现，是发现了最早的太阳鸟的形象：像燕子一样的三足鸟负日飞行，或立于太阳之中。遗憾的是楼主俺没有在网上找到华山玫瑰和太阳鸟的图片。手里倒是有本书里有，不过以楼主的欣赏水品，是在没能看出那是玫瑰来。
扯回来继续八国宝陶鹰鼎。前面说过，对于这宝贝究竟该叫鼎还是该叫尊目前还有争议，不过既然官方把它叫鼎，暂且这么称呼吧。在上古青铜器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鼎了。司母戊鼎的图片就在中学历史书上放着，而钟鸣鼎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定鼎，鼎革这些词语至今都还活跃在我们的语言里。所谓鼎，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三条腿，鼎足这个词大伙儿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个三角的关系，这大概也是陶鹰鼎之所以被叫做鼎的原因。
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鼎最早是烹煮肉的锅。不过俺在古今汉语词典上看到的解释更可怕，说鼎是煮人的刑具。不管是煮人还是煮肉，鼎最早都是当锅用的。也许因为这玩意容量大（人都能煮，能不大吗？）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有肉大伙一块吃，所以用到鼎的时候总是整个部落倾巢出动，人越多，鼎也就要越大，如此逐渐发展下来，在人力资源稀缺的原始社会，鼎的大小就代表了一个部族的势力强弱。于是鼎逐渐就变成了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到了夏禹时代，大禹实施垄断将全国的金搜起来铸造了九个超级巨大的鼎，从此鼎就代表着国家政权了。
陶鹰鼎的身高是36厘米，又是以动物作为主要的形态，实在和鼎的大小以及形制相差太远。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尊而不是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尊，尊是乘酒的器皿，这个物件显然也可以装液体，因此认为它是个尊也无不可，但从形制上说，尊一般都是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这个宝贝显然也不那么符合。但是你拿石器时代的东西跟青铜时代的标准比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大靠谱，只能说这个陶鹰鼎具备了鼎的雏形而不能说它就是个鼎，有尊的功能而不能称之为尊的四不像。
有一位专家认为陶鹰鼎的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价值。俺是深表赞同滴。不管是鹰也好，还是猫头鹰也好，这个家伙两只粗壮有力的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振翅前倾的姿态，无一不表现出猛禽的威武凌厉来。可是为啥俺看着这么可爱这么有爱捏？总之，考虑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在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已经能够如此凝练传神地创造出如此即有创意又充满趣味的作品，实在令人心驰神往。
看资料说泉护遗址出土了大量小型猛禽的残骸，也许其中一个正是这个陶鹰鼎的原型也说不定呢，呵呵。
话说当年我国在93年第一次申奥时，这个宝贝曾被萨马兰奇亲自挑选作为中国的申奥大使前往瑞士展出。此后在2002年这个宝贝被列入禁止出国展出名单，于是瑞士那一次就成了这小家伙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的经历了。
PS，就像前面八过的鹳鱼石斧陶缸，陶鹰鼎的出现也让华县当地的一个特产黑陶找到了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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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4、司母戊鼎[/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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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后期”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如今司母戊鼎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经过清理和秤重，它的准确重量是832.84公斤，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那么司母戊鼎又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考证它的年代应该从出土的地理位置着手。
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洹河横贯东西。武官村位于洹水河北岸，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王陵区，司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
60多年前，武官村村民一个偶然机会使司母戊鼎重现于世，当时即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这给今天的考古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这个每一个时期的鼎，它都有不同的造型，比方说我们举一个方鼎来讲，那么这个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呢，它也就细长，或者叫细高，那么然后越晚呢，这个腹部就越变得浅一些，腿呢就变得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个人名，是个称谓，那么到底谁是“戊”，这个“戊”是谁，这个我们通过查这个甲骨文，发现甲骨文里提到过好几个戊。
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人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ta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不同年代的青铜器呢，我们把它的成份做出来，大量的数据集中起来我们进行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会初步推算出它这个成份随着年代变化的规律，那么我们在鉴定未知的青铜器的时候，我们把未知的样品，做这种成份的检测以后，我可以跟这个考古样品做对照，那符合哪段儿呢，我可以认定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一段的，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这只是一种参考数据，但是很有用的。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片花：)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是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光顾得几乎一无所有。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此时，姚青芳突然想起了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正是因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姚青芳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做对比，他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及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上和甲骨文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是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终于考古人员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当年出土司母戊鼎的这个地方，经过钻探呢，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有个墓葬，而且很大，是个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因此我们决定挖掘，把这个墓挖出来，当时我们就希望，像这么大一个墓，通常是盗不干净的，虽然我们知道它被盗过，钻探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盗了，但是我们想呢，可能会留点什么，
墓道中有一堆人头骨。考古队员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司母戊鼎摆放在墓中。我们对王后“戊”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若干个考古学家，在不同的时期，专门统计过，就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墓葬的因素，主要有什么，他统计全世界的，几百个民族，结果统计的结果是，最能反应墓主人社会等级的，社会身份，就是墓葬的形制。
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但是就在此时，姚青芳突然有了一个异常的发现。司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点地方还可以看出错位的痕迹，四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让姚青芳疑惑不解。此时南京博物院正在进行泥范法复制司母戊鼎试验，姚青芳希望可以通过试验来进一步研究。
负责此次试验的是南京博物院技术部主任王金潮和天津铸造长的罗宝琪。此次试验考古研究，是完全模仿商人的制作方法来重新铸造司母戊鼎。
为了保证复制的准确性，制作泥范用的土壤是从殷墟购买来的。泥范是用泥制成坯后焙烧成的，所以泥范也可叫陶范。首先专家们要制作出有花纹的泥范。
但是试验很快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使用商代生产工具，竟然在泥范上无法形成清晰的花纹。
每当印有花纹的模板从泥范上取来下，泥范上的花纹就模糊了。今天的生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谓轻而易举，但是3200多年前的古人又是何如做到的呢？
罗宝琪不断调整泥中的含水量。
泥范上花纹的确是清晰了很多，他们迫不及待的开始铸造试验，但是铸造出来的铜镜，结果很不理想，花纹几乎无法分辨。
现在的脱模材料多得是，可是商代呢我们要考虑它当时只有谷物，还有面粉，还有各种就是说物理粉末，经过研究以后呢，那么我们采用了用木炭粉，因为木炭粉在商代随处可见，只要要燃烧就很容易形成木炭。
模板上，铺上了一层细细的木碳粉，花纹终于清楚的呈现出来，不断的往上拓印，花纹越来越清晰。
这一次，罗宝琪开始着手一个四分一大小的方鼎试验。
小鼎上花纹终于成功了，由于试验选用的花纹模板比大鼎上的花纹还要精细，所以罗宝琪有理由相信，在以后大鼎上的试验也一定会成功。
正当他沉浸在试验成功喜悦中时，他注意到，在小鼎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楞。楞的出现是泥范破裂铜水渗入的结果。那么司母戊鼎上花纹的错位，就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时泥范发生破裂形成的。可是如果泥范破裂，花纹因该残缺，难道古人在发生意外之后又及时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吗？
为了证明这种推测，姚青芳对司母戊鼎进行一次X射线探伤。X光可以形成物体的透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大鼎内部密度并不均匀，东侧壁，发现花纹粗糙的地方，厚薄差异较大。四条鼎腿底部相对较厚，竟然无法形成清晰的透视照片。
姚青芳越来越坚信自己的推测，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可能在铸造时发生了泄漏。对于这个推论姚青芳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他立刻开始着手做金相显微组织观察试验。
在金相显微镜下，姚青芳清楚的看到了2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实际观察结果我们发现，它的大块鼎身这一侧，它那个样品显示的是等轴晶组织，所谓等轴晶组织呢一般是因为在退火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组织，而小块的三角区，它的组织形貌呢是一种树枝晶组织，这个树枝晶组织通常是由铸造以后形成的这个组织形貌，我们铸态组织大多是树枝晶组织。它的显微形貌呢很像我们那个树枝的生长方向。
两种不同的金相组织结构，证明大鼎并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在第一次浇铸时，由于泥范体积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泥范，所以预计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4条鼎腿短了一截。接铸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
如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发现1600多斤的大鼎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千斤的鼎都没有。或许这样的工程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艰难。
2003年，考古工作站，在安阳再次发现了1.68米直径的圆鼎铸鼎遗址。按照这个直径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象铸成的大鼎，体积和重量都一定会远远超过司母戊鼎。这说明商代曾经有过更大的巨鼎问世。
司母戊鼎的铸造虽然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对于商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失误，他们的铸造技术和社会生产水平远远的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3200多年前的殷商留给我们的是种种的猜测和设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在仅有铜器和石器的年代，古人又是如何创造辉煌的？
司母戊鼎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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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5、利簋[/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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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簋（gui3）
“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终于说到利簋了。在北京有一条街，基本上外地来的同学们都会慕名去逛一圈吃一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簋街。相传，簋街原来叫鬼街，后来觉得不好听，又因为这条街上餐馆林立美食汇聚，是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索性将鬼字改为同音的簋字，从此叫做簋街。楼主这儿不是在做北京的旅游介绍，俺只是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簋字的读音和含义。为啥要叫簋街呢？因为簋是商周到春秋时期的先人们用来装饭的碗。
当然，就和所有青铜时代的器物一样，簋到后来就发展成为礼器，改行象征地位和等级去了。周礼中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吃饭用几个簋得看级别。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县零口乡西段村和南罗村的村民们为了灌溉土地决定打一口井（又是打井，陕西的农民兄弟们一打井就出状况啊），土挖到了一半地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有人的锄头没拿好掉了进去。人们猜测，这里面估计埋着东西，在派人报告文物局的同时，西段村的乡亲们挖开洞口，发现里面是一个幽深的古窖，窖中堆满了青铜器皿。后来经统计，这批青铜器中有尊，盘，簋，壶等用具一百五十多件。为了保护这批文物，西段村的村民们将这批青铜器用架子车拉回大队仓库妥善保管，直至专业考古队赶到顺利移交。（坊间有当时农民哄抢文物的传言，但根据当时在场者的回忆，这批文物是被妥善保管直到考古队抵达的。）
在这批文物中，就有这个国宝利簋。
商朝是我国青铜器最鼎盛的时期，无论规模种类还是其精美程度都优于后世西周的作品。以至于有人感叹殷商灭亡后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华美辉煌的青铜文化了。但是楼主俺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西周的青铜器，无他，全是因为西周青铜器无以伦比的史料功能。
和商代青铜器铭文惜字如金不同的是，西周的青铜器上面往往洋洋洒洒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多的毛公鼎上铭文多达499个字。顺便说一句，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簋作为现存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在所有西周青铜器中有着超凡脱俗的地位，凭借的就是它身上那三十二个一语定天下铭文。
话说，在楼主俺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还写着我国历史可考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841年，我国纪年的开始：共和元年。不晓得如今的教科书改成什么样了，照说现在历史可考最早年代应该可以向前推了若干年。至少，应该会告诉学生们，武王伐纣最后在朝歌郊外进行的那场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个日期的确定，就要归功于利簋身上的铭文。
这三十二个铭文分四行排列，内容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
翻译成现代文的大致意思就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木星居于天顶，大吉。（战斗进行到）傍晚，攻下了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第八日），武王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右史（官名）利（人名）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施公（利的父亲或者祖父）。
这段铭文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纷纷扬扬争论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可谓石破天惊。自古以来，在许多古代文献上都有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并且一日得胜的记载，但是一来两军实力悬殊，二来战斗时间太短，三来历代对于这些史料的真实性争论不下，于是牧野之战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究竟进行了多久，以及这场战斗前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像是一重重的迷雾一样，笼罩在三千多年前那个历史转折过程中最关键的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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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洋洋(广阔)，檀车煌煌(鲜明)，驷马原(四匹战马)彭彭(强壮)。维师尚父(即吕尚)，时维鹰扬。凉(辅佐)彼武王。-----《诗经.大雅.大明》
这是诗经中关于牧野之战的记录，武王驾驷马战车，姜太公吕尚鹰扬飞击与武王配合的场面大开大合，令人不禁热血澎湃。
关于牧野之战，古书上从来不乏记载：《逸周书.克殷》记录了武王带领三百战车，三千猛士，以及四万五千甲士从镐京（今西安）出发，向东在孟津与其他8个小国联军会合后渡过黄河冒雨疾行仅仅用了6天就抵达朝歌牧野。而毫无准备的商纣王没有料到他们来的这么快，匆忙武装了大量奴隶仓促应战，结果在战场上遭到奴隶们的反戈一击，兵败如山倒。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在甲子日拂晓发动攻击前向部队发表誓师演讲，内容大致是规定了作战的具体方法以及对俘虏的处置方法。
《史记》中则详细描述了商军溃灭后纣王逃入鹿台，武王尾随追杀的惊险过程。
但这一切都只是后世的记载，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这一切的真实性。直到利簋带着它的铭文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利簋的铭文告诉我们，没错，那一日就是甲子日，战斗在还看得见星辰的拂晓开始，到了黄昏武王已经大获全胜。
就是根据这段铭文中提到的甲子日和木星临天顶（岁鼎）的天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专家们推断出了牧野之战发生的日期：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不过楼主俺更感兴趣的是后面那句话，七天之后武王屯师阑并且赏赐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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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商纣王自焚而死，持续了六百年的殷商灭亡，接下来将是延续了八百年的周朝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在我国，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个很著名的神话传说《封神榜》。大致内容是说武王伐纣胜利之后论功行赏，对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大小神仙们进行分封。原本以为这只是封建文人们对于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一种不靠谱的想象，却想不到利簋告诉我们，在攻破朝歌后的第七天，武王真的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论功行赏大会，只不过现实中他当然不可能封神封仙，而只能是赏赐财物，以及地位。
前面说过，簋和鼎一样，代表着等级地位。我们无从知晓利的功绩是什么，只知道他得到赏赐给他的铜之后，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地用这些铜铸造了一个簋作为自己贡献给家族的荣誉。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利簋的尺寸：高28厘米，口宽22厘米，一只保龄球大小而已。虽然不大，却代表着地位，能够被允许拥有簋，说明此时的武王已经对定鼎天下胸有成竹了。虽然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向东征讨不肯归化的商人势力，但是封赏的开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附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普资料：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方面将我国历史可考年代向前推了数千年，一方面又遭受着国内外各方学者的质疑。对于孰是孰非楼主俺不了解也就不予置评，俺只是觉得，能够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十分先进的想法。但历史研究不是突击攻关就能有所成就的，一项研究被冠以工程之名，始终看着有点不大舒服的说。
最后感叹一下啊，比起来临潼才是神奇的地方啊。不大一点地方，烽火戏诸侯在那儿，兵马俑秦始皇陵在那儿，骊山温泉在那儿，西安事变在那儿，连个利簋都从那儿挖出来。
楼主俺小小感慨一下：
怎么评价利簋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都不为过。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迷雾后冰冷的青铜器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将自己和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俺一直觉得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惊喜和感动的过程，尤其是每当新的考古发现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相吻合，当我们发现历史从来都没有远去，它一直被我们铭记的时候，那种触摸历史的质感，感受时光的沧桑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心潮澎湃。
利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创造于西周早期，那时候商朝刚刚覆灭，周是带着浓重“少数”文化色彩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时候周公还没有制作严谨森严的周礼，周的国力还不强，疆域还没有统一，政体还没有完善。利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纯粹的东西，简洁地叙述因果，明确地阐述目的，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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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6、大盂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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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盂鼎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大盂鼎的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由于年代久远，大盂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转手买卖，到底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已经没有人说的清楚了。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也都没有绝对的证据。
陕西岐山有一处赫赫有名的周原，是周室的发源地。相传周室先祖为后稷，周室世居于豳地，到了古公亶父一代时，由于受到戎狄的威胁，举族迁至岐山脚下的周原，见这里水源丰足土地肥沃，便就此扎根，筑城开荒，繁衍后代，发展农业，使周族渐渐昌盛起来。直至文王武王父子联合周围小国伐商定鼎天下，这才离开了岐山周原这块宝地，建都丰镐，开创两周八百年江山。
岐山礼村就坐落在周原上，这里从西汉时代就陆续有周青铜器被发掘出土，历来就是公认的周器之乡。大盂鼎在这里被发现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另一方面，出土于礼村的文物相较于同属周原的凤翔村来说数量上要少的多。而且作为周室发端之地，这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或者是西周之前到早期的，或者是西周晚期的，与大盂鼎同时代的文物并不多。礼村出土的毛公聃季簋也许算一件，但就楼主个人的观点，铭文风格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另一方面，眉县李村也是西周青铜器出土的重地，在这里出土的盝驹尊也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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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论岐山还是眉县都有出土大盂鼎的环境。但根据目前所流传的关于大盂鼎的经历来看，大家普遍还是偏向岐山多一点。可惜的是和大盂鼎同时出土的百十件青铜器，包括小盂鼎都已经失落，我们无从得知更多出土地的信息了。
大盂鼎制作于周康王时期。根据鼎中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鼎是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一个叫做盂大臣时所使用的礼器。在铭文中，康王对盂进行了苦口婆心义正词严的训示，大致内容下面会八到，总体来说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官话文章忆苦思甜，警示盂要对商王朝的灭亡警惕以史为鉴。然后又表示自己对盂所倾注的希望以及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交情，最后是赏赐给盂的各种恩赐，配备的官员，以及分给他的奴隶之类的礼物清单。
整篇铭文291字，字迹圆润雄壮，结构端谨，气韵生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铭文中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成康时代金文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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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铭文内容：
释文：隹(唯)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宗周令盂王大令在珷王方畯正厥民若曰盂不显嗣玟乍邦辟在{雨于}御事虘又酉无敢酉舌有子灋保先王殷边侯田{雨于} {此须}□(烝)祀无敢□有四方我殷正百辟率酉夔古天异临耳昏殷述令隹肄于酉古丧巠敏朝夕入令女盂井乃谰享奔走畏嗣且南公王曰盂廴西召夹我一人{米豆}四方疆土易女鬯死□戎敏谏{雨于}我其遹省一卤冖衣巿罚讼夙夕召先王受民受舃车马易女且南公旂用□(驭)至于庶人臣十又三白辶兽易女邦□六百又五十又九人鬲千又五十四白人鬲自夫易尸□王夫<辶亟>□迁(遷)自厥土王曰盂对王休用乍若□(敬)乃正勿且南公宝鼎灋朕令盂用隹(唯)王廿又三祀
好吧，楼主俺知道这段话很难看的明白，楼主俺也就只能看懂个二分之一，所以俺还是把百度百科里的译文搬过来吧：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这篇铭文是一篇非常标准的叙述文，开宗明义的点名时间：九月；地点：宗周：事件：王册命盂。先科普一下，西周文王武王父子相继在丰水镐水之间建立了丰京镐京，武王所建立的镐京又称宗周（即西安），与文王所建丰京合成丰镐。到成王时又在洛水附近建立了成周（即洛阳）。成周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对东部进行控制，但周天子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宗周。
建立成周的周成王，就是这篇铭文里的第一男主角周康王的父亲。康王名钊，在位二十六年，在成王和他的统治期间，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社会治安良好，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作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便是说的这段时期。
周康王一直以勤勉自制，治军严谨闻名。有趣的是在这篇铭文中，他着重教导盂同学这个场合那个场合喝酒都要适量，又引前朝的教训说商朝灭亡是因为商人酗酒所致，一定要引以为戒。这段话又一次佐证了史书中记载的内容。《尚书•周书•酒诰》中，周王指责殷商全民好酒导致天谴：“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并且自夸：“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有学者认为，成康之际，社会安定富裕，民间奢华好酒之风渐起，因此才有了康王对臣下的谆谆叮嘱，以及屡次谈及的酒禁问题。
和好酒之风相应的是大盂鼎的形制体态，与之前八过的利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身高一米多，口径超过七十厘米的大盂鼎是目前所发现的所有周鼎中最大的一个。这从另一个方向也证明了成康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极大发展。
但总的来说，遥远的西周还是一个人力稀缺的时代，因此在铭文所记录的康王的赏赐中有下面这么一堆人：“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除去邦国四名官员是用来辅佐盂的，人众庶民六百五十九人是为盂服务的之外，还有异族王臣十三名，夷众（外国人呀）一千零五十人。这些人自然不是白求恩，也不是外国专家或者非法劳工，他们还有一个身份，叫做战俘。而在那个奴隶社会里，外国的战俘也就是奴隶的代名词了。
周康王说的很明白，给你这么多战俘不是让你开难民营的，也不是让你训练特种部队的，而是要在土地上耕种作物的。至于耕作收获的粮食，盂会保留一部分，会向康王进贡其余的，而那些奴隶们只能以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保障生存。
让我们回到大盂鼎本身。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间。根据网上流传的记载来看，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宋金鉴，原名宋金玺，字瑞卿，陕西岐山人，道光卅年（1850年）庚戌科二甲五十四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截取知府未赴任。（若此说属实，那么大盂鼎出土于岐山就确信无疑了。）宋金鉴出身书香门第，也是一个金石大家，关于宋金鉴和大盂鼎的因缘，中间还有一些曲折。据说大盂鼎出土后他是第一个鉴定的人并且收藏的人。但是当时的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消息后从宋手中强索了过来，随即转手出卖。
大盂鼎随后几经转手，辗转流落到了北京琉璃厂，此时宋金鉴也在北京参加会考，并且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宋金鉴在琉璃厂重遇大盂鼎，立即将它买下来带回老家。话说史料中记载宋金鉴中途辞官归故里，也许与这大盂鼎多少有些关系。此后大盂鼎一直被宋金鉴收藏在府中，直到他去世后家道衰落，他的儿子不得已将这个至宝卖给了别人。
买主叫袁宝恒，字小午，号贞叔，河南项城人。清道光30年进士，授编修，曾先后辅佐李鸿章和左宗棠。买到大盂鼎时，他正在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处做幕僚。袁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收藏这些宝贝，于是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早年蒙冤获罪，得到侍读学士潘祖荫的援手才脱罪，而潘祖荫则是当时举世无双的收藏大家，于是左宗棠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荫以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痴迷青铜器，收藏珍品无数，对大盂鼎更是视若至宝，珍藏在自己家中。巧合的是，若干年后，潘祖荫从收藏家柯劭忞处购得与大盂鼎齐名的大克鼎，海内三宝，潘家得其二，一时间轰动整个京城。
潘祖荫无子，他病逝后家产由弟弟潘祖年继承。在等待潘祖年进京的那段时间里，潘家收藏的宝物陆续失窃。潘祖年决定将兄长留下来的家产带回老家苏州，为了路途安全，潘祖年对外宣称大盂鼎和大克鼎也已经失窃。从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潘家一直否认拥有这两件宝物。
潘家人丁凋落，潘祖年也没有后嗣，于是从旁支过继了一个儿子，然而这个儿子刚娶了媳妇几个月就因病夭折，在潘祖年也去世后，整个潘家的担子就落在了那个嫁给过继儿子不久就便寡妇的媳妇身上，这个媳妇就是后来以百岁高龄见证大盂鼎的潘达于。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潘达于小心守护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在淞沪会战正酣的时刻，潘达于将大盂鼎和大克鼎埋在了祖屋地下。日军占领苏州后果然来到潘家搜刮文物，大盂鼎和大克鼎因为潘达于的先见之明免遭劫难。自此，世人才真正相信大盂鼎和大克鼎真的不在潘家。
直到1951年，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写信的人正是潘达于，她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潘家尚存的文物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两件宝鼎从此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落户北京。而大克鼎则一直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小小科普一下海内三宝：
毛公鼎：出土于岐山的西周晚期铜鼎，内有铭文499个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大克鼎：出土于法门寺，内有铭文290个字。其铭文也备受书法界的推崇。
大盂鼎：出土于岐山，内有铭文291个字，最大的西周青铜器，代表着青铜器铭文的最高成就。
毛公鼎，大克鼎和大盂鼎被称为海内三宝。目前大克鼎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毛公鼎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不晓得俺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三宝聚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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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7、虢季子白盘[/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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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现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不是白色的，而且虽然它叫盘，可它实际上是个盆。
盘，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种盥洗用具，大致用法跟咱们的洗脸洗手盆差不多。在仪式典礼中，主持祭祀和仪式的人洗手，下面就有人用盘接水。这捧盘接水的活儿也不是谁都能干的，《礼记》中是这么说的：“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总而言之，盘不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还是作为古代礼器，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都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看俺一路八下来的同学大概已经发现了，其实俺名为八宝贝，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由宝贝引申出去的别的内容，宝贝本身反倒八的不多。这是俺八卦一向惨无人道的地方，因为俺觉得宝贝本身有多华丽多不可思议其实图片比文字更具说服力，何况俺每个宝贝都会引述一段官方的描述作为开场，所以这个麻烦琐碎的工作俺就偷懒了。之所以做这个说明是因为接下来，关于这个虢季子白盘，俺将要展开的八卦的漫无边际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俺实在不想让大伙儿失望，所以还是提前打打预防针的好。
刚才说了，虢季子白盘不是白色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青铜器，那么这个名字自然有其他的含义，听俺一字一字地八来。
虢，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武王克商之后分封诸侯，将自己家的远亲近戚和一众功臣一个不落地封到了全国各地，最有名的莫过于姜太公封齐国，周公封鲁国（其实准确地说，封在鲁国的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而其中武王的两个叔叔，也就是文王的两个弟弟虢叔和虢仲分别被封到了镐京以西周室龙兴的周原和扼守镐京京畿咽喉的虎牢关一代，东西两方面拱卫守护着镐京的安全。这两兄弟的封国，一个叫西虢，一个叫东虢。至于哥儿俩谁分到了西虢谁分到了东虢，史书自己也没说清楚，后世怎么说的都有，我们也就只好存疑了。
我们都知道西周一开始周室大封诸侯，各个诸侯呢，自己在自己的国里也封小国，就这样大国套小国，小国套虾米国，最多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国有一千多个不止。然后这些大国小国互相之间打来打去，彼此吞并，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秦王扫六和天下大一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国被吞并消灭，东西两虢也都没有逃掉这样的命运。东虢后来被郑武公灭掉，而西虢后来东迁到了如今三门峡一带，又跟原来的东虢隔着一个黄河，所以一个叫南虢一个叫北虢。这段历史太乱，俺草草一说，大伙儿草草一看，不用弄得太明白。顺便说一句，灭掉东虢的郑武公，就是那个大名鼎鼎克段于焉，跟自己老妈撩狠话说不到黄泉不见面后来又撑不住挖了个隧道母子重逢的郑庄公。
西虢到了周宣王时代的国君就是季子白。
在当时称呼一个人和现在的方式很不一样。现代人的称呼，就是姓+名，陈冠希西门庆什么的都是这么叫。所以现代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周武王既然姓姬，既然叫发，那么就应该称呼他为姬发。而文王的弟弟周公就更惨了，直接就是姬旦。实际上在当时，姓是作为血缘的联系而存在的，人们平时并不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人，而是直接叫名字。所谓男称名女称姓，就是说对男性，直接叫他的名字，而女性嫁了人之后，在婆家就会以她娘家的姓来称呼。热爱古代八卦的同学对文姜仲姬这种名字都不陌生吧？这里面姜和姬都是女子娘家的姓而不是名字。
回到我们季子白同学身上。前面说了，两虢都是文王兄弟的封国，自然虢君姓姬，周宣王这一代的虢君名叫白，当然我们不能叫他姬白，而应该按照当时的习俗在名字的前面加上排行，老三，叫他季子白。
有人会问，那个子字怎么多出来的？这是因为俺们的各路专家们彼此之间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季子白同学的名字是子白，排行老三。有人认为子是氏。氏这个问题太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的来说就是在周代姓是血缘的标志，而氏是一脉亲人共有的标示。所以有的时候称呼一个人，也会带上氏。于是这个称呼就变成了排行+氏+名。
但实际上楼主俺认为，人家季子白就叫子白好伐，哪里有那么麻烦捏。问我原因？很简单，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里写着呢：
铭文内容：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
不显子白，壮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严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超超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广字头加个射）爰乡。王曰“白父，孔□又光。”
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翻译成现代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这是一篇赤裸裸红果果的歌功颂德的铭文，内容清晰事实明白，就是说西虢国君季子白同学在对付北方野蛮的少数民族严狁的战斗中表现英勇，破敌制胜，打得敌人魂飞魄散，还杀了若干人抓了若干人，于是全军通报表彰，并且送了许多礼物。季子白同学十分高兴，将这件事情记录在了这个洗手盆上。
其实虢国人打仗英勇受到表彰是很常见的事儿。这是他们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咱们早前八的利簋的故事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当时不是提到武王帅三百战车，三千虎贲勇士么？虎贲勇士就是由虢氏里的师氏统领的。别问楼主俺这虢氏师氏怎么回事儿，楼主俺也说不清，只要知道他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一家就好了（不许丢俺西红柿！）。
考古学家蔡运章先生认为虢这个字本身就是对虢氏一族历来勇猛杀敌，守卫周室的赞美。他认为虢字从手部从虎部，代表着双手博虎，是双手奋力拼搏的会意形声字。而且师氏也一直是周室的近身卫戍部队，加之当初分封时两虢左右夹护镐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来虢国一直都是作为周天子最可信任的嫡系武装力量存在的。
因此，季子白同学打仗勇猛受到天子嘉奖，在当时既是理所应当，也能格外彰显出虢君格外受到周天子信任的事实。
西虢与周天子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周幽王时代。我们都知道周幽王并不是猥琐贱男没事儿调戏自己的诸侯们，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那个女人就是褒姒。其实调戏诸侯并没有让西周亡国，真正让西周亡国的，是花心男要费了王后的儿子宜臼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正妻小三pk，王后的老爸联合犬戎打过来灭了西周，大臣们保护太子宜臼逃到成周。太子宜臼即位，这就是周平王。此时周幽王和褒姒的儿子都已死，一向护卫王室的西虢君却站错了队，自己立了周幽王另外一个儿子为天子，这就是周携王。
二王并立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周携王被杀，平王的宝座坐稳，而西虢则失去了周天子的宠信。这个局面一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改变，这是后话，俺就不8了。
回到虢季子白盘上来。这件宝贝也是在道光年间出土于岐山附近，几经辗转，才终于被收入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这段经历，百度百科里有详尽的叙述。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5月11日，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在追杀太平军的过程中率部占领常州，刘铭传住进了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仍不屈服，经常利用夜晚伏在小街僻巷里进行反抗，所以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刘铭传在护王府大厅秉烛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金属撞击的声音，以为有刺客潜入。刘铭传大惊，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遍，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的，循声搜去，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叮当之声。马槽向为木料所制，为何有此清脆金属声音？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铭传就伸手去摸，只觉得浸凉异常，仔细分辨才知是一金属物体。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好奇地走到马厩中，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铜盘。该器长130cm，宽83cm，高42cm，重215kg，通体呈椭方形，具四边、圆角，周身满饰窃曲纹及大波曲纹，每边饰兽首衔环二，共八兽首，内底铸有铭文111字，面幅工整，结字优美。读过几年古书的刘铭传知道这种文字叫籀文，为三代文字，他暗想此物年代久远，必是国宝，忙叫人“三熏三沐”，洗涤干净，并在自己奉命攻击浙江湖州、安徽广德期间，设法叫士兵运回自己的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
后来，刘铭传回乡休假期间请安徽霍山县一位名叫黄从默的老儒生考证该盘的来历。黄老先生辨认出该盘，并告知刘铭传，虢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为古代西虢国所在地。时任陕西 县县令的徐燮钧乃常州籍人士，好古，虢盘近水楼台为徐所得。徐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刘铭传获此国宝，欣喜若狂，就在刘老圩盖了一座盘亭，并作《盘亭小记》记叙此事。虢盘流到刘府，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观赏，而刘铭传偏偏惜盘如命，不轻意示人，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1872年至1884年，刘铭传归乡赋闲期间，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蜂拥而来，人人叹羡不已，消息很快传到京师翁同 耳中，翁氏托人到刘老圩说项，愿意出重金购买。刘铭传听言火冒三丈，以生硬的态度回绝了说客。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左思右想，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交恶。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则安驻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刘铭传去世后，其后人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年至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抗战前，曾有一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随后，法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合肥旋告沦陷，日军入侵，强抢豪夺、无恶不作。面对外辱，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他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冬，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刘肃曾当即表示：“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遂于1950年1月19日在其家中一间人迹罕至而又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挖开历经14年的封土，将虢盘掘出，献给国家。虢季子白盘自1864年初夏与刘铭传结缘，历尽沧桑86载，传四代人，终获新生。三代吉金，慧命永延，诚不虚也！ 就在虢盘拟送北京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盗窃破坏国宝事件突然发生。一名犯罪分子溜进刘家，手持钢锯准备锯下8只饕餮衔环，声音惊动了守护在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当即将他抓获，使国宝免受破坏。事件发生后，人民政府指示迅速将虢盘运送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虢盘抵京后，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亲切接见了刘肃曾，文化部颁发了奖状。郭沫若先生还于1950年3月设宴招待刘肃曾，并即席亲笔题诗一首相赠：“虢季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卓卓刘君名，传诵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从此，与毛公鼎、散氏盘并称为古代三大青铜瑰宝的虢季子白盘就由国家珍藏保护起来，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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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8、嵌绿松石象牙杯[/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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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代。高30.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形似现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楼主俺在为象牙杯选择图片的时候好生为难了一下，因为这张图片的质量并不算太高，但是胜在细节清晰，尤其是象牙雕刻和绿松石镶嵌，在这张图上都表现的比较清晰。所以虽然用光啊，颜色啊什么的有缺憾，但还是选了这一张。
如果不是这个名字的话，第一眼看过去，楼主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联想到这个杯子的质地竟然是象牙。因为在俺的印象里，象牙总是白白嫩嫩的，哪里像这个这样黄黄的看着很倒像是俺小时候踢过的唐朝和尚的头盖骨。
不过查资料看了一下，原来象牙的颜色，随着年月的加深的确是会变黄的。由淡黄变成姜黄，再变成深黄，乃至浅棕色。妇好同学距离今天至少有三千多年了，所以这个象牙杯能保持这样的颜色还是很不容易的。据说假古董行里有一种专门的技术，就是把把象牙制品做旧。
既然这个象牙杯是在妇好墓发掘的，那么我们势必要先八一下这个了。
我国河南安阳市有一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殷墟。“殷纣身死，国都为墟”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商王朝的国都，被周取而代之之后，这里只剩下一片繁华过后的殷商废墟，是为殷墟。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这里就不断有记载着商王朝历代王言行和作为的龟甲骨片出土，世称甲骨文。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了世界。。这里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自1934年以来，殷墟上陆续发掘了12座大墓，其中十一座被盗，只有妇好墓，完全没有遭到过破坏。也因此，妇好墓为我们贡献了数不清的珍宝文物，提供了研究不尽的历史资料。而其中最精美的，当属这个镶绿松石象牙杯。
先转一小段当年发先象牙杯的经历：
“自5月17日开始集中力量发掘此墓葬，基口长5.6米、宽4米、深约8米。当时对面积仅有20多平方米的一座竖穴墓，并未抱过高的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挖掘墓的填土中就不断出现遗物。遗物是分层埋入的，可分为6层，最先发现的是1件残陶爵，距地表深约3米，在墓穴东北部出现了一件大理岩的石臼，出土时底朝上，翻过来一看，臼孔内满染朱砂，色泽鲜艳。这件臼的发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后相继出土数层文化遗物。各层所出遗物不一一细说。仅将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层简述如下，此层距墓口深5.6米，在墓室中部有叠压在一起的3件象牙杯和大量骨笄，大概原是放在木匣中的。在其南面布满不同质料的随葬品，有石豆、成对的石鸟，精美的骨刻刀和一面铜镜，另有散放的骨笄多件。取出上层遗物之后，露出压在下面的遗物，有两面铜镜，一件大石蝉，另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还有玉管，玛瑙珠等。出土时色泽鲜艳。清理完第6层已接近水面，但仍不断发现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司辛”二字的石牛、靠墓壁发现殉人骨架和狗骨架。由于不断有新的发现，工地气氛十分活跃，尤其是小青年问这问那，有的问会不会出个“虎头彝”（指觥）。老师傅说，说不定会出个虎头彝让你们开开眼，旁边的人笑起来。清理完这层遗物已临近水面，不再向下挖，水面以上的发掘告一段落。”
1976年5月17日，中国考古界的大日子。如此丰富的收获让考古人员们十分清楚，自己是多么幸运，正在挖掘的这个墓有可能是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他们此时还不清楚那个被标示为“司辛”的墓主人是谁，否则他们一定会兴奋地无法顺利完成工作。
因为“妇好”这个名字早在这个大墓被打开并且确定墓主人之前，就早已经被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人员们所熟知。
在此前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中，有两百多片的内容与“妇好”相关。
“妇好使人于眉” 妇好派人到眉这个地方去做事。
“贞：呼妇好见多妇于徉” 妇好在徉地召见众位嫔妃
“贞：妇好不延疾？” 妇好的病会不会拖延很久不好？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妇好这个人打仗和祭祀的记录。
““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征发妇好所属三千军队和其他士兵一万人，前往征伐羌国
“槱，妇好御于父乙。”妇好主持祭奠父乙。
从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位王后之一。她地位崇高，深受宠信，为武丁育有太子和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是武丁非常倚重的女将军和大祭司。在整个商王朝也只有一万多人军队的当年，妇好拥有一支不少于三千人的部队。不但如此，她还有自己的封地，就是前面说的佯，她经常住在自己的封地，甚至能将武丁的众多嫔妃召集到自己的封地接见。
在看到这些甲骨文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只是好奇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除了甲骨文之外，在中国历代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完全找不到妇好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当他们打开了那座殷墟唯一保存完好的大墓，清理出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后，他们将在众多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上看到妇好的名字。他们将见证唯甲骨文的记录得到证实的历史时刻。
关于妇好，我们不妨再多八一点。她的丈夫武丁是商王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是那个将商朝国都迁到殷地的伟大的盘庚的侄子。在王位继承人的名单上，武丁本来并不在前列。他的父亲，盘庚的弟弟小乙，也就是妇好主持祭奠的那个父乙，在武丁幼年时期将他送到民间，与平民一同劳作，体验民间的疾苦。当历史阴差阳错把他推上王位之后，这位成长于民间的王便开始了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事业。他的统治，被后世称作“武丁中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这个长度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名列前茅。和几千年后那个在位时间跟他差不多的康熙皇帝一样，武丁也妻妾儿女众多，据说他有六十个妻子，三位王后，妇好应该是他的原配。因为在妇好死后，才陆续有了另外两个王后的记录。
妇好死时只有三十三岁。也许是常年征战，也许是频繁生育，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甲骨文中总有关于她生病武丁向上帝和祖先祈祷占卜的内容。关于妇好和武丁的关系，虽然有不少人更愿意做出浪漫的推测，但楼主俺比较倾向于以下说法：妇好是某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之女，两人的婚姻应该是政治联姻。因为妇好并不是武丁妻子中唯一会打仗的。甲骨文中至少还记录了另外两个女人有打仗的记录。但是拥有自己的封地，拥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拥有在某地征兵的行政权，这样特殊而超然的地位，在武丁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
甲骨文的记录说，妇好死后并没有被藏入王室墓地（这也是她的墓一直没有被盗墓贼光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是被葬在了武丁的王宫地下。有人说这是武丁思念爱妻要让她永远陪着自己的证据。可楼主俺是觉得这种猜想太过浪漫美好了些。周礼中有战死不能葬入王陵的规定，也许在当时也有同样规矩也说不定。埋葬在自己的宫殿里，也许和妇好频频主持祭祀有关。说不定，妇好有祭司的身份。
在关于妇好的甲骨文中有三次这样的记录：
“妇好嫁了吗？”“大甲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成汤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祖乙已经娶了妇好！”
大甲，祖乙，成汤都是商室的伟大先王。商人崇拜祖先，一个人一旦死去，便会成为护佑子孙后代的神。这三条甲骨文背后的故事是，武丁在亡妻死后念念难忘，一次又一次为亡妻安排死后的生活，举行冥婚将自己的老婆嫁给自己的祖先，也许是为了让祖先们在地下照顾自己的妻子。
俺只是不明白，一口气嫁了三个祖宗，到底归谁呢？而且，如果真嫁了的话，武丁祭祀的时候该如何称呼妇好捏？
在妇好墓打开之后，一个真实的妇好渐渐出现在人们眼前。她的武器是九公斤重的钺。钺这种武器，只有地位很高的指挥官才能使用。九公斤重的武器也说明妇好同学臂力十分惊人。楼主俺早先的笔记本是7.5公斤，加上充电器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九公斤。别说挥舞了，就是挂在脖子上走上一段路也会腰酸背疼。当然人家妇好常年运动，绝不是楼主一个宅女可比的。不过从这个武器看来，妇好应该不是体弱多病的体制，那前面甲骨文说她老生病，也许是因为身有旧伤？
另外，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的首饰，发簪，铜镜，象牙梳子之类的物品，以及绿松石，玉等宝石饰品，可见虽然妇好同学在战场上勇猛顽强，私底下还是十分爱美的小女人。而这个镶绿松石象牙杯无论从华美的装饰，优雅的线条还是精致的工艺上来看，都符合妇好的审美和爱好。更让俺感兴趣的是，这个象牙杯体型修长而腰细，和妇好墓中出土的其他酒器，如妇好爵，妇好斛有着大体相同的线条，可见妇好同学还是很喜欢这种亭亭玉立又姿态傲娇的小东西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酒器花样繁多，琳琅满目，可想而知，妇好同学也是个酒国高手啊。）
另外有趣的是，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经专家鉴定是和田玉，来自遥……远……的新疆和田。别说在商代，即使是在一千多年后的汉代，西域也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传说。那么在张骞去西域踩点，大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一千多年之前的商代，这些和田玉是怎么来到殷的呢？还有妇好墓中大量发现的贝壳，又是从哪个海边被谁送到了妇好的面前呢？
这两个问题之后俺紧接着冒出的疑问是，雕刻这象牙杯的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大象这种生物是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现在在我们国家唯一还有大象的地方（动物园不算）就是西双版纳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关于象的记录屡见不鲜。甲骨文中“象”字就是一个长鼻子的形象，可见当年的先民们的确是见过大象的。二十四孝中有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的说法。据说用大象耕田的办法，就是让大象把土地踩得稀巴烂，然后把种子撒进去就好。还有大禹驱使大象的传说。然后曹冲小朋友称象的故事大伙儿都听过。后来俺查了一下资料，是说在3000多年前，北方的河北河南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如今发现的亚洲象遗骨最北的地方，就在河北阳原县。甚至在殷墟据说就有大象坑，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和象要比我们现在亲密的多。
不过当时也好，现在也好，在中国的象都是亚洲象。相比起非洲象来，亚洲象的牙比较小，可用于牙雕的部分也就更少。更神奇的是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无根完整的巨大象牙，经专家鉴定，这些都是非洲象的牙。
最后八一下在查资料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1，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和氏璧就是绿松石质地的。2，所有哺乳动物的牙的质地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所谓象牙产品都不是象牙的，而是别的什么牙。其实如果高兴的话，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牙雕点什么东西出来。3，虽然目前国际上禁止了象牙产品的贸易，却没有禁止猛犸象牙产品的贸易。4，河南省的简称豫，据说就来自象。也许这也是当年河南多象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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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9、水晶杯[/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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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杯
“战国。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1990年10月下旬，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的工人在取土烧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洞口，直径不到一米。工人试着用工具向里面探索，结果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瓮响。原来这里是一个古代窖藏。工人们从窖中发现了印纹软陶罐，泥质灰陶豆等器物。当时根据我所能看到的资料，当时这批文物遭到了哄抢。到当地文物部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收集遗物，通过当地政府的协助，后来文物部门收回了7件完整的陶器，和大量的陶器碎片。
这实在是惊险的一幕，楼主俺不得不庆幸当时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个储存陶器的窖，俺们的水晶杯并不在其中。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和考证，认定这个窖藏属于战国晚期。窖坑并不大，开口直径0.8米，深1.4米，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还能露个头在外面。半山镇一代自从80年代就几乎年年都有秦汉墓葬被发现，考古专家们猜测，这个窖藏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在这附近应该还有别的战国遗址，于是他们组织了大范围的发掘。果然就在附近发现了一座战国大墓。在这座被称编为一号的大墓中，一共出土了51件文物，其中有一套原始瓷编钟（原始瓷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陶瓷，工艺相对陶有进步，但相对于瓷则比较粗糙），玛瑙环，琉璃挂件，软玉佩饰，青玉璧等等珍品，当然，最令人们叹为观止的，就是那个水晶杯。
水晶外观晶莹剔透，冰清玉洁，所以古人相信她是水之精魄凝结幻化而成，因此又被称作水精，水玉，千年冰，玉晶。另外水晶在古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名字即使俺不说，大伙儿也能猜出个大概来：颇黎。关于这个颇黎的问题，俺到后面跑题的时候再说，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主角本身。
水晶的使用可以说贯穿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早在70-2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开始利用从住地附近花岗岩山坡上石缝中采集来的打制石器。水晶也陆续在一些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被发现。而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期遗址则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水晶饰品：高１．２厘米的水晶耳珰，状似蘑菇，周身磨制光滑，通透如冰，表面富玻璃光泽。其后历代墓葬都有水晶的踪迹，只是由于水晶文物在数量上远远不及玉器，因此知名度也相应低一些。
俺从网上找了一些具有相当高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水晶器转贴过来，给大家看看。
第一件是：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水晶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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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郊仙鹤观东晋名臣高崧家族墓出土水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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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黔国公沐睿墓出土水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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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晟夫人许氏墓出土刻梵文水晶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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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我们的水晶杯。
据说当年这个水晶杯出土之后被送往北京做鉴定，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见到水晶杯曾手捧水晶杯激动不已地赞叹：“国宝，绝对的国宝。”水晶的硬度是摩氏七级，且质地比较脆，相较于其他玉石宝石之类制作难度比较高。俺找了一下战国时代其他的水晶器作参考，发现一般来说当时的水晶器以打磨为主，水晶身上打磨的痕迹显而易见。而且通常来说物体的个头儿比较小，多数是水晶珠，水晶坠饰之类的东西。这个水晶杯的稀有之处在于她是由一整块水晶打磨而成，经过细致的抛光处理，是我国早期水晶器皿中个头最大的。这么大的形体必然增加了制作的难度。而这么大的一块完整的高品质水晶也是极其罕见的。无论是原料还是工艺上来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都是出类拔萃的。
当然真正令广大淫民所惊叹的，不仅仅是原料工艺，而是她和俺们今天所用的玻璃杯极其接近的外形。关于为什么水晶杯那么像玻璃杯，楼主俺遍搜网络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俺相信这绝不是穿越去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水晶，而不是玻璃。请问如今那个穿越的同学家里有这种样子的水晶杯呢？
正经点，讨论一下水晶杯的形状。根据杭州历史博物馆的洪丽娅女士的《杭州半山战国墓出土玉石器材质研究》一文中的观点，“战国时期由于玉石加工工具砣在材质上的改变，使玉器碾琢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此期的玉器中显示线条锋利挺劲、准确流畅的工艺特点。因此对于宝石中硬度较高，达摩氏7度的水晶来说，使用金刚砂类中间介质对其加工，是可实现的。”
砣是一种打磨玉器的砂轮。主要原理就是用锐利坚硬的磨料对对较软的材料进行磨削。按照上面引文的意思来看，应该是说，在这个水晶杯的制作过程中，工匠们使用了金刚砂作为砂轮的主要材料对水晶进行打磨。金刚砂的硬度非常高，大约在摩氏9度左右，今天工业上打磨镜面就是使用金刚砂作为磨料的。还有清代的鼻烟壶，都是用金刚砂掺水注入瓶中摇晃用来打磨内胆。
俺曾经怀疑金刚砂最早在现代工业中使用是在1891年，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是用金刚砂吗？搜了很久资料，发现了一篇报道：国哈佛大学的华裔研究人员陆述义等人发现，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经在使用金刚石和刚玉来加工玉器饰物。研究人员用现代物理方法证明，中国人最早使用金刚石和刚玉，他们一度掌握的技巧，用现代加工方法也难以企及。
当然，金刚石和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金刚砂还是有区别的。但是玉器行当里很早就有把金刚石，石英等硬度很高的矿物捣碎成砂状制作成“解玉砂”用以打磨刚玉的方法。即使战国时代所使用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刚砂，也应该是解玉砂一类相当硬的磨料。
在洪丽娅女士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表述：“从水晶杯简洁的制作工艺来看，它与从该墓同时出土的玛瑙器和软玉器的制作工艺相同，体现出战国时期玉器加工的典型特征。”这个典型特征是什么呢？在俺看来，也许就是简洁的流线型轮廓，和极为简单的装饰。实际上，玛瑙和水晶器物都没有雕饰，即使是质地相对柔软的软玉器，雕饰也是非常简单的线条。这在先秦的器物中并不多见。下面有一张当时出土器物的图，大家可以自己比较判断一下。
水晶杯和几千年后日常所用玻璃杯极其相似，这也许是既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战国时期的古人在用一块巨大的水晶磨制器皿时，限于制作水平而选择这样的线条轮廓来达到美观，实用，并且降低制作难度的目的。几千年后的人们所使用的这种形态的玻璃杯，也一样有着经济耐用和美观的特点。虽然材质不同，制作手段也不同，但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俺表述明白没有？）
这个水晶杯是属于谁的呢？
在所有的资料中，关于水晶杯被发掘的地方，只有战国墓三个字，这是谁的墓，是什么年代，都无从知晓。墓中的木炭经碳14测定，距今为2252正负78年；陶器经热释光测定距今为2380正负116年，大致年代应该在战国中晚期。
杭州在战国本属吴国，吴国被灭后并入越国，后来越国被楚国吞并，于是这里又成了楚国的领地。从这座墓所出土的丰富器物来看，甬钟，玉器说明墓主人地位崇高；水晶杯，玛瑙环，琉璃坠说明墓主人生活优裕富贵，且从墓葬的形制看，至少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或者军事首领。这就更令墓主人身份成疑，他可能是吴国的贵族，也可能是越国的占领者，也可能是楚国的官员，他究竟是谁呢？
直到十年之后，这个谜团才被揭开。
1999年1-8月，为配合杭州绕城公路半山石塘立交桥建设，杭州市文保所（考古所）在半山镇石塘村一带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共清理分属战国、两汉及晋、隋、唐历代古墓葬 300座，出土各类随葬品5000余件，其中大量精制的战国玉、石器，汉代铜镜及晋、南朝越窑青瓷极其珍贵。（注意八卦点：这里所提到的要修建的杭州绕城公路目前被一个商人A所承包经营，前段日子因为与我国一著名国际女明星的绯闻而闻名八卦界，具体的俺就不在这儿扫大家兴了，汗。）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在距离一号战国墓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座战国墓被发现。墓中出土了出土15件瓷器和陶器。它们和出土水晶杯的战国一号墓中的硬陶器几乎一模一样。其中原始瓷兽面鼎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件。它整体上是个三足鼎，浑身布满“S”形花纹。一只兽头高高地爬在沿口上，对面的沿口上则有一嘟噜尾巴，首尾俱全。（下面的图，第一张是这次出土的原始瓷兽面鼎，第二张是战国一号墓出土的原始瓷甬钟，大家可以自己对比）。
这已经充分说明二号战国墓和一号战国墓同属于一个时代，甚至两个墓的主人应该来自同一个家族，二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界定对一号墓水晶杯主人的身份认定很有帮助。令人兴奋的是，这次出土的玉石器中有两片扣合式剑鞘，10余件兽面纹剑首、剑格、剑秘等剑饰，其中两把剑饰中刻有鸟篆文“越王”和“越王之子。
让俺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吧，史学界目前关于这两个战国墓的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没有说法，俺瞎猜也不好。老实说，八这个水晶杯八的俺一点都不爽，因为水晶杯被传的到处都是，可是与之相关的史学资料却凤毛麟角，最可悲的是连发现者杜正贤先生自己也都很少提及她。当年亲手发掘水晶杯的杜正贤先生有一份辉煌的考古履历，由他主持的「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和「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五度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到当前为止，全国共评选150项「年度十大」，他一人就独占五项，这在中国考古界是绝无仅有的。
可是在杜先生的履历上，我们看不到水晶杯的踪迹。也许对历史学家来说，水晶杯或许神奇，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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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0、晋侯苏编钟[/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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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侯苏编钟
“西周厉王时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
先说点题外话：这两天看杂志，其中一幅图片让俺狠狠地震撼了一下。那张图片跟咱们要说的编钟或者文物国宝没啥子关系，那张图片里全是飞机。几千驾飞机，各种型号，整齐排列。从天空鸟瞰下去，密密麻麻，乍看还以为是某种菱形图案的织物，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是很多很多的飞机。那是美国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这里收留了4000多架美军退役飞机，人称飞机墓地。
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大象墓地。据说大象临死前会预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于是他们会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在那里死去。所有的大象都在一个地方死去，那个地方于是成了象牙走私者的天堂。他们从这里偷走死去大象的象牙运到外面去赚取天量的金钱。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和冀县相邻的地方，分属于两省的曲村和天马村一代也成了靠偷盗为生的一群小偷的天堂，当然这里不是大象墓地，比大象墓地更令人震撼，这里是晋侯墓地。这里埋葬着晋国的十九位国君和他们的夫人。而且有趣的是，除了一座陵墓是一位晋侯和他的两位夫人之外，其他的墓葬全部都是一位晋侯一位夫人。今天我们要八的晋侯苏编钟就出自这十九个陵墓中的一个。
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晋侯苏编钟也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话说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专家谢元璐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之后，当地就一直在进行着堆遗址的探查工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十九位晋侯的陵墓陆续被发现，史学界和盗墓界都为之轰动，一时间曲沃冀县两地各路人马云集，有考古的也有盗墓的。在百度百科上还记载着一个故事：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熗、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熗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就是在这样疯狂盗墓的环境下，属于晋侯苏的十四枚编钟在考古人员知道其存在之前就已经流出了国境。这中间有过怎样的曲折辗转如今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幸运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慧眼识宝，当得知香港某古玩店有不知真假的编钟出售时，仅凭照片就确认是真品，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将这十四枚编钟购回研究。如今这十四枚编钟藏于上海博物馆。
俺以前说过，西周青铜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工艺和体型大小，更在于它身上的铭文，对历史记录所起到补充，修正，和映证的作用。基于某种个人原因，楼主俺特别喜欢晋侯苏编钟，因为它证明了古往今来第一八卦主笔史小迁的记录也不都那么靠谱。
有了虢季子白盘的经验，俺们大概都晓得所谓晋侯苏编钟的意思，是说这组编钟是属于一个叫做苏的晋国君主。历史学家们在史料中找到晋国历史上有一位晋献侯的名字叫藉，又括号注明也叫做苏的，考虑到繁体的苏字长的比较像藉字，他们俩通假一下也是可能的，所以专家们认定这套编钟的主人就是晋献侯。（不用俺解释啥叫编钟吧？）
这套编钟在被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同一年，在山西曲沃的抢救性发掘中，在一座大墓里又发现了两枚编钟，形制与上海抢救回来的一模一样，而且这两枚编钟身上的铭文也和上海那十四枚能够连起来，显然他们是一套。这一套共十六枚编钟身上的铭文记述了晋侯苏随周王征讨夙夷大获成功并且受到周王赏赐的经过。铭文内容如下：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北□□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敦伐□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晋侯苏(7)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前(13)文文人人其严在上，翼在下，□□ (14) □□,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
说明一下，括号里的号码是刻有这段话的编钟的号码，那些框框可不是此处删节十八禁的字，而是古代所用生僻字，电脑字库里找不到也显示不出来的字。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在位的第三十三年，周王视察了东边和南边。“正月初八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成周，次日挥戈东方。三月方死霸（方死霸，西周月相纪时法的五个词语之一。月相纪时法是根据月光的消长变化来描述时间的纪时法。方死霸有说是指二十三四日至下月一二日）到达一个地方，大军分成行列，迈向将要攻击的战争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从左边攻击一邑，从北边攻击另一邑。两邑被攻占后，周厉王前来巡视参战的部队，部署对一座城市的进攻。周厉王的到来，让所有的夷人惊恐而逃，王师大获全胜。班师返回成周后，周厉王隆重赏赐了晋侯苏巨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晋侯苏铸造了这套编钟。”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里面所提到的晋侯苏是晋献侯的话，那么这里面王是哪一位呢？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侯是在周宣王六年即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那么显然这里面的王不会是周宣王。周宣王之前的天子是周厉王，但那时晋献侯还没有登位，而铭文中明确提到主人的身份是晋侯，这么说来无论是宣王还是厉王都不符合《史记》的记载。那么晋侯苏会不会不是晋献侯呢？考古学家们对出土那两枚编钟的大墓进行了碳十四测定，结果显示晋侯苏死于公元前808年（前后误差8年），这就与晋献侯死于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的记录吻合，确认晋侯苏就是晋献侯。于是俺们也就知道，是《史记》出错鸟。
对于这个错误，目前史学界是已经形成了共识，但究竟那位王是谁，至今还有分歧。虽然在本文开篇俺贴的官方资料里注明是周厉王时期，但也有海外学者提出质疑。要把这件事情说明白，就不得不提我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国人暴动。
所谓国人，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国人的反义词不是外国人，而是野人，住在农村的人。话说周厉王时代，为了应付连年征战，周厉王大肆提高税负，并且禁止民众非议国家，一时间民不聊生，怨言四起。要不怎么说城市人民有觉悟呢，别说陈胜吴广了，比他们早了一千多年，老百姓不满意了也会起来造反。当时国人们暴动，包围王宫，导致周厉王仓皇出逃到了一个叫做彘（zhi4）的地方。（没错，就是刘野猪的那个彘）。
周厉王逃走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处理，史称共和行政。（楼主有话说：什么叫穿越，这才叫穿越呢。）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共和元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元年。这一年同时是周厉王在位的第三十七年，也就是晋献侯苏随王征战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如此，晋侯苏编钟的铭文倒是映证了周厉王连年征战的说法。
当然，海外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他们首先不同意周厉王在位有三十七年之久，其中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他在位这么长时间，那么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留给周懿王到周厉王之间的五位王的事件只有区区二十五年，显然是不够的。当然这个论证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对楼主来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天文历法知识，所以楼主俺只知道结论，不知道更具体的逻辑过程。于是对他们的这个看法也无从发表意见。
不管怎么样，目前国内主流史学界的意见相对统一，那就是说铭文中所记载的是公元前846年晋献侯随周厉王征讨夙夷的事件（BTW，这件事情在史书中完全没有被提及，也被视为史小迁的一个失误。俺觉得这倒有失公允，比史小迁早的左传尚书之类不也都没提么？）。
时间年代确定了，但他们的行军路线和征讨对象到底是谁，却还有争议。
在铭文中提到，部队在正月初八从宗周（西安）出发，到达成周（洛阳）的日子是二月二十二。看到这句的时候楼主俺不禁感叹，这是什么样的速度呀。话说今年春节楼主俺从北京开车去西安，在下雪部分路段封路，部分路段大堵车，部分路段大雾，以及不得不绕行一段路的情况下，用了十七个小时才完成这个旅程。其中从洛阳到西安的一段路，开车走高速，夜路的情况下走了四个多小时。当然俺不是要求三千年前的周厉王同学跟俺们二十一世纪的高速公路交通网作比较，但是至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下的同学们根据楼主俺的非典型性行程大致也能估摸出西安到洛阳的距离，然后我们再回看当时他们所用的时间，不得不说，还是很慢啊。
不过考虑到天子出行的繁琐仪仗，大部队（那时可没有骑兵）行动本身的缓慢，这样的速度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楼主俺还是要感叹一句，带老板出差，真的很麻烦耶。
好了，楼主俺发表完谬论了，来看看专家们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法。
既然是打仗，那么总要有对象。铭文中提到的夙夷究竟是谁？发现了这套编钟的马承源先生和前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都认为是指宿国。宿国姓凤，据传说是伏羲的后代，周初分封诸侯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前代的尊敬，周王室除了分封同姓诸侯和功臣之外，也找到三皇五帝以来历代圣贤的后代封以小国。宿国，就是这么来的。
宿国在今天山东东平县。
铭文中提到到了某地后，周厉王向晋献侯下令从左边攻击一个地方，他自己从右边攻击一个地方，对敌人形成夹击之势。这两个地名由于字库的关系显示不出来（不只是俺的电脑，而是所有的网上资料都显示不出来，包括期刊的pdf文件），但是马先生和李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山东郓城和汶上西。据说郓也有太昊之后凤姓的说法，跟宿国是同姓。有了这两个地点之后，两位先生就推测，这场战争发生在古大野泽北，梁山一代。
但是这个说法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大野泽又叫巨野泽，在古代是一个大湖，在西周春秋时代是鲁人的活动中心。后来五代之后由于黄河改道以及河道淤积等原因，这个大湖南部逐渐淤积干涸，北部则变成了梁山泊。至于这里后来被诸位英雄们发扬成了革命圣地的光辉历程不在今天讨论范围之内，俺就不丧心病狂地跑题了。
质疑两位泰斗的人的意见，俺倒是有些赞同。既然大野泽是鲁国的势力范围，而鲁国作为历代辅佐周王室的肱骨之国，为什么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完全没有任何踪迹呢？即便编钟铭文没有提到，连本就是鲁国史书的左传也没有提到，这未免奇怪了些。
这里先插花一下，说说鲁国和周王室的关系吧。很多人都知道周室分封诸侯，最重要的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姜太公的齐国，一个是周公旦的鲁国。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在文王去世后，他先是辅佐武王伐商夺取了天下，在武王去世后又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成王，并且制订了周礼，堪称万世楷模。周公旦被封鲁国后并没有赴任，而是继续留在王室辅佐几代天子，前去鲁国的是他的长子伯禽。后世的鲁国国君，都是伯禽的后代。周公旦死后，他的次子君陈则继承了周公的爵位，以后历代周公都是君陈的后代。在西周和春秋的历史上，历代周公始终是作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主宰着历史的进程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鲁国对周王在自己境内的军事行动没有反应时很说不过去的。对此，河北师范大学的周书灿先生提出，周厉王所征讨的并不是宿国，而是居住在江淮流域的邦族。并且由这个结论推断出了晋侯苏编钟本身的一个谜题的答案。
专家们在研究晋侯苏编钟的时候发现了三个很奇特的现象。十六枚编钟虽然是一整套，但具体到形态细节，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样式。对此有些专家的解释是这套编钟是不同时代所铸，可是既然是同一套，为什么要分开铸，目前无解。另外，这套编钟和其他青铜器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铭文不是铸出来的，而是用刀在钟面上刻出来的。第三，经检验，这套编钟的合金成分和墓中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明显不同。
青铜器是非常坚硬的，因此历来青铜器铭文都是在做模具是就刻上去，然后浇铸出来的。用刀去刻字，属于即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套钟和别的青铜器成分不同？
周先生根据学者高志喜先生所作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而是在江南铸造的推断，进一步推测，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江淮一带，战争胜利后，受到嘉奖的晋献侯就地铸造了这套编钟运回成周。
于是俺顺理成章地猜测，回到成周后，周厉王赏赐了许多奖励，晋献侯于是命令工匠在已经铸造好的编钟上刻写铭文。但是为什么晋献侯在第一次铸造的时候没有加铭文。须知西周青铜器最大的特点，就是铭文。莫非晋献侯知道会在后面需要补充铭文么？所以俺的猜测看起来也不那么靠谱，呵呵。
下面是跑题时间，俺想八一件和晋侯苏编钟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九杆子，十杆子却很打得着的事儿：曲沃代晋。
也许是当年看左传被困扰了很久的原因，楼主俺对曲沃这两个字十分敏感。因此当看到晋侯墓地在曲沃县的时候，立马就想起了这个十分著名又十分悲摧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的开头却很有喜感。
话说本篇的主角晋献侯死后，他儿子即位，后世称作晋穆侯。晋穆侯同学跟老爸一样经常跟周王一起出去打仗。有一年他随周王攻打条戎和奔戎，结果打了败仗。打了败仗自然心情不爽，回到家正好老婆生孩子，晋穆侯正在抑郁，还要被追着给孩子起名字，于是顺口起名仇。其中积郁不忿之情昭然若揭。大概是觉得被这孩子给祥瑞了，晋穆侯一直不喜欢自己这个长子。三年后，晋穆侯又去攻打千亩的戎族大获全胜，这口鸟气才算出了。班师回朝的时候又赶上老婆生孩子，这次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晋穆侯为自己的次子起了一个很帅的名字：成师。
当时就有大臣师服提出异议，说起名字是件大事儿，您得起的有力有礼有节，哪儿能随着心意乱叫，高兴了就起个好名字，不高兴了就起个坏名字。而且一看名字就知道太子没有次子受宠，这以后肯定要出乱子的。
话是这么说，起都起了还能怎么样？何况晋穆侯确实不喜欢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其实看当时的记录会觉得古人很有意思，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偏心的要命。郑庄公就碰上一个偏心的妈，因为自己难产就老是背后下绊子，跟后娘养的似的。仇则碰上了一个偏心的老爸。
不过仇运气还好，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踏踏实实地继承了晋侯的位子，踏踏实实地在任上死去（好吧，诸侯国君是没有任期的，都是在任上死的），踏踏实实地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昭侯。昭侯一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叔叔成师给封到了曲沃这个地方，史称曲沃桓叔。
读历史一个窍门，大凡看到谥号是桓字的家伙，多数都不怎么安分。昭侯为什么要封桓叔，已经无从考证，只能瞎猜。俺的猜测是这样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成师已经五十八岁才分封，说明他在老哥手下过得不怎么得意。仇同学活着的时候肯定对这个弟弟比较忌惮，并且处处压制。到了昭侯即位，晚辈对长辈，欺负不得，也不放心放在身边，索性封个封国让他自己做土皇帝去算了。
当然俺这猜测有很不靠谱的地方。那就是由于曲沃曲村晋侯墓遗址的发现，历史学家们认定这里就是晋国的始封之地。也就是俺们常说的龙兴之地。如果真的是想息事宁人打发走成师的话，昭侯为什么要把自家的龙兴之地封给他呢？这就像顺治皇帝把关外龙兴之地封给多尔衮一样不靠谱。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此时的成师势力已经壮大，羽翼已经丰满，昭侯已经无法压制他了。另外一个佐证是，曲沃城比国都的规模还要大。把这么个地方封给自己的叔叔，昭侯如果不是被迫的，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占据了最重要最大的地盘的曲沃桓叔成师同学自然也就成了晋国最大的腕儿。七年后时机成熟，曲沃桓叔在国都的内线潘父杀了昭侯迎纳成师进京，但是遭到晋人的坚决抵抗，潘父被杀，曲沃桓叔无功而返。如此看来，虽然曲沃桓叔表现出贤明爱民的形象来，但还是跟司马昭一样，小心眼被大伙儿都摸得挺透。
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但从此后曲沃历代君主就没有断了吃掉晋的心思，一代又一代地发动战争，暗杀，颜色革命，甚至联合其他国家和周王对付晋侯。经过祖孙三代的不懈努力，用了整整六十七年时间，期间杀死五任晋君，驱逐一位晋君，最终终于打败晋国取而代之。史称曲沃代晋（因为晋的国都在冀，所以也称曲沃代冀）。
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是曲沃武公，革命成功后就被封为晋国国君。此前的晋君称侯，此后的晋君称公，晋武公的孙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重耳。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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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1、太保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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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保鼎
“西周初期。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就像许多国宝文物出土的经历一样，太保鼎是几个农民在锄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时间是道光末年（也有说咸丰年的），地点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水泊梁山。话说楼主俺每次坐火车穿行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甚至青藏高原的时候，看着外面大片大片广阔农田，都忍不住浮想联翩，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机缘，这里就会向后人说出一些被时间淹没了的故事。
感慨完毕，继续八卦。
就像之前八过的几个出土于清代的青铜器一样，这个太保鼎在最终落户天津艺术博物馆之前，也曾经有过几番转手，销声匿迹，无私捐赠的曲折经历。太保鼎也不例外。与之一同出土的一共七件青铜器（被称作梁山七器）一开始被山东某豪族收藏，继而陆续离散，只有太保鼎的流传经历被记录了下来。这个过程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是徐世昌。
现在或许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徐世昌这个名字，但是如果我们把日历向前翻一百年，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如何显赫，如雷贯耳。他的履历中最高的头衔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为曾任溥仪帝师的大学士，徐世昌不但有着极大的权势，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功底，和对青铜器的浓烈兴趣。上世纪初期，徐世昌在好友柯凤初的介绍下见到一个古玩商人的藏品，这其中就有太保鼎。
相比起其他西周青铜器来，太保鼎的形制十分独特：直耳，耳上有垂角双兽，作攀附状。腹壁四隅起棱脊，腹饰兽面纹及垂叶纹。尤其奇特的是柱足，上面饰兽面纹，有棱脊，中部附圆盘。正是这样特殊的外形让徐世昌一眼就辨认出这件稀世珍品。他立即将太保鼎买了下来，珍藏家中。直到1958年，太保鼎才由徐世昌的孙媳妇捐赠给了天津文物局，再由天津文物局转赠给天津艺术博物馆。
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总是觉得传奇。那是我们民族最黑暗沦落动荡的一段时期，但也是文物丰华，人才辈出的年代。那样的动荡和黑暗并没有让人们绝望，无论是前朝遗民也好，还是当朝权贵也好，不管是遭遇了怎么样的起伏和压力，经历了什么样的惊险和兴衰，无论政治立场和个人际遇有什么样的天差地别，他们始终有着对这个民族深厚灵魂的爱，这种爱让他们可以倾尽家资收藏宝物，又可以不计代价慷慨捐献，所思所想皆从国宝出发。就像上面某位同学所说，真正的历史，不是某宇宙国说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是融入血肉之中，沁入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血脉。
让我们从头来认识一下召公，以及召公奭这个人。
相比起周公旦来说，召公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首先是关于他的身世，他究竟是武王的什么人，古今史料众说纷纭，历代学者们也都有不同意见。如果现在去看百度百科，度娘会教导我们，召公是文王的庶子，武王和周公旦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最早是在东汉时的八卦百科《白虎通》里出现的，更早的史记，左传，以及尚书中都只提及召公是周室同宗，并没有兄弟的说法。比白虎通更早的根据，则是先秦文献《逸周书》中写到召公与周公“内弥兄弟”一句话，有人认为因为两人是兄弟，才能共同解决兄弟之乱。这个说法……楼主俺是不大认同滴。
此外，史书上记载，武王得到天下后封赏有功之臣，召公奭被封在了燕国。关于这个说法，历代以来有很多争执，因为在那个时候燕国，也就是现在北京一带还是边远地区，连古今第一八卦主笔史小迁同学在写到召公封地燕国时也出了差错，把这个燕国和另外一个给弄混了，可知这个燕国有多偏僻和隔绝。所以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召公的封国在燕可能是个笔误，甚至有人根据召公周公分陕而治的说法认为召公的封地就在宗周周围一带。
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虽然年代久远，虽然记录不详，但只要机缘到了，迷雾总能被厘清。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琉璃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这次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一个堇鼎，堇鼎的铭文其大意是堇奉匽（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受到太保赏赐。
史料上明确记录的是当召公被封在燕国时他并没有去燕国就封，而是让自己的长子去燕国任国君。在西周的分封制度中，诸侯国君在自己的国家里时君主，在宗周周王的面前则是大臣。王朝中没有职位的诸侯就在自己的封地里做土皇帝，而有职位的则留在周王身边任职。（这是早期，到了后期，即使有职位的诸侯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封国，只在每年固定的时候去老板那里开会。俺在琢磨，不晓得这算不算远程办公？）召公和周公一样，因为有职位在身没有赴封国就封，却让自己的长子做了燕国国君。但燕仍然是他的封地，他仍然享用燕土地上所生产的一切物资。看过《红楼梦》的同学们肯定对黑山庄的乌进孝往贾府送年货的情节有印象，那是因为黑山庄是贾府的领地，因此黑山庄每年要向贾府送物资。堇鼎上所记载的堇同学干的就是乌进孝的差事，他从遥远的燕国将物资送到宗周给召公，召公奖励了他。这个鼎的发现，证实了召公封国在燕，且那个燕就是后来战国大大有名的燕国。
弄清了召公的封国，也能从另一方面来讨论召公的身世。如果他像周公一样也是武王的兄弟兼有功之臣，封地又何至于在遥远偏僻的燕国？因此楼主俺是认为召公奭也许就是武王的同宗远房兄弟。
成王时期，召公奭任太保。
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所谓三公，历代都有不同的内容，但无疑都是各自时代地位崇高的象征。当年袁绍起兵时号称四世三公之家，意思是他们家祖上连续四代人都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他自己纠结十八路诸侯反董卓，也是以此为噱头。能忽悠到十八路诸侯，可见三公这个招牌有多响。
西周时的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史书记载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后世人喜欢怀旧，没事儿弄出个庞太师，十三太保之流，算是毁了这俩词儿。其实太师在西周是也叫太宰，或者冢宰，总理朝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丞相。与庞太师之流决然不同。（看十二国记的同学们肯定不陌生，并且，由于十二国记是按照周礼来做的设定，因此同学们也相应会明白周公就相当于周王的麒麟啊。）而太保则是监护辅弼国君的官员，简单说，就是小天子的监护人。
只有在说明白了这两个区别，俺才好八下面的事情。
话说武王死的早，当时他儿子成王还小，周公和召公分别任太师和太保，一个总理朝政，一个监护年幼的成王。武王还有三个弟弟，在当初分封诸侯的时候分别被封在了管国，蔡国，和霍国，因此后世叫他们管叔，蔡叔，霍叔。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人散布流言，“公将不利孺子”，暗示说周公意图篡位，史书记载：“召公不悦。”关于这件事情，究竟是因为周公权力过大引发召公不悦，还是因为管蔡散布流言召公不悦，这属于细节争论，反正这一类的争论历代以来从未断绝，俺们大概知道有这些分歧也就行了，没必要细究。总之，召公疑周公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而周公对此的应对是：“我之弗辞，我无以告我先王。”
这段记录见于《尚书•金滕》。关于具体含义，又是一个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周公为自己辩解：我不避嫌地摄政，是为了不愧对先王。也有人说周公发牢骚：你们都这么说我了，我再不走，诽谤加身，日后没办法见先王了。
总之，不管是哪种解释，这段记录都是在说周公受到了冤枉，并且这样的冤枉已经惊动了他本人，不得不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而不能保持沉默。不但如此，周公还专门做《君奭》向召公奭表明自己的清白。这篇文章中，周公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希望获得召公的支持和理解，助他共同辅佐成王继承文王的功业。写完这篇文章，周公就离开了宗周。（怎么觉得有点像出师表捏？）
这之后，周公离开了宗周到东方居住了两年。这两年，就是在他自己的封国鲁国度过的。而在他不在宗周的这两年里，朝中大事完全由召公奭主导。《明朝那些事儿》看多了，看到这样的情节会不由自主腹黑起来，如果是政敌，这个时候只要顺势踩一脚就能踩得对方一辈子也翻不过来。但是当时却不是这个样子，两年后周公回到了宗周，在召公的协助下共同东征讨伐管蔡，继而攻打更东边未臣服的殷商遗族，并且大获成功。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由于东部大片地区被“解放”，宗周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管理东部已经不大得力，因此周公决定在东边营造新的都城，“使召公先相宅”。什么叫相宅呢？俺的理解就是看风水。在《尚书•召诰》中记载这件事情的顺序是这样：王要在洛邑建都，让召公先去看风水，然后王和周公再施施然搬家。这里有个暗结是历来为研究周史的人争论不休的，就是究竟是王让召公先去的，还是周公让召公先去的。
即使在现代看来，胡总出门，打前站的肯定不会是令总管，自然也不会是温宝宝，一般来说，都是外交部长。这中间的学问在等级森严的西周更是深奥。于是，光明温暖派认为召公和周公合作无间，并不介意这种面子上的事儿；暗黑扭曲派则认为周公实际上是在和召公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他获得了周成王的支持。
据说，据说，在周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代为祭天，写了一个纸条（难道不是刻了一个龟甲？）用盒子封起来放在祭坛上，然后周武王就死了。管蔡制造流言的时候就说，周公在那上面写的是诅咒武王快死的内容。等到周公离开了宗周之后，周成王让人打开盒子，却发现周公写的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武王的健康的内容，于是大为感动，从此对周公无比倚重信任。
楼主俺自己的看法呢，是觉得猜测这些很无聊。周公和召公都是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两人的交往一定是以周王朝的安危为第一前提，其他的至于私交也好，恩怨也好，斗争也好，都是在不伤及这个前提的条件下展开的。于是我们这些几千年后的人何必去费心思讨论两个人到底是勾心斗角还是精诚合作，只要看结果就好。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周公召公合作的模式延续了很多年，主宰了西周王朝大部分的政治走向。
离题万里俺也要拽回来。继续说召公。
话说，周召二公比肩并立，但是千百年之后，人们只知道周公而不了解召公（别狡辩，你知道召公的召字怎么读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说实话，俺也不知道。在俺所能看见的资料里，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也许有人研究了，却没有答案。下面是楼主俺的个人猜测：
先说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甘棠遗爱。在说这个故事之前，俺又要扯点别的东西。那就是召地。召地是召公在王畿的封地。王畿，就是首都附近。怎么又封地？前面不是说他的封地在燕么？俺看到的解释是召公有两块封地，一块是燕，一块是召。召在王畿，应该是召公任职王朝时落脚的地方。之所以称他为召公，也是因为这块地的缘故。召是公爵国，燕是侯爵国，如此看来，虽然召地没有燕大，地位却很高。召公的次子袭召公位，历代召公都是召公奭次子一脉，这与周公一样。所以俺强烈怀疑周公旦在王畿也是有封地的。
俺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召地。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召公在一棵甘棠树下待过，在这里乘凉，打盹，以及处理公务。问题是召公去世后很久，人们还在唱一首歌，“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大意：谁都别动这棵甘棠树，这是召公办公的地方；谁都别动这棵甘棠树，这是他睡觉的地方；谁都别动甘棠树，这是召公乘凉的地方。
在很久很久之后还能被老百姓这么惦记，可见召公是多么受老百姓的爱戴。问题是，那可是奴隶社会时代，居于如此高位的人受到普通百姓的纪念，其个人品德高洁是可以想象的。
与周公做周礼，平叛乱不同，召公流传下来的是这样更草根更亲民的形象，也许这也就是他没有周公出名的原因。也许他所做的许多都是具体而琐碎的事情，而周公则是从国之根本的礼乐入手，规范人们的举止礼仪，传到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总是周公这一派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召公就比不上周公，毕竟，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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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align=right]来自天涯[/align]
如今国家有一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名录，共列六十四件国家一级文物。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多如繁星，然而这六十四件文物被专列出来禁止出国，不论从保护手段还是重视程度上来说，都令人不禁刮目相看，也因此，在许多人的心中，这六十四件文物便成为国宝中的国宝，绝世无匹的珍宝。
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这个禁止出国名单是按照文物的价值来排定甄选的。喜欢用价值来衡量文物，常常说起什么文物值多少钱，尤其现在鉴宝搜宝之类的节目多了，更是如此。但实际上，真正珍贵的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既然无价，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按照价值排定甄选名单。因此必须要说明的是，入选这个名单的固然是世间的珍品，没有入选的也未必就不如他们。
关于禁止出国文物，国家文物局有明确的规定：
按照规定，下列文物被禁止出国展览：
1、历代出土古尸
2、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
3、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
4、元以前书画、丝作品
5、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
不难看出，这些文物禁止出国主要是出于保护的考虑，被列入名单的，都是不好保存非常脆弱的文物。当然，在现在六十四个文物中，不少青铜器物入选，只怕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了。
废话少说，先贴一个六十四件宝物的名单：
◆ “五星出东方”护膊
◆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 陶鹰鼎
◆ 司母戊铜鼎
◆ 利簋
◆ 大盂鼎
◆ 虢季子白盘
◆ 凤冠
◆ 嵌绿松石象牙杯
◆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 大克鼎
◆ 太保鼎
◆ 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 良渚出土玉琮王
◆ 水晶杯
◆ 淅川出土铜禁
◆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 齐王墓青铜方镜
◆ 铸客大铜鼎
◆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 涅槃变相碑
◆ 常阳太尊石像
◆ 大玉戈
◆ 曾侯乙编钟
◆ 曾侯乙墓外棺
◆ 曾侯乙青铜尊盘
◆ 彩漆木雕小座屏
◆ 红山文化女神像
◆ 鸭形玻璃注
◆ 青铜神树
◆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 摇钱树
◆ 铜奔马
◆ 铜车马
◆ 墙盘
◆ 淳化大鼎
◆ 何尊
◆ 茂陵石雕
◆ 河姆渡土“陶灶”
◆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 兽首玛瑙杯
◆ 景云铜钟
◆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 八重宝函
◆ 铜浮屠
◆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 中山王铁足铜鼎
◆ 刘胜金缕玉衣
◆ 长信宫灯
◆ 铜屏风构件5件
◆ 角形玉杯
◆ 人物御龙帛画
◆ 人物龙凤帛画
◆ 直裾素纱禅衣
◆ 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 红地云珠日天锦
◆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
◆ 青花釉里红瓷仓
◆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其他未被八到的，详情请见度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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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五星出东方”护膊[/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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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汉晋时代。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上面的介绍来自国家文物局网站，应该算是官方信息。
这件文物是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1995年对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的。那一次的考古收获颇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历史气候环境变迁等等方面都意义重大，但是更为人所熟知的，并且广为流传的，还是这个“五星出东方”护膊。无他，全是因为那神秘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让现代人颇为yy的字。
其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五星跟俺们的五星红旗没有关系，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天体；东方也不是咱们歌里唱的东方有条龙的东方，而是天空东部，具体表述天体的位置；至于中国，就更不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国字，最早是指都城，城邑，所谓国人暴动，就是都城市民们造反了。后来渐渐地，国字有了地理位置的含义，比如诸侯分封的地方叫国。再然后又有了表示地域的说法，所谓南国，北国之类。中国这个叫法，在东汉到魏晋时代，也就是这个宝贝所属的时代，泛指中原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实际上是一句占卜辞。
有一种说法，是说和这块五星出于东方护膊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一块类似的护膊，彼此可以拼接，有人猜测两个为一对，那个上面有三个字：讨南羌。连起来的意思就很明白：五星出于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实际上是中央政权对治理边患的口号，跟一寸山河一寸血，反攻大陆，超英赶美差不多。
只是令人好奇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尼雅这个地方。
让我们先来看看尼雅这个地方。
话说，多谢《鬼吹灯》的大热，尼雅的另外一个名字大伙儿可能更熟悉些：精绝。
没错，尼雅遗址，出土了这个让很多人觉得神奇的五星出东方宝贝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精绝古城。
《汉书•西域传》里有对精绝的记载： “精绝国，国王驻精绝城，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入，其中胜兵五百人。设置有精绝都尉、左右将军、译长各一人。北距西域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距戎卢国四日的行程。地形闭塞，交通不便；向西通扜弥国四百六十里。”
话说，西汉时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人，这个规模现在一个规模大点的村子都差不多。当年的精绝还是一片绿洲，坐落在沙漠中一片绿洲之上，它的水源是一条后来被叫做尼雅河的古河流。东汉时期精绝被并入了鄯善，其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尼雅古国。另外，唐僧哥哥取经回来写的汇报帖《大唐西域记》里曾经提到过一个尼壤城，有人认为就是尼雅，但这个说法这两年又有人提出质疑，暂时存疑吧。
据说，尼雅人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佉卢文”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上世纪初著名的那个斯坦因（凡是新疆西域一代的古迹，没有跟这人无关的）发掘尼雅遗迹时发现了一批，但是至今这种文字也没有人能够破译。与佉卢文一起发现的，还有700多块汉文简牍以及少量梵文经卷。
在东汉魏晋时期，这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有多种文化的痕迹也不是奇怪的事情。这个五星出东方的护膊是一种叫做铭文锦的织物，所谓铭文锦是一种以文字作为花饰的织锦，在东晋时期十分流行，传入西域也不足为奇。有趣的是，与这个护膊同时出土的其他织物上装点的文字，多数是“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千秋万岁宜子孙”之类的吉利话，只有这个护膊是如此杀气腾腾意义明确。
“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的织锦格外醒目，当一点一点地将这块织锦翻开时，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色彩，还看到在蓝底上用白色织出的汉文“中国”，紧接着陆续看到“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上面这段话摘自唐史学者齐东方先生所著《唤醒沉睡的王国：尼雅探秘》。作为当年考察队的一员，齐先生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发现这个护膊的过程。根据齐先生的记载，这个护膊是在一对夫妻合葬墓中发现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棺墓，顶部覆盖着较厚的毛毡毯，毯上有格状花纹，糟朽严重，一触即破。木棺里面葬着2人，女左男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还有早已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同样的器物，不过右放置的是箭、箭筒，弓、弓囊。整个墓葬从未扰乱过，完整表现着下葬时的情景。……不过最珍贵的物品还是尸体身穿的衣料等和各种织物，彩色斑斓的织锦是大宗。许多锦上织出汉字，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安乐绣”、“文大”、“千秋万岁宜子孙”，都属于吉祥用语，是汉至魏晋时期织物上常见的作法。当然，这些精美的织锦产于内地。”
从书中对棺中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的描述来看，这应该是一对土生土长的精绝夫妻。身边的物品，除了那些精美的织品外，还有就是镜袋中一枚四乳铜镜，应该是来自内地的。当时精绝国应该已经并入鄯善成为精绝州，而鄯善在当时受中原魏晋朝廷的节制，加之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丝织物流入大致是贸易和官方赏赐两种途径。
记得奥运会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新闻，是说有专家鉴定，五星出东方织锦为蜀锦。蜀锦产自四川成都，东汉时就风靡天下，并被朝廷采用为特供产品，设有锦官，因此成都又名锦官城。
而护膊这个东西则是游牧民族在秋冬季骑马放牧狩猎时系在肘部防风保暖的用具，类似如今的护膝护肘。
成都地处盆地，并不游牧，也没有秋冬季防风的需求，因此如果不是特别需求的话，大致上是不会生产护膊这种东西的。而考虑到蜀锦的官用记录，楼主俺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护膊是中央朝廷对西域属国的某种赏赐。
再看回“讨南羌”的话。南羌是指活动在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以南的羌人，汉晋时代骚扰边疆成患。尼雅虽地处西域，与南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人猜测，也许这宝贝是作为墓主人参与遏制南羌行动的奖赏。当然，这都只是猜测，而且楼主觉得颇为牵强，存疑吧。
话说，虽然楼主一个劲儿强调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话跟现代汉语的意义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巧合还是会令人怦然心动，尤其，越是巧合，似乎就越是仿佛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安排。不禁会想，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相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偏偏这几个字的语序词义在现代人看来如此明确，说不定人家真的就是想让俺们按照俺们所熟知的意思去理解也说不定呢（表问俺人家是谁……）
另外一个小花絮：前面提到的齐东方先生当时就在这护膊发现的现场，当这几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激动不已，YY道：俺叫东方，这玩意被俺发现鸟，莫不是天命？
（其实非常羡慕齐东方先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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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2、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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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
先给大家一个参考数据，一般来说，一张椅子椅面的标准高度是45cm，这个陶罐的高度是47，比椅子高出两厘米。而它的口径则比饮水机所用的标准水瓶的瓶底宽了6厘米。刚才又去量了一下，不算瓶颈，桶装水瓶子的高度是40公分。也就是说，这个陶缸比我们平时用的桶装水瓶子要高大，缸口也要宽出很多。
我如此强调尺寸，是为了解开自己心里的一个疑惑，因为在切实去量之前，我很怀疑这个陶缸怎么发挥它的作用。据说，它是用来装尸体的。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缸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人死之后，既不土葬，也不火化，而是将遗体放置到一口陶缸中密封，并且多年不腐。”
其实这种缸葬的正确叫法是“瓮棺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宝贝的这个陶缸，实际上叫做瓮棺，一个被当做棺材用的陶瓮。这是仰韶文化普遍使用的丧葬形式，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瓮棺葬遗址有50多座，瓮棺墓700多个。半坡遗址也好，这个鹳鱼石斧陶缸所出土的临汝地区也好，恰恰都属于仰韶文化的范围。区别只是，半坡遗址所发现的瓮棺都是装婴儿和儿童的，而这个鹳鱼石斧缸则是罕见的成人瓮棺。
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个陶缸不是普通日常器皿而是葬具后，它身上漂亮的图案对我们来说也就不仅仅是中国最早美术作品那么简单了。因为这个图案，也许在还没有文字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发挥着标示墓主人身份的作用。
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相信，缸身上的石斧，尤其是石斧身上那个叉叉，代表着墓主人的权势和地位，还有人相信这个根本不是石斧，而是代表权力的钺。（钺是一种古代兵器，后来成为仪仗的一种，长的有点像斧，但是柄很长，多数是青铜的，用作仪仗的时候也有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石钺，并且由此将钺的使用年代向前推了一两千年。）
而关于鹳和鱼的说法就更多了。有人认为鹳和鱼分别是两个部落的图腾，由于这个图案里的鱼被鹳衔住，且鹳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因此推测墓主人本是鹳部落的首领，带领部落打败了鱼部落并且将之兼并，因此成为两个部落的共主。而这幅图画则是在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光辉事迹。
更有人将此说发扬光大，认为这个图表现的是黄帝和炎帝的战争，而石斧是黄帝部落联盟所有部落共有的图腾。对这个说法，俺就不做评判了。同学们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相关文章。
还有更确切的说法，是有人说这个图表示这个部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这个……楼主只能存疑了。（话说俺想起了当年看到蚕丛及鱼凫的解释，是说古蜀国最早的先民养蚕为生，因此首领叫做蚕丛。而接下来取而代之的部落是以用鱼鹰捕鱼为生，因此首领叫做鱼凫。也不是没有道理，对吧？）
也有比较缺乏想象力的说法。就是说鸟啊，鱼啊，斧头啊，都是反映史前先民们日常生活劳动的情景，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对这个说法，俺是不大赞同的。比较一下同时期留下来的其他图画，那些手拉手腰间某物突出跳着舞的小人，人面纹之类的，那才是日常生活的写照。这幅图分明有着大写意的味道，画面上的元素本身并不具备日常生活的特征，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元素而已，楼主俺个人认为这幅图案所表达的意义还是很抽象的。
另外，须知这个陶罐制作于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图中的石斧也好，陶罐本身也好在当时都算是相当精致奢华的器物，这样的东西自然不是给普通人用于日常生产的。此外，就像前面说过的，成人的瓮棺非常罕见，绝大多数都是儿童的，这也是因为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古人相信死去的人放在罐子里，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这是对死亡最美好的解释。如果有条件，人人都会希望有这样的归宿，但生产能够装下成人的陶罐，对于那时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也因此这件陶罐才成为了目前所出土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重宝。所以楼主俺自己的一家看法是，墓主人的身份肯定不低，而陶罐上的图案也不是墓主人打猎捕鱼的写照。
不同的人看同一样事物，往往会发现事物的不同特质，这就是广大淫民群众所熟知的淫者见淫。比如俺喜欢追问文物背后的故事，俺就比较关心这个陶缸作为葬具所传达出的信息。艺术家们会从这个罐子的画上看出中国画的雏形。而瓷器的爱好者们则又骄傲又感伤地把这个罐子称作汝瓷的前身，汝陶的杰出代表。
这个罐子被发现的地方时河南临汝县，也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瓷之首汝瓷的故乡。据说是因为这里的土质与别处不同，因此不管是六千年前的陶器也好，还是一千年前的汝瓷也好，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和惊人的美感。而这个罐子对汝州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为汝州瓷找到了长达6000年的文化传承。当俺读到那句“汝州窑的熊熊火光燃烧了六千年不曾熄灭”的时候，还是狠狠地感动了一下。
最后，关于仰韶文化，再废话几句科普：
1916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勘探铜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人类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因此被叫做仰韶遗址。而与该遗址同时代，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遗址陆续被发现后都被归入同一种古人类文化圈，这就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指活跃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再废话一句，发现仰韶遗址的渑池县就是当年秦赵会盟蔺相如同学完璧归赵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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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3、陶鹰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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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鹰鼎
“商代。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进一步八这件宝贝之前，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做个说明。上面这段说明来自中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理论上说应该算是比较官方的介绍。但是这个介绍中的年代被说成是商代，这点让俺比较疑惑。因为其他资料看来，陶鹰鼎属于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庙底沟时期的文物。这只鸟到底是鹰还是猫头鹰，这个器皿到底是鼎还是尊也一直都有争议，因此除了陶鹰鼎这个名字外，它还被称为陶鸮鼎，陶鹰尊。
“1957年的一天，陕西华县太平庄的农民殷思义正在用用双轮双铧犁深翻土地，突然手头一震，犁头碰到了地里的硬物，他估摸着是地里的大石头，便准备把石头挖出来，以免碰断犁头，谁知翻开浮土，却是一件表面颇为光滑的陶器，待把这件陶器全部挖出来，才发现是一件鸟形模样的陶器。”在陕西这个神奇的地方，从地里挖出个什么东西来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儿。举世闻名的兵马俑也是因为几个农民打井发现的。殷思义对这个模样古怪的陶罐并没有想太多，顺手将一同翻出来的陶片填回去，陶罐则拿回家当了一个鸡食盆。1958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在三门峡上游黄河流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清理调查，当工作人员来到太平庄对文物保护知识进行普及时，殷思义意识到所有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国家，于是将自家的鸡食盆上交，这才让这件国宝第一次见了天日。
淳朴老实的殷思义大概不会想到他所上交的这个鸡食盆带来的后续影响有多么巨大。楼主俺个外行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查找资料，只为确认两个地名：太平庄，泉护村。如果我找到的资料没有错的话，华县的太平庄东与泉护村南是相接的。之所以这么强调这两个地名，是因为泉护村在我国新石器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古学中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泉护文化，专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而发现这个陶鹰鼎的太平庄实际上与泉护遗址是一体的。陶鹰鼎也是泉护文化的产物。证实殷思义所上交的文物引发了这一代大规模的发掘考察，才有了泉护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58年开始的对泉护遗址的发掘收获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在楼主俺看来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都不会弱于陶鹰鼎。比如刻有玫瑰花形象的陶罐，这是人类记录下的玫瑰花最早的形象。有一种说法认为，庙底沟文化的特征就是以花卉为图腾，其中泉护遗址的玫瑰花（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蔷薇科植物）和庙底沟的菊花图案分别代表着两个部落。而古代花与华相通，因此有人推测华县，华山，华族，都来自花这个图腾。这也是人们将华县玫瑰与龙相提并论称之为构成中华文化两大要素的原因。在陆思贤先生所著《神话考古》中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端之始。
泉护遗址的另外一个大发现，是发现了最早的太阳鸟的形象：像燕子一样的三足鸟负日飞行，或立于太阳之中。遗憾的是楼主俺没有在网上找到华山玫瑰和太阳鸟的图片。手里倒是有本书里有，不过以楼主的欣赏水品，是在没能看出那是玫瑰来。
扯回来继续八国宝陶鹰鼎。前面说过，对于这宝贝究竟该叫鼎还是该叫尊目前还有争议，不过既然官方把它叫鼎，暂且这么称呼吧。在上古青铜器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鼎了。司母戊鼎的图片就在中学历史书上放着，而钟鸣鼎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定鼎，鼎革这些词语至今都还活跃在我们的语言里。所谓鼎，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三条腿，鼎足这个词大伙儿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个三角的关系，这大概也是陶鹰鼎之所以被叫做鼎的原因。
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鼎最早是烹煮肉的锅。不过俺在古今汉语词典上看到的解释更可怕，说鼎是煮人的刑具。不管是煮人还是煮肉，鼎最早都是当锅用的。也许因为这玩意容量大（人都能煮，能不大吗？）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有肉大伙一块吃，所以用到鼎的时候总是整个部落倾巢出动，人越多，鼎也就要越大，如此逐渐发展下来，在人力资源稀缺的原始社会，鼎的大小就代表了一个部族的势力强弱。于是鼎逐渐就变成了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到了夏禹时代，大禹实施垄断将全国的金搜起来铸造了九个超级巨大的鼎，从此鼎就代表着国家政权了。
陶鹰鼎的身高是36厘米，又是以动物作为主要的形态，实在和鼎的大小以及形制相差太远。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尊而不是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尊，尊是乘酒的器皿，这个物件显然也可以装液体，因此认为它是个尊也无不可，但从形制上说，尊一般都是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这个宝贝显然也不那么符合。但是你拿石器时代的东西跟青铜时代的标准比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大靠谱，只能说这个陶鹰鼎具备了鼎的雏形而不能说它就是个鼎，有尊的功能而不能称之为尊的四不像。
有一位专家认为陶鹰鼎的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价值。俺是深表赞同滴。不管是鹰也好，还是猫头鹰也好，这个家伙两只粗壮有力的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振翅前倾的姿态，无一不表现出猛禽的威武凌厉来。可是为啥俺看着这么可爱这么有爱捏？总之，考虑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在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已经能够如此凝练传神地创造出如此即有创意又充满趣味的作品，实在令人心驰神往。
看资料说泉护遗址出土了大量小型猛禽的残骸，也许其中一个正是这个陶鹰鼎的原型也说不定呢，呵呵。
话说当年我国在93年第一次申奥时，这个宝贝曾被萨马兰奇亲自挑选作为中国的申奥大使前往瑞士展出。此后在2002年这个宝贝被列入禁止出国展出名单，于是瑞士那一次就成了这小家伙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的经历了。
PS，就像前面八过的鹳鱼石斧陶缸，陶鹰鼎的出现也让华县当地的一个特产黑陶找到了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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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4、司母戊鼎[/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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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后期”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如今司母戊鼎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经过清理和秤重，它的准确重量是832.84公斤，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那么司母戊鼎又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考证它的年代应该从出土的地理位置着手。
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洹河横贯东西。武官村位于洹水河北岸，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王陵区，司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
60多年前，武官村村民一个偶然机会使司母戊鼎重现于世，当时即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这给今天的考古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这个每一个时期的鼎，它都有不同的造型，比方说我们举一个方鼎来讲，那么这个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呢，它也就细长，或者叫细高，那么然后越晚呢，这个腹部就越变得浅一些，腿呢就变得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个人名，是个称谓，那么到底谁是“戊”，这个“戊”是谁，这个我们通过查这个甲骨文，发现甲骨文里提到过好几个戊。
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人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ta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不同年代的青铜器呢，我们把它的成份做出来，大量的数据集中起来我们进行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会初步推算出它这个成份随着年代变化的规律，那么我们在鉴定未知的青铜器的时候，我们把未知的样品，做这种成份的检测以后，我可以跟这个考古样品做对照，那符合哪段儿呢，我可以认定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一段的，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这只是一种参考数据，但是很有用的。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片花：)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是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光顾得几乎一无所有。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此时，姚青芳突然想起了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正是因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姚青芳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做对比，他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及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上和甲骨文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是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终于考古人员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当年出土司母戊鼎的这个地方，经过钻探呢，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有个墓葬，而且很大，是个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因此我们决定挖掘，把这个墓挖出来，当时我们就希望，像这么大一个墓，通常是盗不干净的，虽然我们知道它被盗过，钻探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盗了，但是我们想呢，可能会留点什么，
墓道中有一堆人头骨。考古队员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司母戊鼎摆放在墓中。我们对王后“戊”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若干个考古学家，在不同的时期，专门统计过，就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墓葬的因素，主要有什么，他统计全世界的，几百个民族，结果统计的结果是，最能反应墓主人社会等级的，社会身份，就是墓葬的形制。
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但是就在此时，姚青芳突然有了一个异常的发现。司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点地方还可以看出错位的痕迹，四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让姚青芳疑惑不解。此时南京博物院正在进行泥范法复制司母戊鼎试验，姚青芳希望可以通过试验来进一步研究。
负责此次试验的是南京博物院技术部主任王金潮和天津铸造长的罗宝琪。此次试验考古研究，是完全模仿商人的制作方法来重新铸造司母戊鼎。
为了保证复制的准确性，制作泥范用的土壤是从殷墟购买来的。泥范是用泥制成坯后焙烧成的，所以泥范也可叫陶范。首先专家们要制作出有花纹的泥范。
但是试验很快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使用商代生产工具，竟然在泥范上无法形成清晰的花纹。
每当印有花纹的模板从泥范上取来下，泥范上的花纹就模糊了。今天的生产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谓轻而易举，但是3200多年前的古人又是何如做到的呢？
罗宝琪不断调整泥中的含水量。
泥范上花纹的确是清晰了很多，他们迫不及待的开始铸造试验，但是铸造出来的铜镜，结果很不理想，花纹几乎无法分辨。
现在的脱模材料多得是，可是商代呢我们要考虑它当时只有谷物，还有面粉，还有各种就是说物理粉末，经过研究以后呢，那么我们采用了用木炭粉，因为木炭粉在商代随处可见，只要要燃烧就很容易形成木炭。
模板上，铺上了一层细细的木碳粉，花纹终于清楚的呈现出来，不断的往上拓印，花纹越来越清晰。
这一次，罗宝琪开始着手一个四分一大小的方鼎试验。
小鼎上花纹终于成功了，由于试验选用的花纹模板比大鼎上的花纹还要精细，所以罗宝琪有理由相信，在以后大鼎上的试验也一定会成功。
正当他沉浸在试验成功喜悦中时，他注意到，在小鼎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楞。楞的出现是泥范破裂铜水渗入的结果。那么司母戊鼎上花纹的错位，就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时泥范发生破裂形成的。可是如果泥范破裂，花纹因该残缺，难道古人在发生意外之后又及时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吗？
为了证明这种推测，姚青芳对司母戊鼎进行一次X射线探伤。X光可以形成物体的透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大鼎内部密度并不均匀，东侧壁，发现花纹粗糙的地方，厚薄差异较大。四条鼎腿底部相对较厚，竟然无法形成清晰的透视照片。
姚青芳越来越坚信自己的推测，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可能在铸造时发生了泄漏。对于这个推论姚青芳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他立刻开始着手做金相显微组织观察试验。
在金相显微镜下，姚青芳清楚的看到了2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实际观察结果我们发现，它的大块鼎身这一侧，它那个样品显示的是等轴晶组织，所谓等轴晶组织呢一般是因为在退火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组织，而小块的三角区，它的组织形貌呢是一种树枝晶组织，这个树枝晶组织通常是由铸造以后形成的这个组织形貌，我们铸态组织大多是树枝晶组织。它的显微形貌呢很像我们那个树枝的生长方向。
两种不同的金相组织结构，证明大鼎并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在第一次浇铸时，由于泥范体积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泥范，所以预计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4条鼎腿短了一截。接铸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
如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发现1600多斤的大鼎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千斤的鼎都没有。或许这样的工程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艰难。
2003年，考古工作站，在安阳再次发现了1.68米直径的圆鼎铸鼎遗址。按照这个直径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象铸成的大鼎，体积和重量都一定会远远超过司母戊鼎。这说明商代曾经有过更大的巨鼎问世。
司母戊鼎的铸造虽然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对于商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失误，他们的铸造技术和社会生产水平远远的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3200多年前的殷商留给我们的是种种的猜测和设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在仅有铜器和石器的年代，古人又是如何创造辉煌的？
司母戊鼎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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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5、利簋[/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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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簋（gui3）
“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终于说到利簋了。在北京有一条街，基本上外地来的同学们都会慕名去逛一圈吃一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簋街。相传，簋街原来叫鬼街，后来觉得不好听，又因为这条街上餐馆林立美食汇聚，是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索性将鬼字改为同音的簋字，从此叫做簋街。楼主这儿不是在做北京的旅游介绍，俺只是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簋字的读音和含义。为啥要叫簋街呢？因为簋是商周到春秋时期的先人们用来装饭的碗。
当然，就和所有青铜时代的器物一样，簋到后来就发展成为礼器，改行象征地位和等级去了。周礼中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吃饭用几个簋得看级别。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县零口乡西段村和南罗村的村民们为了灌溉土地决定打一口井（又是打井，陕西的农民兄弟们一打井就出状况啊），土挖到了一半地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有人的锄头没拿好掉了进去。人们猜测，这里面估计埋着东西，在派人报告文物局的同时，西段村的乡亲们挖开洞口，发现里面是一个幽深的古窖，窖中堆满了青铜器皿。后来经统计，这批青铜器中有尊，盘，簋，壶等用具一百五十多件。为了保护这批文物，西段村的村民们将这批青铜器用架子车拉回大队仓库妥善保管，直至专业考古队赶到顺利移交。（坊间有当时农民哄抢文物的传言，但根据当时在场者的回忆，这批文物是被妥善保管直到考古队抵达的。）
在这批文物中，就有这个国宝利簋。
商朝是我国青铜器最鼎盛的时期，无论规模种类还是其精美程度都优于后世西周的作品。以至于有人感叹殷商灭亡后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华美辉煌的青铜文化了。但是楼主俺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西周的青铜器，无他，全是因为西周青铜器无以伦比的史料功能。
和商代青铜器铭文惜字如金不同的是，西周的青铜器上面往往洋洋洒洒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多的毛公鼎上铭文多达499个字。顺便说一句，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簋作为现存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在所有西周青铜器中有着超凡脱俗的地位，凭借的就是它身上那三十二个一语定天下铭文。
话说，在楼主俺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还写着我国历史可考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841年，我国纪年的开始：共和元年。不晓得如今的教科书改成什么样了，照说现在历史可考最早年代应该可以向前推了若干年。至少，应该会告诉学生们，武王伐纣最后在朝歌郊外进行的那场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个日期的确定，就要归功于利簋身上的铭文。
这三十二个铭文分四行排列，内容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
翻译成现代文的大致意思就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木星居于天顶，大吉。（战斗进行到）傍晚，攻下了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第八日），武王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右史（官名）利（人名）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施公（利的父亲或者祖父）。
这段铭文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纷纷扬扬争论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可谓石破天惊。自古以来，在许多古代文献上都有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并且一日得胜的记载，但是一来两军实力悬殊，二来战斗时间太短，三来历代对于这些史料的真实性争论不下，于是牧野之战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究竟进行了多久，以及这场战斗前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像是一重重的迷雾一样，笼罩在三千多年前那个历史转折过程中最关键的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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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洋洋(广阔)，檀车煌煌(鲜明)，驷马原(四匹战马)彭彭(强壮)。维师尚父(即吕尚)，时维鹰扬。凉(辅佐)彼武王。-----《诗经.大雅.大明》
这是诗经中关于牧野之战的记录，武王驾驷马战车，姜太公吕尚鹰扬飞击与武王配合的场面大开大合，令人不禁热血澎湃。
关于牧野之战，古书上从来不乏记载：《逸周书.克殷》记录了武王带领三百战车，三千猛士，以及四万五千甲士从镐京（今西安）出发，向东在孟津与其他8个小国联军会合后渡过黄河冒雨疾行仅仅用了6天就抵达朝歌牧野。而毫无准备的商纣王没有料到他们来的这么快，匆忙武装了大量奴隶仓促应战，结果在战场上遭到奴隶们的反戈一击，兵败如山倒。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在甲子日拂晓发动攻击前向部队发表誓师演讲，内容大致是规定了作战的具体方法以及对俘虏的处置方法。
《史记》中则详细描述了商军溃灭后纣王逃入鹿台，武王尾随追杀的惊险过程。
但这一切都只是后世的记载，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这一切的真实性。直到利簋带着它的铭文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利簋的铭文告诉我们，没错，那一日就是甲子日，战斗在还看得见星辰的拂晓开始，到了黄昏武王已经大获全胜。
就是根据这段铭文中提到的甲子日和木星临天顶（岁鼎）的天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专家们推断出了牧野之战发生的日期：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不过楼主俺更感兴趣的是后面那句话，七天之后武王屯师阑并且赏赐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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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商纣王自焚而死，持续了六百年的殷商灭亡，接下来将是延续了八百年的周朝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在我国，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个很著名的神话传说《封神榜》。大致内容是说武王伐纣胜利之后论功行赏，对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大小神仙们进行分封。原本以为这只是封建文人们对于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一种不靠谱的想象，却想不到利簋告诉我们，在攻破朝歌后的第七天，武王真的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论功行赏大会，只不过现实中他当然不可能封神封仙，而只能是赏赐财物，以及地位。
前面说过，簋和鼎一样，代表着等级地位。我们无从知晓利的功绩是什么，只知道他得到赏赐给他的铜之后，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地用这些铜铸造了一个簋作为自己贡献给家族的荣誉。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利簋的尺寸：高28厘米，口宽22厘米，一只保龄球大小而已。虽然不大，却代表着地位，能够被允许拥有簋，说明此时的武王已经对定鼎天下胸有成竹了。虽然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向东征讨不肯归化的商人势力，但是封赏的开始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附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普资料：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验收。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方面将我国历史可考年代向前推了数千年，一方面又遭受着国内外各方学者的质疑。对于孰是孰非楼主俺不了解也就不予置评，俺只是觉得，能够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十分先进的想法。但历史研究不是突击攻关就能有所成就的，一项研究被冠以工程之名，始终看着有点不大舒服的说。
最后感叹一下啊，比起来临潼才是神奇的地方啊。不大一点地方，烽火戏诸侯在那儿，兵马俑秦始皇陵在那儿，骊山温泉在那儿，西安事变在那儿，连个利簋都从那儿挖出来。
楼主俺小小感慨一下：
怎么评价利簋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都不为过。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迷雾后冰冷的青铜器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将自己和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俺一直觉得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惊喜和感动的过程，尤其是每当新的考古发现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相吻合，当我们发现历史从来都没有远去，它一直被我们铭记的时候，那种触摸历史的质感，感受时光的沧桑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心潮澎湃。
利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创造于西周早期，那时候商朝刚刚覆灭，周是带着浓重“少数”文化色彩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时候周公还没有制作严谨森严的周礼，周的国力还不强，疆域还没有统一，政体还没有完善。利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纯粹的东西，简洁地叙述因果，明确地阐述目的，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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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6、大盂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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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盂鼎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大盂鼎的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由于年代久远，大盂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转手买卖，到底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已经没有人说的清楚了。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也都没有绝对的证据。
陕西岐山有一处赫赫有名的周原，是周室的发源地。相传周室先祖为后稷，周室世居于豳地，到了古公亶父一代时，由于受到戎狄的威胁，举族迁至岐山脚下的周原，见这里水源丰足土地肥沃，便就此扎根，筑城开荒，繁衍后代，发展农业，使周族渐渐昌盛起来。直至文王武王父子联合周围小国伐商定鼎天下，这才离开了岐山周原这块宝地，建都丰镐，开创两周八百年江山。
岐山礼村就坐落在周原上，这里从西汉时代就陆续有周青铜器被发掘出土，历来就是公认的周器之乡。大盂鼎在这里被发现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另一方面，出土于礼村的文物相较于同属周原的凤翔村来说数量上要少的多。而且作为周室发端之地，这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或者是西周之前到早期的，或者是西周晚期的，与大盂鼎同时代的文物并不多。礼村出土的毛公聃季簋也许算一件，但就楼主个人的观点，铭文风格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另一方面，眉县李村也是西周青铜器出土的重地，在这里出土的盝驹尊也是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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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论岐山还是眉县都有出土大盂鼎的环境。但根据目前所流传的关于大盂鼎的经历来看，大家普遍还是偏向岐山多一点。可惜的是和大盂鼎同时出土的百十件青铜器，包括小盂鼎都已经失落，我们无从得知更多出土地的信息了。
大盂鼎制作于周康王时期。根据鼎中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鼎是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一个叫做盂大臣时所使用的礼器。在铭文中，康王对盂进行了苦口婆心义正词严的训示，大致内容下面会八到，总体来说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官话文章忆苦思甜，警示盂要对商王朝的灭亡警惕以史为鉴。然后又表示自己对盂所倾注的希望以及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交情，最后是赏赐给盂的各种恩赐，配备的官员，以及分给他的奴隶之类的礼物清单。
整篇铭文291字，字迹圆润雄壮，结构端谨，气韵生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铭文中不可多得的书法上品。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成康时代金文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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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铭文内容：
释文：隹(唯)九月王才玟王受天有厥匿匍有四宗周令盂王大令在珷王方畯正厥民若曰盂不显嗣玟乍邦辟在{雨于}御事虘又酉无敢酉舌有子灋保先王殷边侯田{雨于} {此须}□(烝)祀无敢□有四方我殷正百辟率酉夔古天异临耳昏殷述令隹肄于酉古丧巠敏朝夕入令女盂井乃谰享奔走畏嗣且南公王曰盂廴西召夹我一人{米豆}四方疆土易女鬯死□戎敏谏{雨于}我其遹省一卤冖衣巿罚讼夙夕召先王受民受舃车马易女且南公旂用□(驭)至于庶人臣十又三白辶兽易女邦□六百又五十又九人鬲千又五十四白人鬲自夫易尸□王夫<辶亟>□迁(遷)自厥土王曰盂对王休用乍若□(敬)乃正勿且南公宝鼎灋朕令盂用隹(唯)王廿又三祀
好吧，楼主俺知道这段话很难看的明白，楼主俺也就只能看懂个二分之一，所以俺还是把百度百科里的译文搬过来吧：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这篇铭文是一篇非常标准的叙述文，开宗明义的点名时间：九月；地点：宗周：事件：王册命盂。先科普一下，西周文王武王父子相继在丰水镐水之间建立了丰京镐京，武王所建立的镐京又称宗周（即西安），与文王所建丰京合成丰镐。到成王时又在洛水附近建立了成周（即洛阳）。成周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对东部进行控制，但周天子的主要活动还是在宗周。
建立成周的周成王，就是这篇铭文里的第一男主角周康王的父亲。康王名钊，在位二十六年，在成王和他的统治期间，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社会治安良好，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作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便是说的这段时期。
周康王一直以勤勉自制，治军严谨闻名。有趣的是在这篇铭文中，他着重教导盂同学这个场合那个场合喝酒都要适量，又引前朝的教训说商朝灭亡是因为商人酗酒所致，一定要引以为戒。这段话又一次佐证了史书中记载的内容。《尚书•周书•酒诰》中，周王指责殷商全民好酒导致天谴：“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并且自夸：“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有学者认为，成康之际，社会安定富裕，民间奢华好酒之风渐起，因此才有了康王对臣下的谆谆叮嘱，以及屡次谈及的酒禁问题。
和好酒之风相应的是大盂鼎的形制体态，与之前八过的利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身高一米多，口径超过七十厘米的大盂鼎是目前所发现的所有周鼎中最大的一个。这从另一个方向也证明了成康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极大发展。
但总的来说，遥远的西周还是一个人力稀缺的时代，因此在铭文所记录的康王的赏赐中有下面这么一堆人：“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除去邦国四名官员是用来辅佐盂的，人众庶民六百五十九人是为盂服务的之外，还有异族王臣十三名，夷众（外国人呀）一千零五十人。这些人自然不是白求恩，也不是外国专家或者非法劳工，他们还有一个身份，叫做战俘。而在那个奴隶社会里，外国的战俘也就是奴隶的代名词了。
周康王说的很明白，给你这么多战俘不是让你开难民营的，也不是让你训练特种部队的，而是要在土地上耕种作物的。至于耕作收获的粮食，盂会保留一部分，会向康王进贡其余的，而那些奴隶们只能以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保障生存。
让我们回到大盂鼎本身。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间。根据网上流传的记载来看，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宋金鉴，原名宋金玺，字瑞卿，陕西岐山人，道光卅年（1850年）庚戌科二甲五十四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截取知府未赴任。（若此说属实，那么大盂鼎出土于岐山就确信无疑了。）宋金鉴出身书香门第，也是一个金石大家，关于宋金鉴和大盂鼎的因缘，中间还有一些曲折。据说大盂鼎出土后他是第一个鉴定的人并且收藏的人。但是当时的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消息后从宋手中强索了过来，随即转手出卖。
大盂鼎随后几经转手，辗转流落到了北京琉璃厂，此时宋金鉴也在北京参加会考，并且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宋金鉴在琉璃厂重遇大盂鼎，立即将它买下来带回老家。话说史料中记载宋金鉴中途辞官归故里，也许与这大盂鼎多少有些关系。此后大盂鼎一直被宋金鉴收藏在府中，直到他去世后家道衰落，他的儿子不得已将这个至宝卖给了别人。
买主叫袁宝恒，字小午，号贞叔，河南项城人。清道光30年进士，授编修，曾先后辅佐李鸿章和左宗棠。买到大盂鼎时，他正在时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处做幕僚。袁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收藏这些宝贝，于是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早年蒙冤获罪，得到侍读学士潘祖荫的援手才脱罪，而潘祖荫则是当时举世无双的收藏大家，于是左宗棠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荫以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痴迷青铜器，收藏珍品无数，对大盂鼎更是视若至宝，珍藏在自己家中。巧合的是，若干年后，潘祖荫从收藏家柯劭忞处购得与大盂鼎齐名的大克鼎，海内三宝，潘家得其二，一时间轰动整个京城。
潘祖荫无子，他病逝后家产由弟弟潘祖年继承。在等待潘祖年进京的那段时间里，潘家收藏的宝物陆续失窃。潘祖年决定将兄长留下来的家产带回老家苏州，为了路途安全，潘祖年对外宣称大盂鼎和大克鼎也已经失窃。从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潘家一直否认拥有这两件宝物。
潘家人丁凋落，潘祖年也没有后嗣，于是从旁支过继了一个儿子，然而这个儿子刚娶了媳妇几个月就因病夭折，在潘祖年也去世后，整个潘家的担子就落在了那个嫁给过继儿子不久就便寡妇的媳妇身上，这个媳妇就是后来以百岁高龄见证大盂鼎的潘达于。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潘达于小心守护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在淞沪会战正酣的时刻，潘达于将大盂鼎和大克鼎埋在了祖屋地下。日军占领苏州后果然来到潘家搜刮文物，大盂鼎和大克鼎因为潘达于的先见之明免遭劫难。自此，世人才真正相信大盂鼎和大克鼎真的不在潘家。
直到1951年，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写信的人正是潘达于，她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潘家尚存的文物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两件宝鼎从此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落户北京。而大克鼎则一直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
小小科普一下海内三宝：
毛公鼎：出土于岐山的西周晚期铜鼎，内有铭文499个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大克鼎：出土于法门寺，内有铭文290个字。其铭文也备受书法界的推崇。
大盂鼎：出土于岐山，内有铭文291个字，最大的西周青铜器，代表着青铜器铭文的最高成就。
毛公鼎，大克鼎和大盂鼎被称为海内三宝。目前大克鼎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毛公鼎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不晓得俺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三宝聚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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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7、虢季子白盘[/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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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现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不是白色的，而且虽然它叫盘，可它实际上是个盆。
盘，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种盥洗用具，大致用法跟咱们的洗脸洗手盆差不多。在仪式典礼中，主持祭祀和仪式的人洗手，下面就有人用盘接水。这捧盘接水的活儿也不是谁都能干的，《礼记》中是这么说的：“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总而言之，盘不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还是作为古代礼器，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都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看俺一路八下来的同学大概已经发现了，其实俺名为八宝贝，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由宝贝引申出去的别的内容，宝贝本身反倒八的不多。这是俺八卦一向惨无人道的地方，因为俺觉得宝贝本身有多华丽多不可思议其实图片比文字更具说服力，何况俺每个宝贝都会引述一段官方的描述作为开场，所以这个麻烦琐碎的工作俺就偷懒了。之所以做这个说明是因为接下来，关于这个虢季子白盘，俺将要展开的八卦的漫无边际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俺实在不想让大伙儿失望，所以还是提前打打预防针的好。
刚才说了，虢季子白盘不是白色的，它实际上是一个青铜器，那么这个名字自然有其他的含义，听俺一字一字地八来。
虢，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武王克商之后分封诸侯，将自己家的远亲近戚和一众功臣一个不落地封到了全国各地，最有名的莫过于姜太公封齐国，周公封鲁国（其实准确地说，封在鲁国的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而其中武王的两个叔叔，也就是文王的两个弟弟虢叔和虢仲分别被封到了镐京以西周室龙兴的周原和扼守镐京京畿咽喉的虎牢关一代，东西两方面拱卫守护着镐京的安全。这两兄弟的封国，一个叫西虢，一个叫东虢。至于哥儿俩谁分到了西虢谁分到了东虢，史书自己也没说清楚，后世怎么说的都有，我们也就只好存疑了。
我们都知道西周一开始周室大封诸侯，各个诸侯呢，自己在自己的国里也封小国，就这样大国套小国，小国套虾米国，最多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国有一千多个不止。然后这些大国小国互相之间打来打去，彼此吞并，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秦王扫六和天下大一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国被吞并消灭，东西两虢也都没有逃掉这样的命运。东虢后来被郑武公灭掉，而西虢后来东迁到了如今三门峡一带，又跟原来的东虢隔着一个黄河，所以一个叫南虢一个叫北虢。这段历史太乱，俺草草一说，大伙儿草草一看，不用弄得太明白。顺便说一句，灭掉东虢的郑武公，就是那个大名鼎鼎克段于焉，跟自己老妈撩狠话说不到黄泉不见面后来又撑不住挖了个隧道母子重逢的郑庄公。
西虢到了周宣王时代的国君就是季子白。
在当时称呼一个人和现在的方式很不一样。现代人的称呼，就是姓+名，陈冠希西门庆什么的都是这么叫。所以现代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周武王既然姓姬，既然叫发，那么就应该称呼他为姬发。而文王的弟弟周公就更惨了，直接就是姬旦。实际上在当时，姓是作为血缘的联系而存在的，人们平时并不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人，而是直接叫名字。所谓男称名女称姓，就是说对男性，直接叫他的名字，而女性嫁了人之后，在婆家就会以她娘家的姓来称呼。热爱古代八卦的同学对文姜仲姬这种名字都不陌生吧？这里面姜和姬都是女子娘家的姓而不是名字。
回到我们季子白同学身上。前面说了，两虢都是文王兄弟的封国，自然虢君姓姬，周宣王这一代的虢君名叫白，当然我们不能叫他姬白，而应该按照当时的习俗在名字的前面加上排行，老三，叫他季子白。
有人会问，那个子字怎么多出来的？这是因为俺们的各路专家们彼此之间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季子白同学的名字是子白，排行老三。有人认为子是氏。氏这个问题太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的来说就是在周代姓是血缘的标志，而氏是一脉亲人共有的标示。所以有的时候称呼一个人，也会带上氏。于是这个称呼就变成了排行+氏+名。
但实际上楼主俺认为，人家季子白就叫子白好伐，哪里有那么麻烦捏。问我原因？很简单，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里写着呢：
铭文内容：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
不显子白，壮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严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超超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广字头加个射）爰乡。王曰“白父，孔□又光。”
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翻译成现代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这是一篇赤裸裸红果果的歌功颂德的铭文，内容清晰事实明白，就是说西虢国君季子白同学在对付北方野蛮的少数民族严狁的战斗中表现英勇，破敌制胜，打得敌人魂飞魄散，还杀了若干人抓了若干人，于是全军通报表彰，并且送了许多礼物。季子白同学十分高兴，将这件事情记录在了这个洗手盆上。
其实虢国人打仗英勇受到表彰是很常见的事儿。这是他们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咱们早前八的利簋的故事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当时不是提到武王帅三百战车，三千虎贲勇士么？虎贲勇士就是由虢氏里的师氏统领的。别问楼主俺这虢氏师氏怎么回事儿，楼主俺也说不清，只要知道他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一家就好了（不许丢俺西红柿！）。
考古学家蔡运章先生认为虢这个字本身就是对虢氏一族历来勇猛杀敌，守卫周室的赞美。他认为虢字从手部从虎部，代表着双手博虎，是双手奋力拼搏的会意形声字。而且师氏也一直是周室的近身卫戍部队，加之当初分封时两虢左右夹护镐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来虢国一直都是作为周天子最可信任的嫡系武装力量存在的。
因此，季子白同学打仗勇猛受到天子嘉奖，在当时既是理所应当，也能格外彰显出虢君格外受到周天子信任的事实。
西虢与周天子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周幽王时代。我们都知道周幽王并不是猥琐贱男没事儿调戏自己的诸侯们，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那个女人就是褒姒。其实调戏诸侯并没有让西周亡国，真正让西周亡国的，是花心男要费了王后的儿子宜臼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于是正妻小三pk，王后的老爸联合犬戎打过来灭了西周，大臣们保护太子宜臼逃到成周。太子宜臼即位，这就是周平王。此时周幽王和褒姒的儿子都已死，一向护卫王室的西虢君却站错了队，自己立了周幽王另外一个儿子为天子，这就是周携王。
二王并立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周携王被杀，平王的宝座坐稳，而西虢则失去了周天子的宠信。这个局面一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改变，这是后话，俺就不8了。
回到虢季子白盘上来。这件宝贝也是在道光年间出土于岐山附近，几经辗转，才终于被收入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这段经历，百度百科里有详尽的叙述。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5月11日，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在追杀太平军的过程中率部占领常州，刘铭传住进了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仍不屈服，经常利用夜晚伏在小街僻巷里进行反抗，所以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刘铭传在护王府大厅秉烛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金属撞击的声音，以为有刺客潜入。刘铭传大惊，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遍，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的，循声搜去，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叮当之声。马槽向为木料所制，为何有此清脆金属声音？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铭传就伸手去摸，只觉得浸凉异常，仔细分辨才知是一金属物体。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好奇地走到马厩中，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铜盘。该器长130cm，宽83cm，高42cm，重215kg，通体呈椭方形，具四边、圆角，周身满饰窃曲纹及大波曲纹，每边饰兽首衔环二，共八兽首，内底铸有铭文111字，面幅工整，结字优美。读过几年古书的刘铭传知道这种文字叫籀文，为三代文字，他暗想此物年代久远，必是国宝，忙叫人“三熏三沐”，洗涤干净，并在自己奉命攻击浙江湖州、安徽广德期间，设法叫士兵运回自己的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
后来，刘铭传回乡休假期间请安徽霍山县一位名叫黄从默的老儒生考证该盘的来历。黄老先生辨认出该盘，并告知刘铭传，虢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为古代西虢国所在地。时任陕西 县县令的徐燮钧乃常州籍人士，好古，虢盘近水楼台为徐所得。徐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刘铭传获此国宝，欣喜若狂，就在刘老圩盖了一座盘亭，并作《盘亭小记》记叙此事。虢盘流到刘府，消息不胫而走，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观赏，而刘铭传偏偏惜盘如命，不轻意示人，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1872年至1884年，刘铭传归乡赋闲期间，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蜂拥而来，人人叹羡不已，消息很快传到京师翁同 耳中，翁氏托人到刘老圩说项，愿意出重金购买。刘铭传听言火冒三丈，以生硬的态度回绝了说客。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左思右想，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交恶。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则安驻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刘铭传去世后，其后人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年至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抗战前，曾有一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随后，法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合肥旋告沦陷，日军入侵，强抢豪夺、无恶不作。面对外辱，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他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冬，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当即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刘肃曾当即表示：“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遂于1950年1月19日在其家中一间人迹罕至而又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挖开历经14年的封土，将虢盘掘出，献给国家。虢季子白盘自1864年初夏与刘铭传结缘，历尽沧桑86载，传四代人，终获新生。三代吉金，慧命永延，诚不虚也！ 就在虢盘拟送北京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盗窃破坏国宝事件突然发生。一名犯罪分子溜进刘家，手持钢锯准备锯下8只饕餮衔环，声音惊动了守护在附近的解放军战士，当即将他抓获，使国宝免受破坏。事件发生后，人民政府指示迅速将虢盘运送北京，并请刘肃曾同行。虢盘抵京后，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亲切接见了刘肃曾，文化部颁发了奖状。郭沫若先生还于1950年3月设宴招待刘肃曾，并即席亲笔题诗一首相赠：“虢季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卓卓刘君名，传诵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从此，与毛公鼎、散氏盘并称为古代三大青铜瑰宝的虢季子白盘就由国家珍藏保护起来，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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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8、嵌绿松石象牙杯[/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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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代。高30.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形似现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楼主俺在为象牙杯选择图片的时候好生为难了一下，因为这张图片的质量并不算太高，但是胜在细节清晰，尤其是象牙雕刻和绿松石镶嵌，在这张图上都表现的比较清晰。所以虽然用光啊，颜色啊什么的有缺憾，但还是选了这一张。
如果不是这个名字的话，第一眼看过去，楼主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联想到这个杯子的质地竟然是象牙。因为在俺的印象里，象牙总是白白嫩嫩的，哪里像这个这样黄黄的看着很倒像是俺小时候踢过的唐朝和尚的头盖骨。
不过查资料看了一下，原来象牙的颜色，随着年月的加深的确是会变黄的。由淡黄变成姜黄，再变成深黄，乃至浅棕色。妇好同学距离今天至少有三千多年了，所以这个象牙杯能保持这样的颜色还是很不容易的。据说假古董行里有一种专门的技术，就是把把象牙制品做旧。
既然这个象牙杯是在妇好墓发掘的，那么我们势必要先八一下这个了。
我国河南安阳市有一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殷墟。“殷纣身死，国都为墟”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商王朝的国都，被周取而代之之后，这里只剩下一片繁华过后的殷商废墟，是为殷墟。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这里就不断有记载着商王朝历代王言行和作为的龟甲骨片出土，世称甲骨文。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了世界。。这里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自1934年以来，殷墟上陆续发掘了12座大墓，其中十一座被盗，只有妇好墓，完全没有遭到过破坏。也因此，妇好墓为我们贡献了数不清的珍宝文物，提供了研究不尽的历史资料。而其中最精美的，当属这个镶绿松石象牙杯。
先转一小段当年发先象牙杯的经历：
“自5月17日开始集中力量发掘此墓葬，基口长5.6米、宽4米、深约8米。当时对面积仅有20多平方米的一座竖穴墓，并未抱过高的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挖掘墓的填土中就不断出现遗物。遗物是分层埋入的，可分为6层，最先发现的是1件残陶爵，距地表深约3米，在墓穴东北部出现了一件大理岩的石臼，出土时底朝上，翻过来一看，臼孔内满染朱砂，色泽鲜艳。这件臼的发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后相继出土数层文化遗物。各层所出遗物不一一细说。仅将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层简述如下，此层距墓口深5.6米，在墓室中部有叠压在一起的3件象牙杯和大量骨笄，大概原是放在木匣中的。在其南面布满不同质料的随葬品，有石豆、成对的石鸟，精美的骨刻刀和一面铜镜，另有散放的骨笄多件。取出上层遗物之后，露出压在下面的遗物，有两面铜镜，一件大石蝉，另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还有玉管，玛瑙珠等。出土时色泽鲜艳。清理完第6层已接近水面，但仍不断发现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司辛”二字的石牛、靠墓壁发现殉人骨架和狗骨架。由于不断有新的发现，工地气氛十分活跃，尤其是小青年问这问那，有的问会不会出个“虎头彝”（指觥）。老师傅说，说不定会出个虎头彝让你们开开眼，旁边的人笑起来。清理完这层遗物已临近水面，不再向下挖，水面以上的发掘告一段落。”
1976年5月17日，中国考古界的大日子。如此丰富的收获让考古人员们十分清楚，自己是多么幸运，正在挖掘的这个墓有可能是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他们此时还不清楚那个被标示为“司辛”的墓主人是谁，否则他们一定会兴奋地无法顺利完成工作。
因为“妇好”这个名字早在这个大墓被打开并且确定墓主人之前，就早已经被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人员们所熟知。
在此前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中，有两百多片的内容与“妇好”相关。
“妇好使人于眉” 妇好派人到眉这个地方去做事。
“贞：呼妇好见多妇于徉” 妇好在徉地召见众位嫔妃
“贞：妇好不延疾？” 妇好的病会不会拖延很久不好？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妇好这个人打仗和祭祀的记录。
““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征发妇好所属三千军队和其他士兵一万人，前往征伐羌国
“槱，妇好御于父乙。”妇好主持祭奠父乙。
从甲骨文中人们得知，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位王后之一。她地位崇高，深受宠信，为武丁育有太子和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是武丁非常倚重的女将军和大祭司。在整个商王朝也只有一万多人军队的当年，妇好拥有一支不少于三千人的部队。不但如此，她还有自己的封地，就是前面说的佯，她经常住在自己的封地，甚至能将武丁的众多嫔妃召集到自己的封地接见。
在看到这些甲骨文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只是好奇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除了甲骨文之外，在中国历代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完全找不到妇好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当他们打开了那座殷墟唯一保存完好的大墓，清理出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后，他们将在众多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上看到妇好的名字。他们将见证唯甲骨文的记录得到证实的历史时刻。
关于妇好，我们不妨再多八一点。她的丈夫武丁是商王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是那个将商朝国都迁到殷地的伟大的盘庚的侄子。在王位继承人的名单上，武丁本来并不在前列。他的父亲，盘庚的弟弟小乙，也就是妇好主持祭奠的那个父乙，在武丁幼年时期将他送到民间，与平民一同劳作，体验民间的疾苦。当历史阴差阳错把他推上王位之后，这位成长于民间的王便开始了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事业。他的统治，被后世称作“武丁中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这个长度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名列前茅。和几千年后那个在位时间跟他差不多的康熙皇帝一样，武丁也妻妾儿女众多，据说他有六十个妻子，三位王后，妇好应该是他的原配。因为在妇好死后，才陆续有了另外两个王后的记录。
妇好死时只有三十三岁。也许是常年征战，也许是频繁生育，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甲骨文中总有关于她生病武丁向上帝和祖先祈祷占卜的内容。关于妇好和武丁的关系，虽然有不少人更愿意做出浪漫的推测，但楼主俺比较倾向于以下说法：妇好是某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之女，两人的婚姻应该是政治联姻。因为妇好并不是武丁妻子中唯一会打仗的。甲骨文中至少还记录了另外两个女人有打仗的记录。但是拥有自己的封地，拥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拥有在某地征兵的行政权，这样特殊而超然的地位，在武丁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
甲骨文的记录说，妇好死后并没有被藏入王室墓地（这也是她的墓一直没有被盗墓贼光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是被葬在了武丁的王宫地下。有人说这是武丁思念爱妻要让她永远陪着自己的证据。可楼主俺是觉得这种猜想太过浪漫美好了些。周礼中有战死不能葬入王陵的规定，也许在当时也有同样规矩也说不定。埋葬在自己的宫殿里，也许和妇好频频主持祭祀有关。说不定，妇好有祭司的身份。
在关于妇好的甲骨文中有三次这样的记录：
“妇好嫁了吗？”“大甲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成汤已经娶了妇好！”
“妇好嫁了吗？”“祖乙已经娶了妇好！”
大甲，祖乙，成汤都是商室的伟大先王。商人崇拜祖先，一个人一旦死去，便会成为护佑子孙后代的神。这三条甲骨文背后的故事是，武丁在亡妻死后念念难忘，一次又一次为亡妻安排死后的生活，举行冥婚将自己的老婆嫁给自己的祖先，也许是为了让祖先们在地下照顾自己的妻子。
俺只是不明白，一口气嫁了三个祖宗，到底归谁呢？而且，如果真嫁了的话，武丁祭祀的时候该如何称呼妇好捏？
在妇好墓打开之后，一个真实的妇好渐渐出现在人们眼前。她的武器是九公斤重的钺。钺这种武器，只有地位很高的指挥官才能使用。九公斤重的武器也说明妇好同学臂力十分惊人。楼主俺早先的笔记本是7.5公斤，加上充电器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九公斤。别说挥舞了，就是挂在脖子上走上一段路也会腰酸背疼。当然人家妇好常年运动，绝不是楼主一个宅女可比的。不过从这个武器看来，妇好应该不是体弱多病的体制，那前面甲骨文说她老生病，也许是因为身有旧伤？
另外，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的首饰，发簪，铜镜，象牙梳子之类的物品，以及绿松石，玉等宝石饰品，可见虽然妇好同学在战场上勇猛顽强，私底下还是十分爱美的小女人。而这个镶绿松石象牙杯无论从华美的装饰，优雅的线条还是精致的工艺上来看，都符合妇好的审美和爱好。更让俺感兴趣的是，这个象牙杯体型修长而腰细，和妇好墓中出土的其他酒器，如妇好爵，妇好斛有着大体相同的线条，可见妇好同学还是很喜欢这种亭亭玉立又姿态傲娇的小东西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酒器花样繁多，琳琅满目，可想而知，妇好同学也是个酒国高手啊。）
另外有趣的是，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经专家鉴定是和田玉，来自遥……远……的新疆和田。别说在商代，即使是在一千多年后的汉代，西域也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传说。那么在张骞去西域踩点，大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一千多年之前的商代，这些和田玉是怎么来到殷的呢？还有妇好墓中大量发现的贝壳，又是从哪个海边被谁送到了妇好的面前呢？
这两个问题之后俺紧接着冒出的疑问是，雕刻这象牙杯的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大象这种生物是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现在在我们国家唯一还有大象的地方（动物园不算）就是西双版纳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关于象的记录屡见不鲜。甲骨文中“象”字就是一个长鼻子的形象，可见当年的先民们的确是见过大象的。二十四孝中有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的说法。据说用大象耕田的办法，就是让大象把土地踩得稀巴烂，然后把种子撒进去就好。还有大禹驱使大象的传说。然后曹冲小朋友称象的故事大伙儿都听过。后来俺查了一下资料，是说在3000多年前，北方的河北河南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如今发现的亚洲象遗骨最北的地方，就在河北阳原县。甚至在殷墟据说就有大象坑，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和象要比我们现在亲密的多。
不过当时也好，现在也好，在中国的象都是亚洲象。相比起非洲象来，亚洲象的牙比较小，可用于牙雕的部分也就更少。更神奇的是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无根完整的巨大象牙，经专家鉴定，这些都是非洲象的牙。
最后八一下在查资料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1，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和氏璧就是绿松石质地的。2，所有哺乳动物的牙的质地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所谓象牙产品都不是象牙的，而是别的什么牙。其实如果高兴的话，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牙雕点什么东西出来。3，虽然目前国际上禁止了象牙产品的贸易，却没有禁止猛犸象牙产品的贸易。4，河南省的简称豫，据说就来自象。也许这也是当年河南多象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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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9、水晶杯[/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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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杯
“战国。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1990年10月下旬，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的工人在取土烧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洞口，直径不到一米。工人试着用工具向里面探索，结果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瓮响。原来这里是一个古代窖藏。工人们从窖中发现了印纹软陶罐，泥质灰陶豆等器物。当时根据我所能看到的资料，当时这批文物遭到了哄抢。到当地文物部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收集遗物，通过当地政府的协助，后来文物部门收回了7件完整的陶器，和大量的陶器碎片。
这实在是惊险的一幕，楼主俺不得不庆幸当时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个储存陶器的窖，俺们的水晶杯并不在其中。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和考证，认定这个窖藏属于战国晚期。窖坑并不大，开口直径0.8米，深1.4米，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还能露个头在外面。半山镇一代自从80年代就几乎年年都有秦汉墓葬被发现，考古专家们猜测，这个窖藏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在这附近应该还有别的战国遗址，于是他们组织了大范围的发掘。果然就在附近发现了一座战国大墓。在这座被称编为一号的大墓中，一共出土了51件文物，其中有一套原始瓷编钟（原始瓷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陶瓷，工艺相对陶有进步，但相对于瓷则比较粗糙），玛瑙环，琉璃挂件，软玉佩饰，青玉璧等等珍品，当然，最令人们叹为观止的，就是那个水晶杯。
水晶外观晶莹剔透，冰清玉洁，所以古人相信她是水之精魄凝结幻化而成，因此又被称作水精，水玉，千年冰，玉晶。另外水晶在古代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名字即使俺不说，大伙儿也能猜出个大概来：颇黎。关于这个颇黎的问题，俺到后面跑题的时候再说，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主角本身。
水晶的使用可以说贯穿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早在70-2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开始利用从住地附近花岗岩山坡上石缝中采集来的打制石器。水晶也陆续在一些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被发现。而在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期遗址则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水晶饰品：高１．２厘米的水晶耳珰，状似蘑菇，周身磨制光滑，通透如冰，表面富玻璃光泽。其后历代墓葬都有水晶的踪迹，只是由于水晶文物在数量上远远不及玉器，因此知名度也相应低一些。
俺从网上找了一些具有相当高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水晶器转贴过来，给大家看看。
第一件是：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水晶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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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郊仙鹤观东晋名臣高崧家族墓出土水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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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黔国公沐睿墓出土水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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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晟夫人许氏墓出土刻梵文水晶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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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我们的水晶杯。
据说当年这个水晶杯出土之后被送往北京做鉴定，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见到水晶杯曾手捧水晶杯激动不已地赞叹：“国宝，绝对的国宝。”水晶的硬度是摩氏七级，且质地比较脆，相较于其他玉石宝石之类制作难度比较高。俺找了一下战国时代其他的水晶器作参考，发现一般来说当时的水晶器以打磨为主，水晶身上打磨的痕迹显而易见。而且通常来说物体的个头儿比较小，多数是水晶珠，水晶坠饰之类的东西。这个水晶杯的稀有之处在于她是由一整块水晶打磨而成，经过细致的抛光处理，是我国早期水晶器皿中个头最大的。这么大的形体必然增加了制作的难度。而这么大的一块完整的高品质水晶也是极其罕见的。无论是原料还是工艺上来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都是出类拔萃的。
当然真正令广大淫民所惊叹的，不仅仅是原料工艺，而是她和俺们今天所用的玻璃杯极其接近的外形。关于为什么水晶杯那么像玻璃杯，楼主俺遍搜网络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俺相信这绝不是穿越去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水晶，而不是玻璃。请问如今那个穿越的同学家里有这种样子的水晶杯呢？
正经点，讨论一下水晶杯的形状。根据杭州历史博物馆的洪丽娅女士的《杭州半山战国墓出土玉石器材质研究》一文中的观点，“战国时期由于玉石加工工具砣在材质上的改变，使玉器碾琢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此期的玉器中显示线条锋利挺劲、准确流畅的工艺特点。因此对于宝石中硬度较高，达摩氏7度的水晶来说，使用金刚砂类中间介质对其加工，是可实现的。”
砣是一种打磨玉器的砂轮。主要原理就是用锐利坚硬的磨料对对较软的材料进行磨削。按照上面引文的意思来看，应该是说，在这个水晶杯的制作过程中，工匠们使用了金刚砂作为砂轮的主要材料对水晶进行打磨。金刚砂的硬度非常高，大约在摩氏9度左右，今天工业上打磨镜面就是使用金刚砂作为磨料的。还有清代的鼻烟壶，都是用金刚砂掺水注入瓶中摇晃用来打磨内胆。
俺曾经怀疑金刚砂最早在现代工业中使用是在1891年，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有条件是用金刚砂吗？搜了很久资料，发现了一篇报道：国哈佛大学的华裔研究人员陆述义等人发现，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经在使用金刚石和刚玉来加工玉器饰物。研究人员用现代物理方法证明，中国人最早使用金刚石和刚玉，他们一度掌握的技巧，用现代加工方法也难以企及。
当然，金刚石和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金刚砂还是有区别的。但是玉器行当里很早就有把金刚石，石英等硬度很高的矿物捣碎成砂状制作成“解玉砂”用以打磨刚玉的方法。即使战国时代所使用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刚砂，也应该是解玉砂一类相当硬的磨料。
在洪丽娅女士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表述：“从水晶杯简洁的制作工艺来看，它与从该墓同时出土的玛瑙器和软玉器的制作工艺相同，体现出战国时期玉器加工的典型特征。”这个典型特征是什么呢？在俺看来，也许就是简洁的流线型轮廓，和极为简单的装饰。实际上，玛瑙和水晶器物都没有雕饰，即使是质地相对柔软的软玉器，雕饰也是非常简单的线条。这在先秦的器物中并不多见。下面有一张当时出土器物的图，大家可以自己比较判断一下。
水晶杯和几千年后日常所用玻璃杯极其相似，这也许是既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战国时期的古人在用一块巨大的水晶磨制器皿时，限于制作水平而选择这样的线条轮廓来达到美观，实用，并且降低制作难度的目的。几千年后的人们所使用的这种形态的玻璃杯，也一样有着经济耐用和美观的特点。虽然材质不同，制作手段也不同，但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俺表述明白没有？）
这个水晶杯是属于谁的呢？
在所有的资料中，关于水晶杯被发掘的地方，只有战国墓三个字，这是谁的墓，是什么年代，都无从知晓。墓中的木炭经碳14测定，距今为2252正负78年；陶器经热释光测定距今为2380正负116年，大致年代应该在战国中晚期。
杭州在战国本属吴国，吴国被灭后并入越国，后来越国被楚国吞并，于是这里又成了楚国的领地。从这座墓所出土的丰富器物来看，甬钟，玉器说明墓主人地位崇高；水晶杯，玛瑙环，琉璃坠说明墓主人生活优裕富贵，且从墓葬的形制看，至少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或者军事首领。这就更令墓主人身份成疑，他可能是吴国的贵族，也可能是越国的占领者，也可能是楚国的官员，他究竟是谁呢？
直到十年之后，这个谜团才被揭开。
1999年1-8月，为配合杭州绕城公路半山石塘立交桥建设，杭州市文保所（考古所）在半山镇石塘村一带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2万平方米，共清理分属战国、两汉及晋、隋、唐历代古墓葬 300座，出土各类随葬品5000余件，其中大量精制的战国玉、石器，汉代铜镜及晋、南朝越窑青瓷极其珍贵。（注意八卦点：这里所提到的要修建的杭州绕城公路目前被一个商人A所承包经营，前段日子因为与我国一著名国际女明星的绯闻而闻名八卦界，具体的俺就不在这儿扫大家兴了，汗。）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在距离一号战国墓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座战国墓被发现。墓中出土了出土15件瓷器和陶器。它们和出土水晶杯的战国一号墓中的硬陶器几乎一模一样。其中原始瓷兽面鼎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件。它整体上是个三足鼎，浑身布满“S”形花纹。一只兽头高高地爬在沿口上，对面的沿口上则有一嘟噜尾巴，首尾俱全。（下面的图，第一张是这次出土的原始瓷兽面鼎，第二张是战国一号墓出土的原始瓷甬钟，大家可以自己对比）。
这已经充分说明二号战国墓和一号战国墓同属于一个时代，甚至两个墓的主人应该来自同一个家族，二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界定对一号墓水晶杯主人的身份认定很有帮助。令人兴奋的是，这次出土的玉石器中有两片扣合式剑鞘，10余件兽面纹剑首、剑格、剑秘等剑饰，其中两把剑饰中刻有鸟篆文“越王”和“越王之子。
让俺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吧，史学界目前关于这两个战国墓的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没有说法，俺瞎猜也不好。老实说，八这个水晶杯八的俺一点都不爽，因为水晶杯被传的到处都是，可是与之相关的史学资料却凤毛麟角，最可悲的是连发现者杜正贤先生自己也都很少提及她。当年亲手发掘水晶杯的杜正贤先生有一份辉煌的考古履历，由他主持的「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和「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五度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到当前为止，全国共评选150项「年度十大」，他一人就独占五项，这在中国考古界是绝无仅有的。
可是在杜先生的履历上，我们看不到水晶杯的踪迹。也许对历史学家来说，水晶杯或许神奇，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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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0、晋侯苏编钟[/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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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侯苏编钟
“西周厉王时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
先说点题外话：这两天看杂志，其中一幅图片让俺狠狠地震撼了一下。那张图片跟咱们要说的编钟或者文物国宝没啥子关系，那张图片里全是飞机。几千驾飞机，各种型号，整齐排列。从天空鸟瞰下去，密密麻麻，乍看还以为是某种菱形图案的织物，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是很多很多的飞机。那是美国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这里收留了4000多架美军退役飞机，人称飞机墓地。
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大象墓地。据说大象临死前会预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于是他们会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在那里死去。所有的大象都在一个地方死去，那个地方于是成了象牙走私者的天堂。他们从这里偷走死去大象的象牙运到外面去赚取天量的金钱。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和冀县相邻的地方，分属于两省的曲村和天马村一代也成了靠偷盗为生的一群小偷的天堂，当然这里不是大象墓地，比大象墓地更令人震撼，这里是晋侯墓地。这里埋葬着晋国的十九位国君和他们的夫人。而且有趣的是，除了一座陵墓是一位晋侯和他的两位夫人之外，其他的墓葬全部都是一位晋侯一位夫人。今天我们要八的晋侯苏编钟就出自这十九个陵墓中的一个。
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晋侯苏编钟也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话说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专家谢元璐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之后，当地就一直在进行着堆遗址的探查工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十九位晋侯的陵墓陆续被发现，史学界和盗墓界都为之轰动，一时间曲沃冀县两地各路人马云集，有考古的也有盗墓的。在百度百科上还记载着一个故事：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熗、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熗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就是在这样疯狂盗墓的环境下，属于晋侯苏的十四枚编钟在考古人员知道其存在之前就已经流出了国境。这中间有过怎样的曲折辗转如今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幸运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慧眼识宝，当得知香港某古玩店有不知真假的编钟出售时，仅凭照片就确认是真品，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将这十四枚编钟购回研究。如今这十四枚编钟藏于上海博物馆。
俺以前说过，西周青铜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工艺和体型大小，更在于它身上的铭文，对历史记录所起到补充，修正，和映证的作用。基于某种个人原因，楼主俺特别喜欢晋侯苏编钟，因为它证明了古往今来第一八卦主笔史小迁的记录也不都那么靠谱。
有了虢季子白盘的经验，俺们大概都晓得所谓晋侯苏编钟的意思，是说这组编钟是属于一个叫做苏的晋国君主。历史学家们在史料中找到晋国历史上有一位晋献侯的名字叫藉，又括号注明也叫做苏的，考虑到繁体的苏字长的比较像藉字，他们俩通假一下也是可能的，所以专家们认定这套编钟的主人就是晋献侯。（不用俺解释啥叫编钟吧？）
这套编钟在被上海博物馆购回的同一年，在山西曲沃的抢救性发掘中，在一座大墓里又发现了两枚编钟，形制与上海抢救回来的一模一样，而且这两枚编钟身上的铭文也和上海那十四枚能够连起来，显然他们是一套。这一套共十六枚编钟身上的铭文记述了晋侯苏随周王征讨夙夷大获成功并且受到周王赏赐的经过。铭文内容如下：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北□□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敦伐□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晋侯苏(7)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前(13)文文人人其严在上，翼在下，□□ (14) □□,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
说明一下，括号里的号码是刻有这段话的编钟的号码，那些框框可不是此处删节十八禁的字，而是古代所用生僻字，电脑字库里找不到也显示不出来的字。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在位的第三十三年，周王视察了东边和南边。“正月初八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成周，次日挥戈东方。三月方死霸（方死霸，西周月相纪时法的五个词语之一。月相纪时法是根据月光的消长变化来描述时间的纪时法。方死霸有说是指二十三四日至下月一二日）到达一个地方，大军分成行列，迈向将要攻击的战争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从左边攻击一邑，从北边攻击另一邑。两邑被攻占后，周厉王前来巡视参战的部队，部署对一座城市的进攻。周厉王的到来，让所有的夷人惊恐而逃，王师大获全胜。班师返回成周后，周厉王隆重赏赐了晋侯苏巨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晋侯苏铸造了这套编钟。”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里面所提到的晋侯苏是晋献侯的话，那么这里面王是哪一位呢？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侯是在周宣王六年即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那么显然这里面的王不会是周宣王。周宣王之前的天子是周厉王，但那时晋献侯还没有登位，而铭文中明确提到主人的身份是晋侯，这么说来无论是宣王还是厉王都不符合《史记》的记载。那么晋侯苏会不会不是晋献侯呢？考古学家们对出土那两枚编钟的大墓进行了碳十四测定，结果显示晋侯苏死于公元前808年（前后误差8年），这就与晋献侯死于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的记录吻合，确认晋侯苏就是晋献侯。于是俺们也就知道，是《史记》出错鸟。
对于这个错误，目前史学界是已经形成了共识，但究竟那位王是谁，至今还有分歧。虽然在本文开篇俺贴的官方资料里注明是周厉王时期，但也有海外学者提出质疑。要把这件事情说明白，就不得不提我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国人暴动。
所谓国人，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国人的反义词不是外国人，而是野人，住在农村的人。话说周厉王时代，为了应付连年征战，周厉王大肆提高税负，并且禁止民众非议国家，一时间民不聊生，怨言四起。要不怎么说城市人民有觉悟呢，别说陈胜吴广了，比他们早了一千多年，老百姓不满意了也会起来造反。当时国人们暴动，包围王宫，导致周厉王仓皇出逃到了一个叫做彘（zhi4）的地方。（没错，就是刘野猪的那个彘）。
周厉王逃走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处理，史称共和行政。（楼主有话说：什么叫穿越，这才叫穿越呢。）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共和元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元年。这一年同时是周厉王在位的第三十七年，也就是晋献侯苏随王征战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如此，晋侯苏编钟的铭文倒是映证了周厉王连年征战的说法。
当然，海外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他们首先不同意周厉王在位有三十七年之久，其中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如果他在位这么长时间，那么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周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留给周懿王到周厉王之间的五位王的事件只有区区二十五年，显然是不够的。当然这个论证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对楼主来说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天文历法知识，所以楼主俺只知道结论，不知道更具体的逻辑过程。于是对他们的这个看法也无从发表意见。
不管怎么样，目前国内主流史学界的意见相对统一，那就是说铭文中所记载的是公元前846年晋献侯随周厉王征讨夙夷的事件（BTW，这件事情在史书中完全没有被提及，也被视为史小迁的一个失误。俺觉得这倒有失公允，比史小迁早的左传尚书之类不也都没提么？）。
时间年代确定了，但他们的行军路线和征讨对象到底是谁，却还有争议。
在铭文中提到，部队在正月初八从宗周（西安）出发，到达成周（洛阳）的日子是二月二十二。看到这句的时候楼主俺不禁感叹，这是什么样的速度呀。话说今年春节楼主俺从北京开车去西安，在下雪部分路段封路，部分路段大堵车，部分路段大雾，以及不得不绕行一段路的情况下，用了十七个小时才完成这个旅程。其中从洛阳到西安的一段路，开车走高速，夜路的情况下走了四个多小时。当然俺不是要求三千年前的周厉王同学跟俺们二十一世纪的高速公路交通网作比较，但是至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下的同学们根据楼主俺的非典型性行程大致也能估摸出西安到洛阳的距离，然后我们再回看当时他们所用的时间，不得不说，还是很慢啊。
不过考虑到天子出行的繁琐仪仗，大部队（那时可没有骑兵）行动本身的缓慢，这样的速度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但楼主俺还是要感叹一句，带老板出差，真的很麻烦耶。
好了，楼主俺发表完谬论了，来看看专家们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法。
既然是打仗，那么总要有对象。铭文中提到的夙夷究竟是谁？发现了这套编钟的马承源先生和前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都认为是指宿国。宿国姓凤，据传说是伏羲的后代，周初分封诸侯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前代的尊敬，周王室除了分封同姓诸侯和功臣之外，也找到三皇五帝以来历代圣贤的后代封以小国。宿国，就是这么来的。
宿国在今天山东东平县。
铭文中提到到了某地后，周厉王向晋献侯下令从左边攻击一个地方，他自己从右边攻击一个地方，对敌人形成夹击之势。这两个地名由于字库的关系显示不出来（不只是俺的电脑，而是所有的网上资料都显示不出来，包括期刊的pdf文件），但是马先生和李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两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山东郓城和汶上西。据说郓也有太昊之后凤姓的说法，跟宿国是同姓。有了这两个地点之后，两位先生就推测，这场战争发生在古大野泽北，梁山一代。
但是这个说法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大野泽又叫巨野泽，在古代是一个大湖，在西周春秋时代是鲁人的活动中心。后来五代之后由于黄河改道以及河道淤积等原因，这个大湖南部逐渐淤积干涸，北部则变成了梁山泊。至于这里后来被诸位英雄们发扬成了革命圣地的光辉历程不在今天讨论范围之内，俺就不丧心病狂地跑题了。
质疑两位泰斗的人的意见，俺倒是有些赞同。既然大野泽是鲁国的势力范围，而鲁国作为历代辅佐周王室的肱骨之国，为什么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完全没有任何踪迹呢？即便编钟铭文没有提到，连本就是鲁国史书的左传也没有提到，这未免奇怪了些。
这里先插花一下，说说鲁国和周王室的关系吧。很多人都知道周室分封诸侯，最重要的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姜太公的齐国，一个是周公旦的鲁国。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在文王去世后，他先是辅佐武王伐商夺取了天下，在武王去世后又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成王，并且制订了周礼，堪称万世楷模。周公旦被封鲁国后并没有赴任，而是继续留在王室辅佐几代天子，前去鲁国的是他的长子伯禽。后世的鲁国国君，都是伯禽的后代。周公旦死后，他的次子君陈则继承了周公的爵位，以后历代周公都是君陈的后代。在西周和春秋的历史上，历代周公始终是作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主宰着历史的进程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鲁国对周王在自己境内的军事行动没有反应时很说不过去的。对此，河北师范大学的周书灿先生提出，周厉王所征讨的并不是宿国，而是居住在江淮流域的邦族。并且由这个结论推断出了晋侯苏编钟本身的一个谜题的答案。
专家们在研究晋侯苏编钟的时候发现了三个很奇特的现象。十六枚编钟虽然是一整套，但具体到形态细节，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样式。对此有些专家的解释是这套编钟是不同时代所铸，可是既然是同一套，为什么要分开铸，目前无解。另外，这套编钟和其他青铜器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铭文不是铸出来的，而是用刀在钟面上刻出来的。第三，经检验，这套编钟的合金成分和墓中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明显不同。
青铜器是非常坚硬的，因此历来青铜器铭文都是在做模具是就刻上去，然后浇铸出来的。用刀去刻字，属于即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套钟和别的青铜器成分不同？
周先生根据学者高志喜先生所作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而是在江南铸造的推断，进一步推测，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江淮一带，战争胜利后，受到嘉奖的晋献侯就地铸造了这套编钟运回成周。
于是俺顺理成章地猜测，回到成周后，周厉王赏赐了许多奖励，晋献侯于是命令工匠在已经铸造好的编钟上刻写铭文。但是为什么晋献侯在第一次铸造的时候没有加铭文。须知西周青铜器最大的特点，就是铭文。莫非晋献侯知道会在后面需要补充铭文么？所以俺的猜测看起来也不那么靠谱，呵呵。
下面是跑题时间，俺想八一件和晋侯苏编钟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九杆子，十杆子却很打得着的事儿：曲沃代晋。
也许是当年看左传被困扰了很久的原因，楼主俺对曲沃这两个字十分敏感。因此当看到晋侯墓地在曲沃县的时候，立马就想起了这个十分著名又十分悲摧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的开头却很有喜感。
话说本篇的主角晋献侯死后，他儿子即位，后世称作晋穆侯。晋穆侯同学跟老爸一样经常跟周王一起出去打仗。有一年他随周王攻打条戎和奔戎，结果打了败仗。打了败仗自然心情不爽，回到家正好老婆生孩子，晋穆侯正在抑郁，还要被追着给孩子起名字，于是顺口起名仇。其中积郁不忿之情昭然若揭。大概是觉得被这孩子给祥瑞了，晋穆侯一直不喜欢自己这个长子。三年后，晋穆侯又去攻打千亩的戎族大获全胜，这口鸟气才算出了。班师回朝的时候又赶上老婆生孩子，这次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晋穆侯为自己的次子起了一个很帅的名字：成师。
当时就有大臣师服提出异议，说起名字是件大事儿，您得起的有力有礼有节，哪儿能随着心意乱叫，高兴了就起个好名字，不高兴了就起个坏名字。而且一看名字就知道太子没有次子受宠，这以后肯定要出乱子的。
话是这么说，起都起了还能怎么样？何况晋穆侯确实不喜欢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其实看当时的记录会觉得古人很有意思，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偏心的要命。郑庄公就碰上一个偏心的妈，因为自己难产就老是背后下绊子，跟后娘养的似的。仇则碰上了一个偏心的老爸。
不过仇运气还好，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踏踏实实地继承了晋侯的位子，踏踏实实地在任上死去（好吧，诸侯国君是没有任期的，都是在任上死的），踏踏实实地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昭侯。昭侯一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叔叔成师给封到了曲沃这个地方，史称曲沃桓叔。
读历史一个窍门，大凡看到谥号是桓字的家伙，多数都不怎么安分。昭侯为什么要封桓叔，已经无从考证，只能瞎猜。俺的猜测是这样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成师已经五十八岁才分封，说明他在老哥手下过得不怎么得意。仇同学活着的时候肯定对这个弟弟比较忌惮，并且处处压制。到了昭侯即位，晚辈对长辈，欺负不得，也不放心放在身边，索性封个封国让他自己做土皇帝去算了。
当然俺这猜测有很不靠谱的地方。那就是由于曲沃曲村晋侯墓遗址的发现，历史学家们认定这里就是晋国的始封之地。也就是俺们常说的龙兴之地。如果真的是想息事宁人打发走成师的话，昭侯为什么要把自家的龙兴之地封给他呢？这就像顺治皇帝把关外龙兴之地封给多尔衮一样不靠谱。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此时的成师势力已经壮大，羽翼已经丰满，昭侯已经无法压制他了。另外一个佐证是，曲沃城比国都的规模还要大。把这么个地方封给自己的叔叔，昭侯如果不是被迫的，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占据了最重要最大的地盘的曲沃桓叔成师同学自然也就成了晋国最大的腕儿。七年后时机成熟，曲沃桓叔在国都的内线潘父杀了昭侯迎纳成师进京，但是遭到晋人的坚决抵抗，潘父被杀，曲沃桓叔无功而返。如此看来，虽然曲沃桓叔表现出贤明爱民的形象来，但还是跟司马昭一样，小心眼被大伙儿都摸得挺透。
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但从此后曲沃历代君主就没有断了吃掉晋的心思，一代又一代地发动战争，暗杀，颜色革命，甚至联合其他国家和周王对付晋侯。经过祖孙三代的不懈努力，用了整整六十七年时间，期间杀死五任晋君，驱逐一位晋君，最终终于打败晋国取而代之。史称曲沃代晋（因为晋的国都在冀，所以也称曲沃代冀）。
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是曲沃武公，革命成功后就被封为晋国国君。此前的晋君称侯，此后的晋君称公，晋武公的孙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重耳。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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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11、太保鼎[/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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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保鼎
“西周初期。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就像许多国宝文物出土的经历一样，太保鼎是几个农民在锄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时间是道光末年（也有说咸丰年的），地点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水泊梁山。话说楼主俺每次坐火车穿行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甚至青藏高原的时候，看着外面大片大片广阔农田，都忍不住浮想联翩，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机缘，这里就会向后人说出一些被时间淹没了的故事。
感慨完毕，继续八卦。
就像之前八过的几个出土于清代的青铜器一样，这个太保鼎在最终落户天津艺术博物馆之前，也曾经有过几番转手，销声匿迹，无私捐赠的曲折经历。太保鼎也不例外。与之一同出土的一共七件青铜器（被称作梁山七器）一开始被山东某豪族收藏，继而陆续离散，只有太保鼎的流传经历被记录了下来。这个过程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是徐世昌。
现在或许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徐世昌这个名字，但是如果我们把日历向前翻一百年，就会发现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如何显赫，如雷贯耳。他的履历中最高的头衔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为曾任溥仪帝师的大学士，徐世昌不但有着极大的权势，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功底，和对青铜器的浓烈兴趣。上世纪初期，徐世昌在好友柯凤初的介绍下见到一个古玩商人的藏品，这其中就有太保鼎。
相比起其他西周青铜器来，太保鼎的形制十分独特：直耳，耳上有垂角双兽，作攀附状。腹壁四隅起棱脊，腹饰兽面纹及垂叶纹。尤其奇特的是柱足，上面饰兽面纹，有棱脊，中部附圆盘。正是这样特殊的外形让徐世昌一眼就辨认出这件稀世珍品。他立即将太保鼎买了下来，珍藏家中。直到1958年，太保鼎才由徐世昌的孙媳妇捐赠给了天津文物局，再由天津文物局转赠给天津艺术博物馆。
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总是觉得传奇。那是我们民族最黑暗沦落动荡的一段时期，但也是文物丰华，人才辈出的年代。那样的动荡和黑暗并没有让人们绝望，无论是前朝遗民也好，还是当朝权贵也好，不管是遭遇了怎么样的起伏和压力，经历了什么样的惊险和兴衰，无论政治立场和个人际遇有什么样的天差地别，他们始终有着对这个民族深厚灵魂的爱，这种爱让他们可以倾尽家资收藏宝物，又可以不计代价慷慨捐献，所思所想皆从国宝出发。就像上面某位同学所说，真正的历史，不是某宇宙国说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是融入血肉之中，沁入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血脉。
让我们从头来认识一下召公，以及召公奭这个人。
相比起周公旦来说，召公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首先是关于他的身世，他究竟是武王的什么人，古今史料众说纷纭，历代学者们也都有不同意见。如果现在去看百度百科，度娘会教导我们，召公是文王的庶子，武王和周公旦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最早是在东汉时的八卦百科《白虎通》里出现的，更早的史记，左传，以及尚书中都只提及召公是周室同宗，并没有兄弟的说法。比白虎通更早的根据，则是先秦文献《逸周书》中写到召公与周公“内弥兄弟”一句话，有人认为因为两人是兄弟，才能共同解决兄弟之乱。这个说法……楼主俺是不大认同滴。
此外，史书上记载，武王得到天下后封赏有功之臣，召公奭被封在了燕国。关于这个说法，历代以来有很多争执，因为在那个时候燕国，也就是现在北京一带还是边远地区，连古今第一八卦主笔史小迁同学在写到召公封地燕国时也出了差错，把这个燕国和另外一个给弄混了，可知这个燕国有多偏僻和隔绝。所以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召公的封国在燕可能是个笔误，甚至有人根据召公周公分陕而治的说法认为召公的封地就在宗周周围一带。
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虽然年代久远，虽然记录不详，但只要机缘到了，迷雾总能被厘清。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琉璃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这次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一个堇鼎，堇鼎的铭文其大意是堇奉匽（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受到太保赏赐。
史料上明确记录的是当召公被封在燕国时他并没有去燕国就封，而是让自己的长子去燕国任国君。在西周的分封制度中，诸侯国君在自己的国家里时君主，在宗周周王的面前则是大臣。王朝中没有职位的诸侯就在自己的封地里做土皇帝，而有职位的则留在周王身边任职。（这是早期，到了后期，即使有职位的诸侯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封国，只在每年固定的时候去老板那里开会。俺在琢磨，不晓得这算不算远程办公？）召公和周公一样，因为有职位在身没有赴封国就封，却让自己的长子做了燕国国君。但燕仍然是他的封地，他仍然享用燕土地上所生产的一切物资。看过《红楼梦》的同学们肯定对黑山庄的乌进孝往贾府送年货的情节有印象，那是因为黑山庄是贾府的领地，因此黑山庄每年要向贾府送物资。堇鼎上所记载的堇同学干的就是乌进孝的差事，他从遥远的燕国将物资送到宗周给召公，召公奖励了他。这个鼎的发现，证实了召公封国在燕，且那个燕就是后来战国大大有名的燕国。
弄清了召公的封国，也能从另一方面来讨论召公的身世。如果他像周公一样也是武王的兄弟兼有功之臣，封地又何至于在遥远偏僻的燕国？因此楼主俺是认为召公奭也许就是武王的同宗远房兄弟。
成王时期，召公奭任太保。
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所谓三公，历代都有不同的内容，但无疑都是各自时代地位崇高的象征。当年袁绍起兵时号称四世三公之家，意思是他们家祖上连续四代人都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他自己纠结十八路诸侯反董卓，也是以此为噱头。能忽悠到十八路诸侯，可见三公这个招牌有多响。
西周时的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史书记载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后世人喜欢怀旧，没事儿弄出个庞太师，十三太保之流，算是毁了这俩词儿。其实太师在西周是也叫太宰，或者冢宰，总理朝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丞相。与庞太师之流决然不同。（看十二国记的同学们肯定不陌生，并且，由于十二国记是按照周礼来做的设定，因此同学们也相应会明白周公就相当于周王的麒麟啊。）而太保则是监护辅弼国君的官员，简单说，就是小天子的监护人。
只有在说明白了这两个区别，俺才好八下面的事情。
话说武王死的早，当时他儿子成王还小，周公和召公分别任太师和太保，一个总理朝政，一个监护年幼的成王。武王还有三个弟弟，在当初分封诸侯的时候分别被封在了管国，蔡国，和霍国，因此后世叫他们管叔，蔡叔，霍叔。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人散布流言，“公将不利孺子”，暗示说周公意图篡位，史书记载：“召公不悦。”关于这件事情，究竟是因为周公权力过大引发召公不悦，还是因为管蔡散布流言召公不悦，这属于细节争论，反正这一类的争论历代以来从未断绝，俺们大概知道有这些分歧也就行了，没必要细究。总之，召公疑周公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而周公对此的应对是：“我之弗辞，我无以告我先王。”
这段记录见于《尚书•金滕》。关于具体含义，又是一个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周公为自己辩解：我不避嫌地摄政，是为了不愧对先王。也有人说周公发牢骚：你们都这么说我了，我再不走，诽谤加身，日后没办法见先王了。
总之，不管是哪种解释，这段记录都是在说周公受到了冤枉，并且这样的冤枉已经惊动了他本人，不得不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而不能保持沉默。不但如此，周公还专门做《君奭》向召公奭表明自己的清白。这篇文章中，周公有理有据地为自己辩护，希望获得召公的支持和理解，助他共同辅佐成王继承文王的功业。写完这篇文章，周公就离开了宗周。（怎么觉得有点像出师表捏？）
这之后，周公离开了宗周到东方居住了两年。这两年，就是在他自己的封国鲁国度过的。而在他不在宗周的这两年里，朝中大事完全由召公奭主导。《明朝那些事儿》看多了，看到这样的情节会不由自主腹黑起来，如果是政敌，这个时候只要顺势踩一脚就能踩得对方一辈子也翻不过来。但是当时却不是这个样子，两年后周公回到了宗周，在召公的协助下共同东征讨伐管蔡，继而攻打更东边未臣服的殷商遗族，并且大获成功。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由于东部大片地区被“解放”，宗周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管理东部已经不大得力，因此周公决定在东边营造新的都城，“使召公先相宅”。什么叫相宅呢？俺的理解就是看风水。在《尚书•召诰》中记载这件事情的顺序是这样：王要在洛邑建都，让召公先去看风水，然后王和周公再施施然搬家。这里有个暗结是历来为研究周史的人争论不休的，就是究竟是王让召公先去的，还是周公让召公先去的。
即使在现代看来，胡总出门，打前站的肯定不会是令总管，自然也不会是温宝宝，一般来说，都是外交部长。这中间的学问在等级森严的西周更是深奥。于是，光明温暖派认为召公和周公合作无间，并不介意这种面子上的事儿；暗黑扭曲派则认为周公实际上是在和召公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他获得了周成王的支持。
据说，据说，在周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代为祭天，写了一个纸条（难道不是刻了一个龟甲？）用盒子封起来放在祭坛上，然后周武王就死了。管蔡制造流言的时候就说，周公在那上面写的是诅咒武王快死的内容。等到周公离开了宗周之后，周成王让人打开盒子，却发现周公写的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武王的健康的内容，于是大为感动，从此对周公无比倚重信任。
楼主俺自己的看法呢，是觉得猜测这些很无聊。周公和召公都是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两人的交往一定是以周王朝的安危为第一前提，其他的至于私交也好，恩怨也好，斗争也好，都是在不伤及这个前提的条件下展开的。于是我们这些几千年后的人何必去费心思讨论两个人到底是勾心斗角还是精诚合作，只要看结果就好。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周公召公合作的模式延续了很多年，主宰了西周王朝大部分的政治走向。
离题万里俺也要拽回来。继续说召公。
话说，周召二公比肩并立，但是千百年之后，人们只知道周公而不了解召公（别狡辩，你知道召公的召字怎么读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说实话，俺也不知道。在俺所能看见的资料里，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也许有人研究了，却没有答案。下面是楼主俺的个人猜测：
先说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甘棠遗爱。在说这个故事之前，俺又要扯点别的东西。那就是召地。召地是召公在王畿的封地。王畿，就是首都附近。怎么又封地？前面不是说他的封地在燕么？俺看到的解释是召公有两块封地，一块是燕，一块是召。召在王畿，应该是召公任职王朝时落脚的地方。之所以称他为召公，也是因为这块地的缘故。召是公爵国，燕是侯爵国，如此看来，虽然召地没有燕大，地位却很高。召公的次子袭召公位，历代召公都是召公奭次子一脉，这与周公一样。所以俺强烈怀疑周公旦在王畿也是有封地的。
俺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召地。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召公在一棵甘棠树下待过，在这里乘凉，打盹，以及处理公务。问题是召公去世后很久，人们还在唱一首歌，“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大意：谁都别动这棵甘棠树，这是召公办公的地方；谁都别动这棵甘棠树，这是他睡觉的地方；谁都别动甘棠树，这是召公乘凉的地方。
在很久很久之后还能被老百姓这么惦记，可见召公是多么受老百姓的爱戴。问题是，那可是奴隶社会时代，居于如此高位的人受到普通百姓的纪念，其个人品德高洁是可以想象的。
与周公做周礼，平叛乱不同，召公流传下来的是这样更草根更亲民的形象，也许这也就是他没有周公出名的原因。也许他所做的许多都是具体而琐碎的事情，而周公则是从国之根本的礼乐入手，规范人们的举止礼仪，传到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总是周公这一派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召公就比不上周公，毕竟，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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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align=right]来自天涯[/align]
[ 此帖被笙歌醉在2012-07-27 20:33重新编辑 ]
千千今天没有出现。。。。。。。。
